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为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许多学者在物质技术创新、制度模仿求新，以及精神文化砥砺等领域做了大量尝试与努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国民素质的美备。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与行动。梁启超以“新民说”为标志，较早提出了国民素质培养的想法，《新民说》(1902-1906)和《德育鉴》(1905)中集中展现了他有关建构国民素质培养的思想。现代学者对于梁启超“新民说”的研究比较多，本研究主要对梁所提出的近代化国民素质培养体系进行系统化整理，以达到对梁“新民说”思想的整体性理解。

买回豆腐，均由舒曼来做。他是学烹饪的，又有多年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活儿非他莫属，他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一)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是近代史中各种变革创新的代表性事件，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以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的。但这些事件都不能算作成功，因为不管是器物的模仿、技术的革新，还是制度的学习，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说到底，如果中国的“国民性”得不到改善，外在的改变只是皮相，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善，这大概是当时仁人志士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后得出的结论。梁启超对于这一点的论述最为集中。他在经过系列挫折，在国外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提出了“新民”的概念。他认为必须“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造就一代新民”，这才能谈得上强国的实践。

式中：υB(ε，T)是光纤产生应变为ε、温度为T时布里渊散射光频率的漂移量；υB(0，T0)是光纤产生应变为0、温度为T0时布里渊散射光频率的漂移量；T0、T分别为初始温度和测量时的温度；ε、ΔT分别为轴向应变和温度的变化量；∂υB(ε，T)/∂ε为应变系数，约为493MHz；∂υB(ε，T)/∂T为温度系数，约为1 MHz/K。

国民素质的改善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这个思想直接源于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在梁启超看来，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从上面来说，固然是顽固派从中作梗；而从下面来看，亦同国民素质不佳有直接关系……人人但求自保，缺乏团体观念，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四万万之众犹如一盘散沙！这样的国民同如狼似虎的列强相遇，焉有不败的道理？”[1]9“它(《新民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1]12因此，在《新民说》首篇《叙论》中，梁启超就开宗明义说：“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2在第二节中，紧接着又论述：“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2]6这种认识，是其时进步学者的公论。

同时代冯友兰先生、王国维先生与梁启超先生有类似观点。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从内容来看，应该是一本专讲“内化”修养的著作。用他自己的语言，他说他要给其时国人讲述一门“新”的学问，“这门学问，可以教人如何生活，所以它所讲者可以说是生活方法。我们的这部书即打算讲这门学问。”[8]7这门学问之所以被称“新”世训，冯友兰自己解释，它新在五个方面：一是比较宋明道学家的“旧论”而言较“新”，但同时仍然是符合道德规律的；二是“新”在比较宋明道学家只讲“道德”领域内的话题，新世训还讲不由道德评判包含的话题，譬如生活技能。三是比较宋明道学家所讲的生活法，还会给出一些“新”的说法。四是就宋明道学家所讲的一些观点，给出更加符合道学精神的“新”的说法。五是对宋明道学做出更加深刻、甚至与其所将不太一样的“新”的说法[8]8-15。从《新世训》的内容看，似乎很平和，只是在讲如何教人“做人做事”的方法，但是其中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一直是将很多事例分作两个相反的角度去评判，如《为无为》篇中，讲到了诸葛亮出师伐魏的事例，他以义利为标准，从国家与个人的角度进行评判，认为此事对于汉室而言，利大于弊，是有为的事情；对于诸葛亮本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益，他做此事，出于“义”的考量，他考虑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是不能考量自己得失的问题，这是无为的事情[8]75。个人与国家、义与利、有为无为，一连串的一分为二、有对式的标准与角度设置，反映的是冯友兰思维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对之学、道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的默认与实践使用。这样看起来，冯友兰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试图建构的“新世训”体系，因为涉及了很多教人如何“做事”的内容，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性，不能完全算作是一部只讲“内圣”的“私德”修养体系，但是从逻辑关系上，还是具有先完成个体修养与对社会的认识，然后整个走入社会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路径设计，因此，笔者认为，《新世训》还是倾向于指导国民从“内”部、从个体角度首先加强“私德”修养的目的与出发设定。王国维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中认为人的能力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他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他还在文末做出来一个图表，将“完全人格”的基础定义为“体育”与“心育”两个方面[9]。

(二)

国民道德修养有内外层次之分，但这个层次其实还包含着次序的内涵，即“内”“外”“私德”“公德”修养是有先后关系的，先“内”后“外”，先“私德”后“公德”，这就是近代国民修养的合理路径。他认为，就道德修养而言，本无内外公私之分，如果已经分出来了内外公私，那么“私德”修养，个人“内”部世界习性的完善一定是“公德”或者“外”部素养的基础与前提。梁启超这样论述这个观点，他说：“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2]163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做好“私德”修养，已经完成了修养的一半任务：“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2]163这样的观点，跟传统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顺序如出一辙，这也可以看出来，作为新式学者，思维逻辑和眼界视角均已经很“世界”了的先知先觉者，梁启超的传统文化的底子仍然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他。这在《论自治》一节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要做到彻底的自治，就应该由自治做起，而后小群，而大群，而整个国家[2]74。这种看法，与儒家之“修齐治平”顺序何其相似！

国民的素质修养包含“内”“外”或叫“私德”“公德”，两个方面的修养同等重要。梁启超不仅仅认为国民修养分为“公德”“私德”两个层次，而且认为“公德”“私德”都应该存在，同样重要。他是这样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2]18“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2]16他还进一步就“私德”“公德”相互支撑、不可偏废、在共同构建国民完全人格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之资格，庶几备矣。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2]17“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侯诸百世而不惑者也。”[2]21“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总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同样重视和肯定，《新民说》中的‘私德说’，与‘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想，而且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4]

公德不能代替整个德育，智育更不能代替德育或者整个国民修养。他认为在现实中，往往出现以公德代替德育、以智育代替德育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现象。他这样说：“而名德育而实智育者，益且为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将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将并病德育。此宁细故耶？有志救世者，于德育之界说，不可不深长思矣。”[2]186他还对当时一味重视智育、忽视德育的功利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表示了担心，他说：“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2]22

同时代知识分子对于通过“公德”“私德”两个方面全面提升国民素养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基本概念不太一样而已。蔡元培则将近代化国民的素养内容分为“内”“外”两个部分，他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说：“吾侪之意见，当以内外两方面别类之。自其作用之本于内者而言，则孔子所举智、仁、勇三德，即智、情、意三作用之成绩，其说最为圆融。自其行为之形于外者而言，则当为自修之德。对于家族之德，对于社会之德，对于国家之德，对于人类之德。”[5]蔡元培的这个用“内”“外”对修养进行分层的观点，与他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格”教育理念息息相关。蔡元培的“健全的人格”初始为“五育并重”，还来逐渐发展固定为包含“德智体美”“四育和谐”四个方面，即“(1)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2)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3)强健活泼之体格。(4)优美和乐之情感”[6]。在这个体系里面，“私德”“公德”也被明确提了出来，“内”“外”其实就是等同于“私德”“公德”概念的。孙中山先生的认识颇具时代代表性，他说：“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7]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内”“外”的概念，但是前后逻辑很清楚——修身与个人精神修养是“齐家、治国”的基础与前提——实质上也是分出了内外先后的。这样的认识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认识与观点。

(三)

梁启超新民思想是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成果，核心是爱国主义。《新民说》及《德育鉴》的内容安排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新民说》共二十节，绝大多数都是论述“公德”的内容，而“公德”的要求直接就是对爱国精神的细化，这是由梁启超在发表“新民”系列观点时的认识所决定的。中国遭受西人欺侮，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西国，这些事实迫使梁启超一直思考中国与西国差距之所在，他的认识是国弱的根本在民弱，“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行，响之应者，有丝毫不容假借者。”[2]10顺着这个思路，他继续追寻国民与西人的差距，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2]16。即我国民跟西人比起来，差距最大的是处理国民个体与民族群体、国家整体之间关系的良好素质。因此，在梁启超最初的“新民”系列议论中，所涉及的是“公德”总论、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合群、毅力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素质的来源和标准大多源于西人，尤其是他一直推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条顿人等，这些就是他认为我国民应该学习的榜样。抱着学习的态度，梁启超在建构“新民”体系前期，一直将重点放在了“公德”方面，培养公德的核心是爱国。

“公德”“私德”都很重要，但梁启超首提“公德”，因为在他看来，我国传统人格养成体系中，对于私德的教育是完备的，不存在问题。他说：“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2]162经过一段时间的议论说教之后，梁启超大概也感到只讲“公德”对于建构其“新民”体系来说不完整，在讲论了很大篇幅的“公德”，快要结束这个专题之前，加上了《论私德》一节，这一节的篇幅明显比其他节要大一些。在集结所有“新民”学说议论于一册之后，议论“私德”的篇幅还是无法与议论“公德”的篇幅相匹配。为弥补平衡，1905年专门议论“私德”的著作《德育鉴》问世。《新民说》与《德育鉴》合起来，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梁启超所要建构的“新民”体系的基本框架，那就是“公德”“私德”具备，才是完善的近代化中国国民新标准。从“1902 年初开始写作《新民说》，到1905年底《德育鉴》完成，这一时期梁启超关于‘民德’思想的提出、发展、转变、完成，显示了他对‘公德—私德互补论’认识的深刻性。”[4]

近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民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这是近代国民素质优先论确立之后应该为先知领路人所深切关注的领域。总体上来看，“全面”素质培养是中国近代先知对其时国民的总的要求与期望，梁启超认为这个“全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公德”与“私德”。

统览《新民说》，我们发现，梁启超要求的“新民”还是很有个性的。按照章节分布可以看出，他要求“新民”具有“独立自主、进取冒险、利国爱群”的精神；还应具有“私德公德、独立合群、权利义务、自由服从、利己利群、进取冒险、尚武、毅力”等道德品质，这都是文明的一面。但从具体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梁启超所要求的“新民”应该具有野蛮或者霸道的一面，他在《论毅力》一节中，就极其羡慕俄国打遍西欧东亚无敌手的表现，认为其国民具有“朝气”，认为国家的强大“未有不自彼国民之有毅力来者也”[2]139。分明的侵占、无理，梁启超将它解释为“毅力”！而在《论进取冒险》一节中，他举了哥伦布士(哥伦布)、马丁路得(马丁路德)等十二人为例，说明冒险进取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将进取冒险类比为孟子的“浩然之气”，确乎不大通顺[2]35。梁启超欲以新式思维教我国民，想塑造一个既文明又野蛮，既知礼又霸道的国民习性，梁先生急切的强国强民的心情，对国民“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之心跃然纸上。但其中对于侵略、凌弱等行为的歌颂与呼唤，纵有矫枉过正的初心，这样的认识与价值判断还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应申报馆之约，对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发展做过一个小结，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3]救国与复兴民族必得从道德素养与精神文化层面做起，看来这个思想是从梁启超有了革命改良思想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的，并不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

(四)

我去医院看他了，小小嫩嫩的一团，脸皱得跟个猴子似的，眼睛都没有睁开。我趁护士不注意偷抱出去想卖掉他，被发现了，小三从病床上滚下来抱着婴儿哭成一团，老爹铁青着一张脸。

《德育鉴》是“演前文宗旨，从事编述”的著作。这里“前文”梁启超明确指出是《新民说》中的《论公德》《论私德》。那就是说，《德育鉴》中的内容既论“私德”，也论“公德”。但是，结合《新民说》中的“公德”立论选取多从西国、西人以及西方理论，而有关中国传统“私德”体系“圆满纤悉”，以及《德育鉴》内容完全引用中国传统诸子论述的事实，我认为《德育鉴》涉及了“公德”论部分内容，但主要体现了梁启超先生的“私德”培育内容，而且，主要涉及的是如何进行“私德”修养的方法。他在《北海谈话记》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编撰《德育鉴》的初衷。“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10]扉页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他想通过这本著作集中养成国民“私德”的设想。《德育鉴》中将素养的培育方法分为六个：《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体现了很明显的方法论色彩。虽然是语录“集锦”式的内容呈现，但是通过语录前后的用心排布，以及这六个方法上符合道德修养逻辑的安排，“私德”修养的过程及内容基本清楚。那就是先要明白自己如何找到自己所要的修养的内容目标，梁启超的回答是一个字“诚”。不管是做事业，做学问，还是个人修养，只要真正遵从了自己的“良知”，并付出全部去实现它，就找到了正道，这个状态就是“诚”的状态，做到这个就算是“辨术”成功。第二步骤便是“立志”。在此节末，他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案”，其中解释了“必立志”的三个原因，那就是“能自拔于流俗”“他事不足以相夺”“进学无间断”[10]38-40。第三个步骤是“知本”。在此，梁首先通过大量引用，告诉后学，这个“本”就是良知。之后的大量引用则告诉我们，如何“致良知”，告诫后学要做到相信自己的良知，要做到“知行合一”，要做到“慎独”，“毋自欺”。其实是明确地划出了“知本”的逻辑路径，而梁本人着墨并不多，似乎只是收录引用了前人的论述而已。第四第五步骤是“存养”“省克”，其实都是功夫论，是针对前面“辨术”“立志”“知本”这三个步骤完成后的保持纯洁涵养功夫。说“存养”，梁重点摘录的三个关键字是“静”“定”“观”。而说“省克”，则重点集录了有关“严于律己”的语录。最后一步是“应用”，这一点没有脱离传统儒家学以致用的路数。在节末，梁有这样的按语：“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10]38-40梁启超希望修养的目的不是自娱自乐，这与他希望修养有成者能将成果反馈给社会、国家，其希望通过国民修养的提升，从而达到强国与复兴民族的目的完全一致。

关于“私德”，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做了总体上的定性说明。譬如他说：“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2]176如何进行“私德”养成？梁启超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2]16“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晓晓词费也。”[2]162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私德”资源已经非常完满，不须他求。但同时，他也对当时社会只知破坏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对历代“私德”培育中出现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批判，但是，他赞扬了“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之曾文正，赞扬他将私德修养引入其所从事之事业实际之中的做法与效果。他还认为应当遵从黄梨洲的说法，“私德”修养当以“守约为贵”，并且，他吸取传统学者的经验，提出了私德修养的三个方面，即“正本”“慎独”“谨小”[2]186-194。

梁启超的国民“公德”修养的内容则主要集中在《新民说》之中。梁对“公德”的定义很简洁：“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2]16而且，他对评判是否属于“公德”的标准也很简洁：“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2]22《新民说》中关于“公德”的论述，是小论文的方式，其内容不是讲方式方法，主要是论述各类“公德”的内涵以及他们对中国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因此，“公德”素养的内容基本包含在后面的一篇篇小论题之中，主要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尚武”“民气”“政治能力”等。

7.分析研究。面对各种各样的培训需求，要对众多的培训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区分，找出哪些需求是真实的，哪些需求是必须的；还要对参加培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撰写培训需求预测分析报告，提出分析意见，最终达到培训需求预测分析工作目的。

拌和站的混合料拌和能力应与混合料摊铺速度相匹配，在沥青混合料摊铺时，应保证摊铺机前始终有4～5辆自卸卡车等待卸料。混合料在运输过程中，为防止温度下降过快，影响长大纵坡试验段路面摊铺、压实质量，最好在自卸式卡车上覆盖一层油毡布，同时尽可能加快车辆在运输时的速度，以减少混合料热量的散发。

小结

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开启了国民近代化改造的风气，同时代的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稍后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大家都加入了这个“小德育”“沙龙”，这个现象说明，这是一个小学问，却是一个社会大问题。

现在看来，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论确最具体系性。他认为强国要从“新民”开始；“新民”，即国民素质的培育要重视“内”部素养(“私德”)，更要重视“外”部素养(公德)；公民素质培养应以“内”部素养(“私德”)为基础；“私德”“公德”的内涵很清楚，“私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长，方式方法无需外求，“公德”的培养是我民族传统所缺，应多学习西学所长。整体上看，梁启超的国民素质培养体系(“新民”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是当时国家强盛目标对国民素质体系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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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新民说[M].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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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德育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