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逐渐减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1-2〕。融合生态学和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生态补偿，成为平衡生态系统退化与可持续利用的经济手段，成为全球范围内依靠市场和谈判机制进行生态系统保护的环境服务手段，成为被国内外学者和决策部门普遍认可、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实践的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手段〔3-5〕。生态补偿的概念、理论基础、补偿标准、补偿模式、补偿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已屡见不鲜，而关于生态补偿的评价和效应分析却很少见，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从研究对象来看，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的基本生态原理评估、补偿意愿评估、补偿成本效益评估、补偿影响评价、补偿效果评估5个方面。

1 生态补偿原理评估

生态原理是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影响着生态补偿政策方案的设计。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和有效实施不仅要考虑社会经济因素，还要依赖于科学可靠的理论基础。Prager等(2015)通过收集来自于保护管理网站、生态、经济和气候变化数据库以及3个学术数据库(知识网站、科学网和谷歌学术)的118个生态补偿项目(主要用于生物多样性、碳、水)研究数据〔6〕，对这些项目所遵循的基本生态原理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了在当前生态补偿项目逐渐增加的关键时期，基本生态原理是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生存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必须在生态补偿政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着重考虑；还阐明了生态学原理对于生态补偿效率评估的重要性。尽管有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探讨和考虑到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但真正将基本生态原理应用于生态补偿政策中的却不多，而且对于生态补偿的基本生态原理的评估更是少之又少。

2 生态补偿意愿评估

生态补偿意愿是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参考，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理论上补偿意愿包括补偿主体的支付意愿和补偿客体的受偿意愿，前者反映了生态补偿的成本，后者反映了生态补偿的效益。因此，生态补偿意愿评估可以发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补偿主体和客体的环保意识、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补偿标准是否合理等等，进而为完善生态补偿实施方案提供基础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开展了生态补偿意愿的评估研究。例如，Cooper等学者(1998)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和随机效用模型分析美国农民退耕还林的补偿意愿〔7〕。Moran等(2007)通过调研问卷的方式，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苏格兰居民生态补偿意愿(WTP)，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当地居民愿意以税收形式进行生态环境付费〔8〕。Ambastha等(2007)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印度Kabartal湿地保护区周围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受耕地数量和保护政策的影响显著，并计算得出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每年27500美元〔9〕。巩芳等(2011)〔10〕利用条件价值法对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400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得出内蒙古草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23.10￥/hm2·a，牧民的受偿意愿是1944.75￥/hm2·a。Julie(2014)评估了亚利桑那州flagstaff流域森林重建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4.89＄/H.M，每年补偿130×104＄，才能满足当地农民意愿，促进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11〕。Nyongesa等(2016)利用条件价值法和逻辑斯蒂回归对肯尼亚纳瓦沙湖流域生态补偿的200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得出农民的受偿意愿是88.35～218.48￥/acre·a，并指出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民的受偿意愿有重要影响〔12〕。这些研究说明无论是补偿主体还是补偿客体，他们所关注的是补偿标准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只要补偿标准合理，他们会积极的支持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因此，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偿过程应进行补偿意愿评估，既可以促进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也会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方案奠定基础。

3 生态补偿成本效益评估

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补偿主体和客体之间复杂的博弈过程，因此不同国家补偿标准也不尽相同，因地域和条件差异，补偿标准确定方法也多种多样，通过借鉴国外生态补偿成功实践，利用机会成本法来确定补偿标准认可度较高，可行性较强。例如，Macmillan等(1998)对苏格兰新造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结果表明，补偿标准与机会成本直接相关，与生态服务功能无关〔13〕。Hanndar(1999)运用灵敏度分析法及线性回归来分析农民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在与机会成本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应该的补偿范围值〔14〕。Paul and Simpson(2002)在生态补偿的成本效益研究中阐述了直接的生态补偿会产生更多的成本效益，并建议实施者落实最优的生态补偿方案〔15〕。Pagiola等(2007)为改善尼加拉瓜农业生态环境，在研究实施的牧区造林计划补偿标准时，将农户损失的机会成本考虑进去〔16〕。此外，陈晓东等(2010)在评估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的成本效益时，提出用成本效益目标来提高生态补偿的投资效率，并建议成本效益评估能从本质上改善退耕还林还草或其他生态补偿项目的投资效益〔17〕。Frank等(2016)提出用生态经济模型来评估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成本效益，在模型中不仅考虑草地类型、物种组成和草地利用方式，还考虑了不同草地利用方式的时空尺度，提供了草地生态补偿的成本效益评估方法〔18〕。此外，在Franz等(2007)和Jeffrey等(2014)的研究中提到交易成本会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19-20〕。根据这些研究，只有在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方案过程中通过成本效益评估确定补偿标准，才能提高生态补偿政策的投资效益，才能实现生态补偿政策所要达到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SU型衰减年夏季,欧亚地区中高纬环流表现为一个宽阔的浅槽结构,环流场上中国上空仍然表现为“西高东低”,但较为平直,中国北方处于宽槽底部,副高偏强偏西,长江以南地区为正距平(图8b),夏季风偏强。此时西风带以短波槽脊活动为主,配合副高的西伸,引发一次次降水过程。南海到西北太平洋有一个反气旋式水汽通量距平环流,冷暖气流在我国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交汇,使得该区降水偏多,江淮流域水汽通量散度为正值,不利于降水的形成,长江流域在西太平洋向西的水汽通量异常作用下,降水异常偏多。

4 生态补偿影响因素评估

〔12〕J M Nyongesa, H K Bett, J K,Lagat and O I Ayuya. Estimating farmers’ stated willingness to accept pay for ecosystem services: case of Lake Naivasha watershed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cheme-Kenya Nyongesa〔J〕. Ecological Processes,2016,5: 1-15.

输出电路采用DA转换电路TLV5616转换器件，TLV5616是12位的DA转换器件，SPI总线接口，本设计的电路工作电压为5V，参考电压采用高精度稳压器件REF02输出5V参考电压，经过电阻分压，调整为2.5V参考电压作为TLV5616的参考电压，当TLV5616输入最大值，输出电压可以为参考电压的2倍达到5V。通过OP-07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将电压信号转换为0-12V的输出信号。通过将PID运算得到的输出结果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写入到TLV5616中，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由于单片机电路工作电压为3.3V，因此通过隔离电路写TLV5616操作。

5 生态补偿效益评估

生态补偿效益是评估生态补偿政策的运行效率，发现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反馈信息做出及时调整，从而提高补偿效率和公平性，不断完善补偿政策。近几年来，生态补偿效益分析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补偿效益评估的研究主要从补偿效率评价、资源环境效应评价、社会经济效益评价三个方面进行。

5.1 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16〕Pagiola S, Arcenas A, Platais G, Ca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elp reduce pover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s and the evidence to date from Latin America〔J〕.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237-253.

5.2 生态补偿资源环境效应评价

生态补偿的资源环境效应分析，主要是对生态补偿项目区植被特征、生物多样性、景观等效果评估，利用的方法和技术多是结合3S技术和生态学模型。如Herzog等(2005)通过对瑞士生态补偿项目区的生物多样性评价来评估生态补偿的环境效应〔33〕，Dietschia等(2007)对农业环境激励付费政策下瑞士山地草场的植物多样性效果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认为经营强度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非常显著。Dietsehia等(2007)为研究农业环境激励政策效果，对瑞士山地草场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经营强度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加显著〔34〕。Jennifer等(2012)调查研究了墨西哥联邦政府森林保护补偿计划表明,森林生态补偿可以适度减少森林的采伐率〔35〕。Rodrigo等(2012)运用遥感数据和牧户调研数据，采用经验模型,评估得出森林环境补偿实施8年后,研究区森林覆盖度增加了6%〔36〕。Kathleen等(2013)等通过评估草原碳储量来评估生态补偿效益；阐明了生产力高的草原其地下和地表碳储量也很高〔37〕。

切换和动画在幻灯片软件中有很多固定的效果，不少人不重视幻灯片的切换和动画的设置，都是随意乱设置的，幻灯片的制作效果很不理想。幻灯片制作高手会把动画与画面相呼应，切换和动画相呼应，这样的配套设置可以产生非常有趣的效果，因此在设计幻灯片页面的整体效果时可以将图形、动画和切换做整体设计，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5.3 生态补偿社会经济效益评价

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态补偿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还比较少。如Nicolas Kosoya等通过研究中美洲水环境服务补偿发现，实际的生态补偿额度通常低于机会成本，尽管环境服务补偿实现了环境、社会等多元目标间的交易，但若要实现乡村发展和环境改进的双赢确是能力有限〔38〕。Pagiola等(2008)等专家认为，生态补偿可以有效消除贫困，能够降低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贫困程度〔39〕。Jianguo Liu等(2008)评估了中国自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两项生态保护工程取得了很好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果〔40〕。Hua Zheng等(2013)对密云水库的生态补偿成本、效益和农民的生计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通过生态补偿改变当地人生产活动，提高了水库的水质和可利用性〔41〕。Katharine等(2014)通过比较生态补偿项目区的环境特征和社会特征评估了适应性管理会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环境和社会效益〔42〕。根据这些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效益评估的指标和方法很多，并且生态效益评估是补偿政策实施所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通过效益评估才能明确生态补偿是否达到其预定的效果。另外从这些研究中还发现，关于草原生态补偿效益的评估很少，评估指标比较分散，缺乏长期的、系统全面的考量；评估方法也各不相同。

国内对于生态补偿的评估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农业、森林和湿地生态补偿的效益评估，而对于草原生态补偿的效益评估研究很少。例如，李玲和徐中民(2008)，欧阳志云等人(1999)、谢高地等人(2001)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和恢复经济价值的补偿研究〔43-45〕。张志民等(2007)通过对我国草原退化现状和草原与森林生态价值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46〕。洪冬星(2011)对西部牧区草原生态建设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对如何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7〕。王国成(2014)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为例，运用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对碌曲县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碌曲县草原生态补偿综合评价体系,对碌曲县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进一步巩固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促进了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草地生态环境的改善〔48〕。

6 结论与建议

在生态环境保护日益重要和预算硬约束的双重压力下，理论、成本、意愿以及效益等逐渐成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大量关于生态补偿政策评估研究的内容体现出国内外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促进生态补偿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何快速估算成本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如何推动牧民的补偿意愿来提高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率，如何提高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对于生态补偿的评估，无论是从理论评估还是效益评估，国外文献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国内文献研究内容则比较狭窄，主要集中于补偿意愿和补偿效益的简单评估，且研究不够深入；评估方法和技术手段仍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估指标简单、分散，缺乏长期系统的全面考虑。在国内，对于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是否实现了目标所预期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是决策者和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文献在生态效益评估方面，多是综合效益评估，没有把气候与生态补偿政策剥离开来，而且仅限于植被盖度、产量和物种多样性等几项指标，体现生态效益的水、土、枯枝落叶等指标少有涉及；在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方面，也是综合效益评估，没有把其它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剥离开来，而且仅限于畜牧业生产、收入、支出等几项指标，体现社会经济效益的生产效率、政策的执行力等指标也是少有提到。

尽管生态补偿政策评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且比较突出，但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促进了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的积极开展，并积累了很多经验。不难预期，未来几年，对于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估，特别是效益评估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上述相关问题研究和探讨也将会逐渐深入。故建议，对于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估，应根据国内外已有的评估内容、指标、方法和思路，在充分尊重生态补偿政策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的客观经济地位基础上，充分考虑补偿客体的地域、家庭经济条件、畜牧业生产条件等异质性特征，结合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技术手段和方法，拓展生态补偿政策评估的广度和深度，进而综合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这些必将会更好地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科学的参考和具体的系统理论指导。

〔8〕Moran D, McVittie A, Allcroft D J, et al., Quantifying Public Preferences for 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cotland: A Comparison of Method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42-53.

生态足迹是将一定区域内人们产生的各种资源消费换算为可供给生产出该消费的全部原始物质和能量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11]。依据生产力大小差异，生态生产性土地分成六大类型(即虚拟性土地类型)，即耕地、草地、林地(其中园地归入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由于在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生产能力不同，在计算时需要将各类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加以调整。通过利用均衡因子，将六类土地换算为相应的生物生产性空间，来衡量区域自然资本压力。为便于解释，本文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计算中，均采用人均量指标。人均生态足迹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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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肺结节提取方法一般会经过背景去除、肺实质分割、气管去除、肺结节检测等主要步骤（如图3），这类方法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如何提高肺结节识别的准确率方面，而神经网络正好弥补了传统方法在准确率方面的不足。Casciot[9]、Gupta[10]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来筛除假阳性结节，其中Gupta的算法中构造了一个三层的前馈神经网络，它包含了515个神经元的输入层，45个神经元的隐藏层，以及含有1个神经元输出层，在对LIDC-IDRI数据集的实验中对不同尺寸的结节取得了94%以上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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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补偿意愿和机会成本，影响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因素还有很多。也有一部分学者对生态补偿政策进行影响评估。Junjie WU等(1999)研究美国生态补偿资金收益时指出，要想提高补偿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在资金分配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以及累积效应等相关因素〔21〕。Emi Uchida等(2009)评估了中国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补偿资金、流动限制和非农劳动力；阐明了参与该项工程的农牧民从农业转入非农劳动是因为该项工程解除了他们的流动性限制〔22〕。Matthew等 (2010)选择8个参与社区和5个未参与社区的864人开展森林生态补偿对森林资源利用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森林生态补偿可以通过改变森林利用者的行为和态度减少森林的采伐率、改善森林退化的现状〔23〕。Asbjornsen等(2015)评估了流域服务补偿对人与自然系统可持续性的影响〔24〕。Ravi Hegde等(2015)通过开展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家庭参与式森林碳项目的环境服务付费计划研究，确定了影响家庭参与计划的因素为在村庄出生的户主、户主的居住期限、户主的种族特征、户主的商业身份和家庭的非农收入；户主教育水平和家庭对社区成员的信赖促进家庭参与，而森林依赖则影响家庭参与；研究还指出，未来环境服务付费计划应重点放在发展家庭所依赖的社会资源上〔25〕。Tom(2015)通过评估环境服务补偿与保护区面积对当地森林保护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得出，环境服务补偿不但减少了森林采伐面积，还改善了生态环境，但由于限制农民的农业生产导致其生活水平受到补偿资金的影响，补偿高的农户其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补偿低的农户其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26〕。由此可见，合理设定补偿标准才能实现生态环境和农牧民生活水平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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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效益的度量通常是比较同一地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后或实施地区与未实施地区之间生态环境指标的变化量，也即“额外增益”数量越大，补偿效率越高，“额外增益”数量越小，补偿效率就越低。补偿效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生态补偿实施的结果，也是生态补偿长效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对于补偿效率的评估主要集中在对生态补偿计划的存在价值和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估，如Martin等(2014)设计生态补偿实施时间(“前和后”)上和空间(“有和没有”)上对照实验，通过调查生态、社会指标研究生态补偿效率指出，补偿效率不能只关注短期的成本有效性，还应关注长期目标的可持续性〔27〕。Melissa and Scott(2012)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中的评价标准对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效率进行评价，建议只有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执行力、缩减项目的交易成本，才能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28〕；Sierra和Russman(2006)在研究哥斯达黎加森林生态补偿效率时发现，森林覆盖率变化的滞后性，以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利用决策扭转的非义务性，导致生态补偿的直接效果往往不够明显该研究指出，生态补偿的高效在于直接补贴给需补偿的人而非需补偿的地区〔29〕。当前，生态补偿政策多是多目标的，因此，评估生态补偿效率就有必要同时度量与各个目标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指标的“额外增益”数量。如Clements等(2013)在评估柬埔寨北部平原地区鸟巢保护计划时，不仅分析了鸟类筑巢成功率的变化，还分析了参与保护计划家庭态度的变化〔30〕；Yang等(2013)在评估中国自然森林保护计划(NFCP)时，不仅分析了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还分析了保护区内家庭能源使用结构与收入的变化〔31〕。Gauvin等(2010)基于中国退耕还林项目的环境和扶贫双重目标，通过分析家庭和土地的异质性、家庭与土地的相关性、参与项目的机会成本以及贫困家庭资产水平等来评估生态补偿的成本有效性〔32〕。因此，我们在评估生态补偿效率时，不仅要考虑补偿本身的存在价值，还要考虑补偿的目标，扩展评估指标范围，最终能够提供一个科学的、可用的补偿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为生态补偿政策或计划的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

经测试，苏泊尔R9713净水机出水量达到4L/min，远超传统反渗透净水机的数倍，以1.5L的烧水壶为例，只需23秒就可灌满，而普通反渗透净水器需要70秒。

〔17〕Xiaodong Chen, Frank Lupi, Andres vina et al. Using Cost-Effective Targeting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Conservation Investments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6): 1469-1478.

研究区最老地层为前寒武系(震旦系)，从前寒武系至第四系，各时代的地层均有发育(图1)。其中，中～上泥盆统(东岗岭组或棋梓桥组、天子岭组等)及下石炭统(长垑组、大赛坝组或孟公坳组、石磴子组等)的不纯碳酸盐岩是本区最主要的赋矿层位[1，5]。

〔18〕Frank W, Martin D, Karin J, et al. A Novel, Spatiotemporally Explicit Ecological-economic Modeling Procedure for the Design of Cost-effective Agri-environment Schemes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98(2): 48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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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探索平台实体化转型，一开始江苏融资平台转型一般选择商业地产开发，慢慢开始转型发展旅游业、服务业、影视传媒业等。打破本土化发展的限制，开启异地扩张和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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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医娓娓道来：火药量适中即可，专门灼烧对手最柔弱之处，比如说两腋、男根、肚脐和喉囊。剧痛之下，肾火陡升，伤者会心跳骤停，引发猝死。此外，为了增加火势，也为了掩盖火药味，掩人耳目，表象应以大火焚烧为主。这也不难办到：以奇特的香料掺入燃油之中，作为助燃之物。以火药来点燃油料，烧起来迅猛异常，根本无法扑救。

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能够很好的帮助农民实现农耕的改革和创新，帮助农民实现经济收益的增收，帮助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就目前而言以下的几个方面还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面向农民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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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在“三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把军队院校教育、军事职业教育并列。其中，军队人员离岗进校接受教育培训就是军队院校教育，在岗接受教育培养就是军事职业教育。因此，军事职业教育本质上属于在岗继续教育，只是面向的对象是军队人员。军事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入了中央军委决策。军事职业教育，应以改善学员知识结构、提升武器装备运用能力、增强全面综合素质为目标，科学构建完善的军事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应从修订军事职业教育的课程标准、调整教学内容、创新课程教学手段与方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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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还可以使用Blackboard平台为每个学生或小组提供作业，学生通过保留框向教师提交作业，教师将收集文件并将其发送给学生。通过保留框，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实现了最大的数据共享。Blackboard还提供邮件发送与接收的功能，教师可以向班级、各学习小组或个人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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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6可知，组分DI经过G-75凝胶层析后，获得4个峰。对收集的各组分进行ACE抑制活性测定。见图7。组分DGIII的ACE抑制活性是最高的，抑制率为13.62%/40 μL。并对组分DGIII进行冻干浓缩后，ACE抑制活性为(98.3±1.24)%，IC50为0.08 mg/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