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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视角下的台湾地区“北派武术”发展研究(1949-1987)

更新时间:2016-07-05

当下,“国术”的意涵在台湾地区(下文简称“台湾”)已嬗变为一个包罗武术、养生术、伤科等内容的复杂体系。[1]而两岸“隔阂期”(1949年两岸分治至1987年开放探亲)的“国术”入台不久尚未容变,故行文中的国术多指武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有台湾学者将主以闽粤移民携入的武术称为“台湾武术”“台湾拳”,[2]指向明清以来入台的白鹤拳、太祖拳、洪拳、五祖拳等“南派武术”。与其相对应,台湾光复后入台的以中央国术馆(下文简称“央馆”)系统为主的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长拳、形意拳、摔跤等则被归为“北派武术”。[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并非限于学术性表达,亦出现于台湾官方的相关调研报告中。[4]可见,“北派”与“南派”并非单纯学术意义上的武术流派类分,其深层内因则是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整体认同的分歧。然而,基于闽台众“缘”优势,当下的两岸武术研究多聚焦于闽台区域,而对祖国大陆(下文简称“大陆”)它域武术(以北派武术为主)则着力甚浅。无疑,闽台区域武术研究已强有力的增进了以福建为“前站”的两岸文化认同,但缺失传自于大陆腹地的北派武术研究将不利于中华武术文化整体认同的强化。同时,当下台湾武林呈现南派至盛而北派式微的不均衡发展态势,特别如“宋江阵”等南派武术内容正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本土运动”(其本意为“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5])的代表,[6]而南派武术“台湾化”削弱了中华文化整体认同意识。由此,回溯北派武术入台之初的发展,既是全面考察中华武术台湾发展史的必然,更是从文化本根上透析台湾武术南、北分野进而深入考察两岸认同分歧的一个剖面。

1 北胜于南、后至先发:南北视野下的北派武术大况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机缘使台湾汇聚了大陆诸多地域武艺。其源流大况见表1。

1 台湾武术拳种流派概况

Table 1 An overview of the schools of Wushu in Taiwan

姓名、居住地/传拳地、职业籍贯主要擅长拳术(大致入台时期)及其它刘云樵 台北 军/警/文大河北八极拳、燕青拳、六合拳械等(1949年),师李书文、丁子成、宫保田等,创“武坛国术推广中心”、《武坛杂志》。李元智 台北 军事学院河北八极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同上),师韩化臣、马英图、佟忠义、朱国福等,央馆教师。常东昇 台北 军人/文大河北保定快跤(同上),师张凤严,出身央馆,发起成立“摔跤协会”。桑丹棨 台北 军人河北形意拳、六合拳械、八卦刀(同上),与刘云樵、常东昇、曹连舫、余文通等经常聚集“立法院”切磋武艺。王凤亭 台北 军人/文大河北功力拳、摔跤(同上),师王占山、佟忠义。范之孝 台北 军人/文大山东青萍剑、少林拳、螳螂拳等(同上),出身央馆。高芳先 台中 军人/台湾体院山东查拳、摔跤、孙膑拳等(同上),原青岛国术馆副馆长,副军长退休,成立太极拳台中市支会。杨紫垣 台北 军人山东螳螂拳、孙膑拳(同上),出身青岛国术馆,创“剑秋武馆”。王子和 台北 台湾范大山东杨式太极拳老架、小架(同上),创“华步庭”武馆。李昆山 基隆 警察山东七星螳螂拳、太极拳(同上),师姜化龙、李景林,原莱阳国术馆馆长,创“基隆国术馆”。高道生 台北 军人/摄影师山东长拳螳螂拳(同上),出身青岛国术馆,创“长拳螳螂门”。孙绍棠 台北 军人/文大山东孙膑拳、查拳(同上),师杨明斋,出身青岛国术馆。张详三 台北 军人山东六合螳螂拳(同上),师丁子成。卫笑堂 台北 商人/台大山东八步螳螂拳、八卦掌、形意拳、吴式太极拳等(同上)。张峻峰 台北 商人山东形意拳、八卦掌、郝式太极拳(同上),创“易宗国术馆”。韩庆堂 台北 警察/台大山东梅花长拳、教门长拳(同上),出身央馆,协助成立“台湾省国术会”。吴体胖 台北 不详山东梅花长拳(同上);出身央馆,创“体胖国术馆”。傅嘉宾 台北 军队教官山东长拳、少林拳、六合螳螂等(同上),师丁子成,其子傅松南任职警校教官。陈泮岭 台北 政要河南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同上),原河南省国术馆馆长,促成“中华国术进修会”(即“中华国术总会”)。杜毓泽 台北 军人河南陈延熙太极拳老架、陈名标的忽雷架、炮捶(同上)。王晋让 高雄 军人河南陈式太极拳新架(赵堡架、忽雷架)(同上),师陈应德。王梦弼 台北 军人河南陈式太极拳(同上),师陈发科,同师寓台的还有王鹤林、潘咏周等。郭青山 台北 军人河南陈式太极拳新架(同上),师陈省三。傅淑云 台北 文大天津绵拳、八卦掌、太极拳等(同上),出身央馆,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创“淑云国术馆”。其夫孟昭勋擅白猿通臂拳、少林黑虎拳。王树金 台中 不详天津形意拳、八卦掌、大成拳(同上),创“诚明会”,传拳日本。张志通 台中 军人/教师天津五行通臂拳、教门弹腿等(同上),原天津国术馆长,师常振荣等。吴文忠 台北 台湾师大/文大北京出身央馆体专,筹建文化大学国术组及“中华学术院国术研究所”,创《中华国术季刊》。周继春 不详 军人/文大安徽孙式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查拳(同上);师郑怀贤等。王延年 台北 军人山西杨式太极拳(同上);师张钦霖。郑曼青 台北 拳/医浙江杨式太极拳(同上),师杨澄甫,创“郑子太极拳”,台湾太极拳岛内外推广传播的关键人物。张敦熙 台北 军人/文大江西杨式太极拳、通臂拳、字门拳等(同上),师杨健侯、周海景等。郭连荫 台北 商人内蒙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1946年),创“连荫太极拳学院”。霍洁泉 台北 商人上海吴式太极拳(1981年前后),师吴公仪。白戒师 台南 军人/拳师福建白鹤拳(明郑期)。阿凤师/林细弟台中 拳/医福建纵鹤拳(清治期)。刘明善 云林 拳/医福建金鹰拳(清治期),开西螺七嵌武术宗风。廖懋昭 云林 拳/医福建太祖拳(清治期)。

苏 磨 云林/彰化 拳/医福建太祖拳、鹤拳、罗汉拳等(日殖期)。张常球/林国仲台中/云林 拳师福建纵鹤拳(1922年),师方永苍。黄性贤 台北 拳/医福建纵鹤拳、罗汉拳(光复期);师郑曼青、谢宗祥等,创“黄氏太极拳”。邱思进 台北 拳师福建五祖拳(光复期)。邱靖娜 台南 拳师福建五祖拳(交流期)。续表1罗乾章 彰化/南投 拳/医广东洪 拳(清治期)。

(注:该表由台湾郑少康和邱瑞瑯提供的《力与美》《台湾武林》《国术研究》等刊物,以及调研期间对厦门邱靖娜、漳州陈金水、台湾保生堂邱广盛、台湾武艺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文雅等访谈内容等综合整理。)

依据表1可见,勿论南派、北派,台湾武术的源头均在大陆。以南、北比较的视域分析,北派武术凸显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教师要把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要付出毕生的精力。教师工作是平凡的,每天上课下课、备课、批改作业,为学生解惑排难;但教师的职业又是伟大的,教师要把儿童这个幼苗培育成参天大树。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创造物质是比较容易的,塑造人、铸造人的精神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教师要满怀对学生的真心关爱,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用心灵和汗水一点一滴地滋润学生的心田,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热情献给教育事业。

首先,北派武术在体量上占绝对优势,南派武术则集中于有限的几个拳种。其次,北派武术集中流传于台湾北部地区,且武人多为军、警出身。南派武术多扎根台湾中南部,武人几为拳医相兼。第三,北派武术多奉正朔,且往往流派纷呈,如太极拳即有陈、杨、吴、孙等支派。南派武术多为某一拳种的单线传播,并未形成北派武术普遍的大宗“丛”移。第四,北派武术集中于1949年前后入台,武人多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大陆武术核心区域。而南派武术主要源于闽粤,集中于清治时期入台。

与南派武术相比,北派武术入台甚晚,但籍以彼时台湾当局的认同导向,尤其是大批过台武术名家名手的顺势作为,北派武术率先在台湾获得了大发展。

2 威权治台、耆老支持:当局政权认同荫蔽下的北派武术发展机遇

伴随二战后中国国家主权的确立,尤其是华人侨领的崛起,海外华族逐渐超越某一“族群文化认同”而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转袭。在此过程中,武术也由早期族群自卫的工具上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成为海外华族久抑之民族情绪的寄托。东南亚的闽籍侨领们尤其殷切。1922年,林文庆、林推迁等即成立了“新加坡精武会”。[24-25]1929年,陈嘉庚、胡文虎等不仅邀请了永春“闽南国术团”,更于1936年接洽了央馆“南洋旅行团”等。显然,国术的到来令侨界扬眉吐气,陈嘉庚的一幅长联颇能切中肯綮: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维扬;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相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26]在美国,武术同样载负着海外华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具代表的当推上世纪70年代的李小龙。其怒而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场景成为国际性的时代经典,其因“被压迫者身体”翻身成功而被标榜为彼时国家发展、民族强大的民族英雄。[27]

2.1 “二二八事件”:北派武术大发展的契机

过台北派武人多有正当职业(见表格1),但仍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推广普及北派武术。开馆授徒是最主要的普及形式之一。开馆授徒以郑曼青为最早,个人性武馆还有傅淑云的“淑云国术研究发展中心”、刘云樵和张祥三的“武学研究社国术训练班”等。广传拳技的另一途径是利用影响力将武术推入公家单位。如1968年,行政院长严家淦经北派武人斡旋后电令所在机关于晨操时选练太极拳。[13]此外,还有部分武人受聘于各级国术馆担任教练、指导,但更多的北派武人选择常驻于公园广场。北派武人之所以能够利用业余节暇自觉的传承武术,唯有北派武人群落对中华武术文化的强烈认同可为之解。

2.2 过台党政元老与国术名家北派武术立足的根基

北派武术之所以能在迁台后迅速占领台湾武林半壁江山,固然离不开彼时当局营构的有利环境。但当局更多出于政权稳固考虑,而对北派武术发展并无专门的政策扶持、机构设置、经费投入。由此,致使台湾早期的武术组织建构、理论研究、社会推广、师资培训等均主要依靠北派武人的自我运筹。

3 顺应时势、积极作为:北派武人中华武术自觉认同下的岛内发展

1949年前后,以央馆系统为主的武人将北派武术大宗携入台湾(见表1)。一方面,北派武术发展延续了央馆时期的传统,如军政人员挂职国术团体等。另一方面,入台北派武人又多供职军警界。由此,北派武人与台湾当局延续了大陆时期的亲缘关系,时言“台湾的武术,台北最盛,台北的高手都在立法院开会”[11]即明示了这种关系。尤其是,当初支持央馆的部分国民党迁台元老依然支持国术,这为北派武术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必须看到,彼时党政元老——过台后已非大陆时期的掌权派——支持国术发展并非完全出于当局统治导向,而更多的是对中华文化载体之“国术”本身的认同。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由这些党政元老发起成立的国术组织机构却归入自筹经费、自谋出路的民间社团性质(1989年筹建的“国术研究中心”由“教育部”拨付经费,可视为政府组织,[12]但不在本研究时段之内)。

3.1 成立组织系统发展

具体情况如图1:可以看出,在课堂上对老师提问采取回避态度的共859人,占63.6%,不愿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有991人,占73.4%,在小组合作中不配合其他组员的共876人,占64.9%,遇到问题不愿向老师或同学请教的同学占74.9%,共1012人。分析出现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上世纪60年代,当祖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之际,台湾当局趁机标榜其“正统性”而极力寻求文化外播,1966年开启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及其后以太极拳为代表的武术对外宣传推广即是这一意识的折射。籍此利好导向,北派武人迅速推进了台湾太极拳国际化的组织建设,如1978年成立的“太极拳国际联盟总会”截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拥有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的46个会员单位。抛开台湾当局强赋的意识色彩,太极拳籍以台湾为踏板的海外传播只是迎合了海外社会战后渴望对中国(武术)文化了解的需求,抑或是对中国在主权和文化“整体观”上的认同。实际上,海外社会不会认为他们经由台湾接触的中国文化是“部分化”了的“台湾文化”,而是“中国文化”这一符号整体。

3.2 表演比赛扩大认知

一方面为募集运作资金,一方面为提升国术影响力(光复前台湾民众鲜识北派武术),北派武人及国术团体积极自我运筹,致力于通过组织比赛、参与各项庆典公演活动等予以宣传推广。如台湾省国术会于1951年组织的、被视为国术在台湾全面推广肇始的“第六届全省运动会国术表演大会”,直至1957年第十二届省运会国术成为正式竞赛项目,这一于省运会期间开展国术表演大会的传统依然保留。又于1958年举行了跨地区的台港澳国术大赛与表演大会等。随后,由不同国术组织举办和协办的全省性、“国际性”的国术比赛继之不绝。此外,每逢军队慰问、双十节等活动亦参与表演。由此,北派武术迅速为台人所熟识。

首先,全面收集区域概况资料、土壤污染源资料、土壤环境和农产品资料及其对应的图件资料等,并通过分析,研究有关信息划分区域内的地理单元,为污染风险评价提供基础支撑;其次,通过评估土壤及农产品调查点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农产品重金属污染情况,反映该点位土壤和农产品重金属污染状况,划分点位土壤重金属风险等级,为区域风险评价提供基础依据;最后,通过评价单元内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农产品重金属危害风险、重金属生物可利用性等因素的情况,反映区域内耕地土壤和农产品重金属污染情况,划分区域内土壤重金属风险等级,为重金属污染耕地分级管理提供依据。

3.3 理论研究拍摄影像

两岸隔阂期,北派武人延续了央馆时期的理论研究传统,尽管经费自筹,却依然纷纷出书办刊、拍摄影像。此间涌现的主要理论成果几乎皆为北派武术。在北派武人开启的学术研究风气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华学术学院国术研究所”、文化大学国术系、国术研究中心等专门从事或涵涉武学研究的机构和单位。为进一步提高影响力,除理论研究外还拍摄了部分国术宣传片,内容亦以北派武人及武术为主,如1962年台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台湾的体育”之“国术篇”即由台湾省国术会协助拍摄。其后,又有高雄太极拳分会拍摄的《郑子太极拳》、文化大学的《孙膑拳》、泰伸有限公司的《杨式太极拳》等。不难理解,北派武人正是基于对中华武术的强烈认同,方能自觉的自筹经费、运筹斡旋于中华武术的理论整理和影像宣传,从而加速了北派武术岛内外的认知进程。

3.4 社会普及广传拳技

“二二八事件”实为台湾本土社会应对后入之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爆发,[7]事件期间,各地武术团体(闽粤武术及空手道等域外武技)成为主要监控目标之一。[8]虽无明确资料证实彼时当局禁止南派武术活动的相关政策性条文,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见的,一项关于彰化县妈祖信仰圈武馆成立与解散情况的调查结果反应了这一事实。统计显示,战后彰化地区武馆“成立——解散”比为“66:75”,相比清治时期(26:0)、日据时期(111:10)而言,该时期在地武馆解散最多。[9]这也是导致台湾许多国术馆为避免麻烦而弃拳从医,转以跌打损伤为主的原因之一。[10]南派武术发展遭遇冷落的另一面是随国民党政权入台北派武术的大发展,由是,“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南、北派武术发展的分水岭。

3.5 进入学校传承文化

1950年,部分北派武术内容曾以“自卫活动”的名目纳入学校。但其后十余年间,因体操挤压和军备需要,武术游离于校园之外。至1967年,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被重新重视,台湾“教育部”于1968年公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将国术列为必授课,[14]其内容主以简化创编的北派武术为主。当时培养武术师资的“教师讲习会”聘任的指导教师几乎为北派武人,从以“复兴”二字命名编创的武术教学内容看,彼时武术教育尚未脱离当局的政治诉求。[15]依规范的课程标准而言,大专院校迟至于1978年才增列国术课,[16]其师资亦主要聘请北派武人,如文化大学常东昇、刘云樵、范之孝、贺顺定等。受聘大专院校的北派武人不仅教授技术,还要负责学科建设,如毕业于央馆体专的吴文忠不仅筹建了文化大学国术组,创设了“中华学术院国术研究所”、华岗国术馆和《中华国术季刊》,更筹编了由北派武人担纲的各级国术教材(如王大琛即将在央馆体专学习时的教材运用于文化大学国术组教学)。[17-18]可以说,北派武人是基于对中华武术的认同和传承责任,自觉的探索和奠定了台湾学校武术教育的最初基础。

3.6 军警提倡实用为先

两岸分治之初,台湾军方寄希望于通过武术提高军队战力,故此,实战性较强的部分北派拳种被引入军方。1958年,台湾总政战部即聘请陈泮岭、常东昇、潘文斗、李元智、张英健等编创十字拳、摔跤、擒拿等。1966年,台湾陆军成立“陆军战技干部训练班”,以八趟拳、八极拳为主要内容,[19]在此基础上于1969年颁印了《莒拳道教材》(“莒拳”称谓缘于台湾当局的“勿忘在莒”运动)。警察系统亦以北派武术为训练教材。此外,台湾当局最高行政人员的保镖培训也多聘请北派武人,如刘云樵任“联合警卫安全部”教官。[20]要注意的是,北派武术进入军警系统主要作为提高军事战技的“工具性”手段存在,而非为强化认同的“意识性”手段,否则也不会因训练周期长、收效慢而被跆拳道所取代。

4 太极先行、传扬国际:国际中华文化认同需求下的岛外传播

伴随台湾经济率先腾飞,台湾武术随之延播海外。其中,尤以太极拳领率的北派武术最为代表。需强调的是,隔阂期台湾武术走向海外固然不乏彼时当局积极的对外“中华文化”标榜之功(形如南宋理学先生们通过培养自身文化优越的身份感以寻求一丝温软的安慰),[21]但其内因则是海外华族晚近以来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强烈需求。

构造基于三角函数的神经网络,其结构如图1所示。输入层为n对训练数据集{x,y},x,y∈R1×n矩阵。其中x=(x(1), x(2),…,x(i),…,x(n)),y=(y(1), y(2),…,y(i),…,y(n)),x(i)=t(i)是第i个采样点对应的时间;y(i)是第i个采样点对应的电流瞬时值。

4.1 海外华族对中华武术文化认同的预先营构

籍由地理区位和海洋便利,闽粤华人尤以东南亚和美国最为集中。早期流寓海外的闽粤人常处于被压迫甚至被迫害的境地。在美国,主要来自于雇主的剥削和种族歧视。在东南亚,甚至要面对殖民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封建统治者则冷眼以待,如明统治者对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张薿等二万五千多华人一案的态度:“薿等欺骗朝廷,生衅海外,损威辱国,死有余辜。”[22]由此,以地缘、血缘、族缘等为纽带的会党、堂社、商会成为他们最初的认同皈依。据研究,18世纪前后的东南亚会党组织几为闽粤籍,著名的计有义福会(福建)、华生会(福建)、大伯公会(福建)、义兴会(广东)等。[23]在美洲,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三点会所设立的“堂口”更是遍布各地。武术往往成为这些会党组织维护权益的主要手段,并在对抗异族欺凌、行业与族群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族群文化认同的象征。

台湾光复后,当局以“威权”(以强硬手段处理台湾事务)治台,从而形成了国民党一统的认同导向。如此形势下,北派武术获得了发展机遇,主要表现为过台党政元老及武术名家的支持和“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因国民党军警打死为减税请愿的本地商贩而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对南派武术的不利影响。需强调的是,彼时当局的认同导向更多在于认可其统治者身份,并未刻意通过提倡北派武术抑或遏制南派武术以达成目标,但北派武术与当局素来的密切关系显然暗合了认同需要。

4.2 太极拳为主的北派武术在东南亚美国的传播情况

基于东南亚、美国闽粤华族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需求,以及彼时当局倾向性的把太极拳作为其标榜的“中华文化”表征,太极拳率先在东南亚、美国传播开来。

4.2.1 官方预先营造了太极拳对外传播场域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该次研究数据做统计学分析,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行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2.2 以拳师流动为载体的民间自发传播

台湾武术组织化发展始于1949年以后,而其最初的组织构建归功于过台党政要员和北派武人。1950年,于右任、陈泮岭等当局及央馆系统元老发起成立了最早的全区性国术团体——“中华国术进修会”(“中华国术总会”)。次年,由王成章(将军)、张祥三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台湾省国术会”。1956年,郑曼青和韩振声(“立法委员”)等人成立了当前台湾最大的国术单项组织之一——“太极拳总会”。另亦有大批武术名家成立的单项委员会和个人国术馆等。这些组织可谓台湾地区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武术组织。特别是,为符合“人团法”(即“人民团体法”,规定:省级单位必须在各县市有会员代表)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几乎覆盖台湾地区的国术组织网络。据统计,台湾省国术会截止1962年登记的县市分支国术馆多达200余。[13]这些组织虽为北派武人发起成立,但籍以中华武术整体认同观,也是南派武术赖以开展的依托,如“二高纵鹤拳委员会”即隶属于云林国术会。

事实上,台湾太极拳的真正国际化得益于民间拳师的海外流动,其中尤以东南亚和美国为最。东南亚闽粤华族的强大(尤其是闽籍侨领的“集体涌现”)及先期的太极拳传播基础(1929年精武体育会传入),为隔阂期台湾太极拳的东南亚传播铺垫了极好的认同场域。1958年郑曼青前往新、马推广太极拳后,南洋各地频繁聘请台湾太极拳家前往授艺。[28]其中,祖籍福州的黄性贤最受欢迎,黄氏在南洋极受青睐反映了闽籍华人对祖籍地武术文化的强烈认同。美国华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需要,以及战后美国急于了解中国局势的需要,而祖国大陆其时恰恰又相对封闭,从而使得台湾成为彼时海外社会了解中国的“前站”,太极拳则不失为一条纽带。1958年郑曼青在三藩市成立“寰球太极拳学会”成为美国太极拳传播的先行者,[29]其后还有郭连荫于美国旧金山创办的“连荫太极拳学院”等。

非仅太极拳,其它部分北派武术内容也率先自台湾走向国际,如徐纪的八极拳在美国、韩庆堂的长拳在东南亚等。

中国的磷肥工业“大器晚成”,从过:磷酸钙、钙镁磷肥、硝酸磷肥、磷酸铵到现在的磷复肥,整整摸索了半个世纪之久。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国家确定了磷肥工业实行酸法、热法并举的方针,重点安排在南京和太原分别建设两个年产40万吨和20万吨的普钙厂。1958年,南京磷肥厂率先建成投产,宣告了我国磷肥工业的诞生。5年后,利用大炼钢铁时代留下的高炉,我国科学家在江西抚州市东乡磷肥厂成功研制出可以直接使用16%P2O5低品位磷矿作原料的钙镁磷肥。

4.3 太极拳及其它武术内容在日本的传播

隔阂期,台湾成为日本武人了解中国武术的踏板。表现为“来/去”两个向度。首先,是北派武人受邀赴日传拳,如王树金的太极拳[30]等。其次,是日本武人赴台湾学习武术,如松田隆智籍以台湾习得和了解的北派武术回国后撰写出世界“第一本中国武术史”——《中国武术史略》。实为台湾部分北派武术拳种的“史略”却冠之以“中国武术史”而非“台湾武术史”,不难看出彼时日本武人的出发点是认同“中华武术整体”。这一点可从两方面得到验证:第一,大陆开放后,日本武人旋即由台湾转而涌入大陆。第二,纵使隔阂期亦未仅关注台湾北派武术,南派武术也被引入日本,如1983年陈明伦赴日传授白鹤拳。

5 结语

研究可见,两岸隔阂期是北派武术发展占主导的时期。台湾当局的“威权”政治为北派武术最初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对“中华文化整体”认同而不是明清及以前进入的闽南文化抑或1949年前后迁入的齐鲁、燕赵、中州等某一区域文化,更不是日殖期残留的日本文化抑或西来诸“夷”文化,从而在保证中华文化纯洁性的前提下,为台湾武术整体发展营造了良好场域。必须强调的是,隔阂期台湾当局树立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具有狭隘性。正是北派武人基于中华武术整体有序传承的责任“自赋”而积极顺势而为才促成了隔阂期北派武术岛内大发展的繁荣局面,舍此,无法解释几乎都具有正当职业的大批北派武人何以在业余、在自筹经费的情况下依然积极推动岛内的武术组织建设、社会推广、学校传承、理论整理、军警普及。转视台湾岛外,隔阂期台湾率先对外开放及其标榜的“中华文化”迎合了晚近海外华族(尤其是闽粤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迫切心理需求和国际社会战后对中国了解的渴望,北派武人再次把握了这一时代潮流,从而推动了当代中国武术的早期国际化。由此可见,撇开意识形态回瞻隔阂期北派武术的岛内外大发展,其根本在于彼时北派武人对中华武术文化的整体认同和责任担当。特别是,北派武术大发展的同时并未从主观上排挤南派武术,反映了彼时“中华武术”整体认同观下“天下武林一家”的和谐状态。反观当下,北派武术日渐式微而南派武术则被推到“本土化”的风头浪尖,甚或域外之空手道、跆拳道竟然被部分研究者纳入“台湾武术史”,显然是“选择性”认同导致了华夏武林的不和谐。由此,警示我们亟需全面、深入研究台湾武术以把握其历史发展脉搏——尤其此下被冷落的北派武术——以密切两岸武术交流、强化中华武术一体认同意识。北派武术的发展强有力的明证了:只有坚持中华文化整体认同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两岸习武群落同归一家的积极性。当然,隔阂期台湾当局提倡之狭隘的“中华武术文化”所赋予北派武术的政治色彩必须扬弃,更应辩证看待基于台湾复杂历史人文背景和社会心理的台湾的武术本土化。惟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武术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脐带”作用。也惟其如此,海峡两岸才能共同讲好中国武术故事。

虽然在文献阅读中学生是主体,但是从内容的选择、分组的方式到具体的要求,成绩的评判都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必须首先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熟悉所有的论文。要选好阅读的文献,解答学生的疑惑,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制作汇报的幻灯片。这不仅要求教师有极大的热情,精心设计,全程参与,还需要教师知识广博,专业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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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行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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