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敏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8月，296页)

文物贸易是中外交流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近年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海外中国文物的溯源和流转，日本学者富田升即是其中之一。富田教授一直关注清宫旧藏，此书是他进一步探索的成果。本书在利用大量一手原始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中国文物各种流出形态，阐明其复杂的时势背景，特别围绕其与日本的关系加以探讨，结合日本古董商贸易活动和展览动向以及收藏家的器物，揭示了近代中国美术鉴赏在日本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绪论中作者介绍了近代中国美术鉴赏与文物流出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美术中占据着必不可少位置的唐三彩、官窑等工艺品，以及相关常识都是近代才形成的。(第2页)清末中国正统文物的流出对日本传统茶道文化，甚至是世界的艺术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9页)在中国文物的传播和收藏过程中，日本古董商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活动和资料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第一章首先考察中国文物流出的历史背景，介绍文物流出的各种形态。近代海外所见中国文物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伴随着中华帝国的崩溃流出海外的。清末文物大规模流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列强占领北京后掠夺变卖文物；二是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4年期间，末代皇帝溥仪、破落亲王和高官大量抛售文物。作者还原文物流出的状况，不但运用了常见的文人文集、报纸刊物，而且还结合古董商保存下来的买卖资料。上述背景的分析讨论，加深了对清末中国与近代欧美关系的认知。

本模型中混凝土板与钢梁采用栓钉连接，栓钉直径为Φ22，每个钢翼板横向设置8个栓钉，栓钉纵向间隔约为300 mm。

第二、三章主要是论述涌入市场的文物是如何被带到海外的。作者通过贸易资料，将天津、上海两个港口的相关基础资料量化比对，反映出的结果是文物大部分流入英、德、法、日、美五大国。数据来源于日本领事馆、商业会所在1913-1950年代做的统计和报告，清楚标示出中国海关贸易的额度。天津古董出口以美国和日本为主，上海古董出口一半以上流入了美国。

在前面几章铺垫的基础上，第四、五章讲述约1920年代中国器物收藏在近代日本的形成过程。

水浸提液是板栗花综合利用的主要中间产品，饮料和酒是大众化的消费品，应当持续开展板栗花饮料和板栗花酒的开发研究，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如青年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开发不同的配方产品。还可以将板栗花直接预处理、烘制等，或将板栗花定量加入到茶叶中，开发出多样性的板栗花茶等。

当然，作者清晰地意识到，海关的数据很难反映实际贸易额和具体实况。因此，接下来他以日本古董商的活动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文物流入的动向，即他们进入中国的过程、店铺经营销售的实际情况，查明他们带入日本的文物内容和数量。在此部分观察对象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来华的茧山龙泉堂和山中商会。前者是一个“中国——日本型”的典型实例，后者是“中国——世界型”的最大实例。(第86页)在茧山龙泉堂的个案中，从《古董采购部簿》《手帐》等商业贸易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类推出土文物和官窑器物买卖增加，销售中心用途从“茶会”转型至“鉴赏”，拉开日本的中国陶瓷器鉴赏的序幕。山中商会的个案，主要以分析商会举办的展览目录为主。商会在日本和海外都举办有销售展会，作者通过分析海外目录尝试探讨国际古董市场的部分近代潮流，又通过分析日本国内目录试图考察在中国文物流出和中国美术鉴赏形成的过程中商会所起到的作用。山中商会不仅给欧洲提供了最佳品，而且也曾出售给世界著名的古董商、法国华侨卢芹斋。由此，亦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清末到民国之间文物流传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显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基本消失，无低氧血症及低二氧化碳血症；有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明显改善，经血气分析低氧血症及低二氧化碳血症好转；无效：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无减轻或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第四章研究重点是陶瓷器，以时间为脉络，通过大正时期东京美术学校、新海竹太郎、大仓吉古馆和东京帝室博物馆，即政府与私人、学术机构与博物馆等收藏的陶瓷器清单，概观了中国鉴赏性陶瓷在日本的具体流入情况，分析学术研究的形成过程。本章的四份藏品清单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大正时期即1920年左右中国古陶瓷器收藏形成过程中最初始的状态，显露出收藏者完整的收藏面貌和喜好。它们都反映出20世纪初日本一个收藏观念的转变，与日本传统审美截然不同：1910年前后日本开始收藏中国鉴赏性陶瓷出土物尤其是汉唐明器、陶俑，1920年代后收集磁州窑等宋瓷并达到一定鉴赏水平，至1930年代涵括宋、明、清官窑的传世品。中国古陶瓷器鉴赏的形成，引发了日本相关鉴赏及学术研究，得到了日本文人的重新评价。其最终的结果是，作者认为这种不同于日本传统“实用”为主的审美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近代新的陶瓷和工艺观的形成。

第五章研究重点是青铜器，以藏品为对象，通过住友春翠收藏的形成过程，探讨同一时代的人对该收藏的评价。中国古代青铜器在19世纪中后期颇受日本人的欢迎，经常被展示在茶会上，不过宋代以前的器物真品不多。随着清末文物大规模流出中国，夏商周三代珍品开始进入日本。日本知名的青铜器收藏家住友春翠的收藏也是主要来自于这个时期。他一开始是作为茶道用具而收集的，可是很快收藏范围扩大，包括车轴、刀子、舍利容器都在搜罗之列。青铜器不再作为茶道用具陈列，而是作为纯粹的美术鉴赏品展示于“帝室博物馆古铜器展览会”和《博物馆鉴赏录》上。作者敏锐地留意到古董商和收藏家之间的关系，山中商会的展览中展示了曾作为煎茶用具的春翠藏品，此后展销会中则以中国美术品的名目呈现，这是种微妙的转变。

作者在结论中回顾了全书的主要议题。首先是日本注意转向中国正统美术。清末中国流出文物，是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大规模来到日本，冲击着日本传统茶道“实用”主义的审美观，甚至是文人的观感，认为中国才是东亚文明的本源。因此，作者提出1900年至1911年前后中国文物大量流入是引发日本注意中国正统美术的根本原因。以义和团事件为契机形成的住友泉屋收藏，其图录在辛亥革命那年发行并送到国外，产生了很大反响；日本古董商提供的文物，对欧美收藏起到积极作用。所有的这些都呈现在1935到1936年伦敦召开的大型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宣告中国美术鉴赏成立的盛大仪式”。(第266页)清帝国的覆亡，旧秩序的瓦解，文物的流出，随之被全世界吸收。尽管“中华文物失去了浓厚的政治属性——帝国支配的正统性的根据(至少是被封印了)；但是，其文化的美的本质，却因此得到净化，最终成为东亚文明传统的核心，其普遍的文化价值，于近代被世界所接受”。(第267页)由此这些来自中国的文物成为中国正统美术的代表，被世人认识后重新梳理，纳入全球成为人类艺术的精华。

全文最后附有恭王府文物的个案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恭王府文物流出的事实关系和过程，利用山中商会保存的拍卖目录，介绍辛亥革命时期及其以后流出的部分作品，并推测该批文物出现原因或与清帝复辟筹集资金有关。其中隐含着晚清遗老遗少的政治行为，是至今几乎未被注意到的学术课题。

本书并非以物论物的鉴赏性研究，它最大的特色是以人带物，从国际商业贸易的角度观察近代某种观念如“中国美术”的概念及其审美常识。作者关注的人是从身份着手，既有古董商又有收藏家，同时他们之间的活动轨迹又有可能是重合的；作者研究的物品是从类别出发，选取被视为中国正统文化代表的陶瓷器和青铜器。将人和物融入历史场景之中，通过个案的深入剖析展示了国际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之间的复杂面。值得探讨的是，关于近代中国美术鉴赏的形成过程需要再做更多的个案，如书画、杂项等即青铜器和陶瓷器以外的其他类别研究，方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作者也关注到清末中国文物中书画的流出，在恭王府文物的个案中作为补充，可惜只见在中国的情况，未展开该批文物在日本和欧美如何形成近代中国美术鉴赏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