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8日，北平市（今北京市）煤渣胡同东首发生一起枪击行刺事件。行刺者是军统局特工，被刺者是华北头号汉奸、伪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这起暗杀案件被当时新闻界称为“华北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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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天津城天色阴暗，朔风怒号，尘土飞扬。傍晚时分，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青年男子来到城内“三和坊”附近的一家烟纸店门前。车子停下，引擎未熄灭，依旧“突突”地响着，那青年一脚踏在地上，一脚蹬在门槛上，摘下皮手套，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递向胖胖的店掌柜道：“老板，来条‘哈德门’。”

掌柜接过钞票，略略一瞥，并不言语，递给对方一条“哈德门”香烟。青年收起香烟，骑着机器脚踏车一溜烟走了。烟纸店里，胖掌柜望着远去的机器脚踏车，脸上浮起一层难以察觉的笑容，转身走入里间。他闩上房门，从钞票里取出夹着的一张白纸，涂上密写药水，上面印出几个汉字和一组阿拉伯数字。汉字很简单，只有五个字：“陈恭澍亲译。”胖掌柜不敢怠慢，马上召来老板娘，着她立即送往陈恭澍的秘密下榻处。

烟纸店是军统局天津站的一处秘密交通点，专门负责给站机关接收情报和密电。那“老板娘”换了两辆电车，看看后面没人跟踪，便踅进一条胡同，在一家朱漆大门的大户前驻步，轻叩门扇，候得保镖开门，便把密电递过去，连门都没进就匆匆地走了。

那保镖入内，登堂入室，把密电呈给一个身穿皮袍的中年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从保险箱里取出密码本，译出电文，默念了一遍道：“天津站陈，着你站速赴北平诛除王。戴笠即日。”

陈恭澍眨了眨眼睛，缓缓颔首，自言自语道：“哦！此事重大，看来我得亲自去北平走一趟哩！”

1937年7月底，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扶植了以清末官僚江朝宗为头子的“北平治安维持会”。之后，又在华北各地扶植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是，随着军事侵略的升级和扩大，日本方面感到“维持会”的作用已难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遂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的人选，华北派遣军最初看中了住在平津的4位名人：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便和4人逐个秘密接触，其结果令日本方面失望：曹锟同意出山，但索价1000万元，难成协议；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婉拒；吴佩孚也同意出山，但条件是“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此为日本所不容；曹汝霖因“五·四”卖国有罪，怕再加上一层罪孽，不敢应允，以“老母垂泪相道，本人有肾脏病”为由谢绝了喜多诚一的要求。

无奈之下，日本方面便把主意打到王克敏身上，派了一位少将军官去大连和王克敏接洽，要王克敏出任“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利令智昏，一口答应，并随即飞赴日本福冈与日本军部头目见面，商谈具体事宜。之后，王克敏赴北平，开始紧锣密鼓筹建伪政府。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日本方面认为此时成立“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次日，王克敏率王揖唐、董康、汤尔和、朱深、齐元、俞家骥、祝书元等一群奸徒在北平怀仁堂粉墨登场。“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华北各地伪政权也相继建立。王克敏以“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委任了一批傀儡头目：北平市长江朝宗、天津市长高凌霨（兼河北省长）、山东省长马良、河南省长肖瑞臣、山西省长苏体仁。

日本在华北各地拼凑伪组织、建立伪政权之举，直接危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建立统一、安定、强大中央政府”的方针，实为蒋氏所不容。王克敏登台之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决定在华北秘密开展“除奸行动”，刺杀奸伪。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先秦文化学术的繁荣昌盛。在音乐思想上儒家、墨家、道家音乐思想他们有利也有弊，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文文化的发展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有利的一面也就有弊的一面，对如今的现状来说很大的重要意义。

次日，罗某又去找表兄。这回是去表兄家，不料进门却大吃一惊：表兄仰卧床榻，动弹不得。一问情由，原来表兄昨天在王公馆值夜勤，半夜时分方才回家，半途上不慎被一辆马车撞倒，抬到医院去一查，小腿腓骨断了，只好上了夹板在家静养。罗某对表兄的“不慎”有想法，怀疑对方昨天已看出苗头，不肯下手，故来这一出“苦肉计”，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他只好安慰了几句，留下一些钱，告辞而去。回到京都大饭店，向陈恭澍如此这般一汇报，陈恭澍大觉意外，默不作声。

这些情况，在陈恭澍最近秘赴武汉晋见戴笠时，已经知晓，当时戴笠就跟陈恭澍打招呼，让天津站做好行刺王克敏的思想准备。此时戴笠发来电令，说明蒋介石已下最后决心，陈恭澍当然坚决执行命令。当天晚上，陈恭澍亲自圈定行动人员名单，一一通知，让他们次日下午赴北平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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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中的降尘重金属污染程度普遍严重且主要来自工业基地或有色金属矿区。由图2可知，降尘中As、Hg、Cu、Pb、Zn等重金属污染强度高的区域多集中在辽中南、京津唐、沪宁杭、珠三角等工业基地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以及轻工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Pb和 Zn高浓度主要在东北、西北、滇川和铅锌矿较丰富的两广地区，可能在矿产开采过程中导致了工业区Pb和Zn的重金属含量显著高于非工业区；鄂豫皖地区的钢铁、冶炼等工业活动导致较严重的As和Cu污染；新疆工业区Zn污染严重主要是其北部化工产业带的金属冶炼活动导致的。

二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1873年（清同治12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官僚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克敏远游法国，结识了银行界的洋老板，回国后在袁世凯政府任财政部长。不久，“中法实业银行”创立，王克敏出任了中方总经理。1917年7月，王克敏又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不怎么精通银行业务，但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簿记的数字，人称“活账本”，为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所看中，1917年，王克敏首次出任财政总长，由银行老板一跃而成为大官僚。

武守义拍着胸膛对陈恭澍说：“赵先生请放心，此事由我武某人出面，纵然不成，也不至于坏你的大计。彭锡海是我的老部下，即便不答应，也绝不会把底细抖给王克敏！”

“什么路还可以试一试？”

三天后的中午，陈恭澍、张作兴去武家，得到的消息是彭锡海答应下手，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20000银元安家费；二是必须绝对保证他及家眷安全转移到武汉去。

陈恭澍一行抵达北平后，以商人身份分头住进了两家大饭店。陈恭澍命令部属谨慎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他本人则去拜访军统北平站书记毛万里，想了解一下有关王克敏的情况。毛万里也是军统局有名的大特务，和陈恭澍虽然相识，却无私交，他似乎对戴笠不叫潜伏北平的军统特工诛除王克敏，而舍近求远地让陈恭澍来干此项行动有异议，因此对陈恭澍的到来抱冷淡态度，介绍情况时哼哼哈哈，模棱两可。陈恭澍是何等人，马上看出苗头，当下便不再探问，敷衍了一阵便告辞了。

毛万里不肯协助，难不倒陈恭澍。桃树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陈恭澍次日去找了他的老同学、曾任复新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军统特务齐庆斌。齐庆斌和陈恭澍私交甚笃，听陈恭澍说明来意后便介绍了有关情况：王克敏自粉墨登场，当上伪临时政府“主席”后，做贼心虚，意识到随时有遭暗算的可能，因此采取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所以，若要暗杀王克敏，必须选择合适地点，并确切掌握王克敏的活动规律。

现代化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模式需要严格的内部控制作为基本保障，科学的内部控制建设必须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内部部门和人员、经营和决策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对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新的建设时期，我国应该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建立有效的改革机制和管理理念，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新时期的发展战略，使行政事业单位以灵活自治的姿态配合我国政策颁布的各项政策和法规。

陈恭澍回到下榻的京都饭店，召集几个心腹特务密议如何下手，临末得出结论：暗杀行动必须打通内线，否则很难达到目的。陈恭澍便动起了物色内线的脑筋。以军统的活动惯例，肯定有特工已打入王克敏周围，但这是北平站的人，陈恭澍已在毛万里那里碰过软钉子，自然不会再去自讨没趣，只好另辟蹊径。

怎样辟法？陈恭澍自有主张。来北平执行暗杀任务的9名特务中，有一个姓罗的是北平人氏，他有个表兄就在王克敏公馆里当差，是上灶掌勺的厨子。陈恭澍的主意就打在此人头上。

这天，陈恭澍召来罗某，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让他去摸表兄的底，看看他表兄是否能帮得上忙。罗某托人捎口信把表兄叫出王公馆，进了一家茶馆喝茶叙谈。一个时辰过去，罗某已摸清了表兄的底细，回来向陈恭澍报告：王公馆伙房分大、中、小三种灶，佣人、警卫吃大灶，王家的家属吃中灶，王克敏本人吃小灶。表兄是烧中灶菜的，但因手上拿得出点儿烹饪功夫，有时王克敏要换口味时也叫他烧几样小灶特色菜，现在月薪是20元大洋。

陈恭澍闻言窃喜：照情况看来，此人有投毒行刺的条件。他当下指示罗某：“明天再去接触，进行实质性试探，可以把价钱开得大一点儿，上万元大洋也可以。我们做事有仁有义，事前，可以把他的家眷秘密接往安全地区；事后，立刻把他本人送往武汉或者重庆，让他另谋职业。”

该方法宏观上采用5M因素对信号系统的风险辨识进行分类，有利于认清风险根源；微观上，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对信号系统分阶段风险进行辨识并评定风险损失，有利于制定信号系统风险控制措施。总体上，该方法风险辨识质量高，风险控制精准度高，且该方法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事前安全管理效果，也为安全相关系统的风险预评价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罗某点点头，道：“遵命！”

1938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召见军统局局长戴笠，责成军统局负责“除奸”，特别指定要把王克敏放在暗杀名单的首位。

  

1938年12月，日军新任华北派遣军司令杉山元访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陈恭澍无咒可念，缩在自己房间里，让茶役去餐厅叫了几个菜、一瓶酒，独斟独饮，既是借酒浇愁，又是想再作一番苦思，说不定能想出个法子来。但想来想去，就想不出一个法子来。看来，要完成任务，只有向戴笠拍发密电，借局本部的名义指令军统北平站向他提供内线，协助行刺王克敏。这样做，戴笠当然首肯，但此举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会显得他陈恭澍能力不够，恐怕会影响今后的仕途。

三

次日，陈恭澍有个关系极密切的老朋友，姓张名作兴，以前也干过特工，后来改行经商，其时也住在北平。陈恭澍来北平后，曾专程登门拜访，因为是老朋友，说话时口无遮拦，漏出过要解决王克敏之事。张作兴这天来京都饭店回访陈恭澍，见这位老兄愁眉不展，忙问缘由，得知原委后哈哈大笑道：“老兄，此事有何难？只消破费若干钱钞就可以解决了嘛！”

喜从天降！陈恭澍忙问对方有何良方妙策。张作兴扳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张作兴有个姓刘的姐夫住在皇城根，刘某有个邻居叫武守义，是个退伍军官，此人50多岁，过去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师长，现在回到地方上，和一个年轻太太过日子。武守义无子女，夫妻两个生活难免寂寞，就经常喝酒。武守义常常几杯酒下肚就胡吹乱唠，吹得最多的内容就是某某在他手下当过营长，某某在他手下当过团长，当年如何对他这个长官恭敬有礼。他肚子里兜着一本花名册，说出的名字不会错一个字，而且被提及的人现今必定已经发迹出名。有一次，武守义提起一个名叫彭锡海的军官，说彭锡海以前曾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现在是“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的警卫队长，颇有权势，却仍然记着他这个已是平民百姓的昔日上司，隔三岔五来探望……

张作兴说到这里，笑道：“老兄，你何不找找这位警卫队长的门路？”

陈恭澍一停，眉开眼笑，按铃召来茶役，让速备酒菜，款待老友。席间，陈恭澍向张作兴提出，请他进一步了解彭锡海现时对王克敏的态度，以判断拉拢彭锡海作内线的可能性。张作兴一口应允。

次日，张作兴来见陈恭澍，告知回音：“据武守义介绍，彭锡海这个警卫队长名声虽好听，却是有名无实，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在王公馆吃粮当差，看家护院而已。至于警卫，王克敏另有贴身马弁4人，整日跟进跟出，寸步不离。因此，他对王克敏心怀不满。”

陈恭澍闻言大喜，说：“好消息！如此看来，我有必要亲自出面去拜访一下武守义，让武守义出面跟彭锡海说说，让彭锡海帮助我们。”

当天下午，陈恭澍由张作兴陪同，携带名酒、首饰、衣料、点心等礼物去皇城根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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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澍点头道：“两万大洋买王克敏的人头，值得；要求转移武汉，可以。”当下拍板，并答应先付一半酬金，另一半待事成之后即付。

武守义行伍出身，很重义气，又有些爱国思想，对王克敏卖身求荣之举颇不以为然，当下不用陈恭澍多说，便一口答应去对彭锡海进行游说。

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华北局势恶化，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因日本方面对其不满，深感对日交涉棘手，将委员长一职让于王克敏代理。8月，该委员会奉国民政府之令撤销，王克敏成为一介布衣。但同年12月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又当上了委员。次年，该委员会设立经济委员会，王克敏又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一直当到“七·七”事变爆发。却说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戴笠的命令后，不敢迟缓，连夜点调人马，次日带领9名特工化装密走北平。

式(2)约束条件表示变电站第N条馈线的最大负荷fN必须小于等于与之相联络且负荷裕度最大的两条馈线的负荷裕度之和。因现场实际倒闸规范要求，这里暂只考虑两条相联络线路，不考虑3条以上联络线路的情况。

陈恭澍便和武守义约定，三天后来武家听回音。

剧场里又响起一阵音乐，是那首著名的《骷髅之舞》，峰峰相连的音符串成一段又一段的高潮，不停撩拨着我心中那根脆弱的弦。

武守义置酒款待。陈恭澍思忖自己名声太响，不敢实说，佯称姓赵名景夫，受人委托从武汉来北平做这桩大“买卖”。

当天傍晚，陈恭澍派特务把一张10000元支票送到武家，另有5根金条，那是酬谢武守义的。武守义收下了支票，捎话让“赵先生”静候佳音，金条退了回来，说是帮朋友办事，不能收好处。陈恭澍自是高兴，呆在京都饭店听消息，并让手下特务作好随时撤离北平的准备。

消息来得很快，但令陈恭澍大失所望：武守义把支票给彭锡海送去时，警卫队长却变卦了，不肯下手。武守义劝说无效，只好把支票拿了回来。他感到老脸无光，朝“赵先生”连连作揖道：“抱歉！抱歉！”

陈恭澍收下支票，随手另外开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递给武守义道：“麻烦武先生再跑一趟，把这给彭队长送去。”

这一手，连当过师长的武守义也大出意料地问：“这是为什么？”

“此事给彭队长精神上形成了压力，权且为他压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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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陈恭澍这一手很有必要，不但堵住了彭锡海的口，而且还另外起到了始料不及的作用。

四

彭锡海的突然变卦，使陈恭澍感到十分为难，他意识到自己又到了几天前的那种窘迫境地。他独自缩在房间里想了好一阵，头脑里仍是一片空白。万般无奈，只好把9名部下都召来，让众人议议有什么好主意。大家七嘴八舌议了几个小时，主意倒是说了好几个，但细细想来都经不起推敲，只得作罢。

晚饭后，军统北平站突然来了个交通员，送来一份密电。陈恭澍取出密码本翻译出内容，又是一阵头痛——戴笠来电催促赶快下手，说蒋介石正等着听消息。

“唉——”陈恭澍喟然长叹，抓起电话机送话器，拨通了楼下罗某住的客房道，“你马上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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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上过初中，粗通文墨，此次出差，陈恭澍让他兼任文书，召他来，是要让他起草一份给戴笠的电报，要求动用北平站内线。当下，陈恭澍把意思说了一遍，临末道：“你马上写电稿，我译成密码后，派人立即送到毛万里那里去，让他的电台拍发给戴老板。”

罗某头脑比较冷静，听罢略一沉思，问道：“陈先生，我们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这样做的境地？”

陈恭澍一愣道：“你说呢？”

“依卑职看来，好像还有别的路可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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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锡海虽然不肯下手，但若肯向我们提供有关王克敏活动规律的线索，这对我们达到目的可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陈恭澍一听，如梦初醒，说：“对啊！他妈的，我先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先指望让他下手，没想到其实还有这一层便利哩！”当下决定，电报暂时不发，明天请武守义去向彭锡海了解有关情况。

彭锡海看在支票的份上，向武守义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王克敏每逢星期二下午2点钟必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和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会晤。

从腐败的菠萝酒中分离得到4种腐败菌，经初步鉴定为细菌，分别为1号、2号、3号和4号，余甘果果肉对1号、2号和4号细菌具有较为强烈的抑制作用，抑菌圈直径分别为15.5 mm、12.8 mm和11.5 mm，对3号细菌无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余甘果果肉具有抑制菠萝酒腐败的潜力。通过实验表明，余甘果能够辅助乙醛脱氢酶降解乙醛，只添加乙醛脱氢酶时，乙醛的转化率为46.16%，同等条件下添加余甘果以后，乙醛的转化率为51.18%，转化率提高了5.02%。余甘果果肉的最适添加量为1.5 g/5 mL 40%乙醛（即0.3 g/mL 40%乙醛），余甘果和乙醛脱氢酶的最适作用温度为37℃。

陈恭澍犹如绝处逢生，兴高采烈，当场决定就在煤渣胡同伏击王克敏。

次日，陈恭澍亲自去煤渣胡同察看地形，回来后绘制了地形图，反复考虑后，制定了行动计划：9名特工分成两组，第一组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组以猛烈射杀制止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掩护第一组人员下手。

当天晚上，陈恭澍召集全体行动人员开会，宣布道：“行动时间定在下星期二下午2点钟。人员1时40分在东四牌楼南大街金鱼胡同东口、光陆电影院门外集合，保留三分钟时差。集合后，第一组经由人行道直达预定现场，各就各位，第二组由金鱼胡同朝西，一人骑车两人徒步，成一、二队形行进，行至宪兵队门前时，按照日本人定下的规矩，停步，向门岗行礼，然后通过，以不引起麻烦为原则。我坐在煤渣胡同东口对面马路旁的小吃摊上，你们见我站起来，就作好准备；见我戴上帽子，你们就下手。下手后，迅速分头撤离现场，都听明白了吗？”

特工们都点头，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为确保行动实施成功，陈恭澍和部下去现场进行了三次演习。

五

1938年3月28日，王克敏和以往一样，午饭后稍稍小憩，一点钟敲过，来到办公室，翻了会儿报纸，便传令备车。一点半许，两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出王公馆大门，前面一辆坐着4名警卫，后面是王克敏的座车，不紧不慢地往煤渣胡同方向驶去。

王克敏这天和喜多诚一的会晤，主要是商谈“临时政府”和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合并问题，因此，还得带上“临时政府”的临时顾问山本荣治。事先，山本荣治已和王克敏通过电话，在王公馆往煤渣胡同途中的“梦娇咖啡馆”门口等候。王克敏的座车经过时，停了一下，让山本荣治上了车。

煤渣胡同东口马路对面，有一长溜小吃摊。这天一点多钟，穿中式夹袄、头戴绒线帽的陈恭澍来到其中一个卖卤菜的摊位前，要了一碟酱牛肉、一碟花生米、一碟咸水鸭和二两烧酒，面对着胡同坐下，脱下帽子，不慌不忙地吃喝起来。1点55分，陈恭澍望见对面胡同里出现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罗某打扮成一个富家公子爷模样，边骑边摇头晃脑，嘴里哼着小曲。自行车骑得很慢，车的后面六七米处，跟着两个大汉。陈恭澍把眼光投向马路南侧，突然一亮：王克敏的座车来了！

两辆黑色轿车驶至煤渣胡同口时，是1点57分。前面那辆警备车一拐弯进了胡同，后面那辆也开始转弯。就在这时，陈恭澍突然站起来，戴上了帽子。几乎是同时，小吃摊上的6个特工一跃而起，各自拔出手枪，一齐冲王克敏座车射击。一时间，马路上枪声震耳，硝烟弥漫。罗某和另外两个特工此时已闪在胡同口边，早已拔枪在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朝警备车施以密射，呼啸而过的子弹，把几个警卫压得抬不起头，钻不出身。

一阵密射之后，陈恭澍吹了声尖厉的口哨，特工们按照预先的分工，各自觅路逃遁，一瞬时就不见踪影……

这次行刺，组织严密，刺客阵容也很强，但是由于胆怯，未敢近前射击，结果只打死了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仅受了轻伤。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和北平市伪警察局出动大批军警搜查凶手，但陈恭澍等人早已离开北平，这起大案最终不了了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6日，华北头号汉奸王克敏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被捕，囚于北平炮局监狱。同年12月25日，王克敏畏罪服毒自杀，死于狱中，时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