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21世纪初谷建芬为古诗词谱写“新学堂歌”，中国儿童歌曲走过了百余年发展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儿童歌曲创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逐渐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涌现了许多致力于儿童歌曲创作的词曲作家和优秀的儿童歌曲作品。那些伴随着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的儿童歌曲，见证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从屈辱、觉醒、抗争、崛起到复兴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面貌和儿童的精神风貌。回首百年来儿童歌曲创作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儿童歌曲创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

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童歌曲创作大致经历了学堂乐歌时期的启蒙阶段、五四运动后的初创阶段、抗战时期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繁荣阶段、“文革”时期的萧条阶段、改革开放后的高潮阶段，以及新世纪以来新学堂歌的出现、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几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均涌现了反映时代风貌的儿童歌曲代表作和儿童歌曲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现分而述之，以期在回顾反思中，对将来儿童歌曲创作有所启示。

《条例》的施行对于保护和治理流域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推动整个流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服从流域防洪大局，青浦区牺牲了几千亩良田，承担太湖流域洪水走廊重任，在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中进一步提高了河湖水系吞吐能力和换水效率，为太湖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提升、水环境容量的改善作出了应有贡献。青浦区将一如既往地认真贯彻落实好《条例》精神，从大局着眼，从小处着力，大力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为太湖流域建设和管理作出积极贡献。

一、启蒙阶段

我国儿童歌曲创作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学堂乐歌”运动。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为了宣传“民主”“科学”思想，适应新式学堂乐歌课的需要，“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学堂乐歌的内容大多是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1]由于当时我国音乐发展水平落后，音乐人才匮乏，“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以学堂乐歌大多采用西洋或东洋曲调，以及本国民歌或小调填词，国人自己谱曲的十分罕见。首次揭开学堂乐歌创作扉页的是沈心工，1902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所作的《体操——兵操》(后名《男儿第一志气高》)是我国第一首学堂乐歌。[2]86由于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西方音乐及其作曲技法等也开始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由此带动了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萌芽和发展。当时很多仁人志士都投入到乐歌创作中，一时间涌现出大量儿童歌曲。学堂乐歌尽管以“旧瓶装新酒”的填词为主，但其中也涌现了词曲结合自然、通俗流畅、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尤以沈心工与李叔同的乐歌创作最有代表性。沈心工的乐歌符合儿童心理特点，歌词浅显易懂，曲调简洁流畅，朗朗上口，如《黄河》《赛船》《兵操》《铁匠》《竹马》等。李叔同的乐歌则具有文人的典雅气质和艺术性特征，注意词曲结合的音韵协调，如《祖国歌》《送别》《春游》《西湖》《早秋》等。[3]“相比较而言，沈心工的儿歌侧重于质朴、通俗的阳刚之美，对‘五四’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影响比较大；李叔同的儿歌侧重于含蓄、典雅的阴柔之美，对‘五四’以后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较大。”[4]沈心工和李叔同对乐歌创作、教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歌曲的发展。当然，从专业音乐创作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音乐家自己谱曲的学堂乐歌很少，像沈心工的《黄河》与李叔同的《春游》都是极少数的优秀之作。[5]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采用现成的外来曲调填词而成的儿歌，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国民革命歌》(又名《打倒列强》，法国曲调)、《中国男儿》(又名《工农兵联合起来》、日本曲调)、《赛船》(德国曲调)，《从军乐》(日本曲调)、《大中华》(意大利曲调)等。

学堂乐歌从歌词来看，是天真活泼、生动有趣、奋发向上的，中心思想是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意味。从曲调来看，学堂乐歌虽然主要是选用欧美和日本歌曲的现成曲调填词而成，内容单一，形式简陋，全盘拿来，缺乏创新意识，但在当时也曾引领风尚，起到启蒙教育的作用。所选旋律大多采用五声音阶的曲调，与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基本相符。学堂乐歌在技术上虽然还处于“拿来”和“模仿”阶段，但开启了我国近现代群众歌曲及儿童歌曲创作的历史。

二、初创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国文艺事业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陷入了低谷，儿童歌曲创作也不例外，进入了极度失衡、呆滞不前的萧条阶段。那个年代，“高、快、硬、响”的语录歌、造反歌和样板戏充斥着人们的耳朵，音乐几乎成了政治口号和宣传工具，缺乏应有的艺术性和人文关怀思想，群众的文艺生活十分贫瘠，儿童歌曲内容单调，语言贫乏，形式呆板，手法单一。即使有一些歌曲问世，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成了“造神运动”中歌功颂德的颂歌和“造反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也不可否认，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我爱北京天安门》(金果临词、金月苓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张秋生词，薄兰谷、程金元曲)，《小司机》(张东方词、苏勇曲)，《我是公社小社员》(江声词、播谷曲)，《井冈山下种南瓜》(孙海浪词、颂今曲)，《小小螺丝帽》(孙愚词、陈少鳞曲)，《红星歌》(魏宝贵、邬大为词，傅庚辰曲)，《小松树》(傅庚辰词，傅晶、李伟才曲)等。尽管这些歌曲受时代的局限和“文革”政治气候的影响，基本上是歌颂领袖的颂歌和配合政治形势的宣传歌，但在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仍然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六七十年代的儿童歌曲同样是一代人心中不灭的记忆。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于抽水蓄能电站，寻找机组及公用设备汛期冷却水备用水源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从相对合理、可靠、安全及经济方面综合考虑，结合上述3个方案的论述，可以采用方案2中的密闭式自循环供水系统（冷却器布置在尾水隧洞内）作为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及公用设备汛期备用水源设置方案。在上库或下库为天然河道，存在汛期流道内水质含沙量急剧增大可能影响机组及公用设备冷却水供应的情况时，应在可研设计阶段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论证电站机组及公用设备汛期冷却水备用水源设置的可行性。

赵元任的儿童歌曲则精致细腻，结构工整，并重视和声的运用，在创作中注意曲调与中国语言声韵的关系，注重西洋技巧与中国民族风格的融合。他的儿童歌曲主要被收编在《儿童节歌曲集》《晓庄歌曲集》以及《行知歌曲集》里。赵元任的儿童歌曲主要是根据陶行知的歌词谱写的，如《儿童节歌》《儿童工歌》《小先生歌》《手脑相长歌》《春天不是读书天》《牧童歌》等。赵元任是深谙汉语音韵的语言学家，他的作品注重词曲的有机结合，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总结出一整套“乐调配字调”的原则。因此，他的歌曲极为口语化。

这一时代的作曲家中，黎锦晖是真正的儿童音乐作曲家，他首创以培养儿童审美认知能力为主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先后创作24首优秀儿童歌舞表演曲和11部儿童歌舞剧等。其代表作有《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小画家》《好朋友来了》《老虎叫门》《月明之夜》等。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选择、情节构思、形象刻画，还是艺术语言运用方面，都表现出符合儿童心理和审美情趣的特点，并具有思想启蒙教育的意义。黎锦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为我国后来的儿童音乐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由于这两种体裁都是他确立的，因此无论体裁成因、创作目的、美学规范和艺术手法都有相同和近似之处，体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2]101无论在选材还是立意上，黎锦晖儿童音乐的中心命题，就是从蔡元培倡导的“美的教育”蜕变而来的“爱的教育”。为了使儿童在心灵上从小就受到真善美的陶冶，黎锦晖以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这种载歌载舞、唱演结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教育儿童学好人、做好事、爱生活、爱劳动、爱科学、爱人类、爱自然，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友好相处。在音乐创作方面，黎锦晖也非常注意从儿童的心理需求出发，他谱写的曲调通俗易懂，亲切自然，朗朗上口，富有童真意趣。他的创作从儿童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和接受能力出发，既有艺术性又有趣味性，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浪漫色彩，所以受到儿童的广泛喜爱。

萧友梅在20世纪初为配合音乐教学的需要为学生编写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教材。这些教材中的歌曲主要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念。萧友梅的歌曲创作具有德奥艺术歌曲风格，旋律较为平直，节奏平稳，结构短小精悍。他的作品主要有《南飞之雁语》《围炉舞蹈》《晚歌》《晨歌》《春郊》《星空》《柏树林回旋歌》等。[6]萧友梅的儿童歌曲，在创作技巧上与学堂乐歌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从选曲填词到自己谱曲，从“赤膊曲调”(单旋律歌曲)到配上钢琴伴奏，萧友梅作了有益的尝试。但萧友梅的创作在音乐风格上受德奥歌曲影响较深，缺乏民族特色和时代新意。并且其所采用易韦斋的词作偏于文雅，流于晦涩，给歌曲的传播造成极大的障碍，其中脍炙人口的歌曲屈指可数。

实验结果来看，提高搅拌速率对酸液稠化剂稠化时间几乎无影响，搅拌速率增加能略微提高稠化剂在酸液中粘度，考虑到搅拌速率安全性，搅拌速率尽量不要过高。因此确定合成试验中搅拌速率的转速为 50r·min-1。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儿童歌曲创作是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而展开的，担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因此，在作品的内容方面，为民族存亡而斗争以及展现革命小英雄形象成为创作的主题，歌曲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思想性、革命性和号召性等特点；在作品的形式方面，更加突出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特征，在演唱形式上以齐唱、独唱为主；在表现手法方面，则具有结构短小精悍，曲调流畅上口，衬词丰富多彩，形象生动活泼，节奏铿锵有力，格调清新明快等特点。抗战时期的儿童歌曲如同一支冲锋号，鼓舞和激励着千百万少年儿童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是峥嵘岁月的历史见证，烽火岁月的时代回音。由于受到战争年代艰苦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儿童歌曲创作，题材相对单一，表现革命斗争主题是儿童歌曲的主要内容。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儿童歌曲创作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满怀爱国热情的音乐家听从时代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去，谱写了大量唤醒民众奋起抗战的革命歌曲。战争年代，歌曲是唤醒民众、催人奋进的号角，凡是有觉悟、有良知、有爱国热情的作曲家，都自觉投身到救亡歌曲的创作中。在儿童歌曲领域，涌现了聂耳的《卖报歌》，贺绿汀的《谁说我们年纪小》，麦新的《马儿真正好》《铲东铲东铲》《儿童哨》《勇敢的小娃娃》，冼星海的《只怕不抵抗》《酸枣刺》《祖国的孩子们》，向隅的《红缨枪》，章枚的《新儿童》，王莘的《边区儿童团》，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宋扬的《读书郎》等表现在战争年代中国少年儿童勇敢、顽强、爱国、勤奋、励志的优秀儿童歌曲。

三、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儿童歌曲，就其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技巧的专业性和成熟度而言，都是学堂乐歌所不可比拟的。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作曲家除了黎锦晖是专门从事儿童音乐创作，其他几位作曲家并非专事儿童歌曲创作，在音乐创作中，不是普遍运用适合儿童心理特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因而其中有些作品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

此外，周淑安、陈田鹤、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作曲家也为儿童歌曲创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自在30年代从事专业音乐教育之余，积极参加普通中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编印出版《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并为少年儿童创作《雨后西湖》《西风的话》《踏雪寻梅》《本事》《燕语》等。他除了为《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写学生歌曲外，还写了20余首儿童歌曲，其中《养蚕》《牛》等11首歌曲都由黄自先生自作歌词。黄自的儿童歌曲格调隽永，气质典雅，曲调优美，感情朴实，耐人寻味，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其中有些作品流传至今。

针对覆盖气所需要的惰性气体，海上生产模块有多个设备可以产生类似气体，如发电动机系统（为油田提供电力）、热介质锅炉系统（为油田提供热能）等。但其系统均相对独立，为能有效利用电站或热站所产生的惰性气体（以下以热介质锅炉尾气引入为方向），必须将两个系统进行有效连接，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工艺对接，引入惰性气体至相关气体增压设备；排气方式变化不能影响热介质锅炉运行；出口含氧必须控制在下舱要求的低于5%的要求；热介质锅炉不同季节的负荷变化带来的尾气量变化；锅炉不稳定燃烧时产生的CO等可燃气体；一旦尾气增压系统停运，锅炉尾气排放需要及时切换至其他通路。

四、繁荣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新生力量和蓬勃朝气，人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中。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激发作曲家无穷的创作灵感，许多技术娴熟的作曲家投身到儿童歌曲创作中，儿童歌曲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无论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成长十分重视，不仅关注儿童的学习生活，还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推动儿童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征集优秀儿童歌曲作品、组织全国性的儿童歌曲创作评奖、编辑出版儿童歌曲专集、校园推广儿童歌曲等。这一时期，许多音乐家以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探索精神投入儿童歌曲的创作，出现了以郑律成、刘炽、李群、寄明、瞿希贤、黄准、张文纲、潘振声等为代表的儿童歌曲创作群体。他们在总结过去儿童歌曲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儿歌创作经验，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音乐形象鲜明、反映新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面貌的儿童歌曲。它们概括新中国儿童学习、生活、成长的许多方面，并以队列歌曲、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表演歌曲等多种形式呈现。如《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红领巾之歌》(叶影词、陈良曲)，《劳动最光荣》(金近、夏白词，黄准曲)，《快乐的节日》(管桦词、李群曲)，《白帆》(金波词、王玉田曲)，《我们多么幸福》(金帆词、郑律成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词、刘炽曲)，《我们的田野》(管桦词、张文纲曲)，《小燕子》(王路、王云阶词，王云阶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桦词、瞿希贤曲)，《我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词、寄明曲)，《一分钱》(潘振声词曲)等。

总体看来，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是我国儿童歌曲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许多作曲家在儿童歌曲创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其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寓教于乐，使孩子们从中得到审美享受和启迪；同时，歌曲体裁多样，主题新颖别致，旋律清新优美，节奏生动活泼，结构不拘一格，富有儿童情趣，而且在情感表达上细腻、真实、纯朴，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许多作品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首先，需要政府制定陕西省创新发展战略和夯实计划，指导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基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提出后，陕西省相继制定了《陕西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签订了“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企业联合基金”“陕煤化联合基金”和“引汉济渭联合基金”合作协议等，这对于今后的科研投入及成果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五、萧条阶段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及专业音乐创作有了初步的发展。儿童歌曲创作在经历了学堂乐歌的雏鸟初啼之后，也逐步步入正轨，转入专业创作时期，开始有了原创意义上的本土作品。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黄自等作曲家对这一时期的儿童音乐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革”时期的儿童歌曲折射了我国在一个特殊时期扭曲的文艺生活现状，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上，便是充斥着“空话、大话、套话”的口号歌、语录歌；反映在作品的形式上，便是进行曲、齐唱为主的革命歌曲；反映在表现手法上，便是结构方整，主题单一，节奏铿锵，音调高亢，情绪激昂。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少儿歌曲音乐形象生动活泼，音乐语言清新优美，较好地反映了一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得到人们的广泛传唱。

六、高潮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儿童歌曲创作迎来新的高潮。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经济文化建设加速发展，各种评奖、比赛、会演活动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加频繁，音乐家协会相继举办了三次全国性儿童歌曲创作评奖。同时，各种传播媒介如期刊、歌集、磁带、电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各地，有力地推动儿童歌曲创作的发展。这一时期，儿童音乐作品题材得到进一步拓展，其艺术形式与风格也更趋于多样化，部分作品还有意识地在艺术性和创作技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儿童歌曲创作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和特色，数量上也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如《我们美丽的祖国》(张名河词、晓丹曲)，《海鸥》(金波词、宋军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李幼容词、寄明曲)，《嘀哩，嘀哩》(望安词、潘振声曲)，《歌声与微笑》(王健词、谷建芬曲)，《七色光之歌》(李幼容词、徐锡宜曲)，《雨花石》(肖仁、徐家察词，龚耀年曲)，《小螺号》(付林词曲)，《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潘蓉词、潘振声曲)，《天地之间的歌》(乔羽词、魏群曲)，《跨世纪的新一代》(李幼容词、刘馨声曲)，《种太阳》(李冰雪词，王赴戎、徐沛东曲)，《爱的人间》(王健词、谷建芬曲)，《妈妈格桑拉》(张东辉词、敖昌群曲)，《同一首歌》(陈哲、胡迎节词，孟卫东曲)，《山童》(将明初、雷思齐词，万里、晓耕曲)……此外，由于国产儿童动画片和儿童电视剧的发展，一批优秀的动画片和电视剧主题歌也走进孩子们心田，比如：电视剧《小龙人》的主题歌，动画片《黑猫警长》《舒克与贝塔》《葫芦娃》《邋遢大王历险记》《蓝皮鼠和大脸猫》《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西游记》的主题歌都随着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了许多孩子，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歌曲，创作手法不拘一格，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元，格调清新，旋律优美，节奏活泼欢快，构思新颖，风格多样，个性鲜明，充满时代气息，表现了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绚丽多彩的生活、理想和追求，表达了新时期少年儿童的美好愿望和精神风貌。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受流行音乐的冲击，这一时期的儿童歌曲创作有一定成人化倾向，在儿童歌曲演唱上也受到流行歌曲风格的影响。港台流行歌曲、校园歌曲在中小学校园深受欢迎，并产生广泛影响，如《外婆的澎湖湾》《童年》《乡间的小路》《蜗牛与黄鹂鸟》《兰花草》等，成为那一代少年儿童心中的不灭记忆。

1）就业指导工作贯穿教学全过程。将就业指导工作从学生毕业后期前移至学业早期，与新生职业生涯规划同步设计，逐步将就业指导从传统的阶段性工作变为自觉的常规性工作。

七、复兴阶段

21世纪以来，儿童歌曲创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儿童歌曲创作如何契合新时期儿童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引发作曲家的关注与思考。谷建芬就是儿童歌曲领域践行这一创作思想的杰出代表，自2005年以来，谷建芬为少年儿童谱写了大量古诗词歌曲。这些古诗词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神韵，被人称为21世纪的“新学堂歌”，其中包括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骆宾王的《咏鹅》，孟郊的《游子吟》，王昌龄的《出塞》，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牧的《清明》，曹植的《七步诗》，王安石的《元日》，以及脍炙人口的《读唐诗》《三字经》《弟子规》……经典的诗句、动听的旋律、准确的形象、清新的格调，让孩子们更快乐地亲近、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诵唱古诗的“国学热”。谷建芬创作的“新学堂歌”，与一百年前的学堂乐歌有着跨世纪的呼应。如果说百年前的学堂乐歌是沈心工、李叔同等人拿西方音乐的“旧瓶”来装中国新文化的“新酒”，是“拿来”和“模仿”的艰难起步阶段，是“洋为中用”的启蒙先行，“新学堂歌”就是谷建芬等人以校园歌曲的“新瓶”来装中华传统文化的“陈酿”，赋予古诗词新的格调、新的韵味、新的意境、新的气象，使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热爱古诗词，轻松愉快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新学堂歌”的创作与传播，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咏唱经典”“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

2005年的“六一”晚会上，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评选出了10首“新世纪优秀儿童歌曲”：《少年英雄小哪吒》《仰望五星红旗》《我和歌声一起飞》《春晓》《小哪吒》《齐天大圣》《美丽新世界》《卓玛》《我要做合格的小公民》《我们心相连》。这些歌曲，在观念上跨越过去的创作，既有民族的元素，又有时代的风格，紧扣新世纪少年儿童的音乐审美心理，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流行歌曲、影视歌曲、网络歌曲挤占了大量的少儿歌曲市场，使得少儿歌曲的发展进入“瓶颈”时期。21世纪的十几年来，具有全国影响的、为广大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原创新作屈指可数。以至于当下的孩子们还在唱那些已经传唱了几代人的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歌曲，或者唱那些不符合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当下社会上热门的成人流行歌曲。这难道不值得关心少儿歌曲创作的音乐家深刻反思吗？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中国梦”与少儿歌曲创作结合起来，使儿童歌曲创作、演唱、传播、推广实现新的突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结 语

歌声是时代的回音，不同时代的儿童歌曲，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儿童歌曲的百年发展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能贴近儿童生活，符合儿童生理特征和心理需求，体现儿童精神气质和性格特点，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传播正能量，富有童心、童真、童趣的儿童歌曲就会受到欢迎。新世纪，我们盼望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儿童，创作出一批与时俱进，反映当代儿童精神风貌的好歌，使之真正成为儿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成为美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15.

[2] 戴鹏海.从体裁的嬗变消长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歌曲创作的发展[G]∥汪毓和，陈聆群.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 陈辉.祖国的花朵在歌声中成长——儿童歌曲赏析 [J].中小学音乐教育，2015(1):44-45.

[4] 杨瑞庆.中国儿童歌曲创作百年回顾[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2(3):30-32.

[5] 魏艳.涤荡百年乐坛 回响时代之音——中国儿童音乐创作概况[J].音乐生活，2005(6):21-24.

[6] 王大庆.永远青春的旋律——20世纪中国经典儿童歌曲[J].音乐生活，2005(6):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