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驱车从阿拉斯到巴保梅，在路的左边可看到瓦伦科特山冈，它高出于索姆凹地平展的景色，不过是一个小丘，簇拥着野灌木丛。没有路标，尽管有一处半英里长的协约国军队公墓。在这个土丘的顶部，一个经受风吹雨打的木十字架，是德国人安置的。不偏不离的一排排耕种的甜菜向四周延伸：搅翻的泥沼，那么多男人混葬其中……在大战结束前，它曾经几度被占领和收复。成千上万的人曾经为它而死，山冈上和四周的每块土地都被高爆炸药炸得翻来覆去，掺杂着它们被伤害的血肉，深入地中达六英尺。在瓦伦科特，沿着索姆凹地，我们的父亲和祖父经受了20世纪的第一次大恐怖。”

以上几则有关“无文字”产生的神话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拉祜族及藏缅语族对文字的想象和文字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围绕着叙述主体(民族/族群)、文字来源、丢失的原因、相关民族等要素(如下表)，解读出里面包含的两层意思：一是这些民族本来是可以有文字的，但是因为“被吃掉”，导致“无文字”或“文字的丢失”，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教授把这类神话称为“否定型的文化起源神话”[注]转引自[俄]李福清：《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二是神话中涉及的“文字”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天神赐予的、属于外来的物质。

选取2016年9月～2018年7月本院接诊的冠心病患者50例作为实验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41～67岁，平均（50.21±3.69）岁，不稳定型心绞痛者21例，稳定型心绞痛者18例，心肌梗死者11例。另选取本院同期接诊的健康体检者30例作为对照组，男16名，女14名，年龄38～67岁，平均（49.83±4.01）岁。所有入选者对此研究均知情同意，依从性良好，能够积极配合完成检验，且有完善的临床资料，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比较两组的性别构成比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这是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第二章开头写下的一段话，他以平实的语言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堑壕战）血肉横飞的惨烈场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8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零3个月，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在当时的欧洲，只有少数人借各种因由逃离了战火，绝大多数人或自愿或被征，由“荣誉”和“谎言”裹挟着，卷入这场“最庞大的、凶残的、错误地安排的、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大屠杀”（海明威语）中。

告别 布面油画 101×130.5cm 1914年 奥古斯特·马克

作为战神的自画像 布面油画 81×66cm 1915年 奥托·迪克斯

以德国为例，战争改变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人的命运，当然也包括艺术家这个群体。这些往日里浸淫于美、致力于结构与色彩研究的艺术家不得不告别“缪斯”，投笔从戎、奋战沙场。我们知道，德国表现主义在一战前即已确立了在国际先锋派艺术中的地位。“桥社”、“蓝骑士”、“狂飙”、“德国马蒂斯学派”、“特殊联盟”和“赫尔策尔艺术圈”等在各类艺术交流和展览中，德国艺术家与来自当时的艺术中心巴黎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共谋发展、共享荣耀。然而，战争的爆发击碎了他们的艺术革新之梦，这场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战争也改变了德国艺术史的轨迹，因为许多在战前已颇有建树的艺术家，其先锋实验由于死神的突然降临戛然而止，他们未尽的才华随着他们的肉体，一同消亡在堑壕战的泥土与硝烟之中。而侥幸活下来的人，有的在战场上身负重伤，留下终生残疾；有的精神受到重创，再也没能走出死亡和恐怖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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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士兵的自画像 布面油画 69.2×61cm 1915年路德维希·基希纳

太平间 木刻 37.2×47.4cm 1922年 马克斯·贝克曼

威廉·雷姆布鲁克的雕塑似乎总是与沉思、孤独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跌倒的男子》作于1915年至1916年，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德国青年而作。匍匐于地的男子的躯体绝望地弓起，痛苦而无奈—雷姆布鲁克在这里表现的是战争的疯狂与残酷以及随之而来的整整一代人希望的破灭。此件作品参加了1916年分离派的展览，在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气氛中，它是如此不合时宜，因而在当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无情批判。

战壕 水粉 39×41cm 约1918年 奥托·迪克斯

与基希纳不同，“桥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埃里希·黑克尔作为自愿服役者，于1915年被派往佛兰德斯，成为一名医务勤杂工。在这里，他遇到了马克斯·贝克曼。非常幸运的是，这里的长官瓦尔特·卡恩斯巴赫是一位艺术史家和现代艺术爱好者，他为他们在特殊环境中的创作提供了条件。1915年，黑克尔在奥斯滕德的两块帐篷镶板上绘制了那幅著名的《圣母像》（于二战期间被毁）。他在这一年的圣诞节给席福勒的信中写道：“为士兵们画这幅画，我是多么高兴啊！无论如何，它非常漂亮，有多少对艺术的崇敬和热爱蕴藏在人类身上，蕴藏在认为我的风格（这种风格对流连于城市里恶臭的画展中的批评家和公众而言，似乎是如此的现代和难以理解）能够像我赠予这幅画的士兵们讲述并传达一些东西的人们身上。”

战争爆发之时，34岁的“桥社”（于1913年5月27日宣告解散）核心人物路德维希·基希纳并不在即刻被征召入伍的名单中，但恐惧的阴影从此便如影随形地缠上了他。在作于1914年的《波茨坦广场》中，他为一个柏林街头妓女披上了战争寡妇佩戴的黑纱。1915年7月，基希纳应征入伍，被分到萨尔附近的哈雷，加入了野战炮部队第75团，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尽管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15年年底从部队退役，但战争的炮声还是摧毁了这个艺术革新者作为社会人的脆弱神经。《作为士兵的自画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悲惨形象。画家举在胸前的失去了右手的断臂触目惊心，像是一截血迹斑斑的树桩。事实上，基希纳并未受过伤，在创作这幅作品时，他的手臂已开始了阵发性疼痛，因此断臂是画家感觉自己丧失了工作能力的视觉隐喻。这是一幅充满苦涩讽刺意味的绘画，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的身体和心理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基希纳曾一度进入精神疗养院治疗，对酒精和麻醉药的依赖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17年，通过朋友的介绍，基希纳离开德国来到了瑞士的达沃斯，在那里一边治疗一边创作。在这之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病痛仍然持续折磨着他，他甚至需要依赖吗啡来减轻痛苦，直到1921年才在医生的帮助下完全戒掉。然而，梦魇从未真正离开他。纳粹上台后，危险再一次降临，1937年，他在德国博物馆中的所有作品均以“堕落”之名被查抄，他本人也被勒令辞去普鲁士学院的职位（1931年获此殊荣）。而此时病痛又一次找上了他，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基希纳无力挣扎。1938年6月15日，在距达沃斯园林墓地不远处，他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中，马克是一个始终严格、自觉地保持审慎自持的人物，他始终与各个团体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他的作品从不以“暴力”示人，水彩般的半透明色彩以及抛弃了明暗法的构图，使画面呈现了温情脉脉的协调与生动。马克曾说“世界犹如图画写成的诗”，可从容优雅的诗情却被突然降临的战争击得粉碎。作于1914年的《告别》，一改往昔的清丽与明朗，以黑灰为主色调的沉暗阴郁的画面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马克于1914年8月8日应征入伍，9月26日便不幸于佩尔特斯勒斯-胡尔鲁斯战役中阵亡。27岁的马克带着他的遗憾和诸多艺术发展的可能性离开了这个世界，画架上的那幅《树林中的女孩》定格在永远的未完成状态。

卡特·柯勒惠支在战前就创作出了大量反映下层民众的艰辛与苦痛的作品。一战爆发后，柯勒惠支的小儿子应征入伍，不幸在西线阵亡。失去儿子的痛苦使画家对战争的残酷与不人道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一时期，她创作了许多以反战为题材的作品，包括雕塑和版画。1922年至1923年，柯勒惠支创作了木刻组画《战争》，这套作品由7幅版画组成，其中第三幅《双亲》描绘的是一对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跪在地上相拥而泣的场面，丈夫以手掩面，妻子则将头埋在他的臂弯里痛哭，丧子之痛击垮了这对年老的夫妇。《母亲们》（第六幅）表现的是战争带来的恐惧与忧虑，母亲们用她们的臂膀将孩子们紧紧拥在一起，深恐再失去他们。作为母亲，柯勒惠支以她的艺术为武器，向罪恶的军国主义、向残酷的战争，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戴红领巾的自画像 布上油画 80×60cm 1917年马克斯·贝克曼

玩纸牌的人 布面油画，拼贴 110×87cm 1920年 奥托·迪克斯

如果说，马克斯·贝克曼早期作品的悲剧性主题是从宗教和历史中挖掘出来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下子就将他抛向了现世的痛苦深渊。1914年，贝克曼自愿加入医护队，服役期间，先是被派驻东普鲁士，而后转到佛兰德斯。《手榴弹》和《太平间》是画家对这段残酷经历的记录。对死亡的恐惧和无边无际的孤独感，最终摧毁了贝克曼的意志，阵发性的幻觉和难以自控的抑郁症，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1915年，他被解除了兵役。为了将自己重新安置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为了战胜挥之不去的恐惧的侵扰，重新拿起画笔的贝克曼下定决心做一个历史记录者，确切地说，是做一个精神分析历史的记录者。这位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画家，开始将因残酷、思想掠夺和精神扼杀而变得疯狂的欧洲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用画笔将痛苦与牺牲、混乱与毁灭呈现在人们面前。1917年，贝克曼创作了《戴红领巾的自画像》，他把自己在残酷现实啃噬下的扭曲状态，真实地、直接地表现出来。《夜》作于1918年至1919年，这幅作品是以德国左派的暴动为主题。贝克曼以他那曾被摧毁复又坚强起来的神经，以一个艺术家悲悯的情怀，以一个控诉者坚定的目光，“客观地注视”着改变人们命运的社会事件，他要拯救受骗的灵魂，唤醒社会的良知。尽管评论家凭借《夜》这幅作品将贝克曼与格罗兹、迪克斯一起划归到社会批评真实主义画家的行列，但我们可以看到，贝克曼的作品绝不是对现实的单纯描述，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客观塑造，它所承载的，是人类绝难逃脱的命运以及道义责任。

堑壕战 木板上油彩和坦培拉212.5×100.4cm 1932年 奥托·迪克斯

跌倒 石雕 78×240×82cm 1915-1916年 威廉·雷姆布鲁克

一战爆发后，志愿入伍的奥托·迪克斯将战争作为自己必须要经受的人生体验。整个战争期间，迪克斯创作了大量作品，例如《作为战神的自画像》《垂死的战士》《弹坑》《战壕》和《晚上的太阳》等。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迪克斯开始重新认识和思考亲身经历的血腥与残酷，艺术家的良心使他不得不直面幻想破灭的现实。1918年退役后，其创作开始向客观地观察现实的方向转变。进入20世纪20年代，战争的后遗症—残疾军人的形象首先出现在迪克斯的作品中，人物造型也由立体、分解与抽象转向客观描绘。在1920年创作的《玩纸牌的畸形人》中，三个玩牌者头部及五官由奇形怪状的细部组成写实的整体（使人想起由水果组成的人物肖像），他们由圆柱形组成的躯干像是直接嫁接在椅子上，椅子的腿便成了他们的肢体。同年创作的《被捉弄的木肢者》中的残疾者被置于画面中心，他眼戴墨镜，木制假肢触目惊心，这个既盲且残却仍要自食其力的男子坐在地上，脖子上挎一木盒，内装火柴与钱币，在他的周围，是四散而去的人群，他们已“走”出了画面，他们光鲜的衣料和肤色与坐在地上的肢残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争的创伤一直在我的睡梦中浮现。”来自战争的体验成为迪克斯以后几十年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

一战期间，直接反应战争的惨烈和死亡的艺术作品少之又少，这与当时官方对宣传方向的把持和引导有关。无论是在德国、法国还是在英国，在报纸图片报道及战地画家的作品中，几乎见不到任何尸体，因为那是被官方审查机构明令禁止的。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仍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持甚至夸大“正义”的神话，竭力避免披露无数生命白白被断送的事实。在德国，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位艺术家，还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艺术家被卷入这场战争，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身负重伤，有的战败被俘，更多的人带着嵌入灵魂的精神创伤回到满目疮痍的社会。战争的阴影对他们日后的创作与生活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成为他们长久反省和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