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维· 洛 奇（David Lodge,1935—）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也是享誉学术界的文学批评家。2015年初，80岁的洛奇出版了回忆录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2017年9月，中文版《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中文版译者之一，同时也是喜爱戴维·洛奇的读者之一，笔者清楚地记得拿到这本亲笔回忆录时的惊喜与阅读时的满足。洛奇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即从出生到40岁的人生经历。当他回首过往，唤醒了青葱岁月的意气风发，也流露出风浪过后的淡然满足，这种真诚坦率的态度贯穿了整本回忆录，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洛奇。

在接受BBC四台的访问中，洛奇谈到回忆录的书名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时 说，“quite”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它可以作为修饰语表示“相当”，却又含有一丝否定意味。用“quite”来限制“good”，表示“很好，但不全好”。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5年出生，意味着在战火中度过童年，特别是如果作为犹太人出生在欧洲大陆是很不幸的。但是在英国，他亲历了不同阶段的大规模社会变革，赶上了1944年的《教育法案》，在中学和大学都享受了免费教育，而且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记事的年纪。这些经历对一个作家而言又是幸运而珍贵的，对他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洛奇说自己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书名，他很满意它让人过目不忘。正如洛奇本人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小说的标题是文本的一部分——事实上，是读者看到的第一部分——因此有足够的分量吸引和影响读者的注意力。确实，“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准确地概括了洛奇前半生的经历，如其所言，有好运气也有坏运气。

在解释一些成语时，通常把这个成语的修饰成分看作名词前的形容词，如:“富国强兵”解释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军队”；将形容词的修饰对象解释为前面的名词，把“人尽其才”这个成语解释为“一个人把他的能力用尽”等等。这些解释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楚成语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而犯的错误。

在回忆录出版以后，评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有人称赞任何熟悉学界和文坛的读者都会觉得这本书趣味盎然，有人却难掩失望，认为《生逢其时》包含了太多水平在读者对洛奇的预期以下的段落，还有人借用洛奇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新书评判标准，说这本书称不上“大获成功”，也不至于“一败涂地”，而是“反响平平”。事实上，在写作这本回忆录之前，洛奇在传记领域已经大显身手。2004年，他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问世，2011年又出版了《风流才子》(A Man of Parts)。在这两部作品中，洛奇大胆探索了近年来传记写作中流行的分支“传记小说”，将事实与虚构进行杂糅，用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讲述真人真事，成功地展现了亨利·詹姆斯和H·G·威尔斯两位作家的形象。2014年，他的评论文集《写作人生》(Lives in Writing)出版，融文人传记、回忆录、文学批评和传记批评于一身，其中的两篇创作随笔《亨利·詹姆斯年：一部小说的故事》（The Year of Henry James: The Story of a Novel）和《写作H·G·威尔斯》（Writing H. G. Wells）讲述了创作的缘起、过程与体会，也可以视为自传的一种。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洛奇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却回归了最传统的传记写作，不仅在开篇追溯了家世渊源，而且采用了最朴素的编年体叙事手法，从出生一直写到40岁出版《换位》（Changing Places，1975）为止。

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对叙述机制和表达形式着迷的作家而言，这样的回归难免让熟悉他的读者感到巨大的落差。其实，就洛奇对市场的预判而言，他并非不清楚读者的口味。他总结过现代传记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传主性生活的着迷，因为性与创造力是人类文化当中兴趣永存的两大主题，甚至表示自己最初被H·G·威尔斯吸引决定写作关于他的传记小说《风流才子》，正是因为他与写儿童文学的女作家伊迪丝·内斯比特有染。在洛奇擅长的天主教小说和校园小说中，两性关系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青春期的懵懂冲动，还是性革命的浪潮汹涌，无论是年轻夫妇的生育焦虑，还是中年夫妇的换妻危机，无不如此。洛奇小说中的自我指涉性一直让人好奇，这些情节真假几何，作家本人是否亲历过这些性冒险。如果洛奇在回忆录写作中，将故事性凌驾于真实性之上，以他丰富多变的写作技法，不难创作出可读性极强的文本。但是，如回忆录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如今的洛奇颇有种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味道。他不再纠结于书评的好坏，不再执念于反响的强烈，只是以手写心，与真实的自己坦诚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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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濛，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文中所引内容均来自《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戴维·洛奇著，朱宾忠、吴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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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梳理洛奇的小说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聚焦于学院生活，以《换位》《小世界》和《好工作》构成的“校园三部曲”为代表；另一类则关注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与俗世价值的碰撞，《影迷》《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走出庇护所》《你能走多远》《天堂消息》（Paradise News, 1991）和《治疗》（Therapy,1996）是他较为典型的天主教小说。从作品的数量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洛奇的天主教背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回忆录中，洛奇承认天主教教育对于完成学业是巨大的优势，无论是阅读中世纪文学，还是像《尤利西斯》这样充满了宗教隐喻的皇皇巨著，对宗教典故的熟悉都让他如虎添翼。更重要的是，宗教背景为他体验世俗生活呈现了另一种可能，也促使他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便是洛奇根据妻子玛丽婚后总是意外怀孕的经历创作的。1964年洛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当时教会唯一允许使用的“安全避孕法”并不可靠，但是又严禁人工流产，这给育龄期的教徒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小说采用喜剧的方式描写一对天主教夫妇由于担心避孕失败而经受提心吊胆的折磨。这是洛奇第一次成功地以小说形式集中讨论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龃龉。《走出庇护所》则是关于一个笃信天主教教义的少年在一次去德国的游历中经历了巨大冲击，进而模糊地意识到天主教僵化的教条之外另有一片大千世界。这其实也来源于洛奇自己在天主教信仰中的迷茫与找寻。从他在回忆录中的描写可以看到，他的母亲家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从小接受传统的天主教教育，但是他的父亲只能勉强算是个基督教徒，宗教信仰并不坚定，家里也很少讨论宗教问题。洛奇这么评价自己：“我成长过程中很少经历典型的天主教家庭成员与教区神职人员和俗众的社交和互动，所以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天主教的边缘人，尤其在青春期之前的那个阶段。”到了他中学时期，由于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正统的天主教徒开始质疑宗教真理，并在日常行为中尝试着摆脱宗教束缚，但是洛奇对天主教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他说这是由于《教理问答》的启发，也是由于天主教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等人作品的影响，他“开始以一种更为知性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到了《你能走多远》中，洛奇对天主教教义体系有了更根本的触及，以群像的形式描绘了教徒对教义教规乃至整个信仰体系的质疑。在回忆录中，洛奇提到自己中学期间从来没有看到、听到、感觉到任何人受过修士们的性胁迫，完全不知道天主教会里竟然有牧师、修士或者修女性侵未成年人之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你能走多远》（1980年出版）里没有提到这种事情的原因。这本书被公认为一本准确描绘了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天主教生活的书，洛奇表示，此前如果他知道这种事，很可能将其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元素。而在洛奇后期的作品如《天堂消息》和《治疗》中，宗教批判有所减弱，呈现出某种和解的意识。在戴维·洛奇的天主教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渐变的过程，即从批判教规、质疑教义体系到体悟宗教信仰的变化。如今的洛奇将自己称作“天主教不可知论者”，这种“边缘人”的态度让他既能更客观地审视天主教的信仰危机，也能意识到天主教对于精神困惑中的教徒仍有不可取代的拯救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天主教既有批判又有妥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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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作为戴维·洛奇的亲笔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位出生于战乱年代的纯真少年如何成长为写出《换位》《小世界》的学者型大作家，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他对于小说创作、文学批评、宗教信仰和家庭生活的感悟与思考，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小说文本与理论读本之外的洛奇。2015年11月，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洛奇说《生逢其时》比较简单，是按年代写的。人生前40年总有很多事发生，生活在不断变化，读书、结婚、找工作、生孩子、事业开始、出版作品。后40年作品多了，生活的内容少了……下一本的结构和韵律与这本都不一样，虽然知道要写什么，但至于如何写，他还在寻找合适的方式。从洛奇的创作历程来看，他一直勇于探索新的写作方式，从现代主义创作，到后现代主义创作再到反现代主义创作，他不断尝试新的写作技巧，寻求最佳的表达方式，从《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戏仿和拼贴，到《换位》中的多种叙事模式，再到《风流才子》中的时间错位和框架结构，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当他说讲述后半生会将重点落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时，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部回忆录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与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奇的界限感强烈而分明。他能够将自己的现实生活与笔下的虚拟世界分开，也能将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分开。甚至在他大学毕业寻求教职时，他竟然从未提过自己有本小说即将出版。洛奇评价说，“这一决定预示了我未来很多年里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既当小说家，也做学者，两个方面同样用力，但尽可能使之泾渭分明，不相交叉。”不过，洛奇并不认为小说创作与文学批评一定是矛盾的，相反，二者完全可以良性互动，相得益彰：“评论家的身份能让我更清楚各种技巧的表达潜力，帮助我解决创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小说家的身份无疑能帮助我更好地分析其他作家的小说。”在回忆录中，洛奇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双轨道的。在圣约瑟中学上四年级时，他的语文老师马拉奇·卡罗尔给了他极大的鼓励，1950年洛奇15岁时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部作品，1951年和1952年又陆续在校刊上发表了幽默人物素描《教堂里的孩童》和短篇小说《乡村大奖》。而在伦敦大学就读期间，导师威妮弗蕾德·劳沃特尼睿智机敏，洞见深刻，让洛奇受益匪浅。她的著作《诗人的语言》“分析精确细致，切中肯綮，为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小说批评提供了一个方向，促生了我于1966年出版的第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小说的语言》”。

除了老师的引导，洛奇也谈到了作家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天主教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对他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洛奇在伯明翰大学的硕士论文主题就是从牛津运动看现代天主教小说的形成。此外，尽管洛奇写过有关亨利·詹姆斯的文论，却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是詹姆斯·乔伊斯。在回忆录中，洛奇饶有兴味地写到了这么一段轶事：有一天，乔伊斯告诉一位朋友他在《尤利西斯》的一句话上花了一整天时间。朋友问他是否在寻找最合适的词语，乔伊斯回答说，合适的词语已经有了，他在寻思词语在句子中的最佳顺序。洛奇接下来写道：“对我来说，这个小故事已经可以视为一个文学上的禅宗寓言。我第一次读《尤利西斯》，了解到包括性在内的很多有趣的东西，绝对比继续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更长见识。（这句话我修改并重新排序了13遍。）”这也正是洛奇在阅读和讲授乔伊斯的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并且尽力付诸实践的一点：努力把作品写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结尾，他大胆地借鉴了《尤利西斯》最后一章中莫莉的独白，《走出防空洞》第一部分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对应的部分，在《小世界》（Small World, 1984）和《好工作》（Nice Work, 1988）中，他学习乔伊斯的做法，采用前人文本作为结构框架，填充新的人物故事来表现现代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了两处不易觉察的影响，一是有人会把他的喜剧性作品与伍迪·艾伦的作品相提并论，这让他想到自己一直喜欢犹太式幽默以及犹太文学作品，特别是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而他也曾听说自己的曾祖父或曾祖母是犹太人。洛奇说没想到也许自己的作品风格竟然与基因相关，这个说法让他很欢喜。另外，一位保加利亚研究生在写一篇关于他的小说喜剧性的论文时，问他是否受了杰罗姆·K·杰罗姆的影响。这让洛奇立刻意识到她是对的，《三人同舟》确实很合他的喜剧读物口味，多年来常在手边，而他本人此前从未意识过这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