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探索长期增长的源泉或动力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在其发展的200多年中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最早在理论上系统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从其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依次是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突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马尔萨斯在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互动关系中突出人均资本因人口增长而摊薄，忽略了技术进步而陷入了贫困循环陷阱。可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认为人口因素或者劳动因素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其代表人物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分工协作等都会促进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是索罗—斯旺模型，其认为要素具有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在劳动供给不变时，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经济增长将会停止，而储蓄率的提高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为克服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和技术进步外生性，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扩充了资本的类型，引入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使得两者对生产的边际促进弥补甚至超过物质资本的递减效应。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指出，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存在效率差异时，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实现经济发展。

蔡昉为了全貌描述人类经历以及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史，将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类型或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M类型增长）、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L类型增长）、刘易斯转折点（T类型增长）和索洛新古典增长（S类型增长）。由这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可以看出，人口是贯穿整个经济发展历程的主要因素，虽然在索洛新古典增长阶段强调外生的技术进步，但为克服技术进步外生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化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仍然是人口因素问题。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基本以2008年为分界线，持续的高速增长逐渐放缓，危机之下即使政府增大调控力度，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仍持续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研究认为，我国正在经历从资本驱动的高增长阶段I向以效率提高为主要特征的稳速增长阶段II转变，主要变现为投资减速迫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发生抑制甚至持续拉低经济长期增长，资源向均衡路径配置的要求迫使“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蔡昉认为是人口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周天勇认为，我国此次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要从人口问题着手，60%的原因要归结于人口低速增长和结构失调，以及人口流动不畅。胡鞍钢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课题组、张平等均认为劳动要素红利减弱和人口结构转变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由上述理论和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与探索经济下行的原因是本质相同的问题，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还渗透到其他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因此，笔者将以我国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主题，分别就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比较、经济下行中人口因素分析进行综述分析，目的在于探索适当的人口政策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二、经济增长因素贡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速增长推动我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递减的趋势也渐趋明显，尤其是2009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滑落，逐渐进入7%区间。袁富华、沈坤荣等对此作出“结构性”减速的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原有的生产方式受到多重制约，必须重构增长动力机制。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学者保持高度的研究热情。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的神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不过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大量使用，而非技术的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并作出“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判断。然而直到2009年，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针对克鲁格曼的怀疑，蔡昉指出，克鲁格曼按着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在劳动力供给短缺时，资本报酬是递减。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洛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持续的制度改革不容忽略，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入WTO等。但是，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来暂时影响国家的增长，而不会长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中国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制度处于最优，而是因为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的制度改进是如此之多。如果中国不继续改革，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会放缓。

蔡昉的经济增长四个阶段论断（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认为我国经济在处于新古典增长阶段，要实现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高速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却面临多重下行冲击：工业化扩张放缓导致的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所带来的“三重冲击”严格限制了增长势头。要素投入和“干中学”增长模式下的路径依赖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尚未构建内生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由此可见，增长要素的变化和要素自身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

4.美国。美国的所得税优惠主要包括税收抵免和税额扣除两个方面。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可以享受不超过应纳税25%的税收抵免，当年未抵扣完的部分可以追溯上一年并向后顺延20年。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符合申请资格的小型企业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最高不超过25万美元的工资税抵免。美国的另外一项优惠政策是税额扣除，美国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政府都允许扣除研发费用，并规定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可以100%免税，并允许追溯税额扣除前三年的研发支出。

[16]蔡昉（2013d）.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

  

图1 中国经济增长各种源泉的贡献率

 

来源：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人口红利消失。尹银、周俊山指出，人口红利在中国当时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孙爱军、刘生龙对我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图2 增长因素变动趋势：1979-2012

 

来源：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

三、当前经济下行中人口因素的影响

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判断基本是学界共识，除短期需求刺激效应消弱外，更主要的是供给侧因素自身的不利变化和提升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困难。从上述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来看，人口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均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所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二是狭义的技术进步效应，而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总体来看，人口因素即作为直接因素又作为渗透因素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在更宽的时间维度研究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经济增长因素自身的变化（图2）。1993-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增长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这种下降与资本增长高速的持续提高密切相关。劳动力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红利在2010年左右基本耗尽。蔡昉指出，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呈现出绝对上升趋势。总体看来，图1、图2中增长要素自身的变化和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基本吻合。为了进一步细分增长因素并突出人口因素的影响，楠玉等在分解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比了1985-2007年和2008-2015年各因素的变化及其贡献变化，两阶段对比显示，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

  

图3 中国“刘易斯拐点”判断

 

数据来源：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13（8）.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下滑会带来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是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将会放缓，二是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的资本投资、研发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并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所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所赢得的稳定的资本报酬效应，都将逐渐消失。由于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企业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员工，导致机会成本升高。为了争夺员工，企业不得不竞相抬高工资水平。工资上涨又会引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于是，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就会遭遇增速下滑，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消失。

这份工作极其琐碎，大把时间都得耗在进货算账等琐事上面。好在有沐子的得力配合，我们的“黑店”才得以逃过班主任的法眼，保持着生意兴隆。沐子是豪气干云的彝族姑娘，性格不拘小节，开心时不是掩嘴窃笑而是仰天狂笑，因此我从未把她当女生看待。每当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总会激烈地争吵，甚至动手推搡，但过后又没事儿人似的凑在一起规划着以后的“宏伟蓝图”。

隆化县农村金融服务主体较少，机构网点分布密度较低，数量不足。“政银企户保”模式下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的比重较大，但农信社网点少，业务人员不足，ATM 机、POS机等设备数量稀少，金融服务落后。滞后的金融服务和金融覆盖空白区使金融精准扶贫的能力受到制约。并且隆化县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农村金融在信贷资金、农业保险等领域的创新非常有限，现有金融产品与企业贷款需求不匹配，影响扶贫的精准性。随着保险在“政银企户保”模式中的地位凸显，相关的农业、产业保险对于保障贫困户利益起到重要的兜底作用，但农业产业的险种不健全、创新性不强，客观上阻碍了保险保障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2.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扩散性和传递性可以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获得边际报酬递增的效应，进而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来源。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并把平均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基于Barro&Lee提供的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人均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2010年，拉美9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为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小。在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对比中发现，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国际数据比较说明，我国在长期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忽视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了技术进步，导致对内生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

3.人力资源配置不当。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Buamol(1990)提出了人才配置影响创新绩效的假说，他认为虽然各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有所不同，但经济增长的差距主要源于人才配置差异导致的创新差距。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估算出大学本科以上劳动者在各行业的分布比重，并用以对中国各行业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做出比较说明（图略）。美国、欧洲国和俄罗斯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劳动者的行业分布比较类似，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行业。相对而言，我国的分布曲线有着较大差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最高的几个行业依次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在中国大都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政府管制行业，即便是金融业也是国有资本高度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部分。同时，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学生较少配置到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而在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吸引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劳动者就业的能力较强。

此外，课题组进一步比较了行业人力资本强度：各行业本科以上学历劳动力比例除以该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结果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人力资本强度过低，这些部门实际上缺乏提高效率所必要的人力资本。无论是相对于国内其他行业还是国外同类行业，中国事业型单位或者行业，特别是行政管制行业（如文化、体育、娱乐业等）都具有极高的人力资本强度。上述比较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生产性、非生产性行业之间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

4.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已有的研究中，Herrendorf&Valentinyi(2012).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们估算了跨国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的原因，发现农业和制造业的跨国生产率差距远远大于第三产业，因此，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构成将严重影响跨国劳动生产率差异。Baumol和Nordhaus2008).均研究了第三产业生产率与全社会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生产的低速增长拖累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成长病”或“增长病”。袁富华研究了12个发达工业化国家由“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的转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促进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结构性加速，而随着工业化国家日益城市化，劳动力从生产率增速较高的工业部门配置到增长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就导致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减速”。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自2007年以来基本呈持续下滑趋势，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自2004年以来虽有波动但总体稳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自2007年以来大幅下滑。结合已有的研究理论，基本可以判断，我国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幅下降是导致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近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快速转变，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16年超过50%，而2012年以来第二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一直呈下滑趋势。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解释认为，我国两大产业生产率的增长差异来自于工业化进程中吸收了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把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驱赶到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服务业部门，导致第三产业的被动扩张和效率长期低下。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张平等指出，我国城市化率在2016年前后越过50%的关键点，从城市化与服务业产业增加值长期统计关系来看，1978-2011年间，城市化率提升一个百分点，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提升约0.5个百分点。

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由66.64%上升至70.07%。但是据统计局人口专家指出（马建堂），从2013年以后，适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2013—2020年下降比较缓慢，大概到2020年的一段时间，劳动力资源大概还有9亿左右。2020年以后会下降得更快(见图3)。也就是说，未来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当然，考虑到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0%的阶段，农村的劳动力仍会继续向城市转移。但是，当农村劳动力数量达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边际生产率接近城市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停止。

四、结论

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始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既有劳动力供给、劳动负担、人口素质、人力资本、消费、储蓄、投资等直接影响效应，又有影响知识积累、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渗透效应。结合我国经济“结构性加速”现实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转移以及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而实现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都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推动的工业化迅速扩张使得我国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占绝对份额，并不断挤压人口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因此，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报复和新古典增长实现向内生增长的动力转换不足，“结构性减速”便不可避免。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通过比较有无动态特性补偿反应过程仿真结果,对绝热加速量热仪测试系统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追踪阶段炉体温度是跟踪样品温度变化的随动控制,两者之间的差值越小,绝热性能越高,越满足式(2)。仿真结果显示高浓度样品反应后期温度剧烈变化,补偿后样品与炉体之间的差值较补偿前小,如表3所示,反应全过程差值趋势如图4所示,表明对反应过程动态特性进行补偿,系统响应更快,绝热程度更高。

热盘炉喂料管道上设置三道锁风阀防止漏风，在系统断电或者人为操作的时候，锁风阀下方的安全闸板阀会立即关闭。所有下料溜子角度大于55°，以防垃圾堆积。所有分料阀和闸板阀都设有耐火材料。废弃物需要先进入热盘炉，并在炉内进行燃烧，燃烧产生的废渣、废气等小颗粒物质都会一齐被送入分解炉，通过废气中携带的热量以及分解炉施加的高温使这些小颗粒物质分解，而大颗粒物质则会送到回转窑装置进行高温灼烧，并组成水泥熟料。

要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必然要有相适应的劳动力结构，在教育背景、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上相匹配，而人口政策会直接影响劳动力结构的形成。Galor等、Aghion等均认为，生产中存在持续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扩大了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宋冬林等、Liu等研究发现，我国同样存在着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技术工人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郭凯明等的进一步研究中，当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可能存在高劳动力结构和低劳动力结构两个均衡，经济具体处于哪个均衡取决于家庭对技能溢价的预期。因此，为了促进劳动力结构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相一致，避免劳动力配置扭曲，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家庭人口计划内化于经济增长框架，形成内生人力资本机制是重要研究方向。

原文：Yet，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wife,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the praises the 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a good child,a good wife or a good husband;who actually does have a disconsolatefamily tomourn his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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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ST的运动是有方向的，多帧积累后，其回波会呈现具有一定长宽比的、较规则的“线状”或“航迹状”形状，如图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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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多数为国有控股银行，行政色彩依然较为浓厚，经营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不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公司治理：一是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避免党委会对以上“三会”的过多干预；二是健全资本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三是建立有效的人员选聘机制，不断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四是形成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只有不断完善这四方面工作，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银行业高利润也才能有更加坚实的体制基础，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小企业发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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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明、刘瑞翔等、刘长庚等均从需求要素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更多的学者基于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资本、劳动、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要素研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把改革开放之初至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抚养比（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5种贡献率（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理论判断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一直以来，投资都是稳增长的保障，这得益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在一定时期内无限供给，使得资本效率没有出现大幅递减现象。在主要依靠投资促增长的模式下，我国人力资本虽有提高，但不足以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因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收窄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重新配置效率的逐渐下降，即“刘易斯拐点”到来；二是与数量型人口红利对应的“干中学”和“投中学”的外生性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逐渐式微，内生性技术进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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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心换乘厅是指换乘大厅呈一个整体，集中化程度高，乘客进入换乘大厅后空间视域完整、清晰，乘客可一目了然地确定换乘出入口，提高了换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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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资产评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我们看出了国外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模式都有着一套从准入考试到高等教育，最后到后续教育的完善的培养流程，我国虽然也开始慢慢形成这样的培养模式，但无疑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本文结合国外的培养情况和我国现有国情，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3) 该铜矿石在磨矿细度为-0.074 mm占80%条件下，采用1粗2扫浮选硫化铜、采用1粗1扫浮选氧化铜、合并粗精矿采用4次精选闭路试验流程，可以获得铜品位为19.18%、铜回收率为95.78%、银品位为2 308 g/t、银回收率为81.03%的铜精矿产品，浮选技术指标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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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文化建设也走在前列并不断开拓发展新局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州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让这座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跃升为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之都，它是当代中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缩影。回顾和总结广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历程，不仅可以看到文化建设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对城市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引领和推动功能，而且更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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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标记,含有疑而问的真实疑问句标记和无疑而问的非真实疑问句标记,包括疑问代词、疑问副词、语气词和特定格式语。我们把不用疑问标记的“意合”型的问句称为零标记问句,《二月》中书信里零标记问句很少。据我们初步统计,共见2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