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产能转移。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发展的旗帜与世界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历史视野与使命，引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再次开启世界产能转移的历史序幕。

（1）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比较注重实际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但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较弱，整体上缺少理论和政策规章支持，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服务社会的领域和方向，没有很好的归纳和总结，缺乏全面具体的认识，政策引导性不强。

随着我国国防工业体系转型升级及军事装备技术创新发展，在国防军队改革和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完整的工业体系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在敏感的国际军贸领域，以“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为纽带，统筹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军贸体系十分必要。

军备贸易与战略平衡国际关系

2011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在国防预算压力下缩减陆军规模、减少欧洲军事存在，实现武装力量亚太“再平衡”，其主要目的是遏制我国上升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及维持美国优势地位。尽管特朗普政府做出战略调整，但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美国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及美军作为全球军力领导者不会允许地区力量的崛起，未来重心仍将向亚太转移。在地区安全担忧的背景下，美国出售给周边邻国的作战飞机、反导系统和其他武器也呈现增长趋势，自2009年至今，每年美国国际军贸销售许可证获批数量皆超过8万项。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利用东海、南海、朝核等问题刺激周边国家紧张，刺激亚太国家增加国防预算，通过扩建环太平洋乃至西亚国家的美军基地及不断输出军备武装亚太盟国，达到军力转移。韩国引进“萨德”反导系统等，也是美国武装力量所谓“再平衡”的一步。这种树立“假想敌”的“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实际获益者是其国内军工联合企业。

此外，为了让更多企业享受得到政策，认定标准必须要降低。例如：在认定增值税纳税人的时候，针对新建立的企业不需要限定规模，只需要企业具备固定经营地，拥有合法账簿以及纳税材料，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1]。在认定企业所得税的时候，除了要处理法律上的差异，还需要提高所得税额的标准，让优惠政策能够常态化。在当前的形势下，小微企业税率也需要得到降低。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的纳税人税率是3%，若依据城市建设、教育费以及地方教育费的税率进行计算，纳税人税率应该是3.26%。对于小微企业这样的税率仍然是过于高的，应该将税率调整到1.5%附近。所得税的优惠也可以考虑从原本的20%降低到15%的税率。

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反映，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一个民族的自信，说到底是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生产的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及其改进型是未来美国和其盟友最主要的第五代战斗机之一。F-35研制背景源自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JSF）计划，是全世界最庞大的进行中的战斗机研发计划，期望以低成本的定位与先进的、昂贵的F-22形成高低搭配替代美国各军种军机并装备盟国。JSF项目联合美军各军种共同研制，而且虽然美国是F-35主要的购买国与资金提供者，但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等盟国，也就是未来F-35的销售市场也为其提供了研发经费。JSF国际参与按财务支援、转移的科技数量、可竞标的分包合约和国家取得飞机的顺序分为三级：铁杆盟友英国是唯一的“一级”合伙人；“二级”合伙人是意大利及荷兰；“三级”合伙人是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挪威、丹麦；以色列与新加坡是安全合作成员。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以色列、日本等国获得了装备优先权。虽然该项目存在技术风险大、项目延期、研发成本和单机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但预计在美国盟友需求下仍然将是全球范围内装备范围最广、装备数量最多的第五代隐形先进战斗机。

浙江石化与霍尼韦尔签订《智能互联工厂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就浙江石化舟山4000万吨/年炼油与石化一体化项目达成新的合作意向，致力于打造更为现代和智能化的新一代互联工厂。

从市场分布看，美国的传统军贸市场北约需求旺盛，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出手阔绰，部分边缘国家也有所采购。俄罗斯方面则依然保持着独联体国家的传统市场，在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市场也拓展迅速。从出口形式上看，美国输出装备，俄罗斯输出技术的特点依然延续。美国几乎无技术转让的情况、俄罗斯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以军贸附带技术转让增强出口竞争力，这些技术合作的背后藏着不菲的经济利益。

 

纵观世界重大军贸项目，可以发现共同投资、联合设计保证了立项即市场，并有效解决了军贸项目研制中资金拦路的首要问题。

军备产能转移中的走出去与请进来

当前世界武器装备主要为美制和俄制两大体系，美国和俄罗斯也是世界上武器出口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国际军贸的发展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发展变化是相吻合的，也是国家关系的重要指标。从进口国角度分析，军贸交易的活跃度一般为地区战略热度的晴雨表，如中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世界武器最主要的进口地区之一。从出口国角度分析，武器出口国的销售动机各有不同，如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一般武器输出国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即通过军工生产和军备出口带动本国国防工业发展。经济动机背后的目标则因国家而异，如美国通过向盟国输出大批军备，成为巩固盟友关系的重要手段。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涵盖外交、国防、经济、文化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以来，一直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国际地位，利用区域紧张局势试图拉拢东南亚国家并许诺军事援助等为其战略服务。

中航工业成飞公司与巴基斯坦国防工业部门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实现了我国首次以整机技术出口方式授权境外生产，已批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并且缅甸、斯里兰卡等多国有意或已经购买。该项目的研制巴基斯坦空军投资50%，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成飞公司共同投资50%，采用第三世界国家国防预算能接受的并以相对先进的气动外形、数字飞控、综合化电子及武器系统和可靠发动机，在良好武器兼容改装潜力下具有多种先进精确导航、战场态势感知、目标探测与识别、作战攻击及电子战等功能，成为替换第三世界国家大量装备的米格-21、歼-7等战机的理想选择。在研制技术层面，为降低技术风险，控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项目尽可能采用了成熟技术、常规材料和货架产品，尽量利用现有设计、试验、生产手段和设施，形成数量较大的批生产交付能力，形成经济效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资委加大对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指标的考核，在此背景下，包括国防工业、装备制造、基础建设等在内的诸多央企海外投资逐步扩展，结合实际提出了发展蓝图。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提出到2025年建成国际一流航天防务公司的战略目标，在全球军工企业百强榜中进入国际前10名，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跨国指数达到15%以上，成为行业领域内国际国内标准的制定者和重要参与者。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国家关系角度分析，军贸合作深度是国家战略合作的新尺度，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按照国际关系的“木桶理论”，防务关系是国家间诸多关系中的“最短木板”，军贸与防务密切相关，一方面军贸的水平和层次是衡量国家间防务水平的重要标尺，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军贸的质量可以正向或负向地影响国家间的防务关系。军贸合作的基本层次是经济利益驱动，进一步为技术交流，更深层次则为共同研发，不同的军贸形式对国家间关系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对我国军贸模式创新的深入思考

俄罗斯苏伊霍设计局“未来前线航空系统”项目T-50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出口印度型号采取与印度联合研制生产，俄方让印度工业部门在有限参与的情况下获得了项目得以推进的重要投资，缓解了巨大资金压力；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F-35市场竞争下保证了俄在印度的第五代战斗机市场。俄印联合研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项目中，印度20家军工企业和俄罗斯10家军工企业合资组建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合资公司，印方初期占资50.5%，主要设计由俄方负责，导弹组装在印度哈伊塔拉邦进行，先后研发了反舰、陆基、空射等系列巡航导弹，并且除印度装备外积极向第三方推销。在苏-30MKI战斗机升级、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改造等军备改装中，俄方则采取“总体服务”的方式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实际的产能转移应该包含武器装备过剩产能的转移。与一般产业不同的军备产能转移需要政治、外交和政策统筹安排，但作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国军备产能转移应进一步突破自我束缚，在加强国际秩序领导力建设上应该对“一带一路”区域政治友好或“市场友好”国家施展作为。目前我国军贸项目一般采取国内军工集团自筹资金研发，投资相对大，市场不确定，与客户需求匹配不足，建议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为牵引探索新的军贸发展模式，形成相对的“国际性的总筹、国际性的总体、国际性的总装”。

央企价值创造和战略影响的具体目标实现以信息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主攻方向，市场导向和价值选择必然需要产能迁徙和市场扩展，在重视国内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千方百计寻觅境外产业发展机会，用好用活国际市场资源配置杠杆，利用国际业务丰富本土业务的内涵，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大环境，采取商业模式创新方式带动“过剩”产能转移，进入竞争激烈的海外主战场，利用价值规律与国际社会适度交换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以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理念支撑国际化经营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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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若干个国家级军贸出口基地，统筹安排我国军贸产能转移。当前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国际产业发展呈现出集群化、信息化、生态化的显著特点。建议做好顶层统筹，在军工集团设立若干国家级军贸出口基地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出口装备体系，以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和标准为设计，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以防空导弹、反舰导弹、无人机、歼击机、教练机、中小型运输机、主战坦克、火炮（火箭炮）、海面舰艇、单兵装备、应急救援装备、特种车辆、特种配套装备、电子器件及综合保障服务体系等成熟装备、体系为试点，鼓励我国军工集团集体走出去。

以“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模式开展国际军贸合作。立项研制即拥有市场，改变或改良国内军贸型号如FK系列及FD-2000防空导弹、K-8教练机、L-15教练机等“自筹资金—研制生产—寻找市场—国内生产—国外交付”的一般军贸项目模式或“产品+服务+技术转让”等模式，探索军贸项目研制经费的筹措吸引国外用户的投资与国内集资并举，解决用户需求深度嵌入的定制化设计、研制、装备需求，技术开发以我为主，联合设计、联合生产，深度参与，采用许可证模式授权境外建设生产线、总装厂，输出系统级生产能力乃至完整生产体系，授权分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瞄准、满足用户需求，保留潜力兼顾国内及其他国际市场需求。深入对接定制化需求，小批量柔性化生产，首先满足投资方需求，尽快装备，形成示范，根据不同制式标准保留一定改装潜力，兼顾国内及其他国际市场需求。

降低技术风险，严格控制成本。严格控制研制和装备成本，缩短研制周期，满足标准要求下采用成熟技术、材料和货架产品，尽量利用现有设计、试验、生产手段和设施，形成数量较大的批生产交付能力，形成经济效益。

向局势较稳定、政治友好或“市场友好”的国家出口综合体系和标准。统筹考虑政治因素，注意限制敏感技术扩散及炒作，营造良好军贸环境，除动荡地区外向政治友好或“市场友好”国家如巴基斯坦、缅甸、土库曼斯坦、埃及、沙特等国家输出体系和标准，相对满足区域国家安全战略平衡需求。

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为例，在导弹设计制造与保障、基础配件设计制造与可靠性保障、精密装备制造等方面具有产能输出需求。由于出口防空导弹的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部分国家工业体系不完整，设计、制造、总装能力不足，可靠性研究保障、电磁兼容、计量等自主保障能力弱，因此综合外方国防预算承受能力，宜建立有效的具有一定完整度的设计、制造和保障体系，采用小规模投资、小型化集成、移动式服务方式，一站式打造其基本设计、制造、保障体系，使其形成相对标准依赖。已出口某导弹及其他装备的沙特等国家，依赖度较高，未来市场前景广阔，虽然装备繁多、制式复杂，但操作维护能力弱，可参考俄罗斯采用综合保障形式实现我方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