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置疑，在诗集 《康若文琴的诗》《马尔康 马尔康》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出身于四川省马尔康市的藏族女性康若文琴，其写作首先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故乡、梭磨河、阿坝草原、嘉绒藏族乃至藏族文化等，都成为她诗歌书写的核心元素。同样我们也看到，她的诗歌写作也是非常有野心的，既有坚强沉厚的碉楼、官寨和小巧玲珑的花草鸟木，更有广阔宏大的“莲宝叶则神山”“嘉莫墨尔多神山”和奔腾不息的 “梭磨河”，她的写作正如阿来所说，有一种 “宽阔”的气势。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理解康若文琴诗歌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

然而，从康若文琴多年的诗歌创作来看，我更关注她诗歌中的女性，或者说她写作中的女性视野。可以说，她的诗歌，不仅塑造出了一群特别的女性形象，而且用一种独特的女性视野，去重新打开宽广、雄浑、奔放的藏族天地，进入到洞烛幽微的藏族女性的生命世界，使得她的诗歌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康若文琴在诗歌中，对藏族女性形象的诗学建构，具有涉入深广现实与历史时空的特有魅力，同时对藏族诗歌现代品格的铸造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更迭，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步伐，图书馆仍是用户获取信息的殿堂。新一代智慧图书馆重点在于“智慧”二字，一个智慧的空间里，资源被智慧地关联，服务被智慧地提供。那么，怎样的服务才算是智慧服务？当我们换位思考时，问题便迎刃而解。

第一，在康若文琴诗歌中，“女性”呈现为系列单纯、快乐的藏族少女形象。我们知道，在文学世界中，很多作家都在少女形象上寄托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诉求和价值之思。这些少女们一律天真活泼，如蓓蕾初绽，沐浴着丽日和风，没有生活的痛苦，没有人生的惆怅。在这些少女的心目中，世界的一切都是金色的，她们无忧无虑地玩耍，或嬉笑打闹，或任性傲娇，或单纯可爱，亦快乐自由。可以说，这些少女形象上寄托着作家们对这一世界的最后的一片生命净土的期待。

当然，在康若文琴诗歌中的少女形象，也不例外。不过，这些来自嘉绒的少女们，生长在高原，天空是她们的栈道，草地是她们的卧榻；她们静听云朵呼吸，接受阳光的照耀。这些形象，在康若文琴诗歌中，不仅是自然的精灵，也是自由的象征。“跋涉雪线的拉伊中/寨子是十月的青稞/和寨子一起丰盈的/是卓玛的歌喉//拉伊放牧高原/天地在卓玛的眼中/比牛奶还温润/季候风抚麦地演绎五色/酡红醉上夕阳的脸庞/卓玛一不留神/牦牛就踩乱了寨子上空的炊烟//放牧高原/笑声瘦了夜晚/唱着拉伊/夜失眠了”。（《拉伊》）在诗歌中，诗人一方面用 “麦地”“炊烟”“寨子”为我们打造了一个祥和平静的藏族村落；另一方面，又展现了美丽的少女卓玛在草原上放牧高歌的形象。这位嘉绒少女，从醉夕阳到夜失眠，唱着拉伊，笑声响彻高原，因开心而忘记驱赶牦牛，牦牛在寨子里横冲直撞，似乎夜也因此缩短了。由此我们看到，在诗歌中，这些少女们伴随着 “拉伊”，用 “丰盈的歌喉”，在天地间自由地放牧。在这些藏族少女面前，似乎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她们生命的澎湃。

尽管 “母亲”身份有着多种角色和丰富内涵，但康若文琴在诗歌中，却在充分彰显“母亲”自身的快乐与欣喜。如在 《圣诞夜，我想说》中写道：“孩子/你唱着铃儿响叮当/你因天真而快乐/我因你而快乐/为你守候坠落的星星/日子因远离你染了风寒”。诗歌中尽管她的孩子远在他乡，只能通过电话倾听，不能见面，周围也异常寒冷，但作为母亲的 “我”，因能听到自己孩子的童音，就已十分快乐。在 《花头帕》中，“花开一朵，谢一朵/就像我们不曾年轻过/落日抛洒最后的晖光/头帕像夜一样睡去/盛落之间，用去一生时光”。这位即将成为母亲的新娘，在成为母亲后，会像头上的头帕一样，围绕在火塘边，在一起一落之间走过一生，将为整个家庭奉献自己。诗人把初为人母的欣喜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彰显出藏族 “母亲”的独特精神。当然，诗人由于对 “母亲”这一角色十分看重，以至于在诗歌中，对不能成为母亲的女性，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如诗歌 《母亲节，看见一群尼姑》：“母亲节看见你们/这个事实非常残酷/你们都有做母亲的天赋//康乃馨和莲花，美丽的植物/你们选择后者/莲从污浊中走出/呈现给天空是圣洁//街道上少不了赞颂母亲的欢呼/你们的心里也有/因为你可以不做母亲/而你一定来自一个叫母亲的女人//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在这个俗世里，语言是母亲给的/一点也不俗气，就像/母亲节里，母亲们坦然的笑意//在母亲节，看见你们/作为母亲，我打算去高高的寺庙焚香/求佛保佑/你们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我们知道，莲花自古以来就有 “花中十君子之净友”的美称。由于莲花意象富有 “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内涵，因此莲花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单一的女性特征。尽管莲花有着 “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行，但尼姑们却已经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诗人用莲花这一意象，凸显出她对于无法成为母亲的尼姑们的同情。由此我们看到，在诗人的写作中，“母亲”更应该说是 “母性”，既是女性作为个体的象征，但也是生命本身的象征。

关注女性的成长，是康若文琴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面对康若文琴或者说康若文琴的诗，我更关注的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问题。藏族诗歌在向现代性推进的过程中，或者说中国诗歌在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说就必须 “去民族化”或者 “去地域化”。但特别有意味的是，在诗歌中，康若文琴将宏大的藏族历史背景、阔达的阿坝山水和多彩的藏民族生存习俗，一一纳入女性的成长历程。可以说，关注 “女人”或者说 “人”，是康若文琴诗歌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向度。整体来看，康若文琴笔下的藏族女性形象，是“少女—母亲—阿妣”三位一体的形象整体。而在诗歌具体写作中，她又是从 “一个女人”的一生，或者从 “一个人的一生”出发，来建构现代藏族女性的历史，来彰显藏族女性的精神气质。由此，在藏文化 “神—人”的双重文化格局中，康若文琴的诗歌，为藏族现代诗歌的 “人”的书写，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方式。

而在 《放牧的妹妹》一诗中，诗人更着力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位单纯快乐的小卓玛形象。作为藏族文化的火塘，其温暖的光，也抵挡不住这一颗想冒雨放牧的少女自由的心：“火塘把你照得通体透亮/这样的雨天。我放牧的妹妹/心，还在草地上流浪/现代化的分离器摇出古老的酥油/像你一回头在时装店里遭遇的爱情……//火塘里，光焰跳动你低吟的名字/牧房外每一滴雨/都会惊了你眷恋的足音/我放牧的妹妹啊//雨靴在泥泞的草地呓语/思念把雨水都挤成牛奶/天地在你的眼中像羊一般服帖/你去过的远方是几匹山后的马尔康城/再远的就是村庄的荧屏/我的妹妹啊//牧场多了一页城里的风光/头戴树叶的遮阳帽/你高原的声音在天地间跌宕/甩动的牧鞭清脆地画着弧线/我放牧的妹妹/我看见，你的爱情走在来的路上”。诗歌中这个单纯的少女，连下雨也念念不忘的是放牧，是令她生命跳跃的爱情，此时似乎连太阳都忍不住要亲热这个姑娘。但这里，伟大的史诗传统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完全没有压抑少女心头的思念。诗歌将对少女的描写，定格在这一个细小的等待中：每一次火塘边低吟，每一滴窗外雨，她都满心期待地眺望是否是心中人。进而，诗人又将这位少女生命情思，放置在高原之上，让她欣喜地期待着爱情。藏族少女的 “情感”，不仅丈量过最远的地方是马尔康城，目睹过最远的世界也是村寨荧屏。由此，一个单纯少女的形象，在阿坝草原上盛开，在康若文琴的诗歌中绽放。

在普通人的观念里，阿妣们劳碌操忙一生，本就该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而在康若文琴的诗歌中，嘉绒藏族的阿妣们却非如此。她们不仅一辈子守在寨子里，守在牧房里，围着火塘，熬着酥油茶，而且到老也要为家庭耗尽最后一滴心血，为家庭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生。如在 《阿妣和火塘》中，“阿妣火塘边生/青烟一眨眼就追到了头/也没走出寨子/坐下，站起/有一天，不用再起来/阿妣说，她的头巾会燃成一朵花/来世，她还是一个女人”。这里的阿妣，是一位一辈子围绕火塘生活，没有走出过寨子的普通女性。头巾伴随了这位阿妣一生，火塘伴随了她一辈子。但是，生于斯长于斯，最终也将死于斯的阿妣，仍将如头巾一样，燃成一朵花，这是重新盛开女性的生命之花。不仅火塘旁阿妣如此，温酒的阿妣也是如此。如在诗歌 《茶堡女人》中，“独木梯/爬一步就少一条退路/弓身入门/围坐火塘，温一壶青稞酒/北风就关在了门外冰凉的月光下/要再次跨过碉房的影子/打开房门，放下云梯/需要花去一生的月光”。她一生的激情，就定格于这一方小天地。这位阿妣也是一辈子围绕在火塘边，也没走出过寨子一步，她辛勤劳累地为整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由此，康若文琴的诗歌，为我们呈现出了单纯少女、伟大的母亲与劳苦的阿妣三类藏族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藏族女性特有的精神特征。相较于其他文学中的女性，康若文琴笔下的女性们，生活的确简单，甚至简单得不可思议。如在康若文琴的诗歌中，她所着力刻画的嘉绒少女们，都非常轻易地避开了藏族文化传统的重负，而紧紧地捏住现实爱情，彰显出一种鲜活的生命之感。同时，这些少女们，又与在都市工业、商业文明中的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精神，毫无绝望、无聊等现代生活的 “荒谬感”，而纯粹是一群单纯快乐的少女。这在当下诗歌作品的书写中，是比较独特的。特别是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刻画，更体现出了诗人的独特关怀。青春活泼的少女，注定要成为母亲，并要扮演着慈母的角色。而简单、朴实、辛勤劳苦的母亲，又终将成为阿妣，默默付出自己的后半辈子。由此，这些嘉绒女人，几乎一辈子都很难离开寨子，即使离开寨子也不是享受自我，而是以牺牲自我来为家庭做贡献。就像她在诗歌 《归来》中写的那样，“阿妣站在碉房，菩萨在上/匍匐，站立，匍匐/用身子丈量圆满//阿妣说，只要用心/时光会醒来/离开是另一种归来”。女性的每一次的离开，都将以另一种形式归来。而这些女性们的存在，并没有多样的生命追问和探寻，只有对于现实世界的坚守和承受。从放牧高歌的少女，到默默奉献的阿妣，康若文琴的诗歌可以说为我们呈现出了嘉绒女性的一生，堪称是一部完整的现代藏族女性的命运史。这正是康若文琴诗歌中女性书写的重要价值。

同样，面对着女性，康若文琴也并非一味只书写 “母性”。她的诗歌也有着对母亲这一角色 “奉献自己”的精神的淡淡哀伤。在生命历程中，伴随着婚姻，女性的少女时代即将结束。诗人对于即将成为母亲的新娘，更多的是感到担忧。例如在 《阿吾的目光》里，“新娘远在圣山的深处/步子比阿吾的目光还沉重/她双手合十/把前世今生庄严地捧上额头/仿佛托起一座山”。诗歌中的新娘并没有为即将成为人妇欣喜。尽管离别远嫁，但她那双手合十的最后一朝拜，不仅表达了对父母的不舍，更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由此我们看到，对于即将为人妇、为人母的女性们而言，康若文琴的 “母亲”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女儿，她们享受着母亲的勤劳、贤惠以及坦荡、无私的奉献和爱；另一方面，少女随着自身的成长和成熟，终究有一天会成为母亲，和自己的母亲一样面临着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的责任。我们知道，在人类世界中，女性在人类繁衍和生育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要为此经历艰难与痛苦。正因如此，文学和现实中的 “母亲”都显得格外博大。她们既是孕育者又是支撑者，她们的身体和灵魂中都充满了无限的爱，她们默默地为家庭奉献自己的一生。康若文琴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少女形象相互关联，浑然一体。女性做不做母亲似乎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在康若文琴诗歌中的女性世界里，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要成为母亲，就必须告别单纯快乐的少女，最后还要变成老妪，这是所有母亲们的使命，也是所有少女们的宿命。

在康若文琴的笔下不仅有一辈子没有走出寨子的阿妣，也有走出了寨子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阿妣。不过，在康若文琴看来，这却并不是阿妣们晚年幸福生活的起点。在她的一首诗中，阿妣终于走出了寨子，来到马尔康城。然而，她却丝毫没有远走高飞的欣喜和激动，而是带着不适应感和浓浓的思乡之情。诗歌 《马尔康城里的阿妣》写道，“家乡说远也不远/一句话就回到了家乡/阿妣们在午后的广场/翻晒家常/一地瓜子皮//农具高悬屋檐/阿吾留守，阿妣服侍城里的儿孙/就像儿女小时/阿妣种地，阿吾养牛//三言两语/寨里寨外就在眼前/大把的时间/恨不得脚下生出泥土/好一亮毕生的技艺//青稞在语言中走累了/躲在早餐，糌粑就成了家乡的味道/城里的灯五光十色/却照不见/牦牛忽闪的大眼睛/佛珠滑过树根般的关节/阿妣也会发呆/算算清晨转的经/阿吾收到没”。一辈子没有出过家乡的阿妣，唯一出寨子理由也仅仅是去儿孙家，去照顾儿孙。她去城市，并非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为儿女再一次牺牲自己。她身处小城，却日夜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远在家乡的阿吾。但无奈相隔两地，她只能以日日诵经祈福，在精神上回到阿吾的身边。这正是康若文琴为我们呈现出的另外一类有着独特意义的阿妣形象。

第三，康若文琴的诗歌，还为我们呈现了凄凉悲苦的藏族老妪形象。所有的生命面对时光逝去，都终将衰老，美丽藏族少女们大多数最后也会成为阿妣 （嘉绒藏语，指外婆、婆婆）。由此，康若文琴诗歌中的女性世界里，最令人心痛的就是这些嘉绒藏族的阿妣们。

第二，从单纯的少女开始，康若文琴进一步在诗歌中写出了独特的母亲形象。诗歌的女性形象建构中，如果仅有对少女形象的刻画，肯定是不够的，也是极为单调的。而在康若文琴的诗歌中，虽没有大量描写中年女性的诗歌，但她却对 “母亲”这一形象特别钟爱。更为重要的是，在她的诗歌体系中，“母亲”形象，又是少女形象和老妪形象的联系纽带，不可缺少。

1284 Relationship of learning burnou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康若文琴诗歌对 “作为个体的女性”的书写，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关注，让我们看到藏族诗歌向现代性突进的不懈努力。建立在格萨尔史诗等基础上的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宏大、伟大、丰富的世界。而在现代社会轰隆隆的前进步伐中，精巧、细小的个体命运，丰富、驳杂的内心空间，更需要我们去充分构建。这不仅是康若文琴诗歌的天职与使命，也是文化现代化、诗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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