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小城镇是乡村发展之头，城镇体系之尾；是城市与乡村聚落的边缘，也是二者交汇、融合之地，更是高级城镇化的过渡空间。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讲，它是我国乡村复兴的桥头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依托和推动力（朱选功，2000）；但同时，由于数量庞大、单体实力薄弱，又是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短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对我国小城镇的发展进行过综述研究（冯健，2001；徐少君、张旭昆，2004；李明超，2012；成德宁、李燕，2016）。这些成果揭示出我国学术界对小城镇研究的两点不足：

第一，善于发现问题，却疏于解决问题，尤其缺乏对民生的思考。主要表现为：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以问题或目标为导向的，对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却对如何由“发现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缺乏缜密思考；并且，即使提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其出发点也往往站在政府视角，例如：倡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镇级市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如乡镇土地制度）、完善空间规划技术（郑晓伟，2009）等单方面的革新（赵燕菁，2001；崔宝敏，2010；沈雪潋、郭跃，2014；Gu et al.，2015），而缺乏对当地居民切身利益的考量。因此，这些策略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社会基础的。

第二，重经济、轻环保，管理思想和手段落后。主要表现为：多数研究对小城镇的关注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对于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修护）关注不足（李宇等，2006；成德宁、李燕，2016）。但实际上，部分小城镇不仅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等级低端、公共服务滞后，环境污染也较为严重（刘宝发、孙理军，2008；孙元元等，2014），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国十分普遍（黄慧琼等，2011）。同时，小城镇的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不仅包括工业污染，也包括生活污染，如固体废弃物污染，即俗称的生活垃圾污染）比大、中城市严重得多，但不像在大、中城市可以集中治理，小城镇几乎没有成熟的管理机制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推动小城镇多维度的协调、健康发展，亟待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后，小城镇的发展始终是我国大政方针的重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其基本准则正是“以人为本”和“生态保护”，恰好对应上述分析中的两点不足之处。对于“以人为本”，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未来若干年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以人为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城镇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农民“被上楼”；城市规划和管理必须以人为本，要多考虑群众需求，多听取群众意见等等。然而，现有研究却缺乏对“居民能动性”的深入思考，只是将其作为小城镇发展的被动接受者，这显然不利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对于“生态保护”，习总书记近年来始终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也表明了政府转变发展思维、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但是，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之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现有研究缺乏对相关措施的理论探讨，但这也是未来研究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和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ES）理论为研究框架，解读我国小城镇的历史发展轨迹，分析其重要性，探究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为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重要性及核心问题

（一）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历程

 

表1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小城镇发展的方针政策

  

年份1978 1983 1993 1994 1996 1999 2000 2001 2003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小城镇的相关内容新建项目尽可能不要挤在大城市，要多建设中、小城镇。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改进城乡流通体制；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步推进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布局；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宜相对集中，并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要抓好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制定支持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土地、房地产等政策。小城镇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避免一哄而起。统筹规划，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小城镇发展。发展小城镇，繁荣小城镇经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从各地实际出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加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加强小城镇和村庄规划管理。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融资等机制。通过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让我们的城镇各具特色、宜业宜居，更加充满活力。完善设市标准，实行特大镇扩权增能试点，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地级市、县城和中心镇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方便农民就近城镇化。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绝大多数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

[9] 黄慧琼，李巧云，关欣，廖莎，刘乙玄.小城镇生态环境规划研究进展综述[J].农业科技管理，2011，30（04）：23-26.

不可否认，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之下，一批小城镇得以优先发展，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镇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小城镇整体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远落后于大城市。例如，Gu等（2015）分析比较了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发现小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及大城市。实际上，除人口吸引力弱之外，导致我国小城镇发展缓慢的原因仍有诸多表征：例如，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基础设施不完善、景观营造相对落后等。这种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我国当前政策的制定尚存在不足之处。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和制约其发展的核心关键问题。

（二）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费孝通（1984）在《小城镇，大问题》等著作中研究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问题，影响深远。在此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探讨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价值（王颖，2000；赵燕菁，2001；李崇明、丁烈云，2004；袁中金，2006；顾朝林、吴莉娅，2008；王小鲁，2010）。这些研究对小城镇的定位往往是相对于大城市和农村而言的。也就是说，大城市和农村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正是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独特之处”。换言之，小城镇承载的是大城市与农村未尽的梦想。因此，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着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城市化成本高昂，城市病日趋凸显，需要小城镇进行过渡分流。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大城市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究其原因：一方面，大城市自身就业压力大，难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化的成本高昂（李志俭，2001）。另一方面，各种城市病（例如，交通堵塞、拥挤、环境恶化等）的悄然蔓延，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截至目前，我国大城市的膨胀程度已近极限，迫切需要寻求其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发挥小城镇的分流作用，正是其不二之选。

其次，发展小城镇有助于加快农村地区改革，撬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毫无疑问，小城镇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费孝通，1996）。与此同时，小城镇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樊杰，1998；俞燕山，2000）。因此，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战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鸡皮刺螨感染引起的鹅体表寄生虫病要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发病期间，应该对养殖舍进行全面的清扫，改善养殖舍通风环境，加大通风量，及时清理粪便，增加饲料中多种维生素含量，添加硫酸亚铁，促进红细胞再生，提高机体抵抗能力。同时，还要合理控制养殖密度，避免鹅群相互接触，导致寄生虫传播。

由此可见，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但是，必须承认：我国目前小城镇的发展过于分散，缺乏规划，已经带来土地、环境、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人们虽然认识到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管治方面依然缺乏建树，这也是制约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下面将进一步展开论述。

（三）制约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核心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发现：制约我国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如何加快提升经济增速，而是如何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这种高质量，恰恰体现在以人为本（居民的参与和满意程度）和生态保护（宜居程度）两个重要方面。其具体问题如下：

1.小城镇居民“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不足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小城镇居民的认知仍停留在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的层面。由于缺乏对“居民能动性”的深刻认知，严重局限了小城镇转型机制和管治框架设计的可能性。因此，大拆大建和农民“被上楼”等现象在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然而，郑明媚等（2010）在对美国马里兰州的小城镇——联桥（Union Bridge）进行研究时发现，美国的小城镇规划十分重视公众参与，包括：向公众发放问卷，征求其对规划目标的建议；在公众建议基础上拟定规划草案；让公众参与草案讨论等。通过这些举措，公众的切身利益（如生活、就业等）可以得到有效保障。那么，如何让我国的小城镇居民也能够广泛参与到规划建设当中？显然，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尚且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探索我国居民在小城镇转型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从而有利于自下而上设计出具备实践基础的小城镇转型发展模式。

2.小城镇生态环境遭到城市工业的“转移性”破坏，并且自身治理能力差

研究发现，在我国环保政策的严控之下，部分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开始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转移（刘建新，2009）。但是，小城镇的污染治理和修复能力差，缺乏像大中城市那样相对先进的环境治理机制和技术，往往会造成跨地域、长时期的环境污染现象。尤其是重污染型乡镇企业，往往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小城镇发展雪上加霜。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际上，我国学者对小城镇生态环境的研究比例仍相对较低，对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认知不足。因此，亟需探索相关理论加以解决，这也是本文引入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小城镇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SES

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是在一系列前人理论尝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传统公共治理研究，以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石，核心观点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优于官僚制度安排”（Hughes，1998；Savas，2000）；“多中心”理论，强调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和决定制度安排变量的复杂性（Ostrom，1989）；随着对“嵌入”问题的分析（Granovetter，1978）、制度框架的界定（North，1990；2005）以及非正式制度等研究的兴起（Greif，1994），制度结构（环境）对制度安排的影响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Eggertsson，1993）。“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Ostrom，1999），就是该议题的重要成果，它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宪政规则、集体决策规则、应用规则，并强调其相互嵌套性（李文钊、蔡长昆，2012）。SES分析框架正是Os⁃trom（2009）在IAD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包含不同的子系统（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管理系统、用户），子系统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系统最终的互动结果，也受此互动结果的反作用；同时，这些子系统又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级。这就类似于生物体由器官构成、器官由组织构成、组织由细胞构成、细胞由蛋白质构成（Ostrom，2009；McGinnis&Ostrom，2012）。因此，SES理论框架的关键在于如何分析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多层次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其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系列相关变量和由这些变量组成的通用分析框架，便于收集数据和进行研究设计，对于分析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谭江涛等，2010）。这一框架已在企业发展（宋春艳，2015）、社区建设（付立华，2009）等领域展开了初步应用。

欧盟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一直较为积极，是最早将可再生能源目标量化的经济体。目前各成员国均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表1)，其中固定上网电价机制，是欧盟应用较为广泛的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目前已经在20个成员国家实施。

对于小城镇来讲，引入SES分析框架，可以诊断其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复杂互动关系，解释治理过程中隐藏的复杂结构和互动机制。小城镇SES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包括资源系统（资源系统规模、基础设施、区位条件等）、资源单位（土地规模与价格、公共设施数量等）、管理体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网络结构、政宪规则等）、用户（人员构成、职业类型、社会资本、心智模式、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等）四个核心子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背景中，用户从资源系统中获取资源单位，并依据治理系统的规则来维持资源系统的运转。整个过程中，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紧密嵌套、连续不断地进行交互作用，其中的微观、中观、宏观的情景变量之间也会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产生相应的不同结果，如表2所示。

那么，如何利用SES分析框架解决文中提出的两个核心问题？

截割断面由掘进机截割头的旋转和截割臂的上、下、左、右摆动形成。为了便于计算，以截割臂在水平位置为基准位置，即截割臂的抬升角为-90°，以截割臂在掘进机中轴线位置为基准位置，即截割臂的回转角为0°，如图1所示。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中，以截割臂的回转角γ和抬升角θ作为判断掘进机截割头在截割断面位置的依据[5-6]。

融合发展在未来几年都将是互联网期刊领域的发展方向，通过研发新型设备及搭建新型网络平台，整个业务链条都将充分享受到互联网的便利，各参与方所受的时间空间限制将不断缩小。

第一，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完善政府管制机制，让小城镇居民积极参与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来？显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小城镇居民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并非是被动参与者，而是关键行动者。在不同治理情境下，行动者的不同（激励）行为以及行为规则的改变，将会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小城镇居民来讲，城镇化过程将对其工作、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亦然。根据SES分析框架及其子系统变量（见表2），一方面，小城镇居民自身的社会资本、知识储备、经济属性等，会对用户系统中的其他用户，例如，地方政府、开发商、社区、外来居民等产生同层级内部的交互影响。另一方面，小城镇居民会通过用户系统，对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和管理体系产生跨层级和层级间的交互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和产出水平。因此，转变管理思想，充分考虑小城镇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明确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自身贡献和交互作用，是实现向“以人为本”转变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

按随机方式将实验大鼠分成6组，即假手术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复方丹参滴丸）、苦心丸高、中、低剂量各1组，每组中均包含5只雌大鼠、5只雄大鼠。

在这里会好的，我想什么时候照镜子就可以尽情地照。我可以和克里斯蒂娜交朋友，可以把头发剪短，可以让别人去打扫收拾他们自己的残局。

 

表2 小城镇SES分析框架核心子系统的二级变量举例

  

注：*表明这些变量的子集与自组织有关；表2根据Ostrom（2009）进行改进。

 

S社会、经济、生态、政治背景S1小城镇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S2小城镇人口变动趋势；S3国家和地区政治稳定；S4国家和地区资源管理政策；S5国内外及地区市场激励；S6社会媒介组织资源系统（RS）管理体系（GS）RS1小城镇内部包含的部门GS1各级政府组织RS2小城镇与城乡边界的清晰度RS3小城镇资源系统规模*GS2非政府组织GS3各种组织的网络结构用户（U）U1使用者数量（地方政府、小城镇居民、外来人口等）*U2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U3使用历史RS4小城镇基础设施GS4产权制度U4阶级地位RS5小城镇生产力RS6小城镇资源的均衡属性RS7资源的动态可估性RS8小城镇资源的存储性质RS9小城镇资源的区位条件资源单位（RU）RU1小城镇资源单位的流动性*RU2增长率RU3替代率RU4资源单位间的相互作用RU5经济价值RU6数量RU7种类RU8独特性RU9时空分布GS5运行规则GS6集体决策规则*GS7法律规范GS8监督与制裁程序GS9特殊规则U5政府领导力/企业家能力*U6社会准则/社会资本U7知识储备/思维方式*U8对资源的重视度*U9采用的技术互动（I）➝产出（O）I1小城镇不同使用者的收益水平I2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共享I3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协商过程I4小城镇使用者之间的矛盾I5小城镇投资活动I6小城镇利益相关者的游说活动I7自组织活动I8网络活动相关生态系统（ECO）ECO1气候模式；ECO2污染模式（自身污染、“转移性”污染）；EC O3影响小城镇社会生态系统的其他输入输出O1社会绩效（效率、公平、效益、可持续性）O2生态绩效（恢复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O3外部效应（对于其他社会生态系统）

[22]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45（10）：20-32.

积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奋力开创司法所工作新局面——在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傅政华（2018年第11期）

四、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我国小城镇转型治理模式展望

在我国，小城镇有着区别于城市和农村的重要功能定位，其发展程度如何关乎未来、关乎民生。因此，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需要首先明确：小城镇是部分居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是用来生活、工作和居住的；发展小城镇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大拆大建”追求背后的GDP增长，而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这就需要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小城镇居民的幸福感之上，避免“以人为本”“生态保护”这样的政策理想与微观事实相背离。

本文将小城镇视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通过建立新的SES分析框架，为我国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铺垫。具体而言，新的理论框架将有助于理解小城镇转型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及其从属变量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对结果的反馈过程。例如，在制定小城镇的转型治理模式时，可以选择用户子系统为研究起点。一方面，重视用户子系统的内部优化过程，例如，权衡不同使用者的各方利益、掌握其社会经济属性、提升地方政府领导力、发挥乡镇企业家才干、增强城镇化知识储备、转变大拆大建和居民“被上楼”的思维方式、提高对当地资源的重视程度、采用新技术等（其他子系统内部的优化过程亦是如此）。另一方面，重视该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加强互动（I）过程，例如，调节各方收益水平、加强信息共享、增进协商、解决矛盾、鼓励投资等环节，与其他子系统产生良性影响，进而提升小城镇治理的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其他外部效应，并对相关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这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单向的，小城镇治理效果的提升，同样会通过上述路径，对各子系统及其从属变量实现优化和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小城镇的转型治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反馈和适应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

那么，未来我国小城镇的治理模式可能会朝哪些方向发展？在分析制约我国小城镇核心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后续研究从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和制度框架视角，展望小城镇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型治理模式。首先，多元主体驱动下的差异化的小城镇治理模式。作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小城镇的转型治理情形灵活多变，不同关键行动者（地方政府、开发商、社区组织、小城镇居民、外来流动人口）的行为、行动情景组合、以及需要遵守的应用规则，需要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和管理策略来引导，从而实现多元主体驱动下的稳步自由发展。其次，动态多变情形下的小城镇治理模式。SES框架既可以用来研究静态制度安排，也可以用来研究新规则和新技术情形下的动态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分析相关行动舞台下的个体行为，对于制约个体行为的制度结构也能够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在针对特殊的经济条件、生态资源、政治环境、治理规则（政府或市场）和技术条件时，未来的制度框架应当具备良好的适应和改变能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地制宜。

当然，小城镇SES分析框架的提出，只是探索其转型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关的量化方法研究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如何将小城镇这样的家园，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的聚居之地，依然是我国学者需要共同努力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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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崔宝敏.天津市“以宅基地换房”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新模式[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05）：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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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农村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乡村社会进行了长达30年的曲折探索。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继而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防止农业发展走向资本主义小农化。其结果是，1958年后逐渐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当时农业生产力不相适应，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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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朝林，吴莉娅.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J].城市问题，2008，（12）：2-12.

从人口规模和空间职能的角度定义，小城镇是指区别于大、中城市和乡村聚落的具有一定规模、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所居住的社区，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虽然尚不是镇建制但是社会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集镇（吴康、方创琳，2009）。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采取的是抑制城镇扩张的政策；因此，小城镇的数量维持在历史低位，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小城镇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中央政府也逐步将小城镇的发展写入国策（部分方针政策见表1）。例如，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建项目尽可能不要挤在大城市，要多建设中、小城镇”；1980年，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控制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1984年，在《关于调整建制镇的报告》中，放宽了建制镇设镇的标准和户籍管理限制，制定了保证小城镇体系稳步发展的配套措施，使得全国的建制镇数量得以快速增长；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小城镇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入21世纪后，政府部门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并且对小城镇的关注更为全面，尤其是2010年之后，政府部门对小城镇的关注从经济向资源与环境、人口承载力扩展；强调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支持特色小城镇发展；并针对农民工群体提出了“同等待遇”“有序转变”“挣钱顾家两不误”等暖心之策。

[10] 李崇明，丁烈云.小城镇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11）：134-139+144.

（3）运料车的装卸也需要多加关注，在卸载沥青等材料时，应设有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挥。如需要卸载水稳摊铺机的材料时，运输材料的车在摊铺机前10～30cm时需停下。

[11] 李明超.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研究回顾与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2，（3）：67-73.

[12] 李文钊，蔡长昆.政治制度结构、社会资本与公共治理制度选择[J].管理世界，2012，（08）：43-54.

各区县普遍缺少支柱产业，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留下的是一些老年人、妇女和儿童[13]。老人、妇女的文化水平低，且受传统的简单育秧技术影响。他们认为水稻机插育秧过程复杂、工序多、难掌握，对水稻插秧机操作也有一定的难度[14]。加之种植的水稻面积不多，因此他们认为还不如手工栽插，对插秧机技术的接受有较多思想束缚。

[13] 李宇，艾华，冯枫,董锁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城镇环境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6，（01）：90-101.

[14] 李志俭.小城镇如何担负城市化重任——中国城市化问题综述[J].发展，2001，（12）：35-39.

[15] 刘宝发，孙理军.湖北小城镇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产业集群[J].商业研究，2008，（6）：90-93.

数学作为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课程，它的学习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目前的小学数学课堂中，也开始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展开教学。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手段给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带来了很多的创新。通过信息技术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得到了丰富，同时也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下面我们将针对当前在数学教学中加入信息技术的优势和具体的实施策略展开探究。

[16] 刘建新.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初探[J].现代经济信息，2009，（11）：302.

[17] 沈雪潋，郭跃.新型城镇化背景的“镇级市”政策创新[J].改革，2014，（01）：148-157.

[18] 宋春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困境及对策[J].求索，2015，（3）：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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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袁中金.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第二，如何做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防止大中城市的排污型企业向小城镇转移，并提高小城镇自身的污染治理能力？SES作为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通用型框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解。如表2所示，其中的各项变量会通过自组织行为对小城镇的社会-生态系统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简单的“收益”和“成本”来描述。利用这种思想，可以对我国小城镇现阶段面临的“转移性”污染问题算一笔账。小城镇承接这些来自大中城市的排污型企业，或许可以对地方的经济带来短期增长。但是，在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计算经济账，也要计算生态账；不仅要计算地方账，也要计算总账；不仅要计算短期账，还要计算长期账。由此算来，承接大中城市的排污型企业，对于小城镇来说是不划算的，更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何改变？根据SES框架和表2中的相关变量，这就需要根据互动（I）、产出（O）及相关生态系统（ECO）的可能表现，利用相关仿真和模拟技术，推演（逆推）资源系统（RS）、资源单位（RU）、管理体系（GS）和用户（U）的优化行为，并尤其关注其时空分布特征，因地制宜提出具体的解决之策。由此可见，SES系统框架为帮助理解我国小城镇可持续转型问题的相关作用机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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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机械压力机的齿轮一般都以滚齿作为齿面的最终加工，滚刀的选择及磨损后刃磨精度都影响齿轮加工精度和齿面粗糙度。根据被加工齿轮的精度来选择滚刀精度等级，一般选A或AA级。滚刀磨损后刃磨一定要注意前角后及后角的变化，磨损量不超过许用值，否则将产生齿形误差，齿形误差的存在将影响齿轮副瞬时传动比变形，影响运动平稳性，产生啮合噪声。

测量采用GJB2038-94《雷达吸波材料反射率测量方法》中的弓型测量法。系统由HP83751信号源及HP8757E标量网络分析仪及测试天线组成，工作方式为扫频测量方式，测量频率范围为8.0GHz～12.0GHz，测量精度为±1.2dB，测量试样规格为180mm×180mm×20mm。测试系统方框图如图8所示，测试结果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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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2中的相关变量，通过一定的量化分析方法，通过对关键行动者的行动情景组合及行动规则的制定（如产权规则、边界规则、奖惩规则）等，即可针对不同区域或类型的小城镇提出因地制宜的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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