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人的文化特质

1.1“配天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先生对中国文明历史性途径的肇始（making）和变在（becoming）提出新的观点，更为透彻地阐明了中国文明的特征及其缘由。赵汀阳先生指出，关于中国文明有三个基本共识：一是中国文明自伊始就从未中断，这表明中国文明具有超稳定的连续性；二是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三是中国文明始终没能形成一种普世主义的一神教，即便存在着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但其仍不具备超越性，因此，中国文明被认为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文明，缺乏宗教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存在必定有其合理的理由。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表明这种传统具有某种稳定发生作用的客观机制；中国文明的兼容性则意味着利益动力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存在，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必须采取兼容的共在方式。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的政权如北魏、元朝、清朝，但为什么它们仍是中国王朝，是因为它们都沿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伦理来实行统治，究其根本是为了保证它们的“万世基业”；“逐鹿中原”成为早期中国四方万民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资源的博弈活动，这种动力模式形成了一个“旋涡”，把大多数参与者卷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包含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融合。这个大一统的内在结构的实质是“天下”，它一直是一种“配天”的格局［注：“配天”的观念是中国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最早见于《尚书·君丰奭》：“殷礼陟配天”，或《尚书·召诰》：“时配皇天”。另有相似表述如《周·易·乾·文言》：“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最早的详细解释见于《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又曰：“博厚配天，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因此中国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信仰。中国文化里不存在如犹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摩西十诫”这种人与神的相互约定，因此也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其形式是人道与天道的相配，也就是“配天”。符合“配天”原则的存在就是神圣的存在，“配天的中国”也就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1]。

1.2“配天的中国”信仰下的择居及建筑文化

“配天”意味着人必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中国人认为天有“天道”“天德”和“天命”。生生不息斯为天的规律，谓之天道；生命的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谓之天德；以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为神圣使命和目的，谓之天命。因此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结合。人在天地之间，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因此在建筑空间布局中非常重视中轴线的概念，并以梁柱式的建筑来表现天、地、人的统一。

家的房屋采用中轴线的对称布局，其从微观方面象征了国，更进一步象征了极度缩小的天下。居住的地域要选择在“地中”，因为这是最适合“承天”的正中之点。推而广之，中轴线对称布局也具有敬天之意，而其又隐喻着“地中”。

自古以来，“地中”带有神话的意味。因为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地球实为一个球体，应该说处处皆为地中，但从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角度来看，“地中”实际上是从气候、温度、湿度、雨量、昼夜长短等诸多方面来考量的。中原古人通过测量日影而定方位，如《周礼》所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夏至时测量日影，表杆的投影一尺五寸的地域恰恰是四季分明、雨水均衡、冷暖适中的地方，也就是最适合农业生产且宜居的地方，即古代的中原地区。“地中”作为宜居的“好地方”正倒映出“正中”的神话，这个神话还引出了地中、四方、六合、天下等神学概念[1]。

中国的梁柱式建筑的外部轮廓迥异于西方建筑，上面是“翼展之屋顶”，下面是“崇厚阶基之衬托”，所有建筑都有实用性和技术性的考虑，包括保暖、通风、采光和坚固等，也有其美学意味[2]。除此以外，中国的传统建筑格局包含着形而上学的隐喻意味，房屋周圈上方的“翼展屋顶”象征着天，“崇厚阶基”象征着地，居于屋内的人就象征性地位于天地之间，寓意“天、地、人”的内在联系。

而清式家具不然，濮安国先生对其评论说，“整体造型厚重，体形庞大，色彩强烈，……强调形体的装饰美。多种精细的镶嵌，精细繁缛的雕刻，突出地表现了传统家具的工巧美，……”[14]这与西方古代艺术类似，是以块和空间雕塑为主体的风格。清式家具为何会背离中国传统艺术的原则，是当时统治者追逐奢华、夸张的审美趣味所致，还是受到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笔者还需深入研究。但是，清式家具具有工艺技术的审美价值，这是毫无疑义的。

1.3.3 护生就业态度调查 该测评表以简单问答的形式调查护生在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护理工作，以及在通过临床实习后是否喜欢护理工作，在护生出科之前给予测评。

中国思想一面是自然主义，另一面是人本主义，虽分两面，却又结合一致；顺天而宜人，敬天而礼人，不失天道也不失人道，方为周全。最大的房屋是天地，最小的天地是自己的房屋，囊括天地之意于一居一室之间，正合“配天”的原则，由此也引伸至家国关系——“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虽然个人理财产品种类已经非常多，但是仔细比较各种理财产品可以发现，理财产品之间内容相似，储蓄、保险、基金的组合简单重复，各个理财产品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同质性问题[4-6]。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相关的专业人才匮乏，创新能力差；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可供投资的金融衍生品相对匮乏，例如股指期货、期权等产品数量较少，且投资受到限制。

1.3　中国的小农经济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家具植根于农业社会，从本质上说，它是属于农耕社会的物质文明。中国自炎黄起，经夏商周至清，一直延续着小农经济文化并以传统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孟子·尽心上》中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从中可以看出，小农经济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但由于天灾人祸不绝，要求百姓们必须自力更生，勤俭力行，去奢从俭，量入为出，这是一种正面的优秀传统，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狭隘、保守、没有世界眼光的负面的落后传统[3]。

11月16日，金沙江堰塞湖已出迪庆、丽江境内，金沙江水位降至警戒线以下，云南电网解除了自然灾害Ⅱ级响应，洪峰过境迪庆、丽江期间，云南电网累计出动应急保电人员3873人次，应急车辆813台次，调配低压供电套装2230套，应急发电机（车）97台。

章太炎在1913年所写的《驳建立孔教议》中说：“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从侧面表明中国人自伏羲、炎、黄以来，以现实的人为中心，重视“无过田渔衣裳诸业”的世俗现实生活。而“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则强调了人们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不能相信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必须要脚踏实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嗣后在论及形成中国文化轴心的先秦诸子时说：“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辨析明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在梁启超此前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曾指出，先秦诸子“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3]。而整个中国文化至今仍一以贯之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1.4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提升和充实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以一神教为中心，而中国文明则有所不同，它是世俗化的文明。面对苦难，西方文明祈祷耶稣救赎，伊斯兰膜拜安拉，印度教寄望于梵天，而中国人则坚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物理学的思辨，同时代的先秦诸子却没有研究，即便是老子，他的“道”还是生生不息之天道，是属于伦理学的。中国人永远在“此岸”考虑问题，而对“彼岸”则“敬鬼神而远之”。因此，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基于历史经验的实用理性之上，更重视实践性。

但是，实践性和经验性过强，科学的理性和超验的思辨就常易缺位。抽象思维及超验思维重在逻辑和想象，并以此来探索未知世界和未来世界。缺少了这两者，内在动力就因此匮乏，发展的空间也随之大大受限。随着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佛教文化的大量引进和推广，中国传统儒学吸收和融汇了佛教的超验思想，在两宋进入复兴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宋学，它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号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具有思辨的特点，对较为抽象的人的心性、理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元代以后，宋学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元、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4]。

本文研究中,我对88例剖腹产手术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有效消除患者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加强术中护理,有效预防手术切口感染发生;术后,加强患者术后观察,发现切口感染及时处理;加强康复指导,做好日常养护,避免切口牵扯,坚持早期下床活动,促进术后康复。对患者切口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并给患者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治疗环境,指导患者合理饮食,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从而促进切口愈合,减轻患者的切口疼痛,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增进护患关系更为融洽,避免医疗纠纷发生。所有患者均如期痊愈出院。

至明，王阳明建立“阳明心学”，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个方面[5]。在“心即理”方面，其指出“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人们用语言、概念、符号及其使用规则来界定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物质世界，这些本是人自身的创造物，利用其来认知自我、认知外部世界。如果舍本求末、颠倒物我，则无法完成自我修养，进行相互沟通，也就无法建立人类和外部世界相处的秩序，所谓“无物理矣”。“致良知”是把《大学》中的“致知”和《孟子》中的“良知”相结合，熔铸成一个新的思想范畴。所谓“良知”，就是人性固有的至善的道德意识。“良知”虽为人与生俱有，但往往会出现“昏蔽于物欲”的情况，必须痛下一番“致”的功夫，才能去掉物欲，恢复良知之本性。实际上，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要不断地进行道德修养，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境界。在“知行合一”上，其解释道：“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至终身不行，故不得巳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对于“知行合一”之旨，其也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将人的内省的功夫和实践的方法真正统一起来。知与行必须统一，不能“光说不练”，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阳明心学充实并提升了中国古代哲学，深化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物”和“心”进行了思辨，确立了新的世界观；也对“知”和“行”进行了统一，从而提出了方法论。例如，明代家具一方面表现出内敛、端庄（如官帽椅），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极大的张力（如圈椅的弧形靠背和案的翘头，是阳明理学的物化）。

1.5　中国的民俗文化

受到自秦以来的郡县制影响，中国县以下没有设立政府机构，因此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性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普通百姓是在宗族的环境中，以家庭为单元从事经济活动。而农业社会是根据时令节气的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即中国的民俗文化。

古代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加上城市以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工商业经济活动，构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经济基础，也造就了民俗文化的世态万象，其包含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调、人生愿望和追求、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等。总的来说，普通的古代中国人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和感恩，具有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智慧，对和平生活有着永恒的祈求，对外来文化贯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襟，对于平静、安乐、和谐生活有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对自己平淡的生活有着寻找快意和乐趣的冲动。普通的古代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过上一种平安、富足的生活，他们有着飞翔、灵动、飘逸的艺术心灵，对审美有着不懈的追求[6]。

1.6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

近现代以来，西方首先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向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发起了挑战——“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7]因此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饥似渴地向一切比自己先进的文化学习。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人本、人性、人义，归原于上帝，归原于宗教；而物本、物理、物成，则归原于科学，归原于逻辑、数理、实验。宗教和科学属于两个领域，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世俗的社会，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廓清两者的关系，常常误用后者来压抑和支配前者。在生物界，存在着“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但这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而不是纯粹的“经济人”。因此，利益的最大化从来就不应成为人的终极目标，它更不能无条件地取代以人情、人性、人义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情与欲，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是是非分明的，钱穆在《孔子与论语》中提到：“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自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9]至于义与利，《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明确地表述了儒家的义利观。

从上述的这些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来思考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创新，我们也许可以有新的思路。

2　对新中式家具的文化思考

2.1　新中式家具的定义

但是，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木材加工技术和五金来表现中式的特点，例如，“攒边装板”可以采用中纤板作为芯板，加上单板贴面和实木封边来完成；而传统家具中的枨子、牙条、牙头等构件是可以弃之不用的，或仅作为装饰件但利用五金件进行连接就足以保证结点的刚度和结体的稳定。

2.2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原则

因为新中式家具是适应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家具，所以其设计原则不可能不遵循现代家具设计的原则，即：一是为大众设计的，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二是能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11]。

现在有许多新中式的设计似乎忘记了这两个原则，一种误区是设计者常常表现出对艺术追求的自我表达和实现，致使很多家具只能通过手工制作，而无法进行工业化的生产；另一种误区正如《深圳家具报》2017年第10期中所指出的那样：“……例如这么多年来，所谓的新中式家具，企业总是在已有的家具风格基础上，或借鉴一点北欧元素，或借鉴一点后现代元素，最后形成了市场上大同小异的新中式家具，毫无灵魂。”这一左一右，说明现阶段我们对新中式家具的真正意义还未认识清楚。

［1］赵汀阳.惠此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本算例结构如图7所示，该系统含有33个节点，37条支路，5个联络开关[11](图中虚线所示)，基准电压为12.66 kV，网络总负荷为5.084 26+j2.547 32 MVA[12]。

［5］王天有，高寿仙.明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3　对传统家具的认识视角

中国传统家具是以框架为主体，再用板子围合、分隔而组合成形的。王世襄先生曾总结说：“在明及清前期的家具上，以立木作支柱、横木作联结材，吸取了大木构架和壸门台座的式样和手法，跟房屋、台座一样，家具的平面，纵、横断面，除个别变体外，都作四方形。四方形的结体是可变的、不稳定的，但由于传统家具使用了‘攒边装板’、各种各样的枨子、牙条、牙头、角牙、短柱及托泥等，加强了结点的刚度，迫使角度不变，将支架固定起来，消除了结体不稳定的缺憾，同时还能将重量负荷均匀而又合理地传递到腿足上去。”[13]显然，传统家具的造型、结构、装饰等是古人以“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原则来设计的。在没有现代木材加工技术和现代五金之前，这种连接方式是最合理的。

“新中式家具”在胡景初先生的《家具设计辞典》中被定义为：“指将传统家具与现代相融合并具创新性的中式家具”，而“中式家具”的定义，胡先生认为其也即“中国风格家具”。这种风格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一般是指中国明式、清式家具。它们反映了中国社会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状况，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10]。根据这两个定义，笔者认为新中式家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中式家具，因此它必定具有中式家具的内容，积淀了中国历史文化；其次，它是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中式家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带有创新性，是适合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家具。

2.4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艺术原则

中国传统艺术是一种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一种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雕塑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音乐之美，一切犹如乐音在时间中流淌，一切艺术的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而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特点的便是书法，它也被称为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是一种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成为中国传统线型艺术的典型代表。

明式家具也是一种典型的线型艺术。濮安国先生在《中国红木家具》一书中总结明式家具艺术风格时指出，明式家具具有“委婉的造型，匀称的比例，清秀的线条”等特点。内敛的造型和比例的匀称姑且不论，而所谓“清秀的线条”，则不难在明式家具中发现，如明式的圈椅中，椅圈（月牙扶手）、联邦棍、券口牙子等处以极为流畅的线条，表现出一种灵动的艺术之美，任随百年流逝，依然生动活泼，把时间凝结其中；再者如官帽椅、玫瑰椅等，用圆润、简练的线体零件构成了造型优美、形态生动的空间。

孙叔宝：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十年后的今天，使我们倍感自豪和欣慰的是，我们同中国亿万农民一起，一举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的温饱问题。进而将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农药生产大国，农药产品供给市场极大丰富，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线型艺术和块状艺术，是东西方民族艺术的不同传统和形式，绿肥红瘦，各有千秋。在新中式的设计中，固然能以中国传统的线型艺术为主要形式，但如果适当地结合块状艺术，笔者相信也可以取得互补的效果。

2.5　以平等心看待中式家具与西方家具的不同

公元1500年以后，东、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交替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发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上升通道，建筑和家具也相继进入了巴罗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的灿烂发展时期，而中国的明、清社会，在政治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尽管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在16到17世纪，明代家具达到了巅峰，但到了17世纪中叶的康乾之后，中式家具就不断地走下坡路，失去了在家具文明中的前沿地位[15]。

但是，当代的全球史研究认为，所谓整个全球化由西方主导的观点并不正确[16]。当时中国家具的衰落主要是国内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中西家具的交流仍然是双向的，中国家具实际上对西方家具有着很大的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型的，出现交替的上升和下降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以平等心看待中西家具不同的发展历程，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今日显得尤为必要。

3　结语

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在于他们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他们注重的是人的本身和现实生活，认为知性远甚于理性，漠视内省和对未知的探索，但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和民俗文化自发的生长过程中，也表现出创造性的张力。现代的中国人已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对未来的探索精神，但对宗教式的内省仍缺乏热情，因此在审美趣味上较多地表现出世俗性的功利倾向，尽管如此，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显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他们的文化特质也更多地表现出创新性，勇于探索未来。

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应更多地考虑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在整个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前，虽然客观上不具备形成稳定风格的条件，但可以从款式上着力，提升广大民众的审美品味，假以时日定能够形成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风格。

参考文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向现代化急剧转型的发展时期，消费者的品味在不断变化，出现了极为多元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具风格很难形成，更多的是通过款式的变化来适应不同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在款式上多加创新，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一种具有共识的中国现代风格[12]。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重要指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对新时代组织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我们一定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不断推动组织工作创新发展。要以“八个有机融合”的方法和手段，“五个品格”“五个带头”的要求和目标，不断推动组织部门自身建设，充分展示新气象新作为。要以“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的措施和行动，不断推进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为“‘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发再出发”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姜义华.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N].文汇报，201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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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q23微缺失综合征是较少见的染色体缺失综合征之一，临床表型涉及多个系统，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由于10q23包含较多基因，基因型-表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明确。

［6］许美琪.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基因[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6（10）：10-11.

苔丝命运的悲惨和结局的惨烈，不禁让读者和评论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质疑，对国家貌似合理的法律产生了怀疑，也从不同角度为苔丝辩护。其中有人认为苔丝杀人是对恶贯满盈的亚力克的正当反击或者是自卫；有人认为苔丝虽然情有可原，但是最终因杀人而被判处绞刑是为其疯狂行为付出的代价。若从法律的视角进行细读，还原苔丝时代的法律环境，不难发现，这是一场冤案！苔丝虽有杀人事实，但在精神状态、法定减刑事由和执行方式上存在众多的辩护理由，可使苔丝保全性命。我们从法律视角对苔丝杀人案进行分析，为苔丝进行辩护。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9］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轻人是旅游的主力军，年轻人有着极强的表达欲，他们通过拍摄上传短视频来吸引关注，相互比拼视频创意、内容、音乐、特效，全方位、动态化的展示景点，让更多的人通过线上短视频就了解到城市景区的全貌。观看视频的网友还可以在评论区实现与主播、观看者评论互动，对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询问景点具体位置名称、旅游体验等。

［10］胡景初,李敏秀.家具设计辞典[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11］许美琪.现代家具设计的诠释[J].家具，2016（4）：1-6.

［12］许美琪.中国家具风格的断流及现代风格的重建[J].家具，2003（6）：53-56.

(二)技术不达标；大数据作为一项技术变革，对人类的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其个性化与安全性的基本要求还无法得到满足。庞大的数据体系与其价值还未完全被人类所发掘。目前企业管理层面对此还不够重视。使得大数据无法与管理会计的个性化需要与安全性能相适应，如何合理的将庞大的数据系统 与个性化与安全需求相结合，还是当前较难的问题。

［13］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针对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而言，其包括如下部分：即硬件系统、软件系统等，其中，硬件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即组成电源的系统、固定的飞行翼与无人飞行平台以及无人机遥感设备等。而软件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即传感器、以及各种系统，诸如自动控制的系统、监控系统、后期数据处理软件的系统等，其中传感器带有遥感设备。而在使用过程中，先分析其技术调试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整体技术的应用与控制，最终提升整体系统的应用性能。

［14］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

［15］许美琪.西方古典家具史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6］祁涛.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N].文汇报，201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