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以诺斯、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对世界经济理论与具体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热潮。制度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和世界政治格局重大调整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制度经济学研究社会规则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规则的改变。一般把制度经济学分为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两个阶段，当然不同阶段还有具体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划分。旧制度经济学派，以Veblen(1899)[1]、Commons(1934)[2]、Galbraith(1973)[3]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以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Coase(1937)[4]、丰富产权理论的North(1990)[5]为代表。旧制度经济学派一般采取总量分析方法，把经济发展更多地归因于科技与生产发展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因为旧制度经济学所产生的年代正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则借助于边际分析法，把经济发展更多归因于交易成本与契约关系的优化，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产生的年代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时期。新制度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说，对此具有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Williamson(1981)[6]、Alchian和Demsetz(1972)[7]、Jensen和Meckling(1979)[8]、Grossman和Hart(1986)[9]等。其他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还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交易规则以Buchanan(1999)[10]、Buchanan和Tullock(1958)[11]为代表，奥地利学派强调自由市场，以Hayek(1960)[12]为代表，而新熊彼特学派则强调自由演化，以Winter和Nelson(1986)[13]为代表。

本文认为，上述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都在哲学上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些传统制度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现象(或效用)加总等于宏观现象(或效用)的逻辑基础上，而这是典型的对微观与宏观辩证关系的认知错误。这样的逻辑基础，仅仅当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时才可能成立，但在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差异性占主导地位时则是错的。其次，这些传统制度经济学又把对人类理性的一般属性认识用于具体的人类对象与有限的具体问题，这也是典型的对具体属性与一般属性之间辩证关系的认知错误。这样的逻辑基础，仅仅当一般属性与具体属性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时才可能成立，但当一般属性与具体属性的差异性占主导地位时就是明显错误的。

本文着重于对传统制度经济学的上述问题进行批判，并在批判基础上从广义范围内探讨宏观制度经济学(Macro-Institutional Economics，MIE或Macro-Institutionalism)及其基本框架。本文以下内容结构为：第二部分基于后古典经济学的制度价值论与稀缺二元性，提出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定义，并界定微观制度经济学。第三部分给出了价值空间的基本测度体系，制度层级结构和宏观经济泛函原型，分析宏观制度、局部制度与微观要素的关系。第四部分指出成本与效益是价值在测度空间的不同表达，信息不对称在宏观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并论述了数字经济下公权异化现象。第五部分从哲学方法论视角批判有限理性，定义量化理性，并给出理性覆盖定理。第六部分讨论理性困境以及对理性分布的制度管控，指出科技宗教的基本含义，以及可能出现的精神奴役。第七部分分析制度如何规定经济秩序，指出制度融合是大国战略也是国际贸易的高级阶段。最后为总结，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 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提出

(一)理论基础

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后古典经济学，是新近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徐晋，2015)[14]，其逻辑基础与基本范式是稀缺二元性与制度价值论(徐晋，2016)[15]。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而价值论则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稀缺二元性给出了稀缺性的属性边界，制度价值论则把价值内核从劳动手段、效用表象回归到社会属性。

(1)稀缺二元性。经济学理论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但目前并没有理论对稀缺性本身进行属性分析。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学科建立的第一前提，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也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当然，可以把稀缺资源的支配规则也看成是资源稀缺性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奥地利学派。

图1是制度层级的结构示意图，其中：给定基础要素，基础要素构成一定的域制度层；由域制度层支撑宏制度层；部分特定的要素直接属于宏制度层。图2为制度层级的关系示意图，其中：在要素层给定的是基础要素空间；在局部域层面是依据对下一层价值空间的测定值形成的新价值空间；顶层也就是基于全局的宏层面，给定的是对最接近它的域层面的价值空间的测度。显然，其中的基础要素EL既与局部域制度发生关系，也与宏观制度发生直接关系。

稀缺二元性的提出，是后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本源问题的重新思考。对稀缺性进行了区分，把资源区分为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质资源与社会属性的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的稀缺性体现为可获得与非排他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体现为选拔性与排他性的。因此，稀缺二元性表现为自然物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与社会资源的绝对稀缺：相对稀缺的物质资源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绝对解决——很多产品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转为公共服务产品或类公共服务产品，最终达到按需分配的阶段；而绝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可以通过人类文明与社会文化的逐步进化来相对解决。当然，有些商品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其价值就由两种稀缺性同时给定。决定稀缺属性的是制度(包括自然制度与社会制度)，不同制度与不同环境下，其主要属性会发生变化。

(2)制度价值论。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因为制度规定了价值的度量标准和交易规则。制度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或边际效用学说)的区别在于：制度价值论强调价值的社会属性，因此更多强调制度对价值测度的规定；劳动价值论更多强调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上要表达的是劳动占有关系，也就是社会层级关系；效用价值论则从生产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效用来源于需求，生产要考虑单位生产成本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总体而言，制度规定价值来源，劳动作为手段把价值具体化，效用作为形式把价值表象化。

引理1 有限覆盖定理：设H是闭区间[a,b]的一个(无限)开覆盖，则必可以从H中选择有限个开区间来覆盖[a,b]。

（2）对硬件和网络有要求。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前提是有移动设备并且能联网，调查问卷显示，这对有些学生产生了经济上的负担，好在近些年国家一直在督促运营商下调资费，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约束会改善。在设计学习资源时也尽量考虑周全，以最小消耗为原则。

制度(包括自然制度与社会制度)，分别规定了产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稀缺序列，并更进一步通过对经济秩序的规定形成价值或信用体系。确定制度意味着确定稀缺序列，从而意味着确定了社会需求。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度供给。从制度价值论角度而言，不仅仅是交易规则的供给，同样是以稀缺序列为代表的经济秩序的供给，包括价值观的供给以及社会需求观念的理性供给与理性管理。

本研究显示，吸烟可增加椎体骨折的发生率。Vestergaard等[12]通过Meta分析发现，除腕部骨折外，吸烟是导致其他所有骨折的危险因素。另一项基于10个前瞻性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13]发现，吸烟是导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吸烟增加椎体骨折发生率的风险经多变量调整后，研究[14]认为两者有相关性，而也有研究[15-17]认为两者无相关性。此外，吸烟对骨密度影响存在剂量依赖性[18]，而吸烟量与骨折风险之间的关系鲜有研究。Thorin等[19]发现，吸烟对骨折风险的影响不存在剂量依赖性。本研究中，吸烟指数≥200年支时(即中、重度吸烟组)，椎体骨折阳性率升高。

经济制度表达为经济要素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自发形成，也可以宏观制定。经济制度具有结构化特征，为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生产与交换提供秩序、规则与保证。基于经济制度规范而成的经济秩序，是社会信用的基石，而现代经济正是建立在现代信用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制度形成了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

现代经济发展伴随着数字科技革命，自然就产生了现代数字科技构建的虚拟制度对现实制度的虚构和替代。这种虚构与替代，形成了价值空间从实体向虚拟的转移，具体表现为架构了虚拟社会价值与现实社会价值进行交易的桥梁。典型案例表现为虚拟比特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虚拟货币发行以科技信用取代了现实货币发行的政府信用，结果是虚拟比特币以现实货币度量的价值在几年之内膨胀了数万倍。数字经济模式下，虚拟平台对现实平台的虚构，不仅形成了对传统价值空间的替代，也释放了巨大的新价值空间。例如虚拟社交平台重构了社会关系渠道；数字支付手段和数字信用的指数化扩张，这些基于数字经济的新规则新秩序对现代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3)价值空间。价值是一个社会概念，来源于制度，表达为效用，形成于劳动。制度通过规定稀缺序列和测度空间，形成了价值的计量方法和有效边界，从而为社会劳动创造了价值尺度，为基于效用的商品交易构建了标准。制度体现人的社会存在，人们追求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价值就是追求社会存在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因而社会制度安排是自我存在的前提。

追求基于制度的社会价值是人类绝对理性的精神需求，典型案例就是公共交通的等级制座位划分：虽然交通技术迅速发展——比如高铁比普通火车在速度与舒适度上优越很多，但是包括飞机在内的大部分交通工具，都会对空间进行等级制划分并实行不同票价。在任何环境下，人们都会自发地在群体内形成隐形等级并逐步显性化。这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稀缺序列，是制度价值论的直观体现。这种制度确定的价值空间与测度方法，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价值空间存在价值维度，价值维度本质上是人或经济体的自由度。价值空间解构出来的细分维度或特定维度的细分方向，可以由市场形成也可以由政府引导。价值维度的解构，拓展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一般来说，维度是指不可替代的价值方向，比如大豆产业与玉米产业作为第一产业，它们在满足需求上具有可替代性，因而在相同维度或者所属维度上具有极强相关性。但第一产业的粮食生产与第三产业的金融服务不具备可替代性，因此分属两个不同维度(正交)。国民经济增长，不能总是通过第一、第二产业实现，拖拉机和馒头生产总有个度，写写小说拉拉二胡总是必要的。更多的价值创造，就要靠第三产业以及现在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经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策略，可以解释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适度稳定和下降，第三产业的有序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把宏观价值维度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在宏观产业维度内部继续解构细分出更加微观的维度或者分数维。

价值具有社会属性，它不是自然界所形成的，而是经济体的制度体系所构建的。不同经济体的深度接触必然产生价值体系的冲突，也就是制度的冲突。因此，研究国家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谁在主导国际制度框架，对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应该去顺从、适应还是打破、重构。本文将从制度的价值空间及其测度体系的视角进行探讨。

(二)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提出

本文在引言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在哲学上连续犯两个方向相反的逻辑错误：一方面构建以要素投入为变量的产出函数来代表宏观产出，这在哲学上是企图用微观属性直接整合代表整体属性；另一方面，又将基于人类个体理性的一般性结论直接应用于具体对象与有限问题，忽视了人们在特定问题上或者特定人群在给定问题上可以拥有完全信息与绝对理性，这在哲学上是企图将整体属性直接应用于微观局部。而且，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的时候，都没有有效建立“宏观全局-中观局部-基础要素”之间的层级结构，过于简单地用“宏观全局-基础要素”双层结构来表示宏观产出与要素投入。无论是传统制度学派的总量函数，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本质上都是以“基础要素”作为变量，入手构建古典“函数”来分析经济产出，这样的古典数学模型的有效范围基本局限在中观视野下的微观组织。因此本文把上述Veblen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归纳到“微观制度经济学”(Micr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Micro-Institutionalism)范畴。

本文提出宏观制度经济学(Macro-Institutional Economics，MIE或Macro-Institutionalism)，指出制度的基础意义在于分配价值空间与规定经济秩序。对制度的分析首先要厘清制度的宏观全局、中观局域与基础要素的结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基础要素与宏观产出之间的关系看成简单的函数关系，也不能把基础要素变量作为宏观产出的变量，要充分重视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宏观制度经济学将宏观产出的变量从代表微观要素的数值变量，转变为代表生产函数的“函数变量”(宗变量)。这种转变更多体现为一种数学思想的变化，也就是宏观产出不仅是从变量到变量的古典函数，更是从函数空间到变量的泛函。一旦泛函思想得以建立，对经济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侧重于多维测度空间的结构、分布的性质，而不再局限于变量的值域。同样，需要把理性的具体属性与一般属性区分开来，把理性的分布属性与具体数值区分开来。基于这样的区分，有利于研究个体与理性的空间分布，从而通过对预期分布的管理，实现对社会行为的管理。

三 价值测度、社会层级与泛函原型

(一)测度空间及其性质

在中观层面或域层面构建信息不对称，可以是宏观制度的要求，也可以是域层面产业发展的自发要求。在域层面的信息不对称，更多体现为行业、产业、垄断企业的现代特征。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业基础与商业模式，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下的现代典型。对信息壁垒的构建形成了行业基础，例如地理信息、社交网站客户群、搜索引擎的数据库，以及对客户本身行为的汇集。基于这样的新型信息不对称，催生了行业内垄断企业，例如推特、脸书和谷歌等数字类企业。传统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传统商业模式的基础，只是随着信息经济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信息不对称更多转换为数据不对称。这样的转换，构成了当代新商业模式取代传统商业模式的基础，例如，电子商务网站对传统店铺的大规模取代，以及大众点评等客户评估类业态的兴起。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数字化转变，行业和企业的边界也逐步发生了模糊化趋势，更多的企业以客户端的形式展现在用户的智能终端上，更多的行业逐步跨越国家与语言边界，形成了国际范围内的虚拟商业模式。中观或者局域层面信息不对称的重构，一般建立在要素层面各种要素及其属性的数字化解构基础上，往往通过数字形式展现、以比特形式存储与传播。这种透过数字技术对传统基础要素的离散化表达，导致基础层面或者域层面的价值测度空间维度的增加。

基于解构的视角，可以看出制度规定了价值的度量单位、起点与边界、属性与方向、维度与层级，确定了价值、价值的集合与计算方法，从而构成价值空间。制度通过规定稀缺序列和测度方法，构建了价值空间，从而为劳动创造了目标，为效用表达找到了载体。给定价值空间Ω，就可以运用函数对价值空间里面的元素进行价值计算、比较或者归类。为了对价值空间及其测度进行定义、分析与建模，需要借助泛函分析方法作为基本手段。

自Coase(1988)[16]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对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制度经济学从此把交易成本作为研究制度、分析企业的重要工具，并取得丰硕成果。在传统制度经济学看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一个企业之所以存在，也必然是因为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产生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传统制度经济学把信息不对称视为制度的处理对象，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糖果行业也在不断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利用高科技实现融合，糖果中开始加入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活性物质等。低糖、无糖型糖果开始投入市场。

定义2 可测价值空间：设F是由价值空间Ω上的子集汇总形成的一个集类，且Ω∈F，Φ∈F，如果F对可列交及取余运算封闭，则称F为σ代数，并把序偶(Ω,F)或价值空间Ω称为可测价值空间。

定义3 测度μ：如果在可测价值空间(Ω,F) 上存在函数μ对价值空间中元素进行运算，当函数μ满足以下条件时，称μ为价值空间(Ω,F)上测度：μ为定义于σ代数F的函数，且μ∈[0,∞]；μ(φ)=0；μ有可数可加性，即An∈F,n≥1,An∩Am=φ, n≠m⟹

定义4 价值空间(Ω,μ)：规定了测度μ的价值空间(Ω,F)，称为价值测度空间(Ω,F,μ)，或简写为价值空间(Ω,μ)。

对同一个价值空间(Ω,μ)，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测度μ，不同的测度结果重新构成新的价值空间Ω0 。对新的价值空间Ω0，同样存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与测度结果的应用等问题。也就是说，对基础要素投入以生产函数成为其中的测度，生产的产品以消费函数或再生产函数作为新价值空间的测度，如此反复。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不是具体基础要素的投入与选择，而是对不同层级结构上的生产函数的管理和选择。

(二)制度层级

对给定价值空间的测度，涉及到秩、维度和标准正交基向量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先明确是否是可测集，然后再确定测度函数。本文不讨论给定价值空间的可测条件与测度方法问题，仅讨论在宏观制度视角下，价值空间的结构性问题。在这里，本文把直接与微观要素(或参考变量，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的)发生关系的制度称为局部域制度(或者中观域制度)；把与微观要素(或参考变量)存在间接关系，主要通过其他域制度发生关系的制度，称为全局宏观制度(或者宏制度)。当部分制度不仅具备中观制度的特点的，也具备宏观制度的特点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明确主要属性。

2.承继古代文史中军事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孙子兵法》作为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具有生命力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统帅，他与《孙子兵法》有着不解之缘是再自然不过的。毛泽东不仅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兵书里学习到了丰富的军事理论素养，而且也获取了大量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养料。

全局宏制度的存在，要以局部域与基础要素的存在为前提；局部域制度的存在，一般直接以基础要素为前提。宏制度与基础要素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乃至多个域制度，并且不同的产业层级具有不同的域制度层级。研究分析宏观制度，必须要首先明确宏观、中观与基础要素的相对关系。对宏观与中观(或局部)做出区分，才可以明确要素与所研究的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函数关系，还是本文将要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泛函关系。

(三)宏观经济的泛函原型

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制度经济学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就是把一般均衡表达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构建在微观要素投入与宏观产出之间的简单函数关系上。基于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宏观产出函数就是以基础要素投入为变量的函数。但在宏观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基础要素投入总量给定情况下，宏观产出显然仅仅与局部的域函数相关。具体的结构关系可以参考图1与图2。

基于本文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视角，应该首先明确宏(全局)-域(局部)-基础要素的相对层级与结构关系，这样在给定基础要素的变量区间时，宏观产出就是局部域生产函数的函数，也就是泛函。泛函不同于传统古典函数，传统函数是数与数的映射关系，泛函代表的e是从函数空间到数的映射关系。在泛函模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函数变量(宗变量)的各种不同生产函数(也就是测度)，而不是这些宗变量自身携带的自变量。

一般来说，把微观要素投入X定义为基础要素价值空间Ωc的一个子集，行业产品或服务Y定义为代表行业产出的域价值空间ΩB的一个子集，宏观经济产出J定义为代表全局产出的宏价值空间ΩA中的一个量(参考图1宏观经济层级结构)。这里时间要素t∈X，当其他要素投入在给定时段内的密度分布ρ均匀时，就可以忽略时间区间而使用要素量变区间，同时在域空间使用产出函数y；如果在给定时间段之内密度分布ρ不均匀，则可以考虑把密度分布函数ρ引入域空间产出函数y。

4.适当运用例文，化简困难。从某种程度上看，小学写作也可以说是仿写的过程。一篇好的例文对学习写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能适当缓解教师难教、学生难学这一尴尬的局面。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例文，能让学生少走弯路。例文为教师提供讲解点；课外，为学生提供参考。

不失一般性，假设基础要素构成的价值空间为(Ω,F)，其中基础要素变量定义为x=(x1, x2, …, xm)，将x的取值空间定义为V，显然V∈F，其中为xi∈[xi0, xi1]， i=1, …, m。局部域产出的函数为y(x)=(y1, y2, …, yn)，第j个产业的产出函数为yj=yj(x)=yj(x1, x2, …, xm)，其中j=1, …, n。

考虑到局部域产出函数之间存在各种可能的关联关系，基于全局的宏产出就是对域产出函数空间的合理测度J[y(x)]。这样，给出基于全局的宏观经济产出的泛函原型：

定义5 泛函原型：宏观经济产出的泛函原型由宏泛函J[·]、域函数y(·)与基础要素x三个部分组成，即宏观产出是局部域函数的泛函，同时是基础要素的函数。

Y≡J[y(x)]≡J[y](x)

其中，当x的取值空间V给定时，宏观产出仅仅是局部域函数的泛函。

随着信息的解构与重构，信息本身的表现形式、传播路径、获取方式与处理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导致传统实体经济虚拟化，另外一方面使得传统抽象经济现象实体化。重要新兴经济体全部是对市场制度化重构之后的平台模式，包括百货超市、搜索引擎谷歌、电子商务等等。平台运行的整合对象是市场交易各方，其技术内核是大数据，但是平台的经济本质却是市场的具化。平台经济把传统交易双方的市场空间，通过线下或线上形式给显性化重构了。平台作为市场的制度化重构——称为具象市场，它的出现将意味着传统市场通过数字化解构之后，依据一定的价值关系交易空间进行大规模重构。

宏观经济泛函原型，解决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在行为函数下的最大化问题，而不是行为变量下的最大化问题。个体决策行为方式下的各种决策选项不是宏观泛函考虑的对象，宏观泛函考虑的是个体的不同决策行为方式。简单举例：交通规则与管控措施考虑的是各种交通工具所代表的出行方式之间的关系，交通规则与管控措施可以对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进行宏观调控。至于个人具体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一般不是交通规则所直接考虑的问题。

四 成本、信息与公权私化

(一)交易成本的一般性讨论

定义1 价值空间Ω，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可以表达为价值的货币、商品、服务与技术等的集合。

本文中使用人口质心来表征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武汉市交通网络数据集是由城市道路、公交地铁线路及站点、公共交通站点服务半径以及步行换乘路线组成.参考已有文献，设定步行均速为5 km/h；公交车平均速度为30 km/h[10]，站点停靠时间约为35 s[29]；按照城市道路等级规定的标准，私家车行驶速度确定为快速路为60 km/h，主干道为40 km/h，次干道为30 km/h，支路为20 km/h；经查阅资料，武汉市轨道交通最高时速为80 km/h，一般行驶速度为60 km/h，站点停靠时间约为40 s；设定极限出行时间阈值为30 min[10].

上述观点在微观层面是相对正确的，但是到了宏观层面就明显值得商榷。

首先，一个良好的制度并不是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增进社会效率和社会福利。因为一个组织的收益来源，往往构成了另外组织的成本来源。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构成了大数据公司的收益来源；通讯的成本，构成了电信公司的收益来源；交通成本，形成了运输业的收益来源。同样，作为对企业征收的高额累进税的法律制度，固然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但是税收对公共服务的改善和劳动者的补贴反而在减少企业公共支出的同时增加了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消费能力。在本文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看来，成本与收益是价值的两种不同方向的测度，是同一价值的两个不同表达方法：对一个社会成员的收益测度，必然表现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成本测度。即便对于制度成本，也是同一测度的不同称谓。即便对由制度造成的社会成员运营成本测度，往往是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所构成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测度。制度的宏观作用，是对价值空间中的价值进行有效率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命题1 成本与收益是价值在同一测度空间的不同表达。

其次，企业存在的前提不是因为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的形式改造世界或者实现经营者目标，无序的外部市场不可能产生改造世界的能力。所谓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仅仅是企业成立之后的表象，是结果而不是起因。如同不能把婚姻解释为合伙做饭的成本小于市场成本，因为合伙做饭是结果不是起因。企业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然价值，也存在社会价值。这种追求，例如企业社会责任和科技研发，可以是企业自发的也可是外部追加的。企业获得的外部资金、人力、政策等各方面支持，可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也可以是财政补贴、社会捐赠和基金支持的结果。制度及其组织因人类目标而设立，因交易成本而优化。现代经济下的产品与服务，必然是宏观制度管控下的组织行为，不可能通过市场外部交易自发形成。

命题2 制度及其组织因人类目标而设立，因交易成本而优化。

最后，信息不对称在微观看来是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在宏观看来是社会发展和宏观制度管理的必然要求。在宏观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信息(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信息壁垒)是其基础性要素纽带，是制度调整的重要内容。信息本身就是有形物质要素或无形社会要素的基本属性或者组成部分，其作为原始要素投入必然影响域产出。当信息作为处理问题的手段时，比如企业产品设计与生产可能需要了解城市居民的社会信息，或者需要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信息，这样信息不对称就体现为获取权限或获取成本；当信息作为消费对象时，比如谷歌等提供的查询服务或者交友网站提供的有偿信息服务，这样信息不对称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并更多体现为愈加壮大的现代商业模式。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企业的问题，或作为微观组织的局部制度所要考虑的问题。从宏观角度而言，哪些信息不对称需要进行调控，哪些信息不对称需要予以保护，则是宏观制度经济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宏制度的作用就是通过规定全局宏的价值空间测度，直接或者间接引导信息要素参与构成局部域的产业函数。

命题3 宏制度的作用就是通过规定全局宏的价值空间测度，直接或者间接引导信息要素参与构成局部域的产业函数。

制度的宏观作用在于规定价值空间测度，通过选择或引导宏与域的价值测度形成产业政策，完全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基于成本选择制度的观点。从逻辑上说，传统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对制度选择，必须以基于宏制度基础上对局部域制度进行的测度为前提。

(二)信息不对称的建构

在宏观层面建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更多体现为国家对一些重大信息的占有、挖掘与制造。例如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既是商业应用的前提，也是国家军事与人文战略的重要基石。因为涉及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这样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可以上升到法律高度，包括对形成不对称信息的科技手段，也在宏观层面上得到国家法律管控。例如国家的保密法规定，对任何加密技术的研究必须得到一定的授权。国家以制度的形式构建社会、经济、军事化和居民信息，而且通过组织形式以各种模式积极参与对其他国家的信息收集，形成国家的信息战略或者大数据战略。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穿透能力、散播能力乃至处理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出过去的想象。宏层面的信息壁垒、管控制度的构建方式、信息权限的释放途径与法律边界，包括对域层面(比如Google等企业)的信息安全与权限管理，都只能由宏观制度规定。

制度不仅规定稀缺序列和稀缺范式，赋予商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时还确立管理机制与交易规则。这样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价值测度空间中对测度的规定。任何价值只要是测度的结果，就必然归属于一定的测度空间。价值空间存在价值维度，价值维度本质上是人或经济体的自由度，可以由市场形成也可以由政府引导。对价值测度空间来说，维度是指不可替代的价值方向，对价值维度的解构，拓展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

(三)公权私化及其经验事实

在宏观制度经济学看来，信息不对称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成本与收益只是相同价值的不同测度。制度化构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济形态并转化为主流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建立的基础又是信息的数字化表达。

略去繁琐数学证明，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那就是域层面的制度变迁可以表现为宏层面对域函数的选择结果，也可以是域层面根据宏泛函给定的价值测度空间自发调整的演化结果。至于在宏层面的制度变迁所表现出来的测度空间及其规则，则受到政治力量博弈的影响，也可以受到内部自我调整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宏层面的主动调整，还是域层面的自发调整，都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表现形式，区别在于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范围与影响程度。

具象市场一经重构成功就具备了对各种市场参与方协调和管理的条件，随着协调行为和管控行为逐步深入，具象市场的私权就此诞生。一般而言，制度化重构之后的具象市场的私权机制表现为价格控制、竞争策划与许可授权。具象市场会基于平台利益运用私权筛选参与方，从而提升市场交易质量。

命题4 私权来源于制度化重构之后具象市场对市场参与方的管控。

此书出版后，又有另外一家出版企业的老总两次登门约稿，问其用意，她说：“此种图书虽非一时畅销之作，但却可以稳定而长久地卖——总有后来者需要嘛.”

1.2.1 肠内营养 均在术中放置空肠营养管，术后1～2 d滴入生理盐水250～500 mL，术后第3天泵入糖尿病专用EN乳剂500 mL，并逐渐增加到1 500 mL/d，匀速滴入，连续支持7 d。

随着作为市场参与方的数字化解构与重构，私权逐步渗透到公权领域。具象市场拥有能对市场参与者产生影响的权力，实质是具象市场自我管制和维护权力的扩张和延伸，是一种私权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的公权衍生——也就是公权异化。特别在数字经济时代，具象市场支配和影响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具象市场内部，而是极有可能涉及到公权问题，并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身上。例如，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可以要求客户身份、账号等私人信息，对平台虚拟商户的设立进行资格审查与管理，这是在事实上行使工商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权利。当前，公权私化现象逐步泛滥，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因为控制市场的权力就是控制利润空间的权力，公权私化是信息化时代商业模式发展的高级形式。

定义6 公权异化，是指管辖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的公权来自于制度重构之后私权的自我演化与外延扩张。

这种私权到公权的衍生，达到公权异化的现象，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要素解构与制度化重构。在制度重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经济利益与行政权力的高度融合。宏观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基于技术变革导致的制度重构，是一种新形式的制度变迁，对未来社会经济会产生全局性影响。

五 有限理性的批判与量化理性的分布分析

(一)有限理性批判

有限理性与逐利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用效用函数来刻画人类的有限理性和自利行为。有限理性从诞生起就受到了很多批判，本文认为Simon(1991)[17]在定义有限理性的时候犯了哲学错误：不能将对人类理性的一般属性判断，应用于特定人与有限事务的具体属性上。关于信息是否完备的判断也是一样，不能用一般意思上的信息不完备的绝对性，去否定在具体意义上的信息完备的相对性。更何况，如果判断事务一定要强调一般性与绝对性，那么Simon作为一个不掌握完备信息的、理性有限的普通个人，如何能做出“有限理性”这个绝对化的判断？

(3)教学层次性和组织性较强。同步在线教育课堂更具层次性和组织性。教师根据学生留言或弹幕问题，调整教学进度和知识点，尽可能地将学生注意力集中在疑难问题上，并在上课时间将问题解决。缺点则是教学氛围和节奏不易控制；一次性反馈过多，不利于突出难点。

命题5 西蒙逻辑悖论：把对人类理性的一般性判断等同于特定人群在有限事务上的具体属性。

这种逻辑悖论，也发生在用效用函数来刻画人类的有限理性上。目前效用函数与理性行为的关系是：所谓理性行为就是寻求效用函数最优解。这里隐含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人们必须已经寻找到了最优的效用函数。因为如果明确知道这个函数不是目前条件下最优的效用函数，还要去寻求它的最优解就不是理性行为。问题在于，如何知道这个函数是目前条件下的最优效用函数？这个判断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择优的理性判断过程，那么也就必然有一个用于判断的函数。因此，得到一个无穷循环的效用函数现象。

命题6 无穷嵌套效用函数现象或无穷嵌套悖论：由于需要为每一次效用函数的选择确定效用函数，因此理性人将需要具有无穷嵌套的效用函数。

有限理性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是信息的完备性问题，西蒙认为人们掌握的信息一定是不完备的。这犯同样的哲学错误，用一般问题的哲学属性取代具体问题的哲学属性。虽然个人掌握的信息是有限信息，但是当面对的问题是有限问题时，所需要的信息和理性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如果“完备”是可以人为判断的、以利于人为决策，那么这个具体的完备必然是有界的。既然有界就可以进行有限覆盖，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在决策时通过有限个数的有限信息或理性合并，从而获得甚至覆盖必要的完备信息与理性。这样，借用数学分析中的有限覆盖定理，略去证明给出如下理性覆盖定理。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以钻石与水的经典案例作为拥护效用价值论、批判劳动价值论的依据，而且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我辩护。但是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不能用一个物品的社会价值去比较另外一个物品的自然价值。沙漠上水比钻石珍贵，是因为与社会隔绝状态下的自然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看重的是自然价值；而在社会环境中，钻石比水珍贵，是因为社会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时人们在社会环境下看重的是社会价值，现实中给定的钻石重量、尺度、色泽等标准影响了钻石的社会价值。所以，稀缺二元性与制度价值论可以完美地解释钻石与水的悖论，更可以作为制度价值论的重要例证。

定理1 理性覆盖定理(Rational Coverage Theorem)：有界的完备理性需求，可以通过有限的有限理性进行完全覆盖。

上述理性覆盖定理，可以拓展到N维测度空间，证明在此略去。

(二)量化理性与分布分析：泛函原型的实例

人类的有限理性，体现在宏观问题上，是认知有限。体现在具体个案上，是判断能力有限。具体表现形式不是如何求解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过程，而是对最大化的所有可能选择以及所有可能机会的选择和把握。人类面对无限空间或者无界问题时，会展现出理性有限与信息有限。但是当面对空间有限或问题有限时，也就是价值测度空间有限时，人类个体或者群体可以通过有限理性的有限覆盖，达到有限测度空间所需要的绝对理性与完全理性。

跑步是减肥的最佳方式之一，长期坚持，不仅能减肥塑形，还能强身健体，提高人的精气神！可是一说到跑步：雾霾天、下雨天，户外就跑不了；办张健身房的卡，一年只去一次；上班忙碌，下班还要做家务、带孩子……所以，没什么比在自己家跑步锻炼，更随意、自由、舒适、自然和安全了。

本文认为，人类的个体理性需要根据具体问题不同，而体现出具体属性。面对给定事件或有限问题(有限空间或者有限测度等)，人类的个体理性表达可以存在差异。这种个体理性差异表现为完全理性与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分布，一般而言是正态分布。不失一般性，假定1表示完全理性，0表示完全无理性，有限理性表现为有限区间[0，1]上的具体数值。

定义7 量化理性：针对具体事件，个体有限理性定义为有限区间[0，1]上的具体数值，并在区间[0,1]上一般呈现正态分布。

菏泽市洙赵新河流域工程管理处连续7年开展“四优一无”标准化闸管所建设，其中的一“优”就是“工程管理优秀”（2011年12月毛张庄闸管所被评为“山东省一级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单位”），这为洙赵新河实施标准化堤防建设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堤防标准化建设后，应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理念，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对治水的新要求，标准化堤防建设与水资源利用相结合，努力通过堤防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将洙赵新河打造成“一河清泉水、一条经济带、一道风景线”，充分发挥堤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量化理性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定义群体理性的概率分布。群体的个体理性在[0,1]区间上存在正态分布，同样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个体在现实或者虚拟空间中也存在事实的概率分布。针对具体事件A，可以根据需要将有限区间[0,1]均匀划分为N等分，细分为N维理性区间以区分相应人群，即：

可以通过统计或经验给出数量为M的人群，在N维理性区间的理性分布密度函数。定义这样的分布为p=p(θ1, …, θN )，对应第i维理性区间的人群数量Mi即可以表达为：

考虑效用函数与有限理性的关系，本文认为应该在哲学上明确区分。效用函数必须是客观性主导，而理性必然是主观性主导。根据制度价值论，效用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所存在的测度空间由制度所决定。不能因为效用具有主观性，就否定效用由外在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本质。

另外，总结历届比赛过程，有一重要的问题：学生能根据理论知识画出电路图，并且通过仿真软件进行验证电路的正确性，但实物制作却无法实现，模块电路搭建后系统调试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电子技术课程在日常教学及期末考核中重视理论知识的考查，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水平及综合能力的考查，实践能力训练体系不够完善。由此可见，规范完善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改革体系势在必行。

命题7 对个体理性的研究，首要前提是区分内在理性的主观禀赋与外在效用的客观现实。

针对给定具体事件A，定义对个体的客观效用为U。这样的客观效用，可以在个体完全理性时候达到。假定第i维理性区间的个体，对客观效用的认识或者实现程度受限于个体的理性程度，该有限理性定义为fi(θi)，由此可以给出个体效用的测度。

命题8 个体效用是个体理性选择与客观效用的乘积，即:

高职院校园林技术教师专业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首要需要教师转变现有教育教学观念，要从内在接受和理解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需要专业教师清醒地认识到高职教育的重点就是学生走出校门，必须掌握一技之长，立足工作岗位，所以学生在校期间专业教师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要使学生掌握和拥有专业实践能力，就需要园林技术专业专任教师自身有过硬的、与时俱进的专业实践能力。

ui=fi(θi)·U

当给出了个体效用的测度方法，就可以根据个体在理性区间的分布密度，对人群M产生的整体效用进行预期：

这样，当给出了个体效用，就可以用分布积分法，根据个体在理性区间的分布密度来测算整体或局部的分布效用。这种基于积分方法对离散化分布之后的效用进行总量测算，并依此作为分析手段的方法，本文命名为分布效用积分分析法。

定义8 分布效用积分分析法(简称分布分析法，Distributional Utility Analysis)：在离散化个体空间中，基于分布函数进行积分处理以计算累积效用或关联效用，以此作为组织或个体行为的分析方法。

上述分布效用的测度模型，就是宏观制度泛函原型的典型实例。可以从因变量值域反向求解自变量定义域或者约束条件的边界，也可以从因变量值域、自变量定义域、约束条件等求解最优宗变量(函数空间里)的备选函数形式。

对理性分布的研究，有助于通过宏观制度分析与调控人类行为。例如，根据录取计划和各省生源，调整高考各试卷和试题相对难度的比例关系，以确保考生成绩分布与录取计划吻合。在颁布新法规之前，也要考虑人们对新法规的学习与适应时间，实际上就是给人们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理性调整的时间，以让更多人在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理性行事。

六 理性困境、制度管控与精神管控

(一)效用不相容与理性困境

量化理性的定义，把有限理性的表现形式从传统的效用函数里独立出来。本文继续拓展稀缺二元性的分析思路，以两分法分析理性现象。类似于把稀缺性分为社会资源稀缺与物质资源稀缺，当把具体事件的效用同样分为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时，将会发现一个个体理性无法解决的现象。在这个现象下个体理性出现了必然的无所适从，它既是社会多样性的起点，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这个现象就是具体事件体现出来的效用不相容。

定义9 效用不相容现象：当事件对给定对象的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顺序不一致时，效用组合无法通过理性求解。

所谓事件，可以是一个事件对一个或多个个体，也可以体现在不同事件对不同的对象个体。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无法满足两个效用的完全一致。商品或服务的自然效用体现出来的基数效用的顺序，与社会效用的序数效用的顺序发生矛盾，导致了效用组合问题无法通过理性求解。许多现实问题无法通过理性解决，不是因为理性有限、信息有限，而是问题本身没有标准解。

定义10 理性困境：效用不相容现象导致的理性决策问题无解或无标准解。

效用不相容与理性困境的存在，既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可以是宏观制度管理的必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创造效用不相容的若干事件，以容纳理性多元化的需求。例如可以把奖励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种，可以把社会地位与物质收益分开在不同岗位。这种对效用分配的制度规定，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制度管控。

(二)理性的制度管控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社会存在，因此人类的经济意识以物质意识为基础，也必然以社会意识为导向。显然，人们(而不是动物，也区别于动物)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必须通过短期与当前行为的积累渐进实现，因此在短期行为上可能表现为经济人。人们在短期意义上多表现为经济人，以物质价值实现为目标。但是人们在长期意义上更多表现为社会人，以社会价值实现为基本目标。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或者人性自私的逻辑出发点，可以进行范围界定：其有效性局限在微观与局部层面。针对经济人假说，可以基本勾画出新社会人假说的概念。

定义11 新社会人假说，即人们思考与行动都以未来实现社会价值为基本目标。

更进一步，可以得出：

命题9 长期的、宏观意义的社会价值，可以通过短期的、微观经济价值渐进实现。

上述量化理性与基本分析思路，是新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出发点。人们对未来的愿景普遍存在理性预期，但理性是一个必然分布，因此分析人们的理性分布可以分析出来大家的愿景给不同个人(这些人处于不同的理性分布区域)带来的未来事实收益，以及对当前具体决策的影响。人们或者企业乃至政府对未来的预期，可以成为愿景，是行为的指南，也是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理性分布形态导致不同的博弈结果；另一方面，不同的博弈结果形成不同的理性分布，反过来影响制度的改变。

因此，分析基于新社会人的宏观社会价值预期，以及这样的预期如何管理、对未来经济如何产生决定性影响，包括：个人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也就是愿景如何影响人们平时的行为决策；政府或组织如何通过舆论影响个人未来的社会价值愿景，以此来影响人们的短期行为决策；考虑到量化理性，人们个体的知识与经验，或者政府的管控与舆论，又是如何影响理性的概率分布；理性概率分布的演化，如何作用于客观效用并形成个体效用等。这些研究方向构成了新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框架。

对理性的制度性管控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针对个体的理性管控，比如教育、培训和法规管制，以改变其在给定事件上的认知能力；另一个是群体理性管控，通过个体去实现，但需采取非针对性的管理模式，比如习俗、舆论等，以群体性管理改变部分人群在给定事件上的理性认识分布。理性的制度性管控可以是自发的，例如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个体社会意识的改变；也可以是受宏观机构调控的，例如执法机构按照政府规定对交通违章人员进行强制性交通法规学习。同时，这种制度性管制既可以是直接的、正向的，例如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是间接的、反向的，例如欧美通过贸易制度与文化交流制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拜金主义与暴力文化的输出。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进行规范管理，形成有效理性困境，避免人群在某一方面的极端追求。例如，政府既要以自利导向的商业标准倡导大众创业，又要以利他导向的社会荣誉去鼓励教育科技工作者扎实本职工作。但不能让教育工作者既以社会灵魂工作者的崇高身份出现，同时又以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的身份站在讲台上。

(三)科技依存与精神管控

数字经济下，人类的精神追求得以迅速实现，虚拟的社会价值可以通过数字形式满足人的具体需求。基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推动正常社会价值的重构、扩张与再分配，比如数字时代网络大片的全球跨界传播，而且可以推动市场需求下虚拟社会价值的仿真、虚构与再现，比如虚拟网络游戏对个人领导能力的虚构等。

人类在追求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遇到的不平衡现象，特别是物质价值不平衡现象时，往往可以通过某种特定精神形式赋予的未来社会价值达到心理平衡。而数字经济，以社会价值虚构成为受众的精神寄托。

定义12 科技依存，是指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理性寄托或理性依赖的社会现象。

这里提出并定义的科技依存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极有前瞻性的概念。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而言，第一阶段可以简单归纳为研究粮食与纺织业大生产为主、以温饱等基本需求为出发点的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可简单归纳为研究工业化机器大生产为主、以发展空间等为出发点的新古典经济学，当前第三阶段可归纳为研究数字与信息经济为主、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出发点的后古典经济时代。可以预期，在当前阶段与未来的很长时间，以科技依存为核心的新经济现象将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比特币：这是基于对科技的依赖，产生了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信用，形成了电子货币。人类理性对科技信用的依赖，跨越了传统政府信用、社会信用，逐步冲击传统文化基础。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对理性的制度管控曾经发生在美苏两大阵营。但是在当前社会，对理性的管控逐步以自发演化和主动构造的形式通过数字经济逐步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理性面对庞大的数据不仅存量有限，而且能力有限，必须借助数字处理技术去应对无处不在的数字信息。人类自身的所有理性需求包括各种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性需求，无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无限逼近与表达。

精神世界的虚拟化，是数字经济时代对人类生活的最大冲击。具体的案例很多，最普遍现象就是社交媒体的泛滥，手机游戏的泛滥，以及手机依赖症的泛滥。 数字技术可以给予个体极其真实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感受，个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可以通过虚拟信息空间构建的虚拟场景等技术手段虚拟实现。超越人类认知能力与处理能力的事件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处不在。在数字经济下，一方面人类个体(作为劳动力)对数字技术的极度依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作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被机构相对垄断。这种垄断会给社会带来负福利，劳动者必须用劳动交换理性活动所必需的数据及其处理技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命题10 精神管控，是指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信息垄断的形成，制度化的理性管控与个体的理性依附必然导致个体劳动与信息资料的交换关系。

这种精神管控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化控制与身体化的压迫，而是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它一方面部分佐证本文提出的量化理性的基本观点，一方面作为本文的预言提前展现未来世界的宏观发展趋势。

七 经济秩序与制度融合

(一)经济秩序：制度规范下的稀缺序列

制度确定的阶级个体所拥有的社会价值边界，则是其在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范围，阶级群体的行为范围构成了社会秩序。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对科层提升或者阶级秩序上的提升追求，本质是在制度对价值空间进行有序划分之后社会价值追求。制度一般情况下规定社会价值的稀缺序列，例如学位序列、职位序列、荣誉序列等。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规定商品的稀缺序列，但这种规定更多是通过商品的社会价值序列体现出来。

定义13 以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确定的社会价值序列，称之为稀缺序列。

根据前文提到的稀缺二元性，具有自然属性的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可以通过科技发展扩大生产力的方法增加供给；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资源——比如社会层级与社会地位，是绝对稀缺性的。当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可以统一在一个商品或者一件事物上，两种属性可以根据情况分别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工业化大生产发展到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服务的供给更多倾向于社会价值塑造。这是社会逐步发达的重要表现，也就是从物质文明生产更多倾向于精神文明生产。但只要是精神文明，就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可以推崇的、什么是需要反对的，也就是必然涉及到具有绝对稀缺性的社会价值供给。社会生产不是简单以技术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而更多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关系”生产。

制度不仅规定了稀缺序列，而且规定了对稀缺序列的管理与保护措施。制度对稀缺序列的规定，可以依循社会约定，也可以根据需要强制推行。但是，一切社会资源无限制增长的后果，是价值测度空间的膨胀和扭曲。这种膨胀和扭曲必须有自然资源相匹配或承载，如果不能匹配或者发生扭曲，就产生了宏观背景下的效用不相容。人类的破坏性创新，表面看起来是科技革命的结果，本文认为是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冲突的结果。

命题11 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创新，来自于社会价值测度与自然价值测度的价值冲突或效用不相容。

社会资源的无限创造，例如荣誉的随意授取或者大学入学标准的无限降低，将引起社会价值的贬值。这种贬值会引起整个制度价值空间的严重错位，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制度价值空间的稳定。只有长期的均衡才能保证制度价值空间的稳定，继而满足制度价值空间中个体发展与群体变革的稳定需要。长期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严重错配的情况下，制度价值空间无法长期稳定。为了维持制度价值空间的长期稳定，要么进行温和改革，要么诉诸武力，以协调利益均衡、维护既得利益或者基本经济秩序。

(二)制度融合与国际贸易

阿西莫格鲁研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发现殖民地的政治遗产对殖民地的经济与对外贸易影响具有主导作用，进一步发现政治制度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Acemoglu et al.，2005)[18]。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止步于政治威权，没有从价值空间构造角度研究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应该从制度的价值空间及其测度体系的视角，探讨制度、经济与贸易的关系。制度是价值的源泉，那么所有国际贸易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就成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制度对接——初期可以是简单商品交换等自然价值交换阶段，后期就上升到涉及货币体系、交易规则等制度层面。

命题12 国际贸易的高级阶段是制度融合。

表面上看来，经济体通过彼此贸易形成的国际制度，旨在保证国际贸易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但是这种国际制度的形成，是国家科技与经济实力角逐的结果，甚至是战争下的结果。2018年美国军费预算依然是世界其他前十名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其主要目的是维护以“美国优先”为前提的世界经济秩序，也就是经济规则。无论是与世界主要国家重新谈判贸易规则，还是对敌对国家进行武力恫吓，都是美国对国际价值空间的再构与再分配。

当国与国之间是简单商品贸易时，一般是基于自然价值交换。这时候国与国之间往往是礼尚往来，甚至非常友好。但最终发展成为制度层面的对接，比如革命输出或者民主输出(Przeworski，1980[19]；Przeworski et al.，2000[20])，其内在原因就是贸易交换的价值形式，已经从以商品为载体的具体自然价值形式，发展到以制度为内核的价值空间形式。例如当初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之间进行的皮毛和商品交换，就是相对和睦友好的关系。但是，后来为什么发展到欧洲殖民者把印第安人几乎赶尽杀绝的地步？这是因为欧美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印第安人的部落制度发生了质的冲突，制度不可调和就引发了让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殖民战争。包括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起初都是友善的，一旦发生了巨额贸易逆差和交易规则的制度冲突，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发动了侵华战争。相互之间不可融合的制度，会在社会稀缺资源的设立和分配上，也就是价值空间的管理上，出现重大冲突。侵略或者代理人战争，以及革命或者输出革命就是创建新的价值空间。

国际制度的建立影响国际制度价值空间的形成与规模，影响国家价值空间的扩张与分配。虽然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所谓的比较优势，但是国际贸易最终是依托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制度融合。回顾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这种制度融合或者革命输出辅以政治或军事手段，就成了通行的大国战略。发达国家通常借助文明输出的形式，在落后国家或地区建立基于自身制度的贸易体系或者贸易条约，实际上就是在新经济体上创造崭新价值空间，然后通过先动优势或军事讹诈的形式对新兴价值空间进行掠夺以获得全面回报。所以，如果忽视以综合国力及军事实力为背景支撑的国际贸易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制度融合，就不能正确认识所谓比较优势和预期贸易结构，也就不能正确预知国际价值空间的未来趋势。

八 小 结

本文基于后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宏观制度经济的基本理论架构，同时归纳与界定了微观制度经济学。宏观制度经济学与微观制度经济学存在很多区别，主要体现在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上。宏观制度经济学正确区分宏观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以及一般属性与具体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制度分析的结构性前提，并引入测度空间以及基于无限维空间映射的泛函结构分析方法，探讨制度如何通过规定经济测度和选择产业函数来影响宏观产出，同时指出制度化构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济形态并转化为主流商业模式。宏观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基础上，进一步推出量化理性与理性分布的理性测度方法。本文指出如何基于效用不相容和理性困境对理性行为进行制度化管控，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如何自觉或被动地形成理性依赖。宏观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通过规定稀缺序列来规定经济秩序的观点，对中国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有关制度供给的政策出台与效果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宏观制度对经济的规定，同样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国力角逐上。本文指出，制度融合(包括西方不遗余力进行的西方民主输出)在近代史上是典型的大国战略，发达国家通过制度融合来引导国内国际区域价值空间的重构与再分配。

总之，宏观制度经济学强调从形而上的宏观辩证、经济发展的基本测度、函数空间的泛函分析、量化理性与分布效用、制度融合与价值重构等方面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又如何影响制度的变革。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内产业政策与国际经济秩序，比微观制度经济学更宏观、更深入，对宏观经济管理也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未来将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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