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这次会议。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向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提出，在中共六大会址建立纪念馆，得到普京热情支持。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2017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就此专门致辞），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个历史事件，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宝贵历史。修复中共六大会址，建成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发扬中俄传统友谊，坚持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第二，准财产化的设想。“准财产”被定义为一种类似财产利益的范畴。准财产利益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关系权利机制来模拟财产的排他性框架。对于准财产化的设想，美国学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前者是将欧盟知识产权框架运用于个人数据，即在赋予个人数据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照道德权利，如保护数据完整性、准确性等权益。后者是通过合同许可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使用，实际上是以美国信息交易法案(UCITA)为基础。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准产权，提供事后保护，以防止第三方使用受保护的信息。㉒

时值中共六大90周年前夕，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六大伟大历史意义的阐述，东北人民不由得想起唐韵超率中共满洲省委（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前后的一些事情。

一、担任满洲省委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团团长

唐韵超（1901—2005年）原名唐宏经，出生于大连金县(今金州区)满家滩唐家屯。因家境贫寒，入私塾1年半辍学，1916年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大连机车厂前身）做工。1923年12月2日，他与工友傅景阳（1900—1942年）等进步青年在今黄河路658号召开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大会, 创建了大连最早的中国人工会组织（1924年改称大连中华工学会，成为大连市总工会），担任工学会夜学部干事。1925年12月，在工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1926年初 ，唐韵超经大连第一个共产党员傅景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与领导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四二七”罢工。傅景阳因领导罢工被捕，唐韵超接任他的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长职务，冒着被捕的危险，四处奔走，争取全市工人阶级和国民政府等全国进步力量的声援，取得东北工人运动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百日大罢工的胜利。1926年10月，唐韵超被大连日本统治当局逮捕，经党组织营救，1927年2月获释后赴沈阳工作。1928年3月，唐韵超奉调进入刚建立的中共满洲省临委,担任省临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8年4月初，中共满洲省临委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六大的通知。通知规定满洲省委代表名额5人，4月末到哈尔滨集合，赴莫斯科参会。时间紧迫，省临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由唐韵超、于治勋、朱秀春、王传壁（王全福）和张任光组成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除团省临委书记张任光外，其他4人都是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日本警察追捕从大连转移到沈阳的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会积极分子。省临委决定由大连工人运动先驱唐韵超率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抵哈尔滨，与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六大“特约代表张国焘”[1]接上头。张国焘（1897—1979年）对唐韵超说：为躲避敌人，解决南方代表北上途中语言容易暴露的问题，满洲省委代表团要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南方各代表团偷越国境，为他们应答可能遇到的盘查和语言交流。唐韵超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三次往返哈尔滨—满洲里，护送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的中共六大代表至中苏边境。在满洲里秘密交通站的铁路边上，有两辆苏联人赶的马车，标有“67”和“69”的号码(满洲里市委、市政府在国门景区修建的“中共六大展览馆”展出图片上的标号；唐韵超回忆录：马车一辆标号“76”，一辆标号“77”）。六大代表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只要交上火柴棍，不说话就可以上车，偷渡到苏联境内后换乘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目送六大代表坐上苏联人的马车走了，唐韵超在满洲里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乘火车返回哈尔滨，当晚再护送一次六大代表。完成上级交办的护送任务后，唐韵超偷越国境，当晚在苏联境内登上火车，经过赤塔、伊尔库茨克，穿越茫茫西伯利亚，整整坐了7天火车，到达莫斯科。

在中共六大上，唐韵超受益最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1898—1976年）。70多年后，年近百岁的唐老曾满怀深情地回忆：周恩来担任六大主席团秘书长，是会议的“中心人物”，“他知道各地代表的情况”，针对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工人同志多，对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所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听不懂，“会议讨论时讨论不起来”的问题，周恩来亲自到满洲省委代表团参加讨论，对布哈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解释，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问题，并教给我开讨论会的方法和怎样发言。

二、在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唐韵超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是东北地区党内级别最高的人。中共满洲省临委书记陈为人（1899—1937年）与省临委组织部长吴丽石（1899—1931年）商议：根据“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工人化”的六大精神，推举唐韵超为满洲省委书记。唐韵超从莫斯科回到奉天（沈阳）后，对此坚决反对。他坦诚地说：满洲省临委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仅一年时间，委员们刚熟悉自己分管的业务,各项工作刚走上正轨，这个时候不宜调整领导班子；再说“我刚扔下锤把，从工厂上来不到两年，文化水平又低，政治理论修养和政治判断能力不足，我担任省委书记有什么好处？我建议省临委原班人马和分工不动，这对稳定大局，打开新的工作局面有好处。”① 唐韵超回忆录[D],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口述录音整理稿，大连：未刊稿，1980.10：45.陈为人和省临委委员们被唐韵超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所打动，一致通过唐韵超的提议。1928年9月底，全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7名委员分工与前届相同，唐韵超仍任工运部长。陈为人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班子对东北地区党的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和各项革命活动的开展，多有建树，这与唐韵超不谋一己之职权，无私奉献于党的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因中央委员杨福涛、李源牺牲，唐韵超、徐兰芝补为中央委员[1]47。同年12月23日，唐韵超与陈为人等出席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附近的省委交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的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六大制定的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等项任务的十大纲领，决定实现省委中心任务的办法。中午时分，会议还在进行中，突然有十多名警察破门而入，将入会人员全部逮捕。在把他们押解奉天小东门警察分局途中，唐韵超带头逃跑，不料跑进一个死胡同，又被抓了回来；只有团省委书记张任光乘机溜到路旁的厕所里逃走了；陈为人、吴丽石等十人被关押到奉天警察厅和兵工厂，唐韵超等三人被关押到奉天宪兵司令部。随后被捕人员全部被解送东北当局惩处政治犯的军法处，戴上手铐脚镣，关进奉天小南门监狱。如果是张作霖执政时期，等待他们的只有像在北京的苏联领事馆被捕的李大钊等20人的绞刑。但此时绞杀李大钊的反苏反共顽固派张作霖在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奉系军阀和东北当局最高执政张学良尚未处理完其父张作霖的后事，对共产党人等政治犯的屠杀政策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乘机千方百计开展营救活动。被捕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丽石是江苏沭阳人，与东北当局军法处的闫处长是同乡，沾亲带故。吴丽石遂写信把封建地主家庭的父亲从家乡请来奉天，攀上闫处长的关系，党组织化钱，打通关节，使吴丽石和陈为人、唐韵超等中共满洲省委被捕的13人免于被绞杀，也没有被判刑，于1929年7月全部获释②唐韵超回忆录[D],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口述录音整理稿，大连：未刊稿，1980.10：45.。但他们已不便马上在奉天（沈阳）开展工作,组织上遂安排唐韵超到上海，参加中央党训班学习。

唐韵超率领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在六大上听取了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的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的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讨论通过以下大会决议:《告全体同志书》《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军事工作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唐韵超第一次参加党的高级会议，心情非常激动，他聚精会神地听报告，认真做笔记，大胆发言。7月6日，在讨论向忠发所作职工运动报告时，他尖锐地提出不同意见，直言道：“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余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从前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的工作做好了，可以进行北伐。当然，我并不反对党注意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东北工人运动。”“因为东北工人运动是全国职工运动很重要的部分。”[2]233—234他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充分吸纳了他的建议。

中共六大主席团成立十个议案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和起草决议，以便于会议集中解决各项专门问题。最早到达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的大会1号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邓中夏（1894—1933年）推荐唐韵超担任大会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宣传、财政、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的部分工作。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先驱领袖之一、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于1924年6月到大连指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在工学会接待室住了一个星期，与唐韵超多有接触，4年后在莫斯科相见，分外亲切，帮助唐韵超积极参与六大各项工作。

初到莫斯科，因中共六大代表尚未到齐，会议还不能召开。在等待开会的十多天时间里，唐韵超与到会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广泛地进行了交流，听他们介绍各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也听他们讲述赴会遇险经历。中共中央“指定参加六大的代表”邓颖超（1904—1992年）得知唐韵超是大连人，分外亲切地对拜会她的唐韵超讲述了她和周恩来大连遇险的经历：轮船靠岸大连码头，大连水上警察署上来几个人，盘问恩来是做什么的？恩来回答：做古玩生意的。问：到哪里去？恩来回答：去吉林。又问：去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不相信，把恩来带到大连水上警察署继续盘问。我与恩来分开了,住进大和旅馆。在大连水上警察署，对日本警察的一系列盘问，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到了我的住处，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我们辗转到了哈尔滨，因为 “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李立三同哈尔滨的中共六大代表接待站取得联系，派交通员护送我们乘火车到满洲里。在满洲里下车后，有人趁着夜色用马车拉着我们走草原小路，一路狂奔，快速越过边境，安全到达苏联境内的86号小站。听了邓颖超的讲述，唐韵超深为周恩来临危不惧的大智大勇所佩服，并对邓颖超说：幸亏没有在大连设立六大代表接待站，否则就太危险了，因为从中央到大连担任中共关东县委书记的曲文秀，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4月29日晚在大连被捕，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投敌，带领日本警察四处搜捕，50余人先后被逮捕;曲文秀如果知道中共六大代表此时正经大连赴莫斯科，党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唐韵超对“左”、右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痛心疾首，希望六大彻底纠正“左”、右倾错误。邓颖超对工人出身的唐韵超从实际革命斗争中得出的见解非常赞同。1986年8月，邓颖超到大连，在棒棰岛宾馆亲切会见唐韵超，还念念不忘当年在莫斯科的会晤。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唐韵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7月19日，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苏联最高首府克里姆林宫举行。唐韵超出席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

从1928年11月至1930年12月底，唐韵超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满洲省委常委，是东北地区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认真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为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建设，推动东北工人运动和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宋平曾赞誉唐韵超是“党史活化石”，主要就是指他为中共六大前后东北地区党的早期组织建设,发挥出积极作用。唐韵超曾四次被敌人逮捕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但他筑梦六大，不改初心，“革命理想和信念从未动摇”④ 刘功成.采访唐韵超追记[D]，刘功成采访唐韵超追记（1991—2004年），大连：未刊稿，2004.1.13（唐韵超90—103周岁期间，每年3月1日，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刘功成都陪同市总工会领导去为他祝寿，并以聊天的口述史学方式，对他进行随机式采访，当晚追记采访内容，形成〈刘功成采访唐韵超追记（1991—2004）〉，本文史料除标明出处外，均出自于此）.，终成正果。大连解放后，唐韵超历任大连职工总会委员长、大连市参议会议长、中共旅大地委常委、旅大职工总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劳保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享年105岁。

式中：ΔPjmax为列平均压差最大值，Pa；ΔPjmin为列平均压差最小值，Pa；ΔPj为第j列测点炉排上下压差，Pa。

共产国际六大安排参会的各国代表分组到苏联各地参观、访问。唐韵超前往乌克兰等地，参观了集体农庄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回到莫斯科后，他非常荣幸地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创建者、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前的克里姆林宫住处，拜会了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 年 )。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全名:娜杰日达·康斯但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 俄文名: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简名：克鲁普斯卡娅。她不仅是列宁的夫人和亲密战友,还是苏联杰出的教育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曾任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和委员，被誉为“苏联国母”“苏联第一夫人”。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上停止社会活动，而专心于写作《列宁回忆录》。但她仍然关心中国革命，得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刚当选的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唐韵超前来拜访，立即接见了他。

11月份东南亚材锯材市场主要反应是，大路中档生产制作原料上行发展，尤其是像柳安、山樟木、奥古曼等树种的锯材需求渐旺，但贵重品种如像缅甸产柚木、克隆木，越南产黄花梨，印度老山红檀木，以及小叶紫檀、泰国和老挝的红酸枝等高端贵重木材，销售价格虽然仍是居高不下，但需求却一直处于不振状态，行市低落。

克鲁普斯卡娅听说唐韵超是从工人夜校开始投身革命的，高兴地向他讲述了自己1893—1895年在涅瓦关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夜校“教了三年书”的经历。她告诉唐韵超：列宁当时在涅瓦卡关外的工人小组中从事革命秘密活动，“那些小组，有许多工人是我的星期夜校的学生”[4]7;列宁是工人小组中“最通晓秘密工作的人”，他“教我们怎样用化学药水在书上写字，怎样作暗号”[4]10。她还把化学药水的配制方法教给唐韵超。这对唐韵超后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很有帮助。

1928年9月下旬,唐韵超从苏联启程回国。在莫斯科的4个多月时间里，他与中共高层精英群体交流切磋，讨论如何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从没有受到过的深刻教育，大大开阔了视野，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特别是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六大的成功召开而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世界著名广场——莫斯科红场上红旗飘舞，万众欢腾，意气风发。他第一次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景象，感到什么都很新奇，什么都比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的中国好。他发自内心地表示：一定要努力奋斗，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三、认真贯彻六大精神

中共六大代表冒着偷越国境随时有被捕的危险，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6月中旬全部抵达莫斯科。

根据回归结果，回归方程为A =8567C-265，r=0.9998；检出限为 20 ng/mL，定量限为68 ng/mL。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兹维尼果罗德镇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代表当时全国4万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和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苏联、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参加会议并致祝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共产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斯大林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六大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和任务，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在绝密的规定下召开，采取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为每一位代表编了代号。65年后，唐韵超还记得自己的编号为14号，于治勋的编号为110号，朱秀春的编号为112号，王传壁（王福全）的编号为119号，这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唐韵超在出席中共六大之前，想要在六大上拜会刘少奇（1898—1969年），向他学习领导工人运动的方法；感谢他在“四二七”大罢工过程中接见福纺纱厂罢工代表，亲自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友仁，将国民党中央援助罢工工人的2000元钱送到大连。大连工会用这笔款请了日本人律师，迫使日本当局将因领导罢工而被捕的他和被关押半年多的19名罢工领导人无罪释放。但刘少奇和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未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从上海中央党训班中途退学，使他想见刘少奇的愿望很快实现。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9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东北形势紧张，中共中央指令正在上海参加党训班学习的唐韵超和上一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王立功（1904—1934年）立即返回东北，并加派杨靖宇（小马）一同到满洲省委，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哈尔滨是当时的东北革命斗争前沿，满洲省委的大部分干部都调到哈尔滨。唐韵超回到省委，立即被派去担任中共哈尔滨特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新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以省委名义请示中央，“省委决定之启（刘少奇）兼宣传，君羊（丁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唐韵超）工运，三人组织常委。”1929年11月，中央批准满洲省委领导核心调整的这个决定[5]。刘少奇亲自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中国员工 “复工运动”。他在哈尔滨先后八次找唐韵超谈话，与唐韵超商谈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问题。当中东路中国员工“复工运动”遭到挫折时，刘少奇鼓励唐韵超：群众劲头很大，都不服气，工作要转变方向，不要总搞“复工运动”。刘少奇离开哈尔滨之前，同唐韵超谈话一个多小时，指出：要结合贯彻六大精神，抓紧领导产业工人斗争，哈尔滨的产业工人有铁路、造船、市政等，要好好做工作，在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关系，发展党员。刘少奇还向唐韵超指出：哈尔滨的皮鞋制作工人正在酝酿经济斗争。你搞工运的，要对工人斗争进行深入研究。皮鞋制作是手工业，大的单位百八十人，小的作坊不过十几个人，干活不集中，接近资本家，容易和资本家妥协，工人斗争不好领导。要抓大的作坊，把大作坊工人的工作做好了，小作坊也就跟着过来了，因为他们是同行业，大作坊的罢工斗争胜利了，小作坊工人也跟着沾光，这是工人运动的必然规律③唐韵超回忆录[D],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口述录音整理稿，大连：未刊稿，1980.10：59.。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唐韵超深入哈尔滨的皮鞋制作工人中，结合实际，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孟坚见他早出晚归，担心他发生意外。他说：“搞工运的干部，必须树立同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深入调查研究，亲身体察群众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切实为群众所接受的斗争口号，党组织和工会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2]36唐韵超制定了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改善皮鞋制作工人生活待遇的罢工方案。当时哈尔滨的皮鞋制作工人总计近2000人。他们生产的皮鞋，除行销哈尔滨和东北各大城市，还远销欧美。但工人生产环境恶劣，工资低，生活苦不堪言。唐韵超亲自召集各制鞋厂工人代表开会，成立皮鞋制作工人罢工委员会,引导大、小制鞋厂工人拧成一股绳，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坚持近一个月，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1930年春，在皮鞋制作工人罢工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哈尔滨各行各业工人纷纷成立工会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全市工人运动形成高潮。

中共六大闭幕后，唐韵超同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王若飞等20名在中共六大上当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殖民地问题、以及共产国际党纲等。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报告。邓中夏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关于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和研究的建议。唐韵超看到，大会很重视中国问题，分组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德国、法国“这三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并发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宣言》：“对于伟大革命之先锋部队——中国无产阶级，以及为无产阶级所领导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做坚决斗争的几千百万中国劳动群众，表示热烈的敬意。”[3]

参考文献：

随着公众社会意识的加强，大众对企业的要求不再仅是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求企业对社会有更大程度的贡献。如中化国际对当地动植物等环保领域的关注，以及他们对民生等方面的可持续支持。这些行为属于伦理层面和慈善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于国际化企业获得当地社区、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支持，对当地社会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好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履行能够进一步加强国际化企业在当地公众心中的品牌形象，对于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具有深远影响。

该公司设计时，计划联合控制室9个，就地控制室3个，各控制系统网络相对独立，不同的控制系统之间采用RS-458通信协议，该情况下的工业控制系统只有控制网和管理网。

部分班组长擅自将其他验收合格脚手架牌子拆卸，挂于未经验收合格的脚手架，企图蒙混过关。项目部制定制度，对于该行为予以严格处罚，同时，安排脚手架主管对所有脚手架挂牌情况建立台账，只有脚手架主管及脚手架检查工程师拥有挂牌和移牌权利，挂牌不能使用铁丝，必须使用脚手架主管的专用工具。最终彻底杜绝了该行为发生，避免企业形象受损。

[1]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45.

[2]刘影.东北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唐韵超[J].大连近代史研究：第3卷.2006（3）.

[3]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宣言[J].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1928,28.

为了提高录取的数量和就业率，高职院校不得不放弃学科建设的理性和独立性，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追捧热门专业与热门职业，导致专业教学内容浅显、技能简单、一味追求解决学生眼前的就业和首岗适应性问题，忽视了学生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与职业成长的素质要求……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目前高职院校虽然在技能培训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在工匠精神养成方面则略显不足。

[4][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列宁回忆录[M].哲夫,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

[5]张广恩.中共满洲省委简史[M].沈阳：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编印，198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