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服饰文化的专题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本世纪伊始，对宋代服饰专题研究的人数逐年增多，学者的身份构成也渐趋多元，宋代服饰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代服饰的研究以期刊论文类成果为最多，专著类相对较少。对于宋代服饰专题学术史的研究，学界关注较少，前期有商明惠所撰《近三十年来宋代服饰研究综述》一文，作者主要针对检索到的近30篇论文（从1997～2008年）以及相关著作给予学术梳理，作者认为宋代服饰研究较为薄弱，全面系统专门研究宋代服饰的论著几乎没有，论文也比较少。在研究内容上，北宋和南宋服饰的渐变过程、南北地域服饰的差别、宋代女装及下层人民服饰、各种社会因素对宋代服饰的影响等领域的研究还需加强。[1]本文的撰写以该文为研究基础，补充其遗漏的学术成果，将时间的上限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将时间下限拓展至今，扩充了自2008年后近10年的新增成果。系统梳理了近40年来宋代服饰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论文百余篇以及相关著作），从研究领域学者身份的多元化、宋代服饰文化的研究视角及学术走向、宋代服饰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拓展空间三个层面给予归纳及总结，以期对宋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有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呈现。

1 不同学术领域触发对宋代服饰专题的关注与探讨

服饰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及其独特的社会符号学意义，使其成为不同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就宋代服饰这一专题而言，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服装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各自的学术视角给予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颇具启迪意义。

历史学者以其严谨的史学态度，以丰富的文献考据为基础从宋代服饰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出发钩沉考辨，立论创新，其研究引发学术界对宋代服饰文化面貌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启示意义。譬如朱瑞熙的《宋代服饰风尚》（《文史知识》1982年第2期）将宋代服饰风尚总结为：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吸收少数民族的长处；背子流行等。刘复生的《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亦认为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开始就未被严格执行，服饰出现了“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局面；民族融合促就胡汉服饰借鉴交融的特色；等级制度的松动、民族政权林立等多元背景催生了宋代衣饰的“变古”与“服妖”之风。考古学学者多依托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物，以“史实”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服饰的形制、用途、风格等方面展开相关学术探讨，研究的角度多较微观而具体。譬如金耀丽的《谈“清明上河图”中人物的服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对《清明上河图》中宋人的常服特征加以梳理考辨，并认为绘画中各阶层所着常服与所描绘的季节特点相照应，深刻而细致地表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真实生活。颜劲松的《成都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陶俑服饰研究》（《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以成都地区出土宋代俑像为考察对象，认为宋代服饰艺术多沿唐制，无论在冠服、军戎服还是在一般生活服装上都能得到印证，且南北两宋服饰风格差异明显。以文学为学术背景的学者多从诗词歌赋中探寻宋代服饰的斑斓色彩，从历史性“书写服装”[2]的角度对宋代服饰的名物考证、风尚制度及女性生活做出独道的诠释。田苗的博士论文《女性物事与宋词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宋代女性的化妆、发式、鞋袜、手帕等衣饰为素材，将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相比较，为宋词中的女性世界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角度。宋静雯的《宋诗对女性服饰“裙”的描写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透过宋诗的生动描述，对于宋代女裙的流行特征、民俗内涵、风格成因等方面展开相关探讨。较之于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界对于宋代服饰的研究，服装学界对于宋代服饰研究的角度一般较为宽泛，运用史料和史实法，从服饰的形制、色彩、材质、花纹以及服饰的风尚特色、风格变迁等方面开展相关研讨，形成了一定数量规模的研究成果。譬如包铭新等的《褙子、旋袄与貉袖等宋代服式名称辨》（《装饰》2004年第12期）从文物、文献、图像出发对宋代褙子及旋袄、貉袖进行形制比较研究，认为古代文献中对褙子的描写与出土实物和美术作品中的形象相符，大多情况下旋袄不能与褙子混淆，而旋袄形制与貉袖则大体相当。王立辉的《浅析宋代服饰纹样的艺术特色》（《中国科技信息》2006年第24期）通过分析宋代服饰纹样的构成形式、风格特征，作者认为要深入了解古代纹样的设计精髓，需要深入研究社会的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影响下的不同审美观念，以及这种审美观念在服饰纹样设计上所带来的变化。

2 宋代服饰文化的研究视角及学术走向

纵观近40年来宋代服饰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按其学术研究的视角及范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2.1 宋代服饰风尚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对于宋代服饰的专题研究，除了之前提及的众多期刊论文外，还有部分个人专著及书籍可供学术参考。傅伯星著《图说宋人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以图示的形式对宋代不同身份等级的服饰加以归类梳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张蓓蓓的《彬彬衣风馨千秋：宋代汉族服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宋代衣冠服饰的变化，重点阐述了宋代三个不同时期汉族服饰风格的发展演变，揭示出宋代汉族服饰的三大特征：传承性、融合性、多变性。关于宋代服饰的考古发掘报告如《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周迪人等《江西德安周氏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则以宋代出土服饰为研究对象，对出土服饰的形制类别、款型特征、材质用料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翔实周密的研究和阐释，为相关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

2.2 宋代服饰艺术特征（形制、色彩、材质、纹样）

受到政治地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宋代服饰文化的研究对象多半集中于男性角色，而对妇女、儿童等社会群体的关注多有不足。随着历史学研究从政治史、军事史向着充满丰富人文内涵的社会史的风格转向，与女性生活史、身体史密切相关的女性服饰史的文化研究亦应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目前宋代服饰研究中，男性祭服、官服、朝服、士大夫服饰的研究学者多有触及，而对女性祭服（袆衣、鞠衣等）、礼服、常服以及民间女性特色服饰的专题研究尚显单薄，此方面可为学者提供崭新的学术空间。周海生的《宋代民间女子和儿童蹴鞠服饰管窥》（《美术大观》2012年第2期）虽文简意赅，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视角。

2.2.2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对咨询内容的判断依据(Ca)以及对问题的熟悉程度(Cs)进行自评，得出权威程度系数(Cr)，Cr=(Ca+Cs)/2，Cr＞0.7 为可接受程度。本研究中，Ca=0.9861，Cs=0.9139，Cr=0.950。

2.3 唐宋服饰文化风格比较

纵观近40余年宋代服饰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不断得以拓展，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特征。但还应看到，由于长期以来深受军事政治观念的影响，“弱积弱贫”成为世人给予大宋王朝的传统印象，加之对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的过度评估，宋代服饰长期以来被冠以“拘谨、保守”之说，这甚至成为国内诸多学者探讨宋代服饰文化的立论前提。且相当多学者喜以唐代的“性感、开放”反衬宋代的“拘谨、保守”，这似乎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极，贯穿于唐宋服饰文化研究的母题之中。关于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先生在《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一文犀利指出，“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不再局限于唐、宋间服饰特征的这种简单对比，而是将目光稍放长远一点、宽一点，就会发现这种服饰之袒露与内敛、等同于文化的开放与保守的简单的思维方式，距离历史真实颇远。至于将服饰‘保守’归因于理学的影响，更是出于想当然”。[3]不难显见，“程朱理学保守说”目前在宋代服饰研究领域仍被不断“传唱”与“沿袭”。随着历史学、考古学领域不断在文献考证、实物领域发现和开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宋代服饰文化的多维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明。注重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逐渐摆脱长期以来在宋代服饰研究领域形成的观念壁垒，是宋代服饰文化研究中需要不断思考的命题。为此，综合目前学术界对宋代服饰文化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除了观念上的更新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外，在具体研究方面还应在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深度上有所拓展：

2.4 宋代类型服饰研究

宋代类型服饰研究多倾向于宋代服饰中的某一类型展开，可以是名称源流考辨，也可以是艺术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譬如包铭新的《褙子、旋袄、貉袖等宋代服式名称辨》（《装饰》2004年第12期）从文物、文献、图像出发对宋代褙子及旋袄、貉袖进行形制比较研究，认为古代文献中对褙子的描写与出土实物和美术作品中的形象相符，大多情况下旋袄不能与褙子混淆，而旋袄形制与貉袖则大体相当。古长生的硕士论文《宋代官服述论》（东北大学,2007年）以宋代官服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研究宋代帝王嫔妃到各级文武官员服饰在形制、用料、配饰、颜色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分析不同的场合所规定穿着的服饰特征，揭示各种服饰的文化内涵。谭静静的硕士论文《宋代士大夫服饰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以士大夫阶层对服饰的喜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分类研究，深入发掘宋代士大夫阶层服饰的独特魅力，总结其相对保守、庄重、但不失典雅秀丽的特色成因。艾红的硕士论文《宋代文官朝服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通过对宋代文官朝服的具体构成、典型特点、美学特征的研究，认为宋代的朝服包含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打上深深的政治、文化烙印。张振谦的《宋代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探讨宋代士大夫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作者认为士大夫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带有宗教意味、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魏晓红的《宋代内衣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广西轻工业》2011年第8期）认为宋代的理性化哲学左右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标准，宋代内衣文化虽拘谨保守，但朴实自然，少奢华盲目，多淡雅理性。周海生的《宋代民间女子和儿童蹴踘服饰管窥》（《美术大观》2012年第2期）从世人较少关注的娱乐活动服饰入手，以文献和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对蹴鞠服饰展开研究，作者认为宋代严谨的服饰制度决定了蹴鞠服饰的穿着形态。宋代女子和儿童蹴鞠服饰无论在款式结构还是穿法的多样性上，都体现了服饰为了运动本身而变化穿用的这一特征。

2.5 宋代图像服饰文物考

两宋立国前后320余年，跨越3个世纪之久，300余年的服饰变迁当有较大的探讨及延展空间。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服饰的研究多以两宋涵盖其中，多是笼统概说，对南北两宋服饰的分期研究、南北服饰的文化差异研究、南北服饰的传统性研究均少有涉及，但也不乏可喜之作，徐吉军《南宋时期的服饰制度与服饰风尚》（《浙江学刊》2015年第6期）则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病猪在死亡后依旧会携带一定的ASFV病毒，其在冷鲜肉等生猪产品、未煮熟的香肠、火腿中依旧具有3～6个月的可感染性，可能作为疫病传入其他区域。此外，在种猪引进中，如果种猪携带ASFV病毒，在与猪群寄居后还会导致该病症的迅速传播，造成非洲猪瘟疫情爆发。

地域的不同，势必带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习俗的差异变化，关于宋代服饰区域化特色的研究还鲜有涉及，随着宋代地方性文献资料的深入挖掘以及文物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与充实（图像资料、实物资料），使得宋代服饰的区域化专题研究和文化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希望这方面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颜劲松的《成都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陶俑服饰研究》（《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王雪莉的《南宋服饰文化变迁的移民动因分析——以浙江为例》（《黑河学刊》2011年第12期）和张晓璞、孙恩乐的《移民文化影响下的宋代广府民系服饰特征》（《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4年第1期）则在宋代服饰研究的区域化特色上做出探索。

刘复生的《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开始就未被严格执行，服饰出现了“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局面；民族融合促就胡汉服饰借鉴交融的特色；等级制度的松动、民族政权林立等多元背景催生了宋代衣饰的“变古”与“服妖”之风。王雪莉的博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对待异族文化的差异而言，唐代服饰“开放”，宋代服饰“守旧”，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宋代服饰文化发展过程的种种迹象表明，宋代不是一个特别的“守旧”的时代，而是一个遵循服饰文化一般发展规律的“正常”的时代。竺小恩的《论宋代服饰的儒雅化倾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认为以往服饰史论者过多强调宋代服饰的保守和封闭，其实儒雅化才是宋代服饰最显著的特征。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倾向。余敏、乐文华的《宋代服装变迁中的内因优越规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从“内因优越规律”出发，认为宋代服装受胡服影响较大，服装的等级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女性服饰花样翻新。宋代服饰变迁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内发性欲求是其主要原因。与上述学者的观念有所不同，学界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程朱理学束缚说”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认为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服饰风格日趋拘谨、保守。譬如孙阳的《理学对宋代女装的影响》（《装饰》2007年第5期）认为理学的哲学精神对宋代女装服饰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人把理学的思想要求渗透于服装功能之中，注重尊古复古，注重理性，注重礼教，用服装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徐仂的《论“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美术大观》2008年第5期）亦认为理学思想影响到宋代的政治和经济，也影响到美学理论和人们的审美观，宋代服饰趋于拘谨、保守。刘晓萍、王国平的《宋代礼制发展变革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求索》（2013年第10期）认为随着宋代统治者对于礼制的大范围推广，“程朱理学”思想的禁锢，宋代男性服饰体现出好古趋势，女性服饰整体表现是保守，造型拘谨，款式和色彩变化单一。林琳的《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审美特点的影响》（《兰台世界》2015年第8期）亦认为“程朱理学”思想使得宋代服饰趋于理性化，形成淡雅、修长的朴素之风。

除专题性研究外，关于宋代服饰的讨论还出现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书籍中的相关章节内，如诸多服装通史类书籍：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华梅《中国服饰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袁和平《中国服饰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王宇清《万古中华服装史》（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年）、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此外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对宋代服饰文化亦有所论及，譬如法国的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年）、《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朱瑞熙《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3 宋代服饰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拓展空间

将唐宋服饰文化加以比较的研究为一些学者所关注，其中内容涵盖唐宋服饰风格比较、唐宋服饰文化内涵比较、唐宋服饰纹样审美比较、唐宋妇女服饰变化与妇女观的衍变等。在唐宋比较类研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学术倾向表现为将唐宋风格归结为“开放”与“保守”的二元对立关系，且将后者的“保守”归因于程朱理学的桎梏影响。李爽的《大唐气象与两宋雅韵——从妇女服饰的变迁透视唐宋社会心理》（《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唐代妇女服饰肥阔华美，胡服盛行的现象反映了唐代国力强盛为前提的全方位融合异族文化的吸纳社会心理，而宋代由于华教力量对比变化，实力下降，理学盛行而导致的保守心态也可由宋代妇女服饰瘦弱、窄小的特点予以表现。周平在其硕士论文《唐宋两代女性服饰比较研究》（苏州大学，2008年）中认为唐代与宋代不同的文化色调致使女性服饰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极大的区别，形成了两代极端的审美倾向。宋代女性服饰在守旧的社会氛围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张琳琳的《从开放到简约：唐宋服饰文化的变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认为唐宋社会对胡服和妇女服饰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唐代服饰反映唐社会开放的鲜明特点，与唐代的华丽相比，宋代服饰风格走向了简约，这种看似简约的服饰风格实是宋代开放政策较之唐代更加理性化的表现。王静的《唐宋服饰与社会环境关系刍议》（《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认为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女装较之唐代裁式失之豪放，色彩失之热烈、材质失之华贵，呈现出清瘦拘谨的简朴。李晓翠的《唐宋妇女服饰变化与妇女观的衍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亦认为，唐代女装大胆时尚、兼收并蓄与宋代妇女服饰瘦小、紧窄的时代特点相比较，反映了唐宋两代在妇女审美观、礼教观和道德观上的差异。唐宋两代妇女服饰的变化轨迹，体现出唐代社会相对开放的女性观念到宋代日趋保守严苛的女性观念的转变。雷晶晶的硕士论文《唐、宋两代女性裙装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认为唐代女裙款式繁多，色彩艳丽，整体风格雍容华贵、富丽大度；宋代女裙则以淡雅、简洁、便利的特点显著，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服饰风格趋于严谨、保守。

3.1 宋代服饰研究的时间坐标可以进一步精细化

宋代图像服饰文物考研究紧密依托传世或考古服饰文物（图像服饰、实物服饰），以史实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服饰给予一定程度的实证研究。譬如周锡保的《宋代服饰备考选》（《戏剧艺术》1979年第Z1期）依托博物馆所藏宋画及晋祠壁画对宋代男子官品及中上家庭妇女的衣饰加以考述并配有简图。金耀丽的《谈“清明上河图”中人物服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对《清明上河图》中宋人的常服特征加以梳理考辨，并认为绘画中各阶层所着常服与所描绘的季节特点相照应，深刻而细致地表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真实生活。杨古城的《南宋史氏祖像的绘制年代与冠服考》（《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对遗存实物《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展开深入细致的年代考辨，并根据画像特征对南宋服饰制度展开进一步探讨。弋玮玮的《泸县南宋墓葬人物石刻结饰研究》（《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对宋代墓室人物浮雕中的服装结饰展开研究，认为大量结饰在造型、数量、位置上的不同安排，塑造出石刻人物的不同风貌，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结饰在南宋时期的独特面貌。项强的《温州白象塔彩塑服饰的文化语境》（《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则以温州佛教白象塔彩塑为研究对象，对彩塑服饰工艺手法、彩塑服饰的特征、彩塑服饰文化背景等方面展开研究，认为造像服饰充分借鉴了当时的人物着装，人和佛在外形上达到高度相似，体现出宋代社会主要的审美倾向——朴实、自然、世俗的情趣。朱海燕的硕士论文《郑州北宋壁画墓人物服饰研究》（郑州大学，2015年）通过对北宋墓葬壁画人物服饰的研究，认为北宋时期的服饰也是在前代基础上加以发展，逐步形成了清秀、简朴、自然以及儒雅趋向的特点。而其中也不乏出现许多至今仍然流行的样式模板。

3.2 宋代服饰研究的区域化地缘特色还需加强

对宋代服饰的研究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的探讨外，还有部分历史学者从经济学、消费学的视角对宋代服饰现象有所关注和思考，这些成果丰富和拓展了宋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譬如程民生的《宋代服饰价格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对宋代的服饰物价加以考察，认为宋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服饰丰富多彩，一件女仆的全套服装就达100贯；大家闺秀更是极尽奢华，一套高档服装价值达1万贯；妇女头饰的价值一般都在100贯以上。任欢欢的《宋代女性服装消费》（《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崇俭抑奢的传统消费伦理面临全面挑战。宋代女性以服装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力量的增强，对于宋代社会时尚化风气的流行、炫耀性消费剧增以及商品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3 宋代女性服饰的文化研究尚需开拓

有部分学者从艺术设计的视角出发，立足物质文化的层面从形、色、质、纹等方面对宋代服饰的艺术特征展开论证，其中对服饰纹样的研究多有侧重。王立辉的《浅析宋代服饰纹样的艺术特色》（《中国科技信息》2006年第24期）从题材的丰富性、造型的写实性、服饰纹样的寓意性等方面论述宋代服饰纹样以清淡、典雅、平易为艺术风格，这不仅是服饰纹样的追求风格，也是宋代整个文化思潮的写照。张蓓蓓的《论宋代纺织技术与丝绸服饰质料》（《丝绸》2010年第2期）对宋代纺织材料的品种类别、装饰工艺展开系统梳理和考证，并提出基于宋代传统纺织技术，如何实现当代创新的研究命题。洪招治的《南宋男子合领夹衫的结构浅析》（《群文天地》2013年第1期）则侧重学界少有触及的宋代服装结构展开研究，对南宋男子合领夹衫的形制结构给予深入细致的考据和论证。王成礼的硕士论文《中国南宋汉族女子服装结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以出土服饰为侧重，对南宋女性服饰的形制结构，剪裁方式加以探讨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对出土实物进行了结构复原工作。李建亮、温润的《南宋“生色花”丝绸纹样探析》（《丝绸》2014年第1期）着重考察“生色花”在丝绸上的应用，通过对“生色花”纹样形式特征及其形式美、意蕴美的分析研究，探讨传统植物纹样从装饰性到写实性的发展变化，分析社会文化对“生色花”纹样兴盛发展的内在影响。刘凤月的《宋代服饰图案艺术性探讨——以缠枝纹为例》（《设计》2015年第21期）从宋代服饰图案发展的历史背景、图案的题材分类、宋代美学对服饰图案的影响三方面对宋代服饰图案进行探讨，认为宋代图案呈现出高贵典雅、清秀俊逸、灵动优美的意蕴特色。对宋代服饰色彩的研究多涵盖于服饰纹样的探讨之中，独立论述的学术文章鲜有所见。

3.4 宋代服饰研究中造型结构方面尤显薄弱

如前文所述，对于宋代服饰艺术特征的考证研究多集中于服饰纹样（涉及色彩）、织物材质特性等方面，而对于服装结构及剪裁技巧的关注多有不足，随着众多宋代纺织文物的发掘出土和相关成果的整理发布，使宋代服饰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对于考古成果的及时关注以及诸多服饰文物信息资源的梳理与整合是从事此方面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洪招治的《南宋男子合领夹衫的结构浅析》（《群文天地》2013年第1期）、王成礼的硕士论文《中国南宋汉族女子服装结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其研究视角值得参考与借鉴。

根据图6中低频功率需求图谱，确定功率需求的范围为[0, 100]，将其划分为4个子集Pr = { TS、S、M、B}；基于磷酸铁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和特性，确定SOCb在[0.3, 0.9]之间，将其划分为3个子集SOCb ={L、M、H}；基于超级电容的工作原理和特性，通过双向DC/DC变换器对超级电容进行升压控制，扩大了超级电容的工作电位窗，其正常的工作范围为[0.2, 0.9]，同样分3个模糊子集SOCc = {L、M、H}；Kc的基本取值范围为 [0, 1]，分为4个模糊子集Kc ={TS、S、M、B}。

3.5 宋代服饰研究中对“身体的转向”关注不足

英国当代著名服饰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指出目前包括艺术史在内的有关服饰的社会学研究都倾向于“忽略身体和身体带给衣着的意义”，她强调“对于衣着的研究还是忽略了衣着作用于身体的方式”“没有人的身体，衣装就缺乏它的完整性和动感，它还是尚未完成的”[4]。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包括宋代服饰在内的传统服饰的研究始终止步于“衣”“人”关系的分离状态，仅专注于服饰形、色、质、纹等表面化特征的符号考证，而忽略了服装的重要承载者——人，与服装的内在关联，着装的季节、场合以及着装方式等文化要素的缺失将使我们无法获得对历史服饰全面而深入的洞见。依托出土服饰及考古报告，以服装的“数据化”为支撑的实证研究，通过深入细致的数理分析、尺度比对建立起“人”“衣”关系的对话，进而可以获得对宋人服饰文化的再认识。目前国内真正体现“着装的人体”概念的服饰史研究还有待推进和展开。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亦言：“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5]，国外学者更是将有宋一代赞誉为东方文艺复兴的文化黄金时代，日本学者小岛毅对宋代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而且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艺术，都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这是超过三百年的王朝时代——比唐朝和清朝长——比汉朝短一百年左右——也正好处于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所以宋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颜色”[6]。毋庸置疑，宋代文化登顶中华文化的高峰，但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宋代服饰艺术，理应与辉煌壮阔的时代旋律同步，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风貌。对于宋代服饰文化的真实样态及丰富的人文内涵的深入探索则有赖于更多学界同仁的辛勤付出与不懈耕耘。

油田企业是一个跨地区、跨专业的综合性石油企业，单位分散，点多面广，合同种类多、数量大，履行周期长，给合同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近年来，随着油田企业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大，签订合同的数量越来越大，合同管理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食的需求不断增加，羊肉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在羊的发育中，羊布氏杆菌病是羊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的病原为羊布鲁氏杆菌，存在于病畜的生殖器官、内脏和血液中。由于该种病菌传播较为迅速，加之对外界的抵抗性高，使得该病菌在羊的体内中可存活较长的时间。这种病菌在羊的发育过程中会对其他的羊造成感染，进而影响羊的生长，对饮食安全造成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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