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610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去世，直至明清鼎革，天主教在华传教呈现出一段全新的历史。利玛窦的去世，标志着耶稣会在华传教团创立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在华耶稣会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团体过渡到以龙华民、阳玛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团体，同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奉教士大夫群体也成为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最为重要的支撑者和庇护者。

为此，我们将利玛窦去世直至明清鼎革时期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称之为“后利玛窦时代”。这一阶段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呈现出一幅新的历史图景。从发展路线看，既有王丰肃（Alfonso Va⁃gnone）、艾儒略（Giulio Aleni）所坚持的利玛窦路线，又有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i）、陆若汉（João Rodrigues）等人在传教对象或礼仪、译名方面激烈的反对。从发展历程看，既有天启、崇祯时期天主教的蓬勃发展，又有南京教案、福建教案等一系列激荡冲突。而就教务而言，两段时期的对比更加突出。与利玛窦生前小心翼翼地秉持“上层传教”“科学传教”的传教方式相比，后利玛窦时代天主教的发展基本上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无论是授洗教徒的规模还是传教区域的扩张，均远远超过了利玛窦时代。

在此期间，各地传教规模不断扩大，如南京教区仅在1635、1636两年内就授洗了七八千人[1]257，同时，以南京为中心，不断辐射带动周边的常熟、苏州、淮安等地区教务。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期开辟了一大批新的传教地区，如福建、山西、陕西、湖广等地。江南地区的杭州、上海、嘉定，在17世纪20年代以后业已迅速成为全国教务的中心[1]233。

相比以上几处传教地区，天主教入华最早的几个地区之一的江西却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江西境内天主教传播之研究鲜有涉及①当今学界关于明代江西天主教传播史之专题研究，管见所及，仅有一部硕士论文，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江西教务的发展着墨甚少。参见吴薇：《明清时期江西天主教的传播》，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教会学者如法国人高龙鞶（Augustinus M.Colombel），其代表作《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以时间和地区为经络，对明代全国各地区天主教传播史均划分章节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然对于江西一地，该书仅划分一节，介绍了1616年南京教案之前南昌住院的发展[1]64-67，对于此后三十余年江西的教务仅有寥寥数语。

总之，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关注度严重不足，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相对于同时期其他传教地区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江西教务似乎显得不温不火，既没有涌现诸如王徵、韩霖、段袞、孙元化、李九标、张庚等杰出的天主教徒，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教案。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文献障碍。这一时期涉及江西地区的中文文献数量太少，同时期江西本土士大夫的著作亦不多见，这就往往使得研究者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事实上，这一时期涉及江西教务的资料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都是葡文为主的耶稣会士书信、年报以及备忘录等等。

本文研究与考证主要依据何大化的《远方亚洲》（Ásia Extrema），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1618至1649年的耶稣会士中国年信（Cartas Ânuas da China），以及《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并结合明代中国文献而完成。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与考证，使我们可以对“后利玛窦时代”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知，以补中国天主教区域传教史研究的不足。

一、南京教案之前江西天主教的发展（1610-1616）

（一）利玛窦时代南昌住院与教务

1.2.1 样品的来源:样品均来源于2015—2017年疑似食物中毒的食品样品及食源性致病菌主动监测的食品样品。

易非也笑了，心想：现代社会什么都方便了，可就是感情淡薄了。思念就是酒，要发酵、要酝酿、要窖藏。一想谁，马上就能看到、见到、摸到，还没经过时间的魔术，哪里能饮到甘露呢？

1598年，利玛窦携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钟明仁（Sébastien Fernandes Tchong）、游文辉（Manuel Pereira）离开南昌，仅留苏如望一人维持南昌住院[2]219。1603年，耶稣会华南地区的负责人李玛诺（Manuel Diaz Senior）抵达南昌[5]532，由苏如望和邱良厚（Pascal Mendes）相继协助其传教。由于利玛窦当初买下的住院过于狭小，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教徒领圣事，也没有可以设置教堂的地方，同时该住院位于城中低洼地带，经常受到湖水泛滥的威胁[2]437，因此李玛诺自1607年便开始筹备更换新的住院。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终于在1608年搬入新居。是堂花费500两银子，位于“一座城门附近的繁华大街上”，同时添置了教堂，并于1609年正式开放[2]448。自此直至明朝灭亡，南昌住院的位置一直没有变动。

说起酒，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就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唐朝诗仙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田园诗人陶渊明“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但是，酒到了宋朝遇见苏东坡，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苏轼一生爱酒，但与许多文人不同，他爱酒却不溺酒。他虽一生仕途跌岩起伏，但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淡泊从容。闲暇时亲自酿酒，率真豪放地约二三好友赴宴，饮酒赋诗。

在南昌住院中，耶稣会开办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初修院。1604年，在南昌的李玛诺在其书信中就曾请求建立一所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的修道院[5]529。1607年，骆入禄（Jerônimo Rodrigues）奉范礼安之命，到南昌开办初修院，致力于培养中国籍的神父与会士。骆入禄一行率领三位澳门的中国青年前来，由从北京赶赴南昌的费奇规（Gas⁃par Ferreira）担任几位华人修士的老师①（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47页称南昌此时有四名初学修士，南昌原有初学修士邱良厚，故推知骆入禄当率领三名初学修士抵达南昌。（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称骆入禄一行率领澳门的中国青年七人前来，其中四人为初学修士，三人还刚刚入会，并考证出其中的六个姓名，分别为游文辉（Manuel Pereira）、徐必登（António Leitão）、邱良厚、钟鸣礼（João Fernandez）、邱良禀（Domingos Mendes）、倪雅谷（Jacques Niva）。高氏此说不确，邱良厚早在1604年就已经跟随李玛诺入住南昌，而倪雅谷直至1610年才加入耶稣会。。由于几位修士抵达之时尚未购得新住院，因此几位修士和神父只能住在李玛诺朋友的家中[2]447。

利玛窦在南昌住院期间，江西地区的教务开展较为缓慢。1596年，在南昌居住一年的利玛窦在一封信中提到：“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十五年之间，领洗的不会超过一百位”[6]236。至苏如望、李玛诺传教期间，教务开始有了起色。1605年12月，南昌教友总数已经发展到近200人①参见（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79页。（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页称1605年教友发展至300人。，1606年新增33人，1607年上半年新增182人[7]331-332，1609年，又新增近60人[2]447。这一时期传教所取得的成果，与华人修士邱良厚的协助有着密切关系。苏如望多年以来羸弱多病，1608年8月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去世②此处依据的年信现存阿儒达图书馆，档案号BAJA,49-V-5，fl.77v-80,名为Annua Do Collegio de Madre de De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de Macao.[1608 Nov.11]，是1608年11月11日写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年报，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事情，与利玛窦回忆相较更为翔实准确。，而李玛诺初到南昌之时还不懂中文[7]331，所以作为传道员的邱良厚就担负起了很大一部分的传教任务。何大化称：“在南昌的入教情况发展良好：与之前的势头相似，又有两百人接受洗礼皈依了天主教，这样的好势头都得益于语言流利的邱良厚修士。”[8]229

这一时期南昌地区受洗的天主教友，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唐·若瑟（Don Gioseppe）,于1604年12月17日受洗。此人为当地的一位藩王，是中国第一位受洗的藩王。此外，还有一位藩王，名叫唐·伯多禄（Don Pedro），也是一位南昌的藩王，於1607年受洗[7]327，南京教案期间，为传教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详后）。藩王的受洗对于江西地区的教务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藩王的入教对于当时的传教事业来说无疑起到了很大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江西地区儒生和佛教徒众多，是江西地区最为主要的反教势力，而受洗的藩王往往会凭借其政治地位，给传教士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庇护。

1617年2月4日，时值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发布了驱逐耶稣会士的命令，并安排官员押送他们前往广东，此命令同时转行礼部和都察院[8]426。命令传达各省之后，王丰肃（Alfonso Vag⁃none）、谢务禄（Álvaro Semedo）等人被南京官府收押，但绝大多数的传教士纷纷逃离原有住院，前往杭州教友杨庭筠的家中避居（如郭居静、毕方济、龙华民、史惟贞等人）[16]，另有一小部分避居南雄（费奇规）[8]313-314和北京（倪雅各、游文辉）[1]169等地。相比以上几处地区的动荡，以往反教活动颇为频繁的江西省，在这段波云诡谲的反教时期里却显得格外平静，并未出现逮捕传教士的情况，与全国各地传教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或与当地官员和藩王的庇护有很大关系。

(二)罗如望主管南昌住院

1609年，在南昌传教5年的李玛诺调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骆入禄因病同回澳门。由于此时南昌住院的传教士仅剩邱良厚一人，因此罗如望（João da Rocha）神父由南京被调至南昌，主管南昌教务[1]67。不久，黎宁石（Pedro Ribeiro）[8]283和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③（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53页称史惟贞于1613年抵达南昌，传教两年。神父也相继抵达了南昌。

继何氏之后，斯德望成为了建昌地区第二位天主教徒，积极传播天主教义。此处提到斯德望的叔父是一位“退休的大臣”①《建昌府志》选举表中，自嘉靖至万历间进士及举人姓“万（Vam）”者，唯有隆庆四年（1570）举人榜万煜、万邦献、万民华三人。就现有文献来看，并没有此三人信教之记载。参见（清）孟炤修，黃祐纂：（乾隆）《建昌府志》，卷29，《选举》，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55页。，家族很大，自神父抵达建昌后，其整个万氏家族都接受了洗礼。

在教务平稳发展的同时，小规模的反教活动亦层出不穷。如1611年前后，南昌城突然出现了一道由某大臣起草的反教揭帖[8]283，对此，罗如望只得向这位起草揭帖的官员行贿以息事宁人。可以看出，此类针对传教士的控诉与其说是反教活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勒索。而当地士人之所以通过这类手段勒索教士金钱，应当与当时国人对耶稣会士钱财充裕的疑惑以及盛传的传教士熟知黄白术的谣言有关。如与利玛窦相交较早的徐时进就曾记载利玛窦“出入肩舆，随僮仆，冠剑甚都。去国既久，橐应垂，又恭谨无旁入”，因而“人乃疑其有黄白术”[9]。终明一代，这种传言始终不绝于耳。

这一时期，类似的指控事件层出不穷，包括一位藩王对耶稣会士的指控：

在省城南昌的神父们已经在自己的房屋里居住五年了，他们从一位藩王（Vam Fú，藩府）手中买下的这个房产，而藩王是在中国用来称呼皇帝的亲戚的。因为这个人想要更多的银两，便向官员递交呈请书针对神父们，在这上面全都是他贪婪的谎话。因为这个原因，邱良厚修士来到这里。有一天，这个藩王带着他的随从在街上遇到邱良厚修士，他们撤下他的帽子和外衣，还羞辱他。到了宣判那天，南昌教区的总管神父罗如望和在一群亲友陪同下的原告一同出现在了官府。因为这位官员受到了我们主的感召，并没有理会藩王的愤怒，做出了对神父们有利的判决，这个结果在原告们看来是非常的不公正的。

在杨万里的写意画里，这位有着浓厚文艺气质的放翁因花而醉，因醉而卧，因情而书的风神意态鲜活灵动，跃然而出。

这个藩王立即放弃了他原本的打算，又指控神父们一桩更为严重的罪行，说这些神父们意图颠覆整个帝国。他把这项罪行报告给了掌管刑事的最大的官员Ngan知府（Ngan Chí Fú），此人在其他傲慢、不公正的大臣的影响下，做出了不利于神父们的判决，这件事情最终传到了巡抚（原文为Viceroy，总督）那里。他反对知府的判决，并使知府接受他的意见，最终判决如下：这些陪伴着利玛窦神父的神父们，为人平和生活安顺，一直以来都行事体面，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总督同意了这样的判决；原告也萎靡不再起事端了，南昌的传教区变得更为稳固[8]337-338。

此事件发生之时，耶稣会士已经在住院“居住了五年”，当为1613年，此藩王姓名尚不可考。对于这些士大夫和官吏的指控，传教士往往通过行贿以息事宁人，而对于政治地位更高的藩王指控其“颠覆整个帝国”，传教士得以安全度过难关，凭借的却是上级官员的支持。此处“Ngan知府”，或为时任南昌知府的汪国楠①（清）叶舟修，陈弘绪纂：（康熙）《南昌郡乘》，卷15，《职官》，康熙二年刻本，第15页称，汪国楠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期间担任南昌知府。。而最终影响南昌知府判决结果的，却是江西巡抚。此时的江西巡抚，正是与利玛窦、李玛诺等人私交甚笃的王佐[10]。早在利玛窦定居南昌伊始，知府王佐就曾经在利玛窦购置房屋时提供过帮助[2]207-210。1607年李玛诺在南昌因购置新住院而遇到当地士人的阻挠，时任布政使的王佐也予以很大的支持并平息了骚乱[2]436-444。1613年，罗如望与藩王发生纠纷时，适逢王佐由广西迁回江西担任巡抚，在这一事件上又为传教士提供了庇护。可见，在江西担任高级官吏近二十年的王佐，相继与利玛窦、李玛诺、罗如望三任会院主事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担任着南昌会院的庇护人这一角色。

（三）建昌开教

关于建昌开教的时间，前代学者多持南京教案爆发以后避居建昌开教一说。如高龙鞶称：

至1615年沈（㴶）事起，教难自南京延至南昌，但南昌情势比较缓和，官府既未参与其事，也不严厉执行禁令。神父们离城他住，院务由邱良厚修士代理，教徒的信仰仍能不失。罗如望并未离开江西，避居于赣闽交界的建昌城中李玛诺所付洗的某亲王府。不久即在建昌城中设置住院[1]67。

由于沈㴶上疏排教始于1616年，故高龙鞶此处所称“1615年”应当包括了沈㴶正式上疏排教之前所作的准备工作②何大化亦称南京教案始于1615年。关于沈㴶担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以来联合南京当地士人共同排教的筹备工作，详见António de Gouvea，Ásia Extrema，lisboa：Fundação Oriente，2005，pp.385-386.。尽管时间上有偏差，但高氏却明确地指出建昌开教是由于南昌受到了南京教案的冲击所致。费赖之（Louis Pfister）神父称：1609年如望在南昌，1616年南京仇教时，如望偕邱良厚修士避难至建昌，偕其他神甫二人匿居一教民宅[11]72。

罗如望、邱良厚此次建昌开教仅仅停留了三十五天，住在当地的教友家中，没有时间开辟会院。但建昌一行的收获却是很丰富的，在短短的三十五天之中，已经有超过120人接受洗礼，出现了两个天主教家族（另一个是马修Matheus一家）[8]345。建昌的弥撒结束后，罗、邱二人在建昌的两位年长基督徒的陪伴下回到了南昌[8]345。

以上费赖之、荣振华二人亦未提建昌开教究竟源于何时。此外，关于建昌第一个受洗的教徒，以往学者的回答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费赖之称“建昌首先授洗之人乃一姓万（Wan）者，洗名玛窦，其人先在北京试第一，入翰林，妻子父母悉皆受洗”[11]72；王治心称“南京教案起，（罗如望）偕一中国修士邱良厚避难至建昌，在建昌也曾为一名翰林万玛窦全家施洗”[13]；萧若瑟称“罗如望神父由南昌至建昌，积聚欧阳宪万家。宪万为一方巨绅，进士出身，倡首奉教”[14]。以上费赖之、王治心称受洗之人为“万玛窦”，萧若瑟则称“欧阳宪万”。可见关于建昌开教的几个基本史实，学界尚未有统一的意见。然而在何大化的《远方亚洲》中，详细记载了建昌开教之缘由和经过。根据该书之记载，我们可以获得两点与前人记载截然不同的史实。

首先，建昌开教之时南京教案尚未发生，开教是应当地基督徒之请：

有一些从省城来的基督徒劝他们说可以到省城去邀请或是找到（罗如望）神父。有十个人因此出发来到南昌，在这里停留了十五天，学习和聆听慕道者的修行课程。他们还接受了洗礼。变得心满意足。他们在询问了之后邀请了一位神父，拣选了两人作为使者，写了亲切的书信，提供了没有任何限制的花销。神父怎么能够让如此神圣的愿望落空呢？（罗如望）神父和邱良厚修士一同前往建昌府，在接受迎接时见到了这么多的基督徒和慕道者的拥戴，所以喜极而泣。他们没有将收拾神父和修士即将居住的屋舍的工作交给仆人：他们有些人打扫屋子，有些人摆放桌子，争着在这些不起眼的工作上完成的更好，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装饰了祭坛，摆放了圣像，人们在宗徒圣西满和圣犹达日③即10月28日。举行了第一场弥撒。外面传来唢呐和其他乐器的声音，但是里面的神圣气氛、泪水和安慰打败了外面的喧闹。神父看着眼前这么多新结出的宗教果实，非常的欣慰[8]344-345。

由于南昌地区教务发展迅速，不断地影响辐射周边地区，其中建昌由于毗邻省城南昌，不少基督徒来往于南昌和建昌，建昌受其影响尤为深刻。罗如望偕邱良厚赴建昌开教，正是由于受到了建昌地区居民的邀请。

其次，早在罗如望赴建昌开教之前，建昌已经出现了几位基督徒，其中第一位本地基督徒洗名为贝尔托洛梅乌（Bertholameu），而非前人学者所称之斯德望（Estevão）。

在这里开设弥撒是因为一个年长的贵族，他姓何（Hô），此人曾经前往省城做生意，并在那里接受了洗礼，取教名贝尔托拉梅乌（Bertholameu）。他在那里停留了数月，认真地学习了有关上帝的知识，并有了一定的基础。他回到建昌后成了这里的第一位基督徒，而且也是第一个向他的同乡传播上帝律法消息的人[8]343-344。

何氏（此人姓名无考）在南昌做生意时接触到了天主教并受洗，回到建昌后在当地居民团体中积极传播天主教义，是建昌最早的天主教徒和倡教者。前人学者所提到的“斯德望”，也是受到何氏影响后赴省城入教[8]344-345。

1609-1616年期间的南昌教务发展相对平稳。1612年，有110人入教[8]283，至1616年，南昌境内已经超过了1000位教友[8]428。同时，南昌地区天主教的传播还吸引了周边府县的居民来南昌学习教义[8]338。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父称：1609-1616年（罗如望）在南昌府，将葡萄牙文教礼书译作汉文，1616年在江西建昌[12]555。

尽管建昌一地的教务很有起色，但就整体来说，这段时期的教务仍显低迷。1621年，南昌、建昌二府新受洗者仅有46人，而此时的杭州府传教活动如火如荼，当年新受洗者已达1300人，上海县也增加新基督徒72人[1]196；1622年，江西新基督徒增加50人，杭州、上海等地区虽然受到了第二次南京教案的影响，但也分别增加191人和96人[1]196。

二、南京教案期间江西天主教的发展（1616-1618）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于五月至十二月间先后数次上疏排教，请求驱逐在华传教士，遣归澳门。前几份奏疏均留中不报，最后一份奏疏终获通过，并于1617年2月14日公布[1]165-167，南京教案正式爆发。

（一）江西反教势力对教案的推动

早在南京教案爆发之前，在江西地区，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反教势力就曾多次与当地住院的耶稣会士发生过冲突，前文亦有所论及。至沈㴶发动教案期间，江西地区的反教势力，同样为其提供了不小的支持。

首先，江西的反教士人为沈㴶发动教案提供了舆论支持。在沈㴶正式上疏之前，他曾在1615年前后搜集了两份证词，将这两份证词抄送给北京的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排教运动中给予帮助[8]386。这两份证词一份来自于南京教堂附近的居民，另一份就来自于南昌的士人：

万事俱备后，恶魔一样的沈大人还在家中招揽了两个证人来助自己一臂之力。有一位江西省省城南昌府的大臣，他带来了一份诽谤和不光彩的请愿书，上面表明这个城市的秀才们（Bachareis）已经和神父们对抗多年，请求大臣们能够将那里的神父们驱逐出境并且判刑。他们宣称神父们在钱财上非常的阔绰，给每一个接受上帝教义的人五十两银子（而事实上由于当时在澳门损失了许多必要的物资，在那个时候神父们的生活都很清贫），还说整个中国都要信仰他们的宗教了。最后他们以惯常施加给外国人的罪名判定了神父们的罪[8]349。

沈㴶所招徕的南昌府的大臣，此人姓名无考。在其请愿书中，提到了当地秀才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请求查办传教士。很明显，这份请愿书应该会对京城的士大夫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江西的反教书籍为沈㴶的上书提供了论据。明代中后期，南昌为江南地区的文化重镇，儒生众多，很多的反教活动都是以揭帖或者著作的方式进行。在这一期间南昌发行的反教文献，多已不存，但利玛窦的回忆录中却记载了一份非常特殊的反教书籍：

首先，他们在书中宣称，写上书诉状并非与外国人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出于书生意气，遵循中国古训，他们还历数了自古至今与中国交往的外国人在中国的种种劣迹，并称除非为外国人画地为牢，否则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更不能允许他们随意走动四处收纳百姓的子弟。为了更加耸人听闻，他们指责我们妄图凌驾于中国之上，不愿像其他来华的外国人一样受中国辖制，故而，见中国国号为“大明”，便称他们西方国家为“大西”；见中国把一国之主称为“天子”，便称他们的上主为“天主”，这就是想把他们的上主凌驾于中国的皇帝之上而妄自尊大。书中还指责我们用其他方法纪年，而无视中国的帝号；指责我们在教友家中贴上形如弓箭矛戟的文字（他们指的是写有耶稣和玛利亚名字的门符）以驱魔避鬼，这预示我们要图谋不轨。他们认为让我们留在中国是非常危险的，谁也不应指责他们为此事而担忧，因为古代很多文人也都致力于这类事情，他们也引用了一些古人的说法，他们担心我们造成的危害会一天一天地扩大，若官方在开始时不加以制止，必定后悔莫及[2]445-446。

这一反教书籍之名称已无从考证。据利玛窦称，这部书籍产生于1607年，当时李玛诺因购买新的南昌住院，与当地的士绅产生了官司纠纷，结果在布政司王佐的帮助下，李玛诺胜诉。为了洗刷官司失败的耻辱，当地某士人就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编写成一部书，刊印出版，以攻讦传教士。此书流传甚广，被分发给南昌所有的重要人物和一部分官员[2]445。但巧合的是，1616年沈㴶在参奏传教士的奏疏中，与此书的论点论据多有雷同：

1.沈㴶《参远夷疏》中称：“昔齐之田氏，为公私而量，公量小，家量大，以家量贷民，而以公量收之，以收民心，卒倾齐国，可为烱鉴；刘渊入太学，名士皆让其学识，然而寇晋者刘渊也。王夷甫识石勒，张九龄阻安禄山，其言不行，竟为千古永恨。有忠君爱国之志者，宁忍不警惕于此，猥云远夷慕义，而引翼之，崇奖之，俾生其羽毛，贻将来莫大之祸乎？”[15]47

C组(12.458±0.882)MPa，3种不同表面处理方式的抗剪切强度均达到临床要求，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沈㴶《参远夷疏》中称“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炤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辞以相抗乎？三代之隆也，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诡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者然，使愚民眩惑，何所适从？”[15]44

3.沈㴶《参远夷疏》中称“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则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义而来，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15]46

经济发展程度决定城市化水平，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促使城市空间的扩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则能够推动城市住宅、商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从而推动城市的空间扩展[29]。选取GDP(国民生产总值)和总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因子[29，30]，1999～2014年，大理市GDP从5.27亿元增加到316.65亿元；人口从49.60万人增加到66.40万人。通过计算GDP、总人口与对应阶段城市规模进行相关性分析。城区面积与GDP、总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7 8、0.919 0，说明大理市城市扩展与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经济发展对城市扩展的影响更加突出。

通过以上三处信息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份文献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我们有理由认为，沈㴶在其奏疏中，很有可能参阅了这份流传甚广的反教文献。

10月19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范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不盲目盖高楼、不拆老街区，严控房地产化倾向。

此外，除了以上江西的反教势力对教案爆发所起的推动作用外，南京地区天主教徒的不断增加，成为沈㴶上疏的直接原因。而在这其中，江西籍的天主教徒所占比例引人瞩目。据《南宫署牍》中《会审钟鸣礼等犯一案》和《会审钟鸣仁张宷犯一案》所提供的扣押的天主教徒名录来看，该名单总共24人，而江西籍人士有9人，占总人数1/3强①分别是余成元（江西）、周用（江西抚州）、曹秀（江西南昌）、游禄（江西南昌）、张元（江西瑞州）、王文（江西九江）、刘二（江西南康）、周可斗（江西九江）、熊良（江西南昌）九人。详见（明）沈㴶：《南宫署牍》，卷3，《会审钟鸣礼等犯一案》和《会审钟鸣仁张宷犯一案》，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庚申刻本，第1-11页及46-55页。。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南京受洗，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江西地区教务发展对他们受洗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南京教案期间江西境内的教务

这世上的人有很多爱，一如这世上的人有很多恨，都似乎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像波斯猫在明前茶的玻璃杯前照镜子一样，像我们固执地认为远方有一个让自己拿不起也放不下的人一样。

万历四十五年（1617），当驱逐耶稣会士的命令传至南昌时，时任南昌知府徐逄聘①（清）叶舟修，陈弘绪纂：（康熙）《南昌郡乘》，卷15，《职官》，康熙二年刻本，第15页称，徐逄聘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期间担任南昌知府。召见罗如望，向他耐心地解释了朝廷近日下达的驱逐令[8]428。但江西的官吏并未严格执行朝廷命令，没有派遣官吏押送南昌会院的传教士赶赴广东，反而表现出对神父的同情，但限于皇帝的法令，只得要求传教士离开南昌。据何大化记载，当时“他们都认为这道驱逐出境的命令对于神父们来说并不公正。……南昌的大臣们建议神父们不要将皇帝的诏书公开，还建议基督徒们不要有任何对抗的行为，让他们的生活一如往常不要有任何的改变”[8]428。高龙鞶亦称：“南昌府处理此案，更加和缓。南昌官府对于沈㴶的仇视教会，毫不关心。”[1]169此外，在沈㴶的上疏中，我们亦可观察到当时江西保教势力的影响。沈㴶之疏章，仅点名揭发了两个地区的传教士：“不谓近年以来，突有狡夷自远而至，在京师则有庞迪我、熊三拔等，在南京则有王丰肃、阳玛诺等，其他省会各郡，在有之”[15]43。此处所指之“省会”，唯有杭州和南昌。杭州的传教士有杨廷筠的保护，而南昌的传教士则多得当地藩王和高级官员的荫庇，因此沈㴶在上疏中不便明言[1]156。

当时南昌会院有神父二人，修士一人，分别是住院院长罗如望、神父黎宁石和修士邱良厚[8]428；448，另外，史惟贞此时也经常来往于南昌和杭州之间[1]152。鉴于全国反教形势的日益高涨，罗如望决定携黎宁石和史惟贞前往新近开教的建昌府，那里已经发展了四百多位基督徒。将华人修士邱良厚留在南昌，以安抚当地的一千多位基督徒[8]428。

南京教案期间，随着神父的撤离，南昌的教务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但也为建昌天主教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自驱逐传教士的诏令颁布以后，建昌的基督徒就非常热情地邀请神父来建昌传教。

在江西仅次于南昌的第二大城市建昌，这里的基督徒们尽管没有同神父在一起，但听说了皇帝的命令后就非常关心神父们，他们就给住在南昌的神父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来到建昌。因为无论沈大人引发的风暴有多么的疯狂，这里都更加的安全和平静。神父们接受了这些基督徒的好意。神父们抵达建昌，发现每位神父都被安排了书房。他们还给神父们准备了护卫和挡板。所有的基督徒都参加弥撒、告解，聚集在一起，按时修习，无论自己是在家中还是在田地中，都遵从在教堂里面的礼仪，而其他人并不知道神父们目前就在这座城市[8]446。

这是罗如望自1613年左右建昌开教以来，第二次来到该地。由于建昌尚未建立住院，所以罗如望、黎宁石、史惟贞三人只能居住在当地信徒的家中。建昌早期入教的基督徒，如万德望及其亲属，也在这段时期积极为教会奔走。如1617年庞迪我、熊三拔二人所写的辩教奏疏《具揭》传至建昌后，万德望与其兄弟万马蒂亚（Mathias）随即抄写了许多份，发给建昌城内的士大夫及居民② Da Christandade da Provincia de Qiam Sy，BAJA.49-V-5.。对于斯德望邀请罗如望来建昌之事，曾德昭亦记载道：

罗如望神父及另两名神父，他们已离开江西的省城南昌，退居到同省的建昌，在那里他们受到一个叫斯提反（Stephen）③原书翻译自英文版。此处英文斯提反（Stephen）即为葡萄牙文斯德望（Estev?o）之变形。的出生贵族的基督徒的访问，他是该地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名曼达林之子，曼达林本人后来归信了基督教。神父们一到那里，就受到所有基督徒慈爱般的接待，被安置在靠近城墙的一所房屋，他们称之为书院，有一套寓所，包括四间寝室及供他们专用的厨房，还有一间相当大的可作为礼拜堂使用的厅堂，开始的时候，到这里来的只有主人全家，全是基督徒，后来，他们异教亲属和最熟的友人，也去访问，并有一个或两个信了教，他们又引进别的人[17]271。

南京教案期间，建昌府的天主教传播逐渐由城内扩大至周边乡村。1618年，建昌城外有一谭（Tém）姓村落，该村70余人全部受洗。还有另一个村，其中一户居民的女儿得病，在一位基督徒医生的治疗下康复，全家后来一同入教④Da Christandade da Provincia de Qiam Sy，BAJA.49-V-5.。

在建昌教务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南昌仅有邱良厚修士一人，所以南昌的传教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当地教友的宗教热情却一直不减，自发地组织宗教活动。这一时期最为积极的教友，当为1607年由李玛诺施洗的唐·伯多禄：

2.3 特色的身体文化传承 作为身体运动形式之一的峨眉武术，不仅拥有显著的地域人文特色，而且还拥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显著文化标识、思维意识（坚韧不拔）与行为意识（尚武崇德）。由于峨眉武术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人，峨眉武术文化的发展的载体也是人，习武之人不仅要学习其相应文化知识，还要动用身体，模仿并掌握其技术的外在形态，所以人在峨眉武术传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南昌的）基督徒们还是因为自己的牧羊人的离开而感到悲伤、流下热泪，向我们的主发出祈求和慨叹。唐·伯多禄也不甘示弱，他以自己的高贵的皇家血液以及对于天主教的虔诚而闻名：他将自己府邸当中最好的一个房间作为小教堂，挂上了圣像，他命人告诉基督徒们，不用担心和惧怕，他们仍然能够庆祝节日和礼拜日，而所有的危险都将由他承担。有着这样的信任，人们渐渐地消除了自己的恐惧，毕竟皇帝的诏书中对于神父们的命令并不是杀害，而仅仅是将他们驱逐出境，他们判断保持原样是比接受诏书的安排被驱逐出境更好的选择，因为能够不放弃如此之多等待救赎的灵魂[8]428。

在罗、黎二人离开、邱良厚匿居的这段时间，南昌住院几近废弛，唐·伯多禄就主动出面带领南昌信众在自己的藩王府中开设小教堂，与众人一同礼拜。大概1617年左右，随着反教风暴的渐渐平息，在唐·伯多禄的保护与帮助下，罗如望再次返回南昌府：

尽管神父们才离开几天，南昌的基督徒就已经开始想念神父们，希望他们重返南昌了。尽管南昌基督徒的愿望越发强烈，建昌的基督徒认为南昌还没有恢复平静和稳定，因此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唐·伯多禄；唐·伯多禄因为自己的虔诚和血统，而深受大家信赖，被大家询问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唐·伯多禄给神父们写信，邀请他们住到自己的家中，还为神父们提供仆从和生活所需的物资[8]446-447。

在唐·伯多禄的邀请和保护下，罗如望前往省城南昌，到伯多禄家中居住，黎宁石留在建昌处理教务[8]447。在1617-1618年间，罗如望多次来往于南昌和建昌①Da Christandade da Provincia de Qiam Sy,BAJA.49-V-5.。

三、启祯至明清鼎革时期江西天主教的发展（1619-1648）

（一）江西教务暂入低谷

自1617年以来，江西的传教士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安排上的变动，几位传教士陆续离开。教案期间居住江西的罗如望、黎宁石和邱良厚三位耶稣会士，先后离开江西。

(2)高耦合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型(H—H)。包括鼓楼区、台江区、马尾区和长乐市。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处于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呈现出相互扶持的发展状态，在不断的磨合中逐步走向适应。

1621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自罗马返华，携曾德昭（Álvaro Semedo）北上，五月抵达江西[12]681，在南昌遇到了罗如望，并考察南昌与建昌的教务。同时，将从罗马带来的书信交予罗如望，书信中委任罗如望接替龙华民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1]116。几乎在同一年，在江西传教12年之久的罗如望离开了南昌，赴漳州、嘉定和杭州视察教务，1623年在杭州去世[12]555。

1617年后，黎宁石尚在建昌[8]447。据1621年金尼阁、曾德昭在杭州发出的教务报告称，此时黎宁石已经在杭州、上海地区传教[1]197。可知黎宁石离开江西当在1617-1621年间。

1617年，已在江西传教13年的邱良厚，离开南昌前往杭州。南京教案期间，耶稣会北京住院受到很大的冲击，庞迪我、熊三拔被逐，耶稣会士只得暂居教友家中。为了保住耶稣会在北京最后一点教产，1617年，龙华民命令在杭州的华人修士邱良厚赶赴北京，守护利玛窦墓园旁边的救世主教堂② Das Missões,Que desta Caza se fizerão a algumas Provincias.Primeiro das de Pekim,e Hô nân,BAJA.49-V-5.。

根据1621年的傅汎际（Franciscus Furtado）记载，当时的江西省共有两位神父和一名修士③Da Christandade da Provincia de Qiam Sy,BAJA.49-V-5.。这两名神父其中一位可能是尚未离开江西的罗如望，另一位可能是往返于江西和江南的史惟贞，修士或为游文辉（Manuel Pereira）或石宏基(Francisco de Lagea)④据（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所引金尼阁、曾德昭的教务报告书《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au royaume de la Chine dès années 1621 et 1622》(1622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修士共五人，包括邱良厚、黎伯度、游文辉、石宏基、法类思（Luís Faria）。报告书上显示，当时邱良厚在北京，黎伯度在杭州，其余三人不详。据班安德《Itinerary of Journey through China,1628-1629》（1628-1629年的中国纪行）称，1629年4月7日，耶稣会巡视员班安德抵达江西时，在南昌见到了游文辉，在建昌见到了石宏基。详见Liam Mat⁃thew Brockey,The Visitor：André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40-246.。

又据1622年金尼阁、曾德昭所写教务报告书，此时全国共有神父17人，修士4人，江西地区的神父仅有史惟贞一人，并来往于江西、扬州、南京三地传教[1]197。至1628年，史惟贞仍时常在江西活动，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底，史惟贞在从江西赴湖广的路上被人绑架杀害[18]243。

随着罗如望等三位传教士分别转赴教务更为繁重的地区，江西教务鲜有教士管理，甚至当时神职人员多住在建昌，南昌住院在一段时期内无人居住，几近荒废①Da Christandade da Provincia de Qiam Sy,BAJA.49-V-5.。尽管如此，南昌府华人基督徒社群宗教热情却十分高涨，维系这种纽带关系的依然是藩王唐·伯多禄。1622年，遵照徐光启和李之藻的指示，派张焘前往澳门交涉，然后由葡萄牙派遣七名炮手和其他的随从人员及翻译共24人，赴北京抗击后金，他们於1622年11月底离开澳门，次年年初抵达南昌，受到了当地基督徒的热烈欢迎。据何大化记载：

总而言之，水产养殖中的药物滥用问题屡禁不止，水产品食用安全问题频繁发生，与我国的水产动物用药研究基础薄弱、科学用药方法的缺乏、养殖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立足实际，追本溯源，不断强化我国的基础用药研究，加大科普宣传教育的力度，强化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控力度，大力推行健康的养殖技术，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的追溯制度，为水产养殖用药建立完整的引导—监控—追责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提高水产养殖用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保障水产品的食用安全，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当读者在头脑中对这首诗进行精细复述时，lover这个词在译者的先验里应该与美好的爱情有关，这就会抑制读者关于“dream”噩梦、梦魇的相关联想，只会激活其梦或者梦想的概念。“drive”可能激活开车、驾驶、驱赶、发动等动作，但与后面的“orioles”会为译者提供物体的背景情景来帮助判断所要提取的意义，在此处要选取“驱赶”之意。以此类推，根据上下文提供背景的模拟运演，本诗构建出的情景模型是一位少女正在梦中与自己的心上人约会，不料被枝头啼叫的黄鹂鸟惊醒，尽管鸟儿歌声动听，但打断了少女与情人的约会。通过这一心理过程读者理解的诗的主体是少女思念情人。

最高兴的是基督徒。该城众多的基督徒紧盯着葡萄牙人，不允许异教徒靠近，将他们视若圣物，不宜触摸。具有皇室血统的唐·佩德罗走在最前列。他带着许多亲人来探望葡萄牙人，大摆宴席，唯一的目的就是端详他们。作为基督徒，唐·佩德罗未履行任何中国礼仪，他让妻子唐娜·玛利亚(Dona Maria)、女儿及儿媳在一内厅中拜见葡萄牙人。这些妇女都是基督徒，为人谨慎，彬彬有礼。她们在头上划着十字，以示因为是同道人，他们才有幸见到她们。此事不同凡响，葡萄牙人倍感珍惜并赠厚礼致谢② António de Gouvea，Ásia Extrema，译文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第78页。。

此处之“唐·佩德罗”，当即藩王唐·伯多禄，他能够率领自己的亲属和众多的南昌基督徒在公开场合欢迎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这也可以反映南昌的传教环境已经逐渐宽松。

然而，江西地区的传教重心已经逐渐转向建昌。1621年曾德昭抵达建昌考察教务时，见到了此时的建昌教务已日渐成熟，同时还将传教地区扩展到相邻的福建省：

该管线外输天然气气质每年定期进行分析。图7以2014年度为例，分别给出了上游集气总站和下游门站的H 2 S、CO2含量以及水露点等参数的变化情况。油田外输天然气为二类净化天然气，按照GB 17820-2012《天然气》的规定[18]，其ρ(H 2 S)应≤20 mg/m3，但从图7(a)可看出，集气总站出站时的H 2 S含量多次出现超标现象，最高超标可达11倍。而到下游门站含量恢复正常。CO2含量总体符合GB 17820-2012的规定，偶尔出现超标现象，但超标幅度不大(见图7(b))。

这个基督教会一点点发展，两年后（1621）我到那里去时，他们在圣日做弥撒，有乐器伴奏，集合了相当多的基督徒。奏乐的是基督徒的儿子,其中有文人，而最优秀的人物，有一次四人穿上他们袍子在弥撒上服务。这是我在那里看到的。现在已有一处良好的驻地，及众多而且受到充分教导的基督徒。接境的漳州省（Province of Chincheo）有两座教堂附属于它，每年这里的神父都去那里访问[17]271-272。

南昌住院建立于1596年，是耶稣会进入江西后建立的第一座住院，也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三座住院。1595年6月27日，利玛窦自南京返回南昌，途中结识了一位江西的官吏，在这位官吏的邀请下，利玛窦到他朋友的旅店中租住。次日正值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瞻礼日，利玛窦第一次在江西做弥撒，是为江西天主教之开端[2]209。这一住院很可能就是江西铅山人费元祿所记载的“余见其僦居徐孺子祠畔，直造其室，故自文雅风流”[3]。“僦居”即租住之义，费元禄面见利玛窦时，利氏尚在城内租住房屋。徐孺子祠，又称徐祠或者孺子祠，是纪念东汉经学家“南州高士”徐稺（徐孺子）的祠堂，该祠堂在明代位于南昌城内[4]。不久，利玛窦又辗转居住在城外韶州同知李春和亲戚的家中[2]198-201。随着1595年12月底苏如望（João Soeiro）和黄明沙（Francisco Martins Houang）抵达南昌，原有租住的住宅已无法满足居住需求，所以利玛窦在江西巡抚陆万垓的支持下，于1596年花60两买下了位于毗邻布政使衙门的一所宅院作为耶稣会士的住院[2]209。

1625年前后，费奇规在建昌建立了一个名为“玫瑰丛”的基督教团契，组织教徒诵读《玫瑰经》，每礼拜六持斋，每月忏悔两次。费奇规特意叮嘱教徒每三人一组来礼拜，以免引发官府对教徒群体壮大的猜忌③Casa de Kien Cham,BAJA.49-V-6.。

何大化在其《远方亚洲》中，并未说明此次开教的时间。但《远方亚洲》的编纂体例，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书写，建昌开教的记载来自第十五章《罗如望神父完成了建昌府的第一场弥撒和开教》，位于第十四章《在官员朋友们的支持下南昌的事情有了好转》（即上文1613年与藩王的官司）和第十六章《从首府杭州到上海传教，以及天主教首次进入了处州》（此处明确地记载为1613年[8]349）之间。故可推知，此次建昌开教应当在1613年前后。

（二）江西教务的恢复发展

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找不到1626到1627两年间江西地区天主教教务发展的具体情况，但到1628至1629年时江西的教务开始逐渐恢复，这从传教士和教友数量的增长上面就可得到体现。

1629年4月7日，耶稣会巡视员班安德（An⁃dré Palmeiro）在修士丘良禀（Domingos Mendes）的陪伴下抵达南昌，在住院中首先见到了副省会长阳玛诺（Manuel Dias Jr.）和修士游文辉（Manuel Pereira）[18]240。4月14日，班安德前往建昌巡视教务，此时的建昌，已经有了住院神父和修士各一人，分别是费奇规和石宏基（Francisco de La⁃gea）。也就是说，江西的两个住院都已经有了住院神父和传道员。当时全国共有17位神父，4位修士[18]240，江西地区的住院神父和修士的数量已经占据了其中的1/5。

同时，新入教者数量的增长也较之前有了很大改观。1629年，南昌新受洗的基督徒数量超过100人[18]245。建昌的教务进展更为迅速，1628年新受洗的基督徒达140人，至1629年4月15日，当年的新入教者已有54人，另有30人等待受洗。整个建昌府，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过1200人的天主教群体[18]246。

1.南昌住院

自1629起，南昌地区的传教工作开始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继阳玛诺1629年随班安德离开南昌后，曾德昭于1629-1630年间抵达南昌，开始主持当地教务④（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页称曾德昭1630年间在南昌；（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610页则称曾德昭在南昌时间为1629年。。曾德昭主持住院以来，南昌地区的教务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府县：

我住在江西省首府南昌时，我们有一座教堂和房屋。有次一个基督徒从另一城前来，为的是跟我谈他的良心及有关灵魂方面的事……约一月后，他邀我前去，因为有撒网的机会，我到达当地，他没有足够大的房子接待前来跟我谈话的人们，因此我住在中国人叫做祠堂（Zutham）的一所房屋内[17]288。

此时，主持江西教务的阳玛诺、曾德昭等耶稣会士，依然传承着历任住院院长利玛窦、李玛诺、罗如望等人所惯行的传教策略，即与江西境内的高级官员维系良好的关系。曾德昭赴周边府县传教之时，曾遭到当地府学官员的控诉，并被带到了当地的同知面前。曾德昭称：“我住在省城，和总督及其他有地位的曼达林是朋友，我宣讲的教义，并非秘密，在京城公开传布”[17]288。为此，该同知便为曾德昭提供了一个临时住处，供他在那里借宿。《大中国志》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并未提及时间，根据该书先后记载的其他事件，可推知此事当发生在1632年前后，此时的江西巡抚为魏照乘①（民国）马子宽修，王蒲园纂：（民国）《重修滑县志》，卷5，《艺文》，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第10页称魏照乘于崇祯元年（1628）七月初三日上任江西巡抚。或解学龙②（清）于成龙修，杜果纂：《（康熙）江西通志》，卷9，《城池》，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6页称崇祯壬申（1632），时任江西巡抚的解学龙曾经修筑宜黄县城墙。。

1630年，葡萄牙军官公沙·的西劳（Gonçalves Teixeira）与耶稣会士陆若汉（Jõao Rodriguez）编成400名葡人队伍，携带大炮10门，自澳门北上帮助明朝抵抗后金。在这一队葡萄牙远征军中，还混进了5名耶稣会神父，分别是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方德望（Etienne Faber）、林本笃（Bento de Mattos）、聂伯多（Pierre Canevari）、金弥格（Mi⁃chel Trigault）。队伍行至南昌，忽然收到终止前进的命令。除了公沙·的西劳等少数人前往北京外，其余官兵均奉诏返回澳门[1]223。在这5名耶稣会士中，谢贵禄留在了南昌住院，在其他教士的帮助下学习中文[1]320，由此开启了他今后长达18年的南昌传教工作。

由于谢贵禄加入南昌会院，从南京返回南昌的副省会长阳玛诺便有机会去巡视其他地区的教务，至迟于1635年，阳玛诺和曾德昭均离开南昌③（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称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于1633年圣诞节前几天抵达南昌，受到阳玛诺的接见。（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12页称1634年阳玛诺在南昌；同书第202页称，1633年曾德昭在江西；而1636年中国附省年信中称南昌会院只有谢贵禄一人。详见Residencia de Nâm Chã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1637 Nov.20),BAJA,49-V-11.。据1636年年信，南昌住院仅有谢贵禄神父一人④（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称当时南昌住院院长为曾德昭，此时谢贵禄正在学习中文；然据（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页和（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610页均称1636年曾德昭已经被作为副省司库派往罗马。，但传教工作却进展得非常顺利，当年新增基督徒达550人之多，较1629年之新增人数增长4倍⑤ Residencia de Nâm Chã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1637 Nov.20),BAJA,49-V-11.。

至1643年，南昌新增教徒220人⑥ Residencia de Nân Chá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BAJA,49-V-13.，而南昌会院的住院人数达到自1608年以来的最高数：包括阳玛诺、费奇规、谢贵禄三位神父以及陆有机（Manuel Gomes）一位修士，如果再算上1643年刚刚离开南昌住院的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那么1643年居住在南昌住院的共有五位教士之多。其中，费奇规避居南昌住院是由于建昌的反教活动⑦ Residencias de Fô chêu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Fô Kien,BAJA,49-V-13，陆有机由绛州避居南昌则是由于北方战乱[12]276。

1643年，在南昌地区的基督徒群体中，他们还组建了两个基督教教友团契，分别是圣母教友会（Nossa Senhora）和慈善教友会（Piedade，或称仁会Misericordia）：

这里新起了两个教友会，一个是圣母教友会（Nossa Senhora），教友会会员们怀着最大的虔诚和热忱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另一个是慈善教友会(Piedade)，或者称仁会（Misericordia），对穷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大有裨益。

教友会每个月都举行活动，发放救济金，并且严格按需分配。今年这样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武装斗争在该省的重新兴起，造成粮食短缺。而宗主国又连发火灾，其中一些是自然因素，还有些就是士兵们的人为造成，这比起起义者来说更加糟糕。这些事情祸及到了一些基督徒，有些人的房子被烧毁了，但幸而获得了好心人的救助① Residencia de Nân Chá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BAJA,49-V-13.。

这些教友团契组织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时局动荡对当时南昌居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又表明南昌地区天主教组织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2.建昌住院

与南昌相比，这段时期的建昌天主教的发展却沉浮不定。据费赖之神父记载，1630年，曾有努纳爵（Ignace Nuñez）神父一人，在建昌府学习中文[11]72。1633年12月16日，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在赴南京的途中抵达建昌，受到费奇规的欢迎。费奇规留他住了几日，并在教堂举行了弥撒[19]。另据1636年中国年信称，建昌住院有费奇规和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两位神父及一位修士② Residencia de Nâm Chã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1637 Nov.20),BAJA,49-V-11.，此修士可能是1629年与费奇规一同在南昌传教的石宏基。郭纳爵于1637年前往山西[12]157。

1636年，建昌的新教徒超过100人③ Residencia de Nâm Chãm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Kiam Sì(1637 Nov.20),BAJA,49-V-11.，这数字与1629年相比有所下降。自1613年罗如望建昌开教，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建昌府始终没有建立教堂，这种情况直到1630年才发生改观。据费赖之称，1630年，费奇规在南昌建筑教堂一座[11]83。曾德昭亦称，1629年前后江西地区建立了一所新教堂和房屋，“位于该城最繁华的街道”[17]285-286。关于这座教堂，中文典籍亦有记载：

天主堂：在黄家岭，天一山下毗连。前朝历有西儒驻札。顺治戊戌年重新鼎建，康熙十年，奉□□旨特命西儒驻堂焚修[20]。

根据康熙《南城县志》记载，此教堂“前朝历有西儒驻札”，位于黄家岭（即今日抚州市南城县将军岭），直至康熙时期仍在使用。此教堂于雍正二年（1724）毁，改建仓屋[21]。

据孟儒望（João Monteiro）写于南昌的年信记载，到1637年，建昌地区此时的传教速度很快，费奇规的足迹已经遍布“7座城市和众多的村庄”④Residencias de Kien Cham na Provincia de Kiansi,BAJA,49-V-12.。1637年后，建昌住院遭受到了开教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导致神父费奇规被逐：

何大化先去走访了建昌的基督教徒们。这里的基督教徒是由旧时的传教士费奇规神父花多年心血培养的，都十分虔诚。由于该城有一文官特别害怕和尚或是其他宗派人士，费奇规神父被驱逐出境，但每年都会有人来看这些基督徒，不管是神父亲自来或派讲授教义者前来，至少费奇规神父在用心地照看着他们⑤ Residencias de Fô chêu Metropoli da Provincia de Fô Kien,BAJA,49-V-13.。

由于建昌城内某官员（此人无考）的排挤，费奇规被逐出建昌，教堂也被占用，自此至明亡，兴盛一时的建昌住院不复存在⑥ Missoens que o P.Julio Aleni V.Provincial da China nas partes do sul fes a Cidade Kién Chan,e Taí Nim,BAJA,49-V-13.。从此，建昌的公开传教活动转入地下，间有神父潜入建昌安抚信众。

（三）江西教务从衰微到消失

1643年起，随着张献忠农民起义部队向南推移，江西形势日益严峻，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时，张献忠已攻陷江西所有郡县[22]。至崇祯十七年（1644）春，张献忠部与明军左良玉战，大败，遂率军从楚入川[23]，江西形势稍有缓和。在这动乱时期，城内百姓和建筑不断受到驻军的侵扰，而耶稣会南昌住院却得以幸免，这与一位在明军任职的刘（Leû）姓将军有关：

暴动兴起的时候，有近一千名士兵看守着南昌，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损失：这些人抢劫、毁屋，无恶不作。房子的门窗基本都被烧毁，尤其是木质的那些。还好我主庇护，在一位名姓刘（Leû）的将军(Generalissimo)的保护下，教堂免受灾祸。刘将军和神父及修士的关系很好，他在教堂门前贴了一张告示，命令所有的士兵和将领都不得进入这座圣主的房子。并且还声势浩大地为教堂题词，这里的人叫做牌匾，写了四个汉字赞美我主和上帝法则。这在中国来说是很高的荣耀和价值，于是士兵们再蛮横也不敢打教堂的主意。于是教堂就免遭了这些人的毒手，但那些达官贵人的房子，和尚的寺庙和道观等等就不能幸免于难了① Residencia de Nan Chám,BAJA,49-V-13.。

这位与传教士交好的刘姓将军，还曾派遣军队护送从澳门返回南京的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这位刘将军对我们的事情非常了解，他知道毕方济神父回了澳门，于是在毕方济到达南昌的时候，便遣人去请，以礼相待。甚至派了两支战船，载着满满的士兵和将领护送神父回到南京。因为黄河领域近来盗贼猖獗，希望这样能保护神父免受盗贼侵害② Residencia de Nan Chám,BAJA,49-V-13.。

或许是由于兵燹丧乱使人们寻求精神上的庇护，抑或是看到传教士得到军队的庇护以求自身平安，这一年南昌及其附属城镇新受洗的人数达到了230人③ Residencia de Nan Chám,BAJA,49-V-13.。

至1645年年初，副省教区长艾儒略由福建抵达南昌，等待从澳门寄往南昌的信件和薪金。然而此时澳门通往南昌的道路已经因战争而阻断。由于交通断绝以及清军对南昌的围城，自1645至1648年，一连三年中国各传教点未能得到任何来自南昌的澳门传教物资供应④Annua da Vice-Provincia da China de 1648,ARSI,Jap-Sin.122.，导致中国传教团面临巨大的经济窘困。

1645年5月，艾儒略收到清军将要进攻南昌的消息，于是决定由谢贵禄和陆有机二人驻守南昌，而年迈的艾儒略和阳玛诺则驱船前往建昌，居留两月后，由于形势的恶化，二人退回福建⑤ Missoens que o P.Julio Aleni V.Provincial da China nas partes do sul fes a Cidade Kién Chan,e Taí Nim,BAJA,49-V-13.。

随着战势愈演愈烈，江西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战争之中，南昌、建昌的教务几乎无法开展。然而自1645年起，天主教却在位于闽赣边境的江西山区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前来开教的神父并非来自南昌或建昌，而是来自福建建宁住院的瞿西满（Simão de Cunha）：

神父拜访了位于江西边境的一个叫Çum Ngañ的村庄，那里是由一个名叫托梅(Thomé)的基督教徒官员管辖，他一再要求神父前来，尤其是他的妻子露西亚(Luzia)十分盛情的邀约，露西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是她出生地杭州教区的教徒。最后神父应邀而去，他在几个大宫殿热情招待了神父。在前厅，也是最大的一个厅建起了神坛，摆放了一幅救世主的画像，许多人赶来围观，其中有两个资深的基督教徒，他们向在场的所有人讲解了神像和圣经。尽管成果并不像神父所预计的那样，交谈也没有计划的那么多，仍然总计有20人受洗，而其中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此外他们还商议了建设教堂的事情，然而因为临近的鞑靼人的骚扰，工事一直未能进行，被推延到了更加和平安宁的时期⑥ Rezidencia de Kién Nim Fú com suas annexas,BAJA,49-V-13.。

瞿西满于1645年首次进入江西传教，来到一个叫做“Çum Ngañ”的村庄，此村庄之名称已无法查证。关于Çum Ngañ的位置，几份年度报告均没有提及。由于瞿西满属毗邻江西的建宁府住院，查明代江西舆图，距离建宁最近的江西辖区便是建昌府。在瞿西满抵达该地之前，当地已经出现了托梅一家这样的基督教家庭，由此更足以证明此地应当位于既有的天主教辐射范围之内，这一村庄很有可能位于建昌境内。1645-1648年期间，瞿西满几乎每年都会去Çum Ngañ传教⑦Residencia de Kién Nim Fú,ARSI,Jap-Sin 122;Residencia de Kién Nim Fú,Tim Chéu,Xaò Vù e outras Christan⁃dades annexas,ARSI,Jap-Sin 122。

进入1646年，江西迎来了自开教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浩劫。在两年之内，南昌教堂被焚，谢贵禄、梅高两位神父和陆有机修士被杀⑧关于殉教会士姓名及殉教的时间，以往学者观点不一。（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77、289页称谢贵禄、陆有机、梅高三人于1647年在江西附近被清军杀害；（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则称殉教三人为谢贵禄、梅高和陆有机，在1644年被张献忠杀害；（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211页称被杀害的三人为谢贵禄、梅高和郭玛诺，时间是1644至1648年。。至1649年，江西已无传教士的踪影，江西的教会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① Residencia da Metropoli F?Chéu,BRAH,Legajo 4,Número 64,Tom.14.。

江西的住院在1646年遭遇火灾，教堂的第一层被烧毁，但传教士此时并无伤亡：

江西的房屋与教堂是由谢贵禄神父及修士陆有机驻守，在那里有许多事务。最大的事件是火灾，火灾烧毁了省会的大半部分，教堂的第一层也被烧毁了。省教区长（艾儒略）已经很久没有那边的消息了，于是特意命一个男孩带着银两的补贴和红酒去参加弥撒，男孩到了庇护所，看到神父和教友安然无恙，于是带着他们的信件回来了② Residencias de Nan Kim,Chê Kiám e Kiám Sí,BAJA,49-V-13.。

在1649年的年报中，真实而详细地记载了三人殉教的始末：

江西驻地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三个人去世了：谢贵禄神父，住院院长；梅高神父，从北京到此并准备去澳门寻找神父和支援；以及陆有机修士。在这个省份向鞑靼人投降后，位于省会的总督曾号召全省起义。但由于都是些没组织没根基的暴动，这里很快就臣服于鞑靼人的残酷屠杀之下。鞑靼人大军杀到，包围了省会南昌，总督的兵马都非常勇猛，他们奋勇抵抗长达一年之久。那时候，城里的米价从本来的一帕塔卡涨到了80克鲁萨多，百姓几乎都饿死了。因为没有粮食，士兵们最终放弃了城池逃难去了。带着兵器和火把的鞑靼人进了城，不放过任何一个活口。那时在教堂的陆有机修士去世了，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屠杀。没有人活着出来，也无从考证死因。

神父们在大军杀到之前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庄，住在一个文人基督徒家里。鞑靼人在全城设下包围圈搜寻粮食并滥杀无辜。他们找到神父，梅高神父还是个少年，几乎是立刻就被割下了头颅。对谢贵禄神父，他们则是对他数次施以火刑，逼迫神父交出银子。最终神父被折磨得半死，释放后几天就往生了。

陆有机修士同神父的侍从们一起悄悄地到鞑靼人的地方，把神父们的尸体转移了出来，放入他们的棺材中，并埋在了村里的一个山头上。就在他们即将出发往南京或是北京逃难的时候，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修士被三个鞑靼人追杀致死。他们走了，在传教团最缺乏人力的时候，我们又牺牲了三位优秀的人才③ Residencia da Metropoli F?Chéu,BRAH,Legajo 4,Número 64,Tom.14.。

关于此次清兵围城，年信称原因是由于投降清朝的总督再次反叛，结合史实我们可知，此总督应该就是先投降清朝，后倒向永历政权的金声桓。此次反叛行动始于1648年正月，三月中旬金声桓攻打赣州不果，退回南昌，七月十日清军围攻南昌。1649年正月十九日，南昌城破，清军屠城[24]。

据年信记载，谢贵禄和梅高二人去世时间是在“大军杀到之前”，即南昌城破之前就被清军杀害。虽年信未注明其二人殉教时间，我们从中文资料中亦可推知大概。据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称，顺治五年（1648）九月三十日“省城各门投出百姓有三四十者，有五七十者，有百余者，俱出投降。拿到谭固山面前审毕，发与众家男妇不留，俱杀讫。十月初一日，省城百姓从四门投出男妇共有三百余名”④顺治五年十月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为塘报剿杀江西逆贼情形事”揭帖，载《明清档案》第九册，A9—144号，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据此可知，在1648年南昌城破之前，的确有数股平民趁乱逃出南昌，继而为清军杀害。谢贵禄、梅高二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趁乱逃出南昌被害，时间大概为1648年。而陆有机则是在偷偷转运两人尸骸后，准备出逃之前被害，时间或为1648-1649年间。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明清鼎革的残酷战争，耶稣会长达50余年努力建设的天主教传教会在江西已完全覆亡。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江西教区1610-1649年传教状况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对“后利玛窦时代”江西教务有一个较为全面直观的了解。与其他省份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江西地区传教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就全国范围来说，江西开教始于1596年，在时间上比上海早13年，比杭州早15年，比山西早25年，比陕西、福建开教早30年。虽然开教时间远超上述几个地区，但就传教的整体成果而言，江西天主教教务的发展却较上述地区滞后。

第二，江西地区的传教活动，是利玛窦所建立的五个住院（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地区中唯一一个有明一代教务从未间断的传教区。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南京教案期间，与全国的教务大萧条相比，江西的教务不仅没有停滞，其建昌住院在地方士绅的庇护下，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第三，江西在明代中国传教地图上处于最为关键的一处地理位置，是中国大陆传教区与澳门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处交通枢纽，也是传教经费、物资和书信的集散地，同时还是来华传教士的中转站和庇护所。这一特点在明清鼎革时期所出现的一系列资料中最为明显。根据何大化等人的报告，自1645至1648年，由于交通断绝以及清军对南昌的围城，一连三年中国各传教点未能得到任何来自南昌的澳门传教物资供应，导致中国传教团面临巨大的经济窘困①Annua da Vice-Provincia da China de 1648,ARSI,Jap-Sin.122.。又如由于受到战乱影响，在北方的耶稣会士如陆有机、梅高纷纷避居江西[12]276；18。

第四，江西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发达繁盛之地区，儒生、士人群体庞大，同时儒、释、道三教氛围浓厚，换句话说，江西的文化土壤，极易培育潜在的反教势力。为了保护江西这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从利玛窦开始，就始终秉承着文化适应政策，与上层官吏、藩王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传教工作并不急于求成。这种路线被之后的几任南昌会院院长所沿袭，从李玛诺到罗如望，再到阳玛诺、谢贵禄等人，都是完全采纳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另外，利玛窦在中国期间所结交的江西士大夫，绝大多数为亲善天主教者，这也为江西地区的天主教平稳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自利玛窦时代天主教传入江西，直到明清鼎革，虽然零星的反教活动此起彼伏，但相对于江南、福建、山陕等新兴教区而言，却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反教运动，这是明代江西地区天主教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也应该与江西耶稣会士始终秉承着低调的传教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附:

1610-1648年江西境內耶稣会士一览表②本表主要参考（法）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António de Gouvea，Ásia Extrema，lisboa：Fundação Oriente，2005；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1594-1627),Macau:Fundação Macau,1999；以及藏于阿儒达图书馆的1618至1649年的耶稣会士中国年信等资料。

1 2 3 4 5李玛诺Manuel Diaz Senior罗如望João da Rocha费奇规Gaspar Ferreira邱良厚Pascal Mendes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i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中国澳门意大利1559-1639 1566(一作1565)-1623 1571-1649 1584-1640 1559-1654 1597年后，1604-1609，1620 1598和1609-1618 1607-1608，1629-1644 1604-1617 1610南昌南昌，建昌南昌，建昌南昌，建昌南昌1597年后视察南昌教务；1603-1609年任华南传教区会长，1604年起住院设在南昌，间赴南京传教；1620年携邬若望赴浙江，途径南昌。1609年起掌管南昌传教团；1613年前后赴建昌开教，停留了35天后回南昌；1616年南京教案爆发后赴建昌，后在藩王堂·伯多禄的荫蔽下返回南昌传教，期间多次往返两地。1607-1608年在南昌担任初学修士的师傅；1630年在建昌建教堂一座；1630年担任建昌住院院长；1643-1644年在南昌；1644年被逐，避居广州。1604年与李玛诺共同前往南昌；1608年成为南昌修院的初修士，居南昌、建昌十余年；1613年前后随罗如望赴建昌开教，停留35天后回南昌；南京教案爆发后，继续留在南昌传教；1617年赴北京。与林斐里、金尼阁赴南京，在南昌停留八日。序号 姓名 国籍 生卒年 活动时间 主要活动地点 主要活动

6 7 8 9 1 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林斐礼高一志（王丰肃）Alfonso Vagnone黎宁石Pedro Ribeiro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邬若望Johann Ureman曾德昭（谢务禄）Álvaro Semedo努纳爵Ignace Nu?ez颜尔定Martin Spilleben Burgent阳玛诺Manuel Diaz Junior游文辉Manuel Pereira邱良禀DomingosMendes班安德André Palmeiro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方德望Etienne Faber林本笃Bento de Mattos聂伯多Pierre Canevari金弥格Michel Trigault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克罗地亚葡萄牙葡萄牙法国葡萄牙中国澳门中国澳门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1577-1628 1578-1614 1568(一作1569)-1640 1570-1640 1584-1628 1583-1620(一作1621)1585(一作1586)-1658?1589-1629 1574-1659 1575–1633 1581-1631年后1569-1635 1588-1648 1597-1657(一作1659)1600-1651(一作1652)1594-1675 1602-1667 1610，1621 1609-1610 1610 1611-1622 1613-1617？,1628 1620-1621 1621,1629-1630；1633，1636？1630 1629 1628-1629，1633-1634，1643-1645 1621？1628-1629后1608，1629 1629，1633 1630-1648 1630 1630 1630 1630南昌，建昌南昌南昌南昌，建昌南昌南昌南昌，建昌建昌南昌南昌，建昌，抚州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1610年与龙华民、林斐里赴南京，途经南昌停留八日；1621年与曾德昭赴南昌、建昌巡视教务。1609-1610年间陪同龙华民赴南京，路过南昌停留八日。1610年与林斐理从澳门赴南京，途径南昌，居住四个月。1622年在杭州，上海。1615年南京教案爆发前离开南昌；1628年在南昌发愿；同年遭遇强盗，溺毙长江，葬于南昌。1620年与李玛诺一同抵达南昌，在数月内去世，葬于南京。1621年与金尼阁赴南昌、建昌巡视教务；1629-1630年左右在南昌；1633年在江西；1636年或担任江西南昌住院院长。1630年在建昌府学习中文。抵达南昌后在数月内去世，葬于南京。1629年与游文辉在南昌，后随班安德赴京；1634年在南昌，1643-1645年间管理南昌传教事务，期间往返福建建宁；1645年随艾儒略赴建昌，途径抚州，拜会当地士大夫；因局势动荡，同年赶赴福建建宁。1621年或在南昌；1628-1629年与阳玛诺在南昌。1608年成为南昌修院的初修士；1629年从澳门启程，跟随班安德巡视教务。1629年从澳门去北京,4月9日抵达南昌，见到阳玛诺和游文辉；1633年在江西。1630年跟随澳门葡萄牙军队北上，行至南昌诏还。在江西传教18年，遇清兵被害，葬南昌。1630年欲随葡军进入北京，途径南昌。1630年欲随葡军进入北京，途径南昌。1630年欲随葡军进入北京，途径南昌。1630年欲随葡军进入北京，途径南昌，后赴陕西。序号 姓名 国籍 生卒年 活动时间 主要活动地点 主要活动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陆若汉João Rodrigues石宏基Francisco de Lagea卢纳爵Inácio Lobo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孟儒望João Monteiro陆有机Manuel Gomes何大化艾儒略Giulio Aleni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瞿西满Simão de Cunha梅高José Estevão de Almeida葡萄牙中国澳门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中国澳门葡萄牙意大利意大利葡萄牙葡萄牙1561-1634 1585-1647以后1603-？1603-1666 1603-1648 1608-1648 1592-1677 1582-1649 1582-1649 1589-1660 1611（一作1612）-1648 1630 1629-？1634 1636-1637 1637-1639,1644 1643-1648 1643 1643-1645年1644，1645 1645-1648 1647-1648南昌建昌南昌建昌不详南昌南昌，建昌南昌，建昌，抚州南昌名为Çum Ngañ的村庄南昌1630年欲随葡军进入北京，途经南昌。助理修士，1629年前随费奇规至建昌。1636年与费奇规在建昌传教，后赴山西。1637-1639年由澳门至江西传教，后赴宁波；1644年由费奇规陪同赴澳门，途经江西。初修士，遇清兵被害，葬南昌。1643年在耶稣会南方会长艾儒略的命令下调任江西，管理南昌传教事务，期间走访了建昌等地区；后赴福建建宁传教。1643-1645年间来往于江西和福建；1645年与阳玛诺赴建昌，途径抚州，拜会当地士大夫；因局势动荡，同年赶赴福建建宁。1644年赴澳门，途径南昌；1645年由澳门返回内地，途径南昌，与艾儒略一同拜会江西巡抚。1647年由陕西避居南昌，遇清兵被害，葬南昌。序号 姓名 国籍 生卒年 活动时间 主要活动地点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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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顾诚.南明史:第16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9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