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卷第1期)

2）安装队伍进场拆除原2台射水泵→NASH水环式真空泵运输就位并固定基础→真空泵进汽/排空气管道→冷却水进水/排水管道的测量预制焊接→管道防腐→电气接线→仪表更改真空泵DCS启、停画面及逻辑程序→一次性调试成功，耗时32h，参与技术工数量7人。

1.推行青年干部历练制度。目前新录用的青年干部由于业务不够熟悉，给税收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要大力推行青年干部历练制度，通过多岗位锻炼，培养青年干部工作技能，激励青年干部勇挑重担，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

4 孙文的民族服装思想与西式服装的“中国化”

近代中国的服饰文化之所以形成了西洋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除了西服被作为“易服”之首选，在国家服制中具有合法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亦即军警制服和学生制服的影响很大，它们的款式均来自西式军队，其剪裁技法也是西式的。正是在西式军服或学生制服大面积存在的背景之下，中山装的创制才堪称是西式服装中国化、本土化的一个范例。

孙中山于1912年2月4日写给“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信函，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服装思想，其文如下：

“迳复者：

来书备悉。贵会对于易服问题，极力研求，思深虑远，具见关怀国计，与廑念民艰热忱，无量钦佩。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但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诚有如来书所云者。

惟是政府新立，庶政待兴，益以戎马倥偬，日夕皇皇，力实未能兼顾及此。而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装服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贵会研求有素，谅有心得，究应如何创作，抑或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既由贵会切实推求，拟定图式，详加说明，以备采择。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状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

今兹介绍二人，藉供贵会顾问：一为陈君少白(香港中国报馆)，一为黄君龙生(广东省海防)。陈君平日究心服制，黄君则于西式装服制作甚精，并以奉白。”[1]

从上文可知，孙中山认为所谓“易服”，主要是指郑重场合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这意味着国家不需要干预普通民众的常服。他曾经对将西服洋装规定为民国礼服有所不满，担忧西装成为定制之后，必然要使用外国衣料，为此，他明确提出倡导国货的主张。孙中山认为，创制新的国民礼服衣式，应该遵循几个大的原则，亦即“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注重经济、实惠、便民，利于卫生和劳作，可以说这些原则也是后来促使中山装得到推广的原因。

孙中山的民族服装思想，原本就较少有将衣冠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内涵，但在后来具体的创制和相关言说之中，中山装被国民党人视为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的物质载体或象征符号。尽管中山装的款式细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它接近于各种制服的属性并且采用西式剪裁，亦即立体剪裁的技术，使得它应该被归于“西式”服装的谱系。可是，其上衣为立式翻领，呈关闭状，对襟、四个明贴袋、袋盖各一明扣等，又与欧美及亚洲各国的服装明显不同，可被视为中国特色。

对于林业来说，火灾是最大的威胁。火灾会大面积破坏森林资源，烧毁大量植物，减少森林覆盖面积，所以必须要加强火灾的预防工作。林业保护部门自身应该具备十分全面的森林防火知识，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时时刻刻做好防范工作。此外，在一些节假日，严禁人们在森林开展带有火种的活动，避免这些活动引起火灾，烧毁森林植物。同时，林业保护部门也要加大预防森林火灾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防范火灾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降低森林发生火灾的概率[3]。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出席各种重要的场合时，曾经因不同场景的需要而分别穿过长袍马褂、西服和后来被视为“中山装”之原型的服装。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他的着装实践，开创了近现代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着装政治学”。孙中山对新式服装的探索和实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时，虽然后人将他视为中山装的原创者，但更为接近历史真相的事实却是他生前并没有明确究竟哪一套服装才是他亲自设计或较为心仪的。孙中山对于创制新服装的构想，有“博采西制，加以改良”，“以备采择”的说法，这和他本人穿用过多款改良服装的实践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善了广大民众的服饰生活，手工缝纫衣物的传统迅速趋于萎缩。改革开放早期人们是购买布料，再花钱去请裁缝制作较为时尚的服装，但这种情形很快就被轻纺工业大量生产的成衣所替代。以此为基础，中国人民的服装选择日益多样化和自由化，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进入了“时装社会”。在时装社会里，普通中国人的形象自然也发生了巨变。

1925年4月28日，上海“亨利西服号”在《申报》刊登广告称：“‘Prince of Wales Style’英皇太子式西服，世界各处无不仿行之。本号对于此式服装，专门研究有素，故式样方面，精优无比。吾国第一伟人孙中山之衣服，亦多在本号所制。”由此可以推知，直至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尚未见“中山装”这一称谓。但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所刊广告的信息，因孙中山生前在该店“定制服装，颇蒙赞许”而名声大噪的上海荣昌祥号，在“国民革命军抵沪”之际，为提倡服装起见，曾低价销售中山装，以便“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1927年6月26日的上海《申报》广告，也说有商人制作中山装出售，并称“青天白日旗帜下之民众，应当一律改服中山装，借以表示尊重先总理之敬意”；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2]；1928年7月9日，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晚报》副刊撰文“中山服应用中山布”[3]。综上所述，大约是在1927—1928年间正式形成了“中山装”或“中山服”之称谓，同时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众穿着实践。稍后于1929年4月，政府在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上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提出“制服用中山装”；而在同时或随后颁布的多项服制法规中，有些地方也提及中山装，例如要求陆军、警察、公署卫士等制服款式“依照中山装样式”。由此可见，中山装对当时的服制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基本可以推断，中山装的款式定型和称谓确定，大体上就是在1925年下半年到1929年之间。这也正是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大力组织孙中山纪念活动，推动孙中山崇拜，以便有助于统一全国民众之向心力的时期[4]。可以说，正是在大力建构孙中山崇拜的过程中，以“中山”命名的军舰、公园、城市道路，以及他生前较多穿用的服装，后来均成为民国时代留给新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5]；几乎同时出台的《修正服制条例草案》也明确认定了中山装为男性公务员的制服，从此，中山装在中国就更进一步地普及，并获得了某种官方地位。

之所以说现代旗袍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成功范例，除了它与上述表现女性身体的西方服装思想密切相关之外，事实上它也汲取了西式服装的剪裁技艺。现代旗袍既可以平面剪裁，也可以立体剪裁，其款式的特点是贴身、合体、适度裸露(通过开杈)，并凸现女性“三围”等身体特征。现代旗袍的剪裁制作工艺，确实存在着由中式平面剪裁逐渐演变为立体贴身剪裁之西式技法的倾向，它可以使服装更加贴身和使得每一位穿用者均感到合体。

中山装原型为军服，又对军警及国家公务员制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套普通的服装款式，而是与国家权力有着密切而又深刻的关系。作为崇拜孙中山的符号之一，它被很多国民视为具有现代性的、可以在国际社会重塑国家形象和国民全新的精神状态，因而也是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礼服。伴随着中山装不断地走向大众化、平民化，在全国逐渐普及，它的各种符号意义也不断被加以补充、修正和强化。正如国共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不约而同地穿上了中山装，表明它当时已经成为超越党派的更具有普遍性的服装。中山装虽历经改良，但就基本形制而言，仍属西式款式，它的中国属性更多地是经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后来不断附丽其上的诸多言说人为建构的(坊间口碑有将“三民主义”、“礼仪廉耻”、国家统一、五权分立或五族共和等寓意，分别附丽于中山装袖口上的钮扣数目、4个口袋、后背无缝、衣襟5个钮扣等形制细节上的言说。这些言说未必有可靠出处，但对于民间形成有关中山装的集体印象，对于将中山装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国服想像或心理认知，却有不宜忽视的重要性)，其中最为根本的或许是它最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醒目和普及的符号。尽管形制偏属于西式，但中山装的风格和象征寓意却无疑属于中式，此种中式属性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它所承载的寓意和象征性。中山装是在中国近现代(多)民族国家创造国民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它既有民族性(作为中式服装)、又具有某种现代性，在规训国民身体的意义上，它反映了民国时期政府力图通过推广这款“国服”以重塑国家形象和国人精神面貌的努力[10]。总之，中山装被赋予了本土革命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意义，并且是在人们的穿着实践中被“心理化”为中式服装的一种[11]。

[5] 佚名.蒋院长令饬公务员穿制服[N].中央日报,1936-02-19.

但是，和上装相比较，民国时期下装的西式化更为彻底，故有人称之为“裤子革命”[13]。除了在农村尚有“缅裆裤”之外，大中城市很快就普及了西裤。有一个时期，上层社会曾流行吊带西服裤，通常是和西式衬衣、领带或领结、西装坎肩、西服外套等相匹配。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女性也穿起西裤，并和缩短了的中式小袄搭配；逐渐地，西式女裤的普及又进一步推动了上衣下裤的女性着装新风俗。

如前所述，合作金融资金高度依赖外部资金供给，国家银行收回资金以后，合作金库资金几近枯竭，同时因物价高涨，合作金库开支增加。在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之下，各地合作金库在抗战后期多数无以为继，外于名存实亡的萧条局面。据社会部对浙江、四川、江西、湖南等14个省市454所合作金库的调查，至1942年，全国半数以上合作金库均停业或被动委托银行代办，如四川的县合作金库被动合并于银行分支机构者已达24库，被动委托办理者32库，仅剩余71库独立经营。甘肃合作金库数量本来不多，而被动合并者达11处，委托银行办理者4库，所余者仅2库。[17]到1944年初全国先后停业的合作金库达292个，约占60%。

5 平民穿着实践：中式服装的“西化”

如果把中山装视为近现代中国服饰文化之西式服装“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那么，现代旗袍便是中式服装“西洋化”[14]的范例。与人为建构的中山装主要是以权力动员进行推广，以及充满意识形态属性的符号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从城市女性的穿着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它是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初步发展为背景，并最终由社会各界女性的穿着实践所完成。虽然它后来也被南京政府纳入国民礼服的体系之内，但说到底，它的形成是基于自下而上的穿用实践，这一点和中山装是自上而下的推广有着很大不同。

清末时，汉族妇女和满族妇女基本上是各有其民族特色的服装[15]，因此，民国“易服”主要是针对官服(汉官威仪)和男性服装而言。但不知为何，在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中，女式礼服却是另行设计的，既非汉族女性的长袄，也不是清末的旗袍，这种设计和一般民众普遍穿着的女装有一定距离。这套人为设计的礼服，后来并没有普及，事实上，它刚一推出，就有女界人士批评。据说1913年初，“中华国货维持会”就曾邀请女界代表对其提出修改方案[13]。虽然北洋政府颁布的女子礼服并不是很成功，但综合判断，它仍可算是基于传统服饰文化资源对中式服装的一种形制创新尝试。

民国时期，一般的汉式女子长袄和旧式旗袍都在悄然而又迅速地发生着变革，尤以传统旗袍向现代旗袍演化为最大成就。南京政府在颁布《服制条例》时，曾将改良旗袍确定为女式礼服，这意味着其对现代旗袍这一改良的中式服装之方向给予了基本肯定。

“旗袍”本是清末之前满族妇女的装束，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旗袍趋于衰落，满族妇女或因感受到来自“易服”潮流的压力，或因时代变迁而逐渐放弃了它，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旗袍的兴起。现代旗袍在基本款式上可以说是源于传统旗袍，事实上，传统的旧式旗袍早自清末就开始受到西式女装，诸如西式连衣裙之类的影响并逐渐发生着改进；而各地城市汉族女性大面积地采用新式旗袍的动向，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旗袍的成熟与演变。现代旗袍虽然和传统旗袍不无关系，但它们基本上可视为不同的两种服装[11]。和以H形造型为特点的传统旗袍完全不同，以S形造型为特点的现代旗袍不仅在款式上有很多改良，更有对女性身体的表现而不是遮蔽。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女装的重大挑战，其中内含着新时代女性反对封建，追求自由、自主、自强以及平等、平权的现代意识。中国的传统女装在历史上均以遮蔽女性身体为基本特点，女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封建社会对于“女德”的要求，现代旗袍则恰好相反，它最大限度地表现女性身体曲线之美，因此，构成了颠覆性身体革命的重要环节。

对儿童腺样体、扁桃体疾病采用低温等离子辅助技术的治疗效果显著,针对不同的病情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式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关于中山装的原型，学术界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看法。或认为它是改自当时的学生制服，或认为它汲取了西服造型而设计[6]，或认为它来自于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或认为它从当时的陆军军服改进而来，是一种源自军装的新便服。检索民国时期的图像资料，可知孙中山从民国初年至病逝前，在重大场合穿过的服装主要有大元帅服、西服、长袍马褂、军服(1912年1月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学生制服(1921年4月7日赠给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的照片，现存爱知大学纪念馆)、以及由多种原型(学生服或军装、企领文装等)改良的若干立体剪裁的西式或准西式服装等。有研究者认为，就其生前的穿着实践来看，他比较喜欢原型缘于日本的立领、3个口袋的学生装，以及由军装改进故有军装风格的翻领和4个口袋的服装，后者应该就是“中山装的雏形”[7]。另有学者指出，4个口袋的军服与后来的中山装形制最为接近，翻阅和对比多种图像资料发现，中山装在设计上与20世纪初流行于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军服有明显联系[8]，鉴于当时中国军队以西方为样板的服制改革，全社会对于现代军服的形象形成了普遍认知，因此，中山装最有可能是从军服改良而来。因此，可以说“中山装似乎是从德国借道日本传到中国的”[9]，大概正是指其源于军服之意。

现代旗袍的另一个特点是适于各种国产布料，丝绸、锦缎和一般的棉布、粗布均可适用。它一改传统女装的繁琐工艺，从经济上看，既省工省料，又穿着方便[15]。现代旗袍的款式细节有很多选择，例如，衣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等；衣领有高领、低领、无领等；袖有长袖、短袖、无袖等；开衩有高开、中开、低开等；裙长则有长旗袍、短旗袍等；薄厚则有单旗袍、夹旗袍等。与此同时，现代旗袍和其他不同款式、色彩及材质的配饰(例如，围巾、披肩、手袋、鞋帽、丝袜、高跟鞋、首饰等)、配装(短衣、大衣、大氅等)自由搭配，更加能够不断地花样翻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民国年间妇女的服装生活。其中，以知识女性、社会名媛、大家闺秀和青楼女子，以及官绅富豪的妻妾家眷等较为富裕女性群体为主，她们当仁不让地扮演了妇女服饰变革之领潮人的角色[16]。

对于现代旗袍，固然可以从当时国内妇女解放及反封建思潮的背景去理解，但应该说它也和国际女性服装的发展潮流密不可分。西方女装在20世纪以前，以丰胸、束腰、紧身、翘臀为特点，夸张地突出女性的身体特征，但由于设计繁复、造型夸张、款式细部结构过于琐碎，而导致女性穿脱困难、行动不便。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可能性不断增强及机会不断增加，服装改革也逐渐得以推进，女性从传统的紧身衣裙中解放出来，趋向简洁、轻便、实用和展现自然体态之美的款式形态。中国现代旗袍的诞生与流行，其方向性正与国际女装变革的此种趋势相一致，因此，现代旗袍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的流行，其实也与当时西方的女装时尚相关。有日本学者曾经指出，1920年前后，在西欧出现了衣长过膝的女式礼服，受其影响，中国旗袍也变短了，袖筒亦同时变窄[17]。也有中国研究者指出，19世纪20年代末，旗袍的身长和袖长较大幅度地变短，这也可能与当时西方女性比较流行短衣短裙的风气相关[18]。

现代旗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亦即它的流行时尚化。与一直较具稳定性的男性长袍马褂明显不同的是，现代旗袍从一开始就具有流行时装的属性。时装是现代服饰文化的基本特征，它不断追求变化、追求个性、追求创新、追求差异化、追求时代感。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旗袍正是如此，从领子的高低，到袖子的长短，再到裙摆的高低，当然还有面料、纹饰和配饰等，无一不处在变化之中[11]。现代旗袍的流行时装化，对于丰富民众的服饰生活，及促进中国当代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均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故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旗袍的西式化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其从具有民族服装属性的传统旗袍，朝向流行的时尚服装不断发展的过程[19]。现代旗袍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既可作为礼服，亦可作为时装，它的这一属性，从20世纪30—40年代的时装展示会，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无数次时装表演，几乎是一脉相承。

对于现代旗袍，似不宜执著地用族别意识去理解。若一定要涉及族属，它应该是在满汉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以西式女装为参照，汲取了西式女装文化的若干要素，而在近代中国以沿海大城市的消费社会为背景所形成的一款中式女装。早在20年代，就有人为了淡化其族属而将现代“旗袍”改为“祺袍”或“中华袍”[20]，这个提法在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笔者在2013年9月中旬赴台湾调查时，曾经访问过专门制作旗袍的老铺，再次确认是有“祺袍”的用法。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中，人们把旗袍叫做“长衫”，也是为了把它和传统旗袍有所区分。在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了抵抗殖民当局“去中国化”的同化政策，19世纪30年代有很多民众自发地从上海引进旗袍，以表达自己的中国属性，当时穿旗袍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迁台后，实行“去殖民化”政策，大力复兴“中华文化”，于是在19世纪50—60年代，旗袍在台湾进入鼎盛时期[21-22]。显然，对于现代旗袍早已无法用满族或汉族的族别视角去认识，而应该把它视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混杂”生成的中式女装的一种。

作为民国时期建构国民文化的成就之一，现代旗袍和中山装一样，均是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它一直深受各阶层妇女喜爱，从国家领导的夫人到一般家庭妇女，几乎都是旗袍爱好者。但在19世纪60—70年代，它却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污名化，以至于一时间销声匿迹。好在改革开放后，旗袍很自然地被重新“发现”，眼下已成为时装社会里中国女性着装的最重要选项之一。

6 制服社会与“江式裙”

中式服装中的长袍马褂、中山装和现代旗袍，在民国时期于特定的礼仪性场合，多少可以满足人们通过服装来表现文化认同的需求。但是，它们与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那些生活贫苦的人们现实的衣着生活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差距[23]。中国内地乡村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日常穿着，事实上很难为上述中式服装及其变迁过程所完全涵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各地乡间延续了清末的衣着现状，亦即上衣(袄)下裤(裙)。例如，很多男人下身为大裆裤，上身为简易的对襟衫子。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当时意识形态进一步浸润到普通民众，西服洋装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曾经具有国民文化属性的长袍马褂和现代旗袍，也逐渐被重新定义为封建余孽或买办、资产阶级的服装或其象征符号，从而变成了需要予以革除的对象。

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有关部门和少数有识之士曾经强调丰富民众服装生活的重要性，提倡并呼吁女性多“穿花衣”，把生活装扮的更加美丽一些，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还是不可避免地逐渐迈向了“制服社会”。以军装(六五式军装)、军便服(老百姓仿照六五式军装自制)和中山装为主要款式形制的短装上衣和西裤，逐渐扩散到全社会；除了各地乡间以对襟短袄和大裆裤等为主流的“民俗服装”之外，长袍马褂和旗袍几乎不见踪影。虽然也有列宁服、布拉吉等为数有限的外部服装影响，但总体而言，民众的服装生活逐渐地形成了款式和色彩均非常单调的局面。尤其是女性衣着慢慢地出现了“革命化”、“男性化”或“中性化”的倾向，服装已经不再作为女性性别身份的表象，不仅如此，在极端的情形下，哪怕是稍微重视一下服饰打扮的人，往往就有可能面临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危险。

但在1974年9月，中国第一次参加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时，中国女运动员在入场式上统一穿着的一种款式为交领、开襟的淡绿色连衣裙装，却一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既非运动服，也不是当时国内职业女性较多穿用的小翻领女式西装。据说这套裙装是由江青主持设计的，故有“江青裙”或“江式裙”的叫法，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民间也有戏称“娘娘服”的。后来，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归国，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江青本人也特意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同款式裙装，暗示了她与这套裙装的关系。

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处于“制服社会”的状态，人民的服装生活颇为单调，大多数人的服装都是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人民服)，或是黄色的军便服，甚至不少女性也穿蓝衣黑裤，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极少穿着裙装。这种情形曾被国外媒体讽刺为“蓝蚂蚁”或“老三色”(蓝、灰、黑)、“老三样”(列宁装、军装、人民服)。正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之下，中国女运动员以裙装在国际场合的亮相，自然也就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

起因或许是在外国宾客的提示与质疑之下，江青本人较早地意识到中国一般民众的服装过于单一，故除了军装之外，她也在一些场合特意穿出裙装，或者是咖啡色的小翻领西式裤裙，或者是白色连衣裙。大约是1973年前后，江青指派天津服装公司，要求参考汉唐或宋朝女性的服饰，设计出一套当代中国妇女可以穿用的裙装。在江青“古为今用，不能崇洋，天津革新，推广全国”的指示之下，天津市委也非常重视，于是，很快就有一套“开襟领连衫裙”得以推出，其款式特点为小交领(或曰小和尚领，但其实就是左右对称的V字领，而不同于后来汉服运动较为执著的交领右衽)，领内有白色衬领、衣领和前襟有镶边、裙腰收褶、配以同色腰带、腰下裙长及小腿中部。这是一套中西式合璧的裙装，因为它一方面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文化的一些要素，但又在总体上维系了西式连衣裙的基本特点。虽然从历史上的服饰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的确和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不相吻合，但也是有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思想作为依据。有人认为，“江氏裙”或可称作是当下流行之“汉服”的雏型，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现代服装设计参鉴古代汉族服饰的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江氏裙”，当时的民众口碑却也有一些酷评，例如，有顺口溜讽刺说：“上半截儿像男，下半截儿像女；后面看看是尼姑，前面看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成了闺女，闺女穿成了大娘”。

1974年10月，“江氏裙”的示范样板得以在天津正式展出亮相，随后以天津市为中心，把这套裙装当作“新生事物”予以大力宣传，试图在全国予以推广。要求凡是文艺界出席国宴的女同志，一律要穿着“江式裙”；国家体委也规定女运动员出国，以“江式裙”作为标准着装[24]。此外，还要求动员女性领导和党政机关的女干部、以及市妇联和纺织女工等积极带头穿用。据说，当时在天津，曾经一次发放给纺织女工1 000件，鼓励大家穿用。除了在很多大中城市服装店的橱窗里予以专门展示，并配以文革成就、新生事物之类溢美之词的说明之外，甚至有些单位把是否穿着“江氏裙”视为是一条政治“试题”，强调这是政治态度问题。坊间有一张江青穿着这种裙装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挽手合影照片流传颇广，但张玉凤穿的却是一款西式连衣裙。毛泽东似乎对江青的服装创制尝试没有支持，而她试图动用国库推广这套裙服的努力也因遭到软性抵制而不了了之。

庄翻译说：“好吧刁队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把你家的瓦献给皇军，这样既省时省事，又出不了岔子，怎么样？”

“小黑，小黑，”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很圆润。这条叫小黑的狗立马从门角的洞口钻了进去后，又踅回身来用眼睛陌生而又充满敌意地瞪着我。

据说江青本人还曾要求有关方面为她特制了唯一的一件复古风格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这套试图集唐宋明清历朝女装之精华的服装，下摆为寸褶，褶上均绣以梅花，江青在接见外宾或出席一些重大活动时，往往就穿着它。“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件裙服便被说成是江青企图登基做“女皇”的凤袍。从文化部散失到海外的揭批材料(现藏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可以得知，江青当年为推动“江青裙”的创制，还曾组织和动员过文化部以及北京、上海等其他一些单位的文艺及服装设计专业的很多人士；但在有的宣传材料中，却说它是由江青同志仿照唐代女装式样而亲自设计的。

对于特定历史场景下颇为短命的“江式裙”，不少批评是把它和江青对于权利的“野心”联系起来予以贬低。但在时过境迁、可以冷静地思考它的时候，至少有两点或许值得重新评说，首先她针对当时极其单调的国民服装生活试图让女装出现一点活泼的气象，其次她的服装创制也可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式女装”的又一次探索。

7 时装社会与“新唐装”的意义

在番茄初花期，将熊峰授粉群放入棚室内，进行熊峰授粉。针对设施番茄选择熊蜂授粉，每棚（1.5-3.0亩）一箱。在番茄初花期开始释放授粉熊蜂，蜂箱放置地点必须通风、防晒，蜂箱放置高度为距离地面10-20 cm。在棚室内的作物较矮不能为蜂箱遮阴时，可选用木板、泡沫板、遮阳网、硬纸板等材料人工为其遮阴，遮阴材料与蜂箱的距离必须在50 cm以上，重点保证蜂箱南侧和西侧的遮阴效果。放置时间最好于傍晚放入，静置1-2 h后再打开蜂门，以避免工蜂撞击棚膜，造成不必要的伤亡。1-2天后熊蜂可适应环境，开始访花。

首先是西服卷土重来，并以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进入中国城乡，为广大普通民众所喜爱，实际上它成为时髦、开放和国际化的符号。

其次，曾经覆盖全社会的军便服和中山装却迅速退潮，大约到19世纪90年代便踪影几近全无。导致出现这种格局变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极必反”的道理，人们已经厌倦了制服社会时代服装生活的单调和意识形态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保守、僵化甚至左倾的身体符号。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并坚持了自孙中山以来得以成形的中国式“着装政治学”，亦即穿用西服以展示开明、开放和国际化的形象；穿用中山装或特别的“军便服”以暗示或寓意体制的正统性、革命的传统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指导；穿用夹克服等休闲服饰以表达亲民和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等，但民众还是决然地放弃了把中山装作为日常服装的选项[11]。

再次，服饰成为个人生活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判断，一般不再对其追加意识形态之类的含义，也不再面临基于价值判断之类的批评。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服装生活不仅实现了温饱的小康化，还迅速地走向了自由化和时装化。

在作为“时装社会”的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街上流行红裙子”起，服装的流行多变日益成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时装表演、模特儿走秀、服装厂商的品牌化市场营销等，均越来越多地为民众所接受，成为民众服装生活的基本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反映在普通民众的着装上面，就是大胆追求时尚，通过服饰来表达个性；与此同时，对于他人的“奇装异服”很少再指指点点，反倒是欣赏者居多了。

伴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服装生活的自由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明显地开始出现了通过服装来表现民族自信心和尊严感的文化动态。例如，“中式服装”除了长袍、男子长衫和中山装之外，有不少明显的回潮：现代旗袍逐渐重回时装市场和各种礼仪场景；肚兜、马甲、围裙、瓜皮帽，以及各种中式短装(袄、褂)，包括各地多种多样的“民俗服装”均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紧接着，以此为资源和土壤，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时装社会，依然出现了对“中式服装”予以再建构的尝试，这便是“新唐装”的横空出世。

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上，各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按照惯例，全员穿上了由东道主提供的服装，并留下“全家福”式的合影。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与会领袖身着色彩艳丽的新唐装一经集体亮相，不仅引发了“新唐装”的大流行[25]，也触发了有关民族服装、“国服”以及中国人着装形象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新唐装”采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许多语汇和元素，并使用西式剪裁技术，堪称是富有时代感的新创制。它给人的印象是富丽华贵、喜庆吉祥，并且是地道的“中式”。这套服装虽然被媒体和社会公众称为“唐装”，但参与其事的设计创作人员却试图将其与此前的其他中式服装，尤其是在各地民间普遍存在的中式对襟短上装相区别，遂为其命名为“新唐装”[26]。“新唐装”确实是在款式和风格上能够和此前其他中式服装有所区别的，就其称谓而言，它显然是指向于建构一套全新的“中式服装”，亦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

“唐装”一词是在上海APEC会议推出那套“中式袄褂”之后才开始流行的，在一般公众或者消费者的心目中，“唐装”或“新唐装”，和旗袍、长袍马褂、马甲、兜肚等一样，乃是“中式服装”的又一个款式或类别。《明史·外国真腊传》：“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由此可知，“唐装”作为中式服装在海外的称谓，其认知度较高当属自然。虽然商家和一般市民对于“唐装”和“新唐装”并不特意区分，但在学术研究中对其予以区分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此便可以明确“新唐装”的人为创制属性，明确它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马褂或某款中式对襟短袄(民间自在状态的唐装)，而是有很多新的创意，注入了很多心血。

“新唐装”的中式服装属性，除了它是依托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资源而创制，还因为它被隆重推出的场景是以全球化、国际化为背景且旨在彰显其中国的属性。根据设计者们的明确表述，它是从清末及民国时期传统马褂的款式引申而来。马褂及类似的对襟短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变迁中，早已具备了中式服装的属性，“新唐装”的形制依托于马褂或中式对襟短袄，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垫肩等西式立体剪裁技艺的改造，因此，与一般的中式连袖短褂相比较，它因为使用了装袖垫肩工艺而显得更为挺括。此外，面料使用锦缎，以及突显明清以来逐渐趋于成熟的大团花等纹样，都很有中国风格。若是从一个世纪以来中式服装的发展轨迹看，“新唐装”堪称是21世纪初又一次重要的建构实践。由于中山装的突然淡出，男性服装的中国属性表象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真空，因此，虽然“新唐装”的设计兼顾女性，为女性中式服装在旗袍之外又增添一款新的选项，这意味着中式女装的范畴得到较大的扩容，但它对于男性中式服装而言，其填补空白的意义更大。新唐装可以说是继19世纪20年代现代旗袍实现中式服装的西式化改良之后，又一次比较成功地将中式服装西式化的改良实践。

依托中国传统服装文化的深厚资源，通过对西式工艺和服装理念的导入，创制出新的既具有中国风格和意境，又具备现代西式款型的“新唐装”。“新唐装”的问世，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中国人对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渴望，也反映了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心。“新唐装”的鲜艳色彩，一改中式男性服装长期以来的低调、朴素印象。公众对于“新唐装”的审美感受与一百年前对待长袍马褂的心态已截然不同。现代化的长足进步，使得人们借助“新唐装”来表现自己的民族自尊、自信、自豪的感受。此种社会心理的巨变，正是它随后得以大流行的根本原因。由于“新唐装”的确具备了和现代旗袍相并列的资质，很快它就拥有了颇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海内外的高度认知。当下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百货商场或超市，大都设置了中式服装或民族服装(不同于少数民族之民族服装的概念)的专柜及展厅，其中以现代旗袍和男女款唐装(新唐装)为大宗。

新唐装问世也有时装市场的背景，国内外服装市场的中国风，即以中国元素点缀时装的尝试，一直是不绝如缕的流行。新唐装提升了中国民族服装产业的品牌意识，有助于拓展新的服装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式服装或一般唐装(含新唐装)本身也出现时装化趋向，它的一些要素也被采纳于其他款式和风格的现代时装上。2005年9月3日，上海女装设计师刘慧黎在青岛丽晶大酒店举行的“假日盛装”品牌作品发布会，其创作灵感不少就来自唐装[27]。

桥梁模板是高速公路桥梁建设施工时用来固定桥梁的，同时也是施工中最重要的。在构架桥梁模板之前，首先需要计算机模拟技术构建出空间立体图纸，根据图纸进行模板拼接。模板构架材料一般采用可塑性较好的钢材，每节模板高度约为1.5m。模板材料定形以后，为了保证模板拼接后的稳定性还需对模板材料进行二次加工，保证模板表面光滑、平整，同时也方便模板的拆装。

但“新唐装”的推出及流行，也令人意外地引起了一些逆反。有网络言论批评说“新唐装”的原型马褂乃出身于清朝满装，故反对将它确定为“国服”。这就既涉及到应该如何看待“马褂”，又涉及到应该如何看待“国服”的概念，亦即成为具有双重复杂性的问题了。马褂在清朝时的确曾经是武士装束，经常和长袍组合穿于其外，但鉴于清末民初以来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民众穿着史，已不宜过于强调它的满族或旗人服饰属性，不仅如此，其实类似的款式在中国历史各代多少也都有所采用。如果说缺襟马褂曾是满装的特色，那对襟款式在以前历代是均可找到的。例如，南宋时的对襟半开领半臂衫，明朝的行褂、对襟夹袄、对襟比甲、对襟半臂等[28]，实际大都和对襟马褂的形制非常接近。因此，应该以更加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理解对襟短装上衣。

近代以来，马褂脱离与长袍的组合而独自演变的过程值得重视，因为它适应了短装化的时代潮流，故以此为原型发展出了“新唐装”。而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实是，各种男女对襟短袄(女性除了对襟，还有大襟等)因其功能性和实用性而在普通民众中普遍被穿用，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因此，除了少数执著于汉服理念的人们之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来自马褂的“新唐装”几乎是没有特别抵触感的。

从参与健康管理的人员组成来看，主体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或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的医务工作者；客体是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亚临床人群)以及慢性非传染病早期或康复期人群[1]。具体而言，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时也简称为“慢性病”或“慢病”，指一类病程漫长、无传染性、不能自愈，目前也几乎不可能被治愈的疾病。它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精神心理性疾病等一组疾病[3]。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ZC30真空热处理炉电气控制线路比较复杂，自动化程度较高，通过该机床的改造，探讨如何用可编程控制器内部的步进指令实现外部控制功能，及基本指令的使用方面。

“疙瘩老娘”是个寡妇，远近闻名的刀笔讼师，文笔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纸数笔，就可以力挽狂澜而结案。她靠这个本事发了大财。

[1]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M]//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61- 62.

用锹捯7～8次，在捯拌中，依据混拌土的干湿度，适当用喷壶，喷5.5～6.5升水，搅拌均匀，达到手捏成团不滴水，落地混拌土自然散开为宜。

[11] 周星.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C]//杨源,何星亮.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张恨水.中山服应用中山布[M]//张恨水散文全集：小月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113.

[4] 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J].开放时代,2005(4):63-81.

CHEN Yunxi.The "premier's commemorative week" in thetimeand ceremonial dimension[J].Open Times,2005(4):63-81.(in Chinese)

中山装的款式细节后来曾不断地发生微调，并一直延续到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的“干部服”、“人民服”、军便服，其寓意也有新的拓展，但民族主义依然构成其内涵的根本。后来它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短装，中国男性也因此实现了从袍服向短装化的彻底转变；也正是由于亿万国民的穿用实践，最终才使它成为影响世界的“十大服装”之一[12]。

[7] 安毓英，金庚荣.中国现代服装发展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30-31.

[6]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11.

[8] 夏目晶子.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服饰文化变迁与社会思想观念[D].天津：南开大学，2009.

[9]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M].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2.

[10]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J].学术月刊,2007(9):139-147.

CHEN Yunxi.Body politics: state power and the popularity of Zhongshan sui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J].Academic Monthly,2007(9):139-147.(in Chinese)

[2] 佚名.薛内长的谈话[N].中央日报,1928-03-28.

[12] 杨孝文.英国展出影响世界十套服装：中山装入选[N/OL].中国新闻网，2007-11-23[2017-11-30].http://news.sohu.com/20071123/n253429335.shtml.

[13]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8,55.

[14] 韩雪松，张繁文.中国时尚：清初以来的流行文化史[M].香港:中华书局，2013:55.

[15] 崔荣荣.近代齐鲁与江南汉族民间衣装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31.

[16] GARRETT V M. Chinese clothing an illustrated guid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02-105.

[17] 道明三保子,田村照子.アジアの風土と服飾文化[M].千叶: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4:207.

[18] 佚名.旗袍的旋律[J].良友，1940(1):插页.

Anon.Transiton of the Chinese gown[J].The young companion，1940(1)：inset.(in Chinese)

[19] 谢黎.チャイナドレスをまとう女性たち——旗袍に見る中国の近·现代[M].東京：青弓社,2004:140.

[20] 佚名.袍而不旗[N].民国日报,1926-02-27.

[21] 郑静宜.旗袍的文化根实性[M]//罗麦瑞.旗丽时代.新北：私立辅仁大学织品,2013：14-23.

[22] 苏旭珺.旗袍流变——浅析旗袍的历史脉络及剪裁形制变迁[M]//罗麦瑞.旗丽时代.新北：私立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2013:66-102.

[23] 山内智惠子.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87.

[24] 晓高.“江青服”出笼的台前与幕后[J].炎黄春秋,1993(6):70-75.

XIAO Gao.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mergence of ”JIANG Qing suit"[J].Yan Huang Spring and Autumn,1993(6):70-75.(in Chinese)

[25] 夏目晶子.唐装盛行的特点及其历史因素[C]//杨源,何星亮.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26] 丁锡强.新唐装[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7] 罗雪挥.“华服”之变[J].中国新闻周刊,2005(33):46- 47.

LUO Xuehui.The change of "Hua suit"[J].China Newsweek,2005(33):46- 47.(in Chinese)

[28] 董进.Q版 大明衣冠图志[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1：56-61,66-67,102-103,32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