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重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正是在改革动力的推动下，出版业不断发展壮大。迄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出版大国，并正在向出版强国大踏步迈进。这是40年来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最大成就。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不断顺应历史新变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美好期盼，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最基本经验。

2018年，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出版业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重要一年。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改革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于出版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有八大重要节点。这些节点连贯在一起，基本能够勾勒我国出版业改革的主线条。

节点之一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一个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为恢复出版物生产，解决书荒，满足人民群众迫切的文化需求，做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贡献。

长沙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会议还根据当时全国出版业的具体状况，建议地方出版社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把地方出版社从“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中解放出来，为地方出版社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9年4月，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转企改制”为重点的出版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共有75家出版社（不含副牌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期间被迫解散或合并的出版社逐渐恢复，同时，新建出版社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80年，全国恢复与重建出版社30多家，新建出版社60多家，出版社总数达到169家（不含副牌社）。短短数年时间，出版品种迅速增加，中外名著等经典作品和反映新时期的原创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推出，彻底扭转了“文革”时期造成的“书荒”局面，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迫切的文化需要。

节点之二

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了《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图书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开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先河。1982年3月，国家出版局在《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方向。该报告提出，图书发行体制根本改革的目标是“一主三多一少”，即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予了肯定。此后，图书发行业的大门逐步开放，民营网点逐年增加，在图书发行领域的作用日渐重要。

但是此时引入了除法运算YN/XN，需对其进行优化.本文采用并行牛顿迭代法(Anderson-Earle-Goldschmidt-Powers Algorithm)计算除法，即分子和分母都乘以因子fj，迭代足够次数后，分母tj近似为1，此时的分子qj即为除法的结果.其迭代公式如下：

中国出版物发行业的改革迅速推进，出版物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到1987年，非国有资本经营的售书网点已经占到全国售书网点总数的40%（其中集体书店和个体书店有2.8万多处，其他售书点有1.3万多处），成为新华书店以外的另一条重要的发行渠道。全国图书销售达到59.4亿册，比1980年的42.5亿册增加了近17亿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4年底，新闻出版署党组给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分析新的形势下出版工作面临的问题，对出版工作的基本思路、方针等提出了意见。199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原则通过了新闻出版署党组的报告，并对出版工作作出了指示。此后，出版业的阶段性转移开始大踏步推进，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在集团化、连锁经营、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方面迅速发展。出版物发行业在这一轮改革中走在前列。1995年，湖北新华书店集团、辽宁省发行集团等成立。1996年，河北省新华书店集团、黑龙江图书音像发行集团、北京市新华外文发行集团成立。1998年，以新闻出版署批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和四川新华书店集团为全国发行改革试点单位为标志，发行集团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2002年，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全国发行改革试点集团就有四川、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5个新华发行集团，还有10多个省、区、市组建了地方新华书店集团。

横向联合为后来的集团化改革打开了门户。1988年，15家地方文艺出版社组建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行集团。1989年，华东六省一市组建华东省级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行集团发展更快。1992年，德州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集团总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集团成立。此后，集团化、连锁经营、上市融资成为出版业改革的重点。

从概念的描述看，第一学段的6个版本是结合图形给出概念名称；第二学段是结合图形给出概念的文字定义；第三学段不仅给出概念的文字定义，还结合图形说明概念的符号表示方法．

节点之三

《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一重要论述，解决了我国出版事业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思想问题与理论问题，指明了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为此后出版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活动一为探究食物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主思路。彩色图形的活动设计，迎合初一学生喜爱动手、形象思维较强的认知特点，而且贴合学生的学情，如淀粉遇碘酒呈蓝色，所以有机物用蓝色图形表示；燃烧花生放出橘色火苗，所以用橘色表示能量。活动旨在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各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存在与差别。但要解决食物链中物质和能量如何变化这个难点，需要通过后续的活动来探究。

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分析了中国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版工作的任务、性质和指导方针，对于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长期的指导作用。

1984年6月，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出，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提高出版单位经营的主动性；出版社要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规定除对部分科技、文艺、外文、少数民族文字的期刊给予少量定额补贴外，其他各种期刊自1985年1月1日起一律不再有补贴，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出版社要逐步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法人代表，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出版社应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采取协作出版、自费出版、对外合作出版等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此后，出版社逐步完善了社长负责制，试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和合作方式。

节点之四

文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中国的炎黄大帝，到古希腊的自由主义精神，人类经历着文化带来的变迁，同时也将文化发扬传承。那么，什么是文化？众多学者都在研究，学术上给“文化”一词下的定义也有两百多种，学者们“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文化”众说纷纭，这些定义观点不分高低、没有对错。学者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给“文化”一词下了定义，由此，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了解文化、学习文化、体会文化。

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给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17号文），2002年又转发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16号文）。两个文件对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总体要求、基本格局、改革主线和重点等作出了部署，推动出版业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节点之五

1994年1月，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工作思路。会议指出，新闻出版业，特别是出版业，在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以后，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规模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发展转变，从产品总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这一阶段性转移，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向出版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出版业如果不提高产品质量和在经营方面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将难以担当历史赋予的重任；另一方面，出版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后，面对既广阔又多变的出版市场，如果不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采取举措提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加强出版单位自身的内涵发展，便会缺少足够的市场竞争能力，难以生存和发展。

在“一主三多一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提出了推进“三放一联”的改革任务。“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通过改革，新华书店、其他国有书店、集体书店，以及个体书店和书摊共同参与的出版物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其中，民营出版物发行企业发展迅速。截止到2016年底，民营企业达到12.7万家，占出版物发行企业的85%。

节点之六

经过这一轮改革，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体制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基本扭转了以往只重视生产而忽视经营的做法，增强了经营意识和市场竞争力。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1个试点单位（其中有21家新闻出版单位）先行一步。这些单位在众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全面开展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上市融资。于是，一些地方的出版、发行企业开始了上市融资之旅。2006年5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收购华联超市45.06%的股份，成为华联超市的控股股东，同时将新华传媒股份公司的100%股份置换到上市公司中。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率先实现“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出版物发行业上市融资第一股。2007年，辽宁出版集团打造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北方传媒，引领出版业转企改制、上市发展之风潮。截至2016年底，经营图书出版、报刊出版、出版物发行、出版物印刷等业务的集团已达126家，其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时代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6家集团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均超过百亿元。

节点之七

树木苗木伪植是提高成活率的最基本的工作。当地的苗木应尽可能选择在拟种植，以减少运输时间和水的树苗损失，从而有利于树苗的成活。种植前，应适当设置根部，防止病虫害发生。此外，幼苗的根可以用生根粉等药剂保护，从而降低幼苗死亡率。在育苗过程中，幼苗的根应充分扩大，这有利于氧气和水的渗透。对于不同的树木类型，可以选择合适黑龙江北方的肥料来帮助树木生长。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重构出版新格局五大任务：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力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这五大任务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搭建了出版体制的基本骨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改革激发了发展动力，改革理顺了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加速了技术进步，改革推进了出版创新，改革扩大了吸纳社会资源的新通路。通过这一轮改革，我国出版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世界出版大国。2016年，全国共有584家出版社，出版图书49.99万种。其中初版26.24万种，再版、重印23.75万种，总印数90.37亿册，总印张达777.21亿，定价总金额1 580.96亿元。百亿级大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集团集群基本形成，市场主导力、影响力不断增强。以出版传媒企业为例，一大批有实力的出版传媒企业通过整合资源、兼并重组，实现了做强做优做大。截至2016年底，34家图书出版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 976.8亿元，资产总额达到3 386.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78.9亿元；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3.53亿，国内40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传播的作品数量达到1 400余万种。

节点之八

2014年4月，为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提出：通过三年时间，支持一批新闻出版企业，实施一批转型升级项目，带动和加快新闻出版业整体转型升级步伐；构建数字出版产业链，初步建立起一整套数字化内容生产、传播、服务的标准体系和规范；促进新闻出版业建立全新的服务模式，实现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的有效转变。2015年4月，为了进一步提高出版业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影响力、传播力和竞争实力，推动出版业更好更快发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推动传统出版向网络空间延伸影响力、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阐明了路径、提供了遵循。

Kano & Li 2013: Kanu Kazuo (加納和雄) & Li Xuezhu (李学竹), Annotated Japanese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Sanskrit Text of the Munimatālakāra Chapter 1: Opening Portion, Mikkōbunka 229, 37-63.

上述两个文件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融合发展成为主流，数字出版、数字影视等新兴业态呈现“井喷”发展态势，成为行业增长的第一引擎。以数字出版为例，营业收入从2012年的1 93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5 720.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5%，成为新闻出版主体产业之一。2016年，数字出版营业收入增长率为29.9%，对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贡献率达67.9%。

CaCO3（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高纯氮气（纯度99.999%），广州盛盈气体有限公司；飞行时间质谱仪SPIMS-1000，广州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同时，传统业态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跨界经营实现新突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一批骨干出版传媒集团推动优秀图书产品向话剧、网络剧、影视剧等领域跨界生产经营，实现内容资源的多形式开发、多介质呈现、多频次增值。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代表的20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陆续实现挂牌运行，以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为平台组织的各类座谈、评审以及学术活动不断举办，多项研究项目适时启动，一批研究成果成功下线，初步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

回顾中国出版体制改革40年的历程，可以看到，坚持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坚持出版工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坚持出版资源的市场配置，是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40年的改革历程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远未止步，仍任重而道远。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的出版改革新任务。我们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改革将更加多姿多彩，激发的体制机制活力将更加强劲有力，出版强国的“中国出版梦”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