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内心的歌唱。早在远古时代，正是有人们在劳动中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感叹颂咏，才有了诗歌的诞生。不管历史如何变迁，也不管诗歌在时光的流传中形式如何变换，笔者始终坚信，诗歌是最需要以情动人的文学体裁。当笔者被康若文琴的诗歌所打动的时候，首先想到了这点。

例如：在对畲族的少数民族女生进行体育教学时，我发现畲族有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我就引入了她们民族特有的“稳凳”活动，让女生们两人为一组，通过不断的翻转将携带的20多个套圈抛掷指定的旗杆上，以抛掷到准确位置多的小组获胜。通过这样的一次小小的活动，畲族的女生们表现了极大的运动兴趣，她们积极的参与，积极性幅度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充满民族特色的运动，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女生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身体的协调、平衡能力和身体的灵敏程度，以及肢体各部位的力量。可谓是一举多得的方法。

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发展至今，其间经过与其他多种文化长久的交流、融合，虽然博大精深、气象万千，但也不免有失去其本来面貌的遗憾。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这一点上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往往保留了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系统。当然，在今天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正是这种冲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交互空间，即原生态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碰撞而绽放出的迷人的文化空间。康若文琴，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与全新的文化语境中，努力以诗歌创作，来为其所思所感作内心歌唱的一位诗人。

④对动态指标年取水量数据，利用便携式流量计逐月对每眼井进行水量观测并记录在每月用水量记录表上，依据水泵型号、水的用途确定典型井加密观测次数并对井的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咨询以确定用水量，主要询问每天开泵时间、开泵次数，利用实测每小时流量乘以开泵时间和开泵次数来确定月用水量，已安装智能水表的单位做好月用水量记录。

所有试验均重复3次，并参照张雷等人的方法计算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简化活力指数[8]。其中，计算发芽率以第14天统计的数据为准；发芽势从实验的第2天开始计数，以第7天统计的数据为准；连续3天种子的发芽量无变化，就视为发芽结束。

康若文琴从小居住、成长的家乡马尔康，属于嘉绒藏族的祖居之地。“嘉绒”一词，因嘉莫墨尔多神山得名，意指墨尔多神山周边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沿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马尔康”在嘉绒藏语中，意为 “火苗旺盛的地方”，这其实也是当地文化饱满生命力的象征。地处边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同民族 （汉、藏、彝、回）之间的高频率互动，决定了嘉绒藏区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地的社会风俗、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等都带有过渡性质，丰富而流动。

而对于康若文琴来说，故乡带给她的除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还有精神上细水长流、源源不断的滋养和灌溉：“我的外婆不会说汉语，更不会写汉字，但她用嘉绒藏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给了我精神滋养和想象力，这种传承，成了我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① 记者黄晶对康若文琴访谈： 《康若文琴：尘埃之上俯视尘埃的女诗人》，原载于 “四川发布”客户端。https：//mp.weixin.qq.com/s/4iLeqJiGeK6bJtFkywSKLQ.正因如此，在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如何以崭新的姿态被传承，以及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如何自由地舒展绽放。

如同阿来的评价，康若文琴是在 “世界”和 “自己”这两种境界中往返和寻找的一位诗人。她的诗篇中，既有闪电的冲动，也似深井的沉静。她放眼世界，亦观照自身，见天地，见众生。而在笔者看来，令康若文琴的诗有别他人的个性化特征，也恰好隐藏在她自己的生命密码中。

似乎大地的伤疤

走上山去，她的身影发黑

23年前的天津世乒赛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男团决赛中国3∶2力克瑞典，蔡振华是运动员背后的“关键人”。一年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将四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球迷从此记住了孔令辉、刘国梁。

生活在 “全球化”一词被频繁提及的时代，“民族性”这一概念似乎被迫成了它的对立面。部分人甚至宣称，为了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进步，封闭的族群是必须被彻底打破的，传统都是狭隘的、需要被舍弃的。殊不知，这样简单粗暴的一概而论必然会造成对某些族群文化的伤害，更势必会导致个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迷惑。“人-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机制，即人类活动、文化系统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文化系统是人类与自然环境联系的纽带。

1.3.1 患者表达交流有困难：病史和症状都是通过问诊来获得的，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也常通过问诊来发现来确定，而病史、症状、疗效和不良反应都是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可见问诊的重要性。但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表达或交流有困难的患者，如昏迷、痴呆、失语，或讲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甚至讲外国话的患者。此时医生就可能遗漏或误会许多重要信息，造成误诊或漏诊。

现代人常常会莫名生出 “茫然失其所在”的惶恐和无助，这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家园是祖祖辈辈在此繁衍之地，家园与个体血脉紧密相连，同时无条件接纳一个人的疲惫，提供休养生息的场所，最能牵动一个人心底最隐秘的情感。这样的精神家园，是需要达成海德格尔 “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境界才能构筑的。现代人无所寄托、无所回望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是飘在空中的，而大地才是可以让人双脚站立的实在。大地与故乡，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也是神祇和灵魂的驻地。诗意地栖居，就是要在大地和故乡寻找一种可靠与温暖。同样的，无论大地丰盈还是贫瘠，都不能阻挡人类向着大地的匍匐与融入。所以，康若文琴才会写出 《匍匐于地》这样的诗歌：“匍匐于地/身子是一把肉做的尺子/丈量与神的距离”“如同在经卷中爬行/寻找生命的谜底/放下//放下/匍匐于地，你的身子/等于你与幸福的距离”。人类的肉身如此渺小，必须时刻对大地心怀敬畏与谦卑。如果过分看重自己，就会心理失衡以致走向偏执。所谓高高在上的异族想象，其实就是在观照另一种文化时没有放平心态，进而把与自己不同的一律当作落后愚昧或只想着拿来做哗众取宠的噱头，但文学最终需要面对的是人类的共同困境，生命的个体感受绝不应该被集体话语所绑架、所淹没。

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曾写道：“去找故乡吧，没有故乡就没有诗人。”作为嘉绒藏族人，康若文琴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从来都爱得深沉。她坚信只有真实生活过、体验过，才能传达出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她的诗歌兜兜转转，却始终与马尔康息息相关。诗人对自己嘉绒人的身份，是乐于提及并且引以为傲的，这也表现为她的许多诗篇中都出现了藏族特有的意象，如梭磨河、碉楼、蒲尔玛、酥油茶、火塘、青稞、寺庙、喇嘛等，不胜枚举。还有各种藏族的节庆盛典，如藏历年、燃灯节、若木纽节等，不一而足。

喇嘛安详，诵经的大地

文明本就没有高下之分，作家应超越地域、民族等局限，反思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不是只有血统纯粹的人才拥有故乡，虽然各族群文化存在种种差异，然而面对共同的生存命题，我们都需要在精神领域找到希望和寄托。对少数民族诗人来说，这种精神上的归属往往落脚在宗教想象上。宗教与民族话语，往往相伴而行，相互辉映。尤其是藏传佛教的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深入人心的信念，在无形中更促成了藏族人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对生命珍重却不过分执着是他们的主流观点，比起现代人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他们天生拥有对看不见的信念的虔诚。在康若文琴两本诗集大约两百多首诗歌里，明显带有宗教思考意味的诗歌至少就有40首，大约占全部诗歌的五分之一，足以看出诗人深受藏传佛教影响，对宗教理念持续思考和探索。例如 《达古冰山》中写道，“你还将老去/老得让人越发信任/直到有一天/你成为一尊神”。把冰山当作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这充分表达出诗人内心深处万物皆有灵的神性情结。这种特有的宗教情结，实际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庄严，亦是一种慈悲。

影响内控制度被执行的具体制度文化在第二部分介绍了四个层次——规章制度层、运行机制层、执行文化层、价值理念层。各文化因素对学生执行制度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制度文化的四个层次都与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息息相关。

康若文琴的有些诗作，体现了乡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杂糅，其代表作当推 《尕里台景语》：

把羊群撒上草原，孩子喊叫母亲

全诗中出现的意象有自然景物，有田园劳作，也有寺庙僧侣。乡村世俗生活和宗教世界就这样巧妙地交织融合在一起，绘出一幅和谐优美的画卷。最难得的是，这几种元素并非生硬地凑作一堆，因此也无刻意堆砌之嫌，跃然纸上的画面感，让人心向往之。

人是神的亲戚

(5)从河道冲淤变化来看，方案三和方案四实施后，系列年末与起始地形比，建闸前后河道的冲淤规律没有改变，老河道弯道段以淤积为主，新河道主要表现为冲刷。闸门修建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老河道淤积的加剧，同时，也加大了新河道的冲刷幅度，且方案三和方案四对河道地形的影响基本相当，方案三的影响幅度略大于方案四，随着时间的推移，建闸对河道地形的影响逐步趋缓。

此时的泽多，牵着孙儿

跟着青草以上的牛羊

（2） 产气能力。按5×106CFU/mL接种量向装有模拟酒（乙醇体积分数为10%（V/V））的艾氏发酵管中接种经不同方式活化的酵母菌，于28℃下静置培养24 h，测定产气量（mL） [18]。

炊烟携带它们的内心

一个诗人的成长，必定受到其族群所在地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相对小众且独立、完整的族群，其诗歌意蕴会有更明显的体现。康若文琴这样一位天然拥有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文化铀矿”的藏族诗人，更是一个典型例子。诚若一位论者所指出的，“对汉人或外族作家而言，这座铀矿比较像是文化猎奇的雄厚筹码，到了藏族血缘作家的手里，则多了一层无从模仿、复制的，对族群、母土与传统文化的认同”① 陈大为：《玛尼石上的行书——当代西藏汉语诗歌的原乡书写》，《诗探索》2015年第3辑，第95页。。所以即便事先不知康若文琴的族群身份，在阅读她的诗歌时，也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有别于汉语文化的独特语言魅力，这是身心都长久浸润在高原的人们所特有的气息。

所谓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评论者面对创作者，往往会面临同样一种困境，即无论创作过程如何，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评论者如何找准下手的突破口，又不至于残忍地 “肢解”这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就很考验其功力了。因此，我们面对康若文琴的诗歌的时候，首先需要做的，是顺着作者的生命轨迹，从她如灿烂银河的文本中打捞起那些独特的、闪烁的星星，从词汇、语句甚至是空白中，找寻解开其诗歌意义的钥匙。通过这样一番细致的工作，笔者发现，康若文琴的诗歌主要由家园守望、身份哲思和神性仰望三大主题构成。她那些看似分散的内容，都是诗人在自然和社会的点点滴滴中触景生情，再结合自己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创作手法有感而发的。一言以蔽之，康若文琴的诗歌表现了生命之美，或者说，生命之美是其诗歌最主要的个性化特征。

骑马的男人掉头

村庄扭动腰身。日光下的寺庙

美国反托拉斯法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力，执法机构功不可没。在法院系统对于如何具体地适用合理原则规制转售价格维持陷入瓶颈之际，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均提出了各自的规制路径以指明方向。它们的方案基于以下三点理由值得关注：首先，方案与丽晶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合理原则的视角相一致。其次，方案纠正了全面性合理原则中的结构性缺陷。最后，方案最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影响未来对于转售价格维持的合理原则司法适用。

对康若文琴而言，写诗是她不断完善自我、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赖以生存的故土是她出发的原点，亦是她最终的归宿。所以，在她笔下，阿坝高原的雨 “选择的依然是/回家”（《阿坝高原的雨》），因为阿吾说过，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回家。而 《迷失的微笑》一诗，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依恋：“你的微笑走失了/不是在意大利/不是在佛罗伦萨/是在九寨沟，海子的倒影里”。佛罗伦萨本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同样有无数历史悠久的美丽故事，但对诗人来说，这些故事却只能欣赏而无法令她展颜。要找回 “迷失的微笑”，“不去天涯海角/不去罗浮宫/去记忆深处，那个叫往事的村庄”。哪怕走遍世界，看遍美景，还是只有家才能让人发自心底地喜悦。而回家，又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层面，它更是朝圣，寻找精神原乡。

充满神谕

在大地上，村庄始终躬身

比较表3和表4发现，两种零件的优化结果在成本变化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且零件B大于零件A。这是因为零件B成本范围的基数比A更大，在相同的成本调控方式下，B能减少的成本量更大。零件A的成本基数本来已经很小，即使引入成本调控，改变零件加工成本，可以影响的值也有限。

好像有人呼唤

哦，树林里的喧哗

3.人才建设。央企党组织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立足实际选拔优秀人才，增强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和治企能力。根据企业的实际工作需要，选拔年轻、业务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党务工作者队伍，为央企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改变中央企业党组织年龄偏大、素质不高的状态，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人才制度结合起来。最为典型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4］，作为一家高科技战略型的中央企业，其党建工作围绕人才战略展开。通过探索人才成长规律，完善“工程牵引、实践成才、协同成才、师承效应”等人才成长模式，在实践中造就和培育人才，使航天科技集团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正好对应人心，尤其是在这

趋近正午的时分。① 康若文琴：《尕里台景语》，《民族文学》2017年第5期。

黑帐篷以外，牦牛是人的亲戚

除了宗教色彩，哲思意味也是康若文琴诗歌的个性化特征之一。如果说宗教性和民族性在题材和内容上，主要依靠的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人文资源，那么哲思意味则大半是诗人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悟出、挖掘出的人生哲理。这些人生哲理，充满了对生命意义这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人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它的内心探索。她在 《时光从统万城走过》中写道，“一天当一千年过/统万城的瓦片敲出金属的回响/一千年当一天过”，人的脚步自然永远追不上时间的飞速流逝，长与短也都是相对的，所以才有了诗人的另一番思考：“来自人间的游人鱼贯而过/抵达云境的不多/岂不知如果放不下/哪里都是人间”（《云境》）。诗人也知道，想要超脱世俗，不庸人自扰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实现它的道路是相当艰难的。

因着生命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与短暂，康若文琴常常会产生对个体存在与身份认同的疑问，如 《风马》中的诗句：“你和风马一起/站在记忆深处/你是它，它是你//独不见我自己//如走进你的记忆/有无风马/有无我//我是谁，谁是我”。如果说 《风马》表现的是诗人对自我的追寻，那她找到的答案就是 “自我”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往往要触碰到别的什么边界，被反弹回来，才会被了解，即 “风撞上我/我一把抓住自己”（《风起》）。

众所周知，独特又完整的文化系统有利于培育一个诗人，主要就在于文化对其丰富心灵的持续滋养，那么可想而知，如果同时受到两套文化系统的熏陶，那这样的效果必然会更加显著。身为藏族却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康若文琴，需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汉语与藏语两种文化的错杂中，用自己个性化的写作，让两者水乳交融；将两种表述方式相结合，产生出新的风格。也就是说，既能够适应汉语写作，又能继续紧紧拥抱母语的“根”，把嘉绒藏人的共同生活经验和情感价值充分传达出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汉藏两种文化间的流浪与穿梭，深刻地烙印在康若文琴的诗歌文本中。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藏语思维逻辑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她使用的符号是汉语，但表达方式却深受藏语模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诗歌中不经意间出现的藏族词汇和语言习惯等。譬如在 《阿依拉山》中 “洁白是微笑。望眼欲穿”一句，颠倒的用语顺序并不符合汉语语法。还有 《冰封》中的 “冰封的牙齿，咬住一池水的尾巴/鱼”也是如此，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将一组完整的意象打碎重组，给人以陌生化的新奇感。

二是民族精神气质影响下的诗化语言。藏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藏区特别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造就了藏族诗人们灵动与深度兼顾的诗歌创作。康若文琴的诗歌语言总体呈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善于从很多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展开深入思考，不刻意炫技，却充满了原生态的生命张力，平淡却正应了那句 “道法自然”。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有 《梭磨峡谷的绿》中的诗句：“绿是九岁的小姑娘/春天一到就笑/漫山的羊角花就坐上叶的缎面/渐次开放”。寥寥数语，初春时节生命破土而出的喜悦和天真就被细致勾勒与展示。

康若文琴还擅长将描写对象拟人化。写云雾时云是 “眼巴巴看着”，写树时是 “它老往人身边凑”，写羊时是 “穿上羊的衣服/自己也成了一只羊”（《人和羊》）。而写鸟时，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充分，比如 《午后的鸟》。这首诗原本是描写鸟在公园的树上糟蹋果子这样一件小事的，但结尾却笔锋一转：“外婆说过/浪费是有罪的/鸟们怕是没有外婆/不知道在犯罪”。诗人确实是真心对待每一个生灵，把它们看作和自己一样有智慧和思想的独立个体，才会有这样温柔细腻的情感，并倾注在笔尖，让其肆意流淌，从而达到物我不分的境界。

三是比喻式、象征化的直观表达。大量的研究表明，藏族传统文化强调直觉性、形象性、重视直观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偏好整体与感知，因而对问题的阐述多依靠比喻、象征等手法。康若文琴的诗，对比喻的运用得心应手，像泉水般涌现。如 “阳光，春天里一记温柔的耳光/打在脸上/热辣辣”（《春天里，一记温柔的耳光》），少见地把春日阳光的热度，以通感与触觉联系在一起，乍看有些奇怪，细品后却能琢磨出奇妙的滋味。这也表现了诗人的奇思妙想。此类的新奇比喻在康若文琴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 《蒲尔玛的果树》：“红彤彤的太阳，像只/大苹果，挂在村口/等着一只巨大的夜鸟啄食”，又如 《树芽风》：“春振翅，如一座巨鸟/站在山脊/空气无端染了一身绿”。两首诗同样用了 “巨鸟”这个意象作为喻体，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一个苍凉一个柔美，但同样恰如其分，蕴含了无限的想象力。

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放下自以为是的态度去生活，康若文琴做到了这一点。除了哲学思考与宗教情结，她的诗歌更多地集中在对自然万物和众生百态的描写上。正所谓“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诗人把对高原这片山川土地的爱，以文字的形式轻盈地舞动起来，没有太多渲染和点缀，总是以朴素的语句表达，令人感到亲切。她的诗歌也正是因为不刻意造作，营造云里雾里的高深，反而呈现一种返璞归真的原始状态，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旧时光，让我们找回淹没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嗅到泥土与青草的芬芳，看到父老乡亲们淳朴的笑容，真正做到了为心灵与阳光写作，为阳光与心灵唱诗，给人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审美体验。

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诗人不吝笔墨地赞美着。诗集中有许多篇目都是对普通人的描写，如银匠、放蜂人、美发师、画师、牙医等，叙述了形形色色、随处可见的老百姓的故事，表现出各行各业朴实的劳动者之美。在这类人物集锦中，笔者最为感慨的，当属对亲情细腻动人的描写。在 《阿吾云旦嘉措》中，舅爷渐渐老去，而诗人却固执地坚持时光仿佛还在昨日，舅爷说：“小孙女/我造业，你也造业/一个人走在路上哪能不造业”，弥留之际，老人仍是对孙女赤忱一片的拳拳舐犊之情，但无可奈何的是“如今，隔着四十年光阴/回忆慢慢醒来/却一下暗到心里/那个热乎乎的背影/模糊成一片云/淡忘也会传承/就像将来，我的背影/会被孙子淡忘一样”（《阿吾云旦嘉措》）。

关于传承的主题，时常在康若文琴的诗篇中闪现，如 《母亲节，看见一群尼姑》。尼姑和母亲节这个词，好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人们心中的出家人，是该跳脱了人世七情六欲的，可诗人却另辟蹊径，想到即使她们选择了放弃成为母亲的机会，却一定都还是母亲的孩子，同样需要被祝福，被牵挂。又比如 《五月十二日，陪朵朵吃饭》《母亲节》，写的都是母亲节和侄女吃饭这样一件小事，年幼的孩子尚未知道母亲节的真正含义，诗人自此联想到，侄女总有一天也会长大，也会变成一位母亲：“孩子，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人生就是这样/不晓得的时候，你在成长/晓得的时候，你已经老去”。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因为这种注定的迭代更替，就一味陷入悲观情绪不能自拔，她清醒地知道，这是避免不了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她更强调的是对人性光辉的延续。这种光辉难以被简单定义为爱情、亲情或者友情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它是超越有限性、全人类共通的美好真挚的情感。

藏族民众相信的轮回之说并非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更多的是一种豁达。这种豁达，也表现在康若文琴的笔下，如 《归来》：“阿妣站在碉房，菩萨在上/匍匐，站立，匍匐/用身子丈量圆满//阿妣说，只要用心/时光会醒来/离开是另一种归来”。生与死其实都是相对的，互相转化。一首 《错过》，更是对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观的深入阐释。在诗中，康若文琴写道，自己五岁错过了邻家阿姐婚礼，十五岁错过同桌的邀请，二十五岁错过恋人的约会，每个阶段都绕不开的错过，让诗人一度沮丧，以为从此不再团圆，以为情谊两断，以为蝴蝶不再蹁跹。然而最后一小节，诗歌峰回路转，一下子升华了全诗的主题：“四十五岁，这个秋天/错过什么都不在意/今天的一切/正是人生的巧遇”。这种顺其自然，接受命运安排的姿态，让人感觉到诗人的坦然、包容、心境开阔，半分没有逆来顺受的郁卒。

除了早期 《鲸鱼骨卡在了时光的喉头》等部分意味不明的作品，其余多数诗都明显体现出康若文琴这位女诗人在不断尝试中的成长和进步。尽管两本诗集，包括近期创作中的少量篇什，仍可在意象的提炼、诗意的深化、厚重感的加强等方面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从整体上看，康若文琴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歌表达方式，摒弃了用艰深晦涩的意象来搭建语义迷宫的故弄玄虚，个人风格逐渐成型，这是值得称道的。相信康若文琴依托自己独有的文化资源和创作个性，必将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