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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郑世高的返乡路

更新时间：2009-03-28

郑世高，40来岁，个头不高，身材健壮，头发浓密、直立，夹杂着不少白发。在北京开往菏泽的Z601次拥挤的车厢过道里，记者跟这位返乡的农民工兄弟聊了起来。在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道路上，他的经历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郑世高是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唐林乡东徘徊村的村民，小学毕业。从16岁开始便在外闯荡，20多年，天南海北，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都记不清换过多少个工作、多少个老板了。长的两三年，短的一两个月。”他讪笑着说。

鉴此，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不能不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的。就学科传统而言，历史学追求对“真相”的探索，其研究强调证实或辨伪，而民俗学则关注民众文化的记忆、传承与运用。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研究，不仅是要呈现被遮蔽已久的村民生活与文化，还要呈现村民的文化实践及价值建构的过程。遗憾的是，后者至今仍为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众多学人所轻忽。

两年前，他到新疆乌鲁木齐侄子的工程队装空调。冬季停工，他临时接到在北京的活，又干了一个多月。

城市用地的多少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人口因素影响着城市用地扩展的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城市发展的速度，交通因素奠定了城市发展的格局，而政策因素则是德州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多年打拼，两年前，郑世高在县里买了房。虽然如此，由于缺少长期稳定的收入保障，他依旧无法完全脱离农村的土地。郑世高说：“村里还有12亩地，其中有几亩种的我哥家的地，一半种小麦和玉米，去掉成本一亩地能划五六百块钱，另一半种的薄皮核桃树，当时说有专家指导，结果全村几百亩核桃，越种皮越厚，连年减产,第一年收了6000斤，去年只收了一麻袋！树死了一大半，树干里都空了，也没人要。土地流转费一亩200元，高了没人要。村里种地的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年轻的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有了钱都住到县城上，要么在其他地方买了房子。啥都能干，就是地不能种了！”

“我是电焊工，年轻时在工地上边干边学，没有专门师傅教，基本上是自学的，也就能焊个水管，要求高的咱也干不了。干得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有人找你了。老板怕出事，一般都给买个意外险，一年两三百块钱吧。工地上基本都管吃住，每天要干9到11个小时，反正干一天有一天钱，不干就没有。每天收入100多块钱，工资基本都能结清。都是体力活，没什么周六日、节假日。业余时间也就看看手机、电视，偶尔喝顿酒。”从乌鲁木齐到济南的火车路过衡水，要跑36个小时，郑世高会选择卧铺，不过，赶上过年买不到票也只能坐硬座了，还能省些钱。

说到两个女儿，郑世高的脸上现出一些喜悦。“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小学。上学是不要钱了，可光补习费一年就要三四千元。一个月零花钱也得两三百块。明年我就不打算出来了，想着回家干点什么吧。孩子大了不听话了，我老婆让我回家管管她们。”郑世高的微信里出现最多的是和孩子有关的话题。一篇文章“告诉孩子：几年的放纵，换来的是一生的卑微”被他细心收藏；一张煎鸡蛋和馒头片的照片，也被他骄傲地晒了一把，因为那是姑娘亲手给他做的。

郑世高的微信头像写着一句话：“奋斗吧，青春。将来的你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许许多多像郑世高一样在外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在创造自己的幸福。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的就是这些有技能、肯吃苦又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他们是主力军，但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显然还缺乏足够让他们下决心回乡创业的吸引力。充分地释放人的生产力，为这些农民工以及下一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教育、学习和就业的机会，我们的乡村、城市才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2017年6月，在保护区领导的鼓励和推荐下，周家喜加入到长江江豚协助巡护的队伍中。他和另外7名捕鱼人一起，穿上“江豚保护”救生衣，成为监利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协助巡护员，又回到了长江故道这片水域上。“江豚的眼睛很小，靠回声定位来‘视物’，可它精着呢！”周家喜说，去年一头江豚误入一片渔网，它始终在网中间的水域游动，就是不触网。

 
王芳
《经济》 2018年第05期
《经济》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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