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余嘉锡、姚名达、张舜徽、王重民等先贤确立“中国目录学史”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史实勾勒与理论研究已有诸多探索，成绩喜人。扬州大学傅荣贤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1］一书，在先贤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建构有诸多独见，颇益于学林，值得推介。

1 “回归民族文化本位”与《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撰写意图及方法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并非简单的知识论存在，而是蕴涵着浓烈的人伦道德教化的价值论意义。因而，当中国古代书目通过分类来建构其文献秩序及价值意义时，并不是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区分，亦非纯粹的西方学科体系的科类设置。中国古代目录每置一种部类，往往有着特殊的文教价值与道德启迪意义。甚至，当不同时期的不同目录学家对同一部类的类名指称及具体书籍归并呈现出不一致看法时，往往就是不同时期的文治背景、政教意图及不同目录学家的个人经验，对此类书籍在当时所应当也必须承担的社会“功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也就代表着此类书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现实地位及文献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在“全球化”时代和“中西交通”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环境中，我们在梳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衍变时，除了要客观描述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演变史迹、适当借鉴西方文明的学术话语体系之外，更应从精神层面的高度，回归中国古代文献产生及存在的“历史语境”，充分发掘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形式结构与内在精神。

基于上述认识，傅荣贤先生撰写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一书。该书试图从哲学层面挖掘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及其分类体系背后所存在的共通文化现实，意图客观描述中国古代目录学家以文献及文献秩序展开文化秩序建构时的努力，以“还原”的姿态重新“发现”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在建构历代政教统治所必需的人伦道德、挖掘作为书籍活动主体的“人”的精神实质及其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如何以文献秩序为基础进行知识、价值与道德等方面的取舍、表述、组织及此类认知方式的意义。

该书有效突破了此前中国目录学史著述侧重以历代精英目录学家和经典书目为主要研究对象、且单纯以历时性方式勾勒古代书目演变梗概的史书书写范式，亦有别于以实证方法确立研究对象从而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标准”的西方学科式书写范式。此前中国目录学史所普遍采用的以描述历代目录学演变“史”迹的一般做法，除了对目录学史的有效勾勒和书目史实的准确梳理之外，恐难以“对目录形式框架背后的精神”［1］（10）及理论进行有效揭示与精准提炼。 而学科化视域下的书写模式虽然有助于从逻辑要求、“技术”标准等方面认识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但这种“貌似精准、实质僵化的技术系统，本能地抑制着人的创新精神”［1］（17）的话语选择及范式标准，并非根植于中国古代目录学衍变的“历史语境”与学术背景，其评价体系对中国古代文献秩序及意义的评判，难免存在隔靴搔痒之憾。

就此而言，该书在适当借鉴西方文明的学术话语体系及分类准则的情况下，充分注意到中、西文明及学术体系的差异性，采用“共时性与历时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撰写原则，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的形式、内容与特点，试图充分发掘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在精神及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在这种“回归民族文化本位和自我身份立场”思想的主导下，该书采用“从形式描写到背景解释”“文化视角的目录学研究与目录学视角的文化研究”等方式［1］（26－30），对中国古代目录学著述从著录、分类、序言到提要等各要素，都展开了深入分析。由此，该书分“中国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和形式结构”“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标引”“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等若干议题，分别加以展开。

人工智能本科人才和研究生人才培养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重要任务。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将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作为三大任务之一。该计划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建设、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专业建设、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构建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工智能人才支撑。

现实不是科幻小说。人们不可能像《朝花夕拾》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穿越时空去爱护幼小的母亲，只是有时想想，我们若能拿出待孩子一半的温柔来回报父母，那么他们必定会快乐不少吧，哪怕只是偶尔。

在试验浓度范围内，随着皂苷质量浓度的升高，龙牙楤木皂苷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率逐渐增大。质量浓度为6 mg/mL时，盐析辅助酶法、溶剂提取法制备的龙牙楤木皂苷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率达到最大值，依次为88.28%、82.35%，提高了3.42倍、5.35倍，抗氧化能力低于Vc。邻苯三酚碱性条件下自氧化生成有色中间产物，并释放超氧阴离子自由基[25]。龙牙楤木皂苷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可能是因为其活性氢与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结合生成水，中断中间有色产物的积累。

2 “历史语境”与中国古代目录内容旨趣与形式结构的哲学本质及精神实质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目的著录往往存在“主体介入”的现象——作为中国古代“主体干预式”文化模式的集中展现，这种“主体介入”的“重要取向”在于“伸张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的理念”，从而使得中国古代书目“基本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著录标准”，常常呈现出“有失规范”的现象［1］（148）。 虽说中国古代书目的著录不时出现多重标准的现象，难免自乱体例，但这种做法有助于中国古代书目根据不同时期文治教化的需要，适时进行改良，从而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实际保持步调的一致，以至于随时可以承担起以文献秩序进行文化秩序建构，乃至解构而后再重建的终极意图。这种著录特征与现代书目整齐有度、形式逻辑严密而缺乏“主体介入”特征的著录特点，有着本质之别。

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本质的哲学分析，该书认为近现代以降的诸多目录学家，往往误读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如汪辟疆、余嘉锡、姚名达等只强调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忽略其间“申明大道”的形而上话语；杜定友、吕绍虞等人仅仅“重视书目的检索功能”，甚至宣称中国古代“没有目录学”［1］（69）。 这些观点并非完全基于中国古代目录学诞生之初的“历史语境”，他们对“目录学‘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本质上源自古代典籍的独特价值”［1］（63）等内涵，缺乏足够的“理解之同情”。应该说，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衍变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与政治土壤的浸润。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存在形态与秩序建构的集中反映，必然要被纳入中国古代的政教体系及道德体系中加以考量，而无法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本质、政治体系、道德观念乃至个人的价值追求，做出截然切割。中国古代目录学往往就是借“部次条别”“申明大道”等内容，确认一种既切合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又符合历代文治教化所必需的道德体系或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单纯从“技术”层面考察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衍变，抑或仅仅看到中国古代目录的学术价值而忽略其间的文化承担及道德意义，都是不可取的。这也不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存在实情。

因而，该书以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有过深刻理论总结的章学诚为例，详细分析了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所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诠解意图，指出：章学诚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到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建立之初就已形成的编纂传统，即通过文献分类展开“对世界和人的分类”，从而达到借鉴自省的价值意图［2］。章学诚的这种意见，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目录学是“技术、知识和信仰三者的统一”［1］（73）。 也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编纂旨趣与学术传统的“信仰”恪守，使得《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确立的目录体系及其对文献秩序与意义的认识，为后世的目录学家所遵守。即使是不遵“四分法”或“七分法”的后世书目，在进行部类设置及具体文献的归并时，亦充分考虑了文献及其目录分类所应承担的文教意义。这就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家严格遵守诸如“经”“史”“子”“集”等部类名称及其内涵指称、文化担当的本质原因。

该书在讨论“中国古代书目的文献标引”时，不仅比对了古代书目的文献标引与现代目录文献标引的异同，更是从中国古代书目的著录范围、内容、格式的衍变历史中，总结出了中国古代书目“并不将实然存在的文献当作‘客观给定’的对象之物，而是赋予了书目主题能动性改造对象的权力”［1］（148）等著录特点。 这种认识即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所言古代书目著录存在“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人全称者”［3］之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得出的。

又如，该书对中国古代书目提要起源于刘向“叙录”的讨论指出：刘向的“叙录”不仅包含“条其篇目”的“目”与“撮其旨意”的“录”，虽然具有“书目提要”的特征，但更多时候是刘向以此“上行文书”从而使得“叙录”具有“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的“官府行政文书性质”。刘向的这种做法促使中国古代书目提要诞生之初，就具有勾连政教意图与文化诠释的突出特点，并以此确立了提要撰写的终极旨归。正如该书所言，刘向《战国策叙录》所谓“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4］等等，清楚可见刘向揭示历史经验以为时用的政教诠解倾向。因此，刘向的“叙录”虽然包含对书籍文献的版本、内容、性质及作者情况所展开的叙录，却隐含以此揭示“文献的人伦内涵价值”［1］（158）的努力。 这种“依刘向故事” 的书目提要书写范式，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然而，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等近今目录学著作，仅将刘向“叙录”当作类似西方书目视域下的“书目提要”，显然亦非完全从中国古代目录产生与存在的“历史语境”着手，是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发生缘起与本质特点的又一误读。

3 “主体介入”与古代书目文献标引的价值取向

总之，该书根植于中国古代目录产生、衍变及存在的文化语境与政教背景，展开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旨趣，乃至对中国古代目录文献单元要素及特征的分析，结论多较为中肯，足备一说。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最为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进行管理决策的有效方式和手段，通过企业预算管理，可以实现降低经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目的。本篇文章对企业预算管理中遇到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论述，详细阐述了企业建立全面的健全的预算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以及预算管理在企业的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企业要提高对预算管理的重视，改变传统的预算管理观念，建立合理的预算监督机制，为企业能够实现发展目标保驾护航。

该书在讨论“中国古代目录的内容旨趣与形式结构”时，紧紧围绕从“历史语境”认识中国古代目录的哲学本质与精神实质的原则，深入讨论中国古代目录“‘部次条别’的检索功能”“古代目录学的学术价值”“‘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内涵，以及这三大内容旨趣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尤其是，该书从动态辨证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固步自封地局限在‘术’的形而下层面，而是密切联系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求，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等客观现象。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不仅能够同个人的人格修养相联系，而且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从而与中国古代文化崇尚道德理性的“仁式”文化相合拍，最终承担起“申明大道”的责任。这种职责承担与文化内涵，极大提升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应有的品质”。

CCL5是一种趋化因子，主要激活和传递趋化信号到T细胞等周围免疫系统[52]。在中枢神经系统中，CCL5表达于小胶质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但不表达于血脑屏障内皮细胞。在炎症刺激下，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上调CCL5的表达[53]。CCL5受体CCR5同样表达于小胶质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但不表达于神经元[34,54]。目前对于CCL5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特点还不清楚，但它可能参与调节神经内分泌轴，谷氨酸神经递质，中枢神经系统趋化轴和促炎激活[53,55-56]。

4 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秩序建构

在讨论“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时，该书首先揭示中国古代文献之间的关系，而后探讨古代文献如何进行分类及分类体系的建构标准、原则，“类名”的标识与使用，紧接着分析中国古代目录如何展开具体文献的归类，以及中国古代目录“序言”的特征及价值。据此可以看出，该书对中国古代目录文献组织的探讨，既有宏观涵括亦有微观分析，既有理论总结亦有实证考辨，既有语境还原亦有价值重估，可谓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因而，这一部分的研究亦颇多可观之论。

尤其是，该书从“民族文化本位”分析中国古代目录“类名”的设置原则，颇能给人以启示。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与现代图书分类普遍遵循的以“表征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文献集合”的“逻辑化的类名”［1］（244），往往有别。 “中国古代分类是先贤认识、区别和组织文献，从而进一步建构文化秩序的一种基本方式。”［5］因此，中国古代目录不论是以“字符顺序标识”，还是采用“以具体文献之名作为类名”“选用同类合并和对立统一的名词术语作为类名”“选用文化生活词汇或历史典故作为类名”等文字标识，皆蕴含着彼时目录学家对“类名”所应当承担的文化秩序建构任务、对“主体人的精神体现和生命观照”［1］（264）等政教意义与人伦道德启迪的期许。因此，中国古代书目“类名”的定名、指称及存在意义，不仅包含现代图书分类所强调的“知识论的逻辑”，更是蕴含着现代图书分类所不曾具备的“价值论心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书目“类名”的定名与使用，充分考虑到“文献的‘真实性’和社会伦理的‘正当性’”，从而“兼具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双重本质”［1］（261）。

此类讨论就是“回归民族文化本位和自我身份立场”等编纂思想的集中展现。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目录学从产生、衍变，到成为时人赖以可据的文化秩序建构模式的深层次缘由。这些启示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目录学衍变时，简单采用“文献的知识论定位”“客观化追求”“理性原则”，是无法切合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内涵与独有特征的。

可以说，正是因为该书对中国古代目录的发生、衍变及文献标引、文献组织的方式、特点等方面的讨论，能够从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所以存在的特殊“历史语境”着手，故而，该书对中国古代书目著录特点、组织架构及内涵的揭示，往往是一种切入本质之论，多含人所未言之处。甚至，能够有效纠正近今目录学家有关中国古代目录本质的认识偏差，从而推动中国目录学史的编纂持续健康发展。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应当引起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研究者的更多注意，以便更好地展开中华民族文化本位视域下的古典目录学理论建构，从而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现代转型及科学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理论建构提出了诸多切实可期的讨论，但在具体的操作与实践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2 傅荣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53－56.

3 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31.

4 刘向，编订.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68.

5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形成结构——以线性次序为基础的结构模式［J］.图书与情报，1996（4）：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