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王朝的帝都沦陷。同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可谓丧权辱国。然而短短3个月前的1900年6月22日，北京的2300余公里以西，敦煌三危山下，大泉河畔，一个不起眼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后来享誉世界的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

说来也是偶然，历史功过有时让人很难以二元论对一个人进行评判，最初的王圆箓是出于保护莫高窟的目的，自费进行了莫高窟的积沙清理，四处奔波，苦口募捐，省吃俭用。其发现藏经洞的过程，在他的墓志上这样写道“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着传为神物。”而最初的王道士，对于藏经洞的发现是很重视的，发现伊始，立刻步行50里赶往敦煌县城，找到了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但严泽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随意打发了他。1902年，新知县王宗翰到任，王宗翰其人，对金石学颇有研究，当他从王道士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了一批人赶往查看，并嘱咐王道士就地保存，加以看管，但也仅止于此。不甘心的王道士后来又一人携着两箱经卷前往肃州（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得到的结论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经卷上的书法不如他的好，就此了事。”1904年，王道士又上书清宫，寄希望于慈禧，但此时的清政府也无暇他顾，这一上书又如同泥牛入海，了无音讯。藏经洞的保护，就这样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上佳机会。

最初我们常可以看到对王圆箓的批判，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在自己的《文化苦旅》中写了一篇《道士塔》用以批判这个出名的小人物。一个卑微的小道士，过去却常常一个人背上了民族伤痛。不可否认，王道士知识的缺乏，让藏经洞和莫高窟遭受劫难，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时间的沉淀让我们对这件事多点理性的来看待。王道士其实及其渴望保护好这个地方，但他做不到，他的能力，他的身份，都不允许他保护好这个地方。斯坦因他们真的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点花言巧语，就用微薄的钱财换走了大量的文物吗？斯坦因，当时其实是已一个高官的身份来到了敦煌，其护照在英国政府的粉饰下，让他摇身一变，成了“总理教育大臣”，这对于一个小道士来说，对斯坦因便开始抱有了惶恐感。警惕让他把用以保护藏经洞的木门更换成了墙砖，这让斯坦因一度非常沮丧，但斯坦因慢慢发现，面前的这个道士，对玄奘有着一种虔诚的崇拜。历史的进程巧合是常出现并可以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的，斯坦因在他的大学求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大唐西域记》，两个国籍和文化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开始有了他们的共同语言。斯坦因开始了他的欺骗，王圆箓在面对一个自称是玄奘崇拜者，沿着玄奘旧路一路而来的人、面对一个愿意出资帮他修缮庙宇的人时，王道士开始走上了岔路，莫高窟，便跟着受了伤。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他们来了又走，藏经洞和莫高窟慢慢布满了人为的创痕。

现在敦煌市博物馆中，藏有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这是一份出自1910年王圆箓之手的功德化缘簿，共化缘到白银129两，银元6元，用以保护莫高窟的佛像。该簿本首页题有《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这份资料上面这样记载着募捐缘起：

无如世远时遥，虽有烟云之垂护，而年深日久，不免风雨之飘零。迨遭回禄浩劫之患，复添抱残守缺之憾。 数年伊始，诸善奉行合后，先以补葺，规模已粗有可观，依次第以兴工，榭宇亦焕然就理。 岁维庚子，序属孟夏，百年未见之佛洞， 忽焉拥出数十简千岁已藏之古经，依然获观几万卷。王园禄睹佛像之伤毁，阅释典之留遗，诚心发愿，虔意兴修，商诸董事，佥云极可。 然而宝相浩繁，岂仅寸金之可造？ 神功重大，原非一木所能支。当此不朽之巨修，必得非常之增益。伏愿仁人、君子乐善好施，输财捐赀，体慈悲之宏德，结欢喜之福缘。庶此时鸿愿广布，功与灵山而常昭；异日鸠工告蒇，名垂贞珉于勿替。

傍晚，苏婷婷下班回来，杰克上前拥抱妻子：亲爱的，你想死我了！杰克连连在苏婷婷脸上亲吻着，苏婷婷躲闪着：别这样，让爸妈看见了不好。杰克说：爸妈都出去了，看不见的。苏婷婷放松下来，杰克趁势把苏婷婷抱到床上。

苏：北川县青片乡的正和村，平武县平南乡、白什乡、坝底乡、漩坪乡、曲山镇、擂鼓镇等地区。目前，我们上武村羌寨是羌族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我们跳的沙朗舞也是最正宗的、最原真的！

一个才疏学浅的道士，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一座千年传承的圣地。偌大一个国家都没能保护它，却苛责一个道士。诚然，在他手里，这个古窟添上了许多伤痕，但过错绝非一人应该承担。国殇，国伤。

从这两人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无力顾及是一方面，地方官吏推诿不作为也是一方面，同时，相关学科上的缺失，也让人们没能对藏经洞引起足够的重视。叶昌炽作为金石学家，主要看到的是藏经洞碑文经籍的价值，张大千美术方面功底深厚，但却不是考古方面的专家，所以壁画在他眼中成了美术临摹的佳品。而在1906年之前，不说近乎后知后觉的敦煌学，就连考古学，在这样一个早就开始治史的国度也没有成系统的出现。反观最早对藏经洞掠夺的斯坦因与伯希和，前者最初接触敦煌艺术是在匈牙利的信义会中学，经常聆听匈牙利地质研究所所长拉约斯·德·洛克齐的演讲报告，洛克齐可以说是第一位将敦煌艺术带到欧洲的人。斯坦因后来曾先后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后来又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而伯希和曾在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后来又在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东方各国语文历史，还曾师从法国汉学家E·E沙婉等人学习。这两人可以说，在学习的关键阶段就已经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与汉学的多方面专业知识，就意味着他们相对叶昌炽和张大千来说，更容易意识到这批经卷的研究价值，同样就意味着，对这批出土文物的觊觎。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这里不难看出，最初的叶昌炽对于藏经洞的认识大多从自身金石学家的爱好出发，并没有对其中经卷珍贵的历史价值有所重视。而后来的张大千也不得不提，他在敦煌临摹期间，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剥落了上层壁画来观察历史更久远的被覆盖的壁画，对洞窟造成了难以补救的损失。

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再从别的方面看，在王道士渐渐心灰意冷的同时，清政府开始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之下，做出改变。庚子事变后，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其中学制改革也是重点之一。关于为何要提到此时清末的学制改革，也正是历史让人觉得趣味盎然的特点之一，往往两件看似不相及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联系，而当事人往往都是不自觉的。这些联系往往能帮我们为接近历史的真相多剥开一层迷雾。笔者对于学制改革与莫高窟命运的思考，起源于对叶昌炽和张大千两人一些行为的关注。叶昌炽在1902年到1906年期间担任甘肃学政，科举制的废除，也让学政的官职不复存在。在他任期中，走遍了甘肃各府州县，但偏偏没有涉足敦煌。在他的《缘督庐日记》中这样写道：

王道士，他幻想靠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这无人问津的千佛洞，他四处化缘，希冀着自己可以成为这里的守护神。靠着这些“君子”们的资助，做着卑微而伟大的事。而他也是不怀多少私心的进行着他的“事业”，甚至可以用虔诚来形容，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所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而藏经洞万卷文书所换来的财物，他也并没有用以挥霍，只是又投入到了他所热衷自认为的保护中去了。

而在1906年清政府的学制改革后，不仅叶昌炽失去了官职，中国一大批赖以科举为生的文人也失去了立身之本。随之而来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优质土壤。尤其五·四运动后，科学与民主的广泛传播的同时，西方开始质疑中国文化的历史厚度，大肆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使得国内许多人的文化自信产生动摇。一大批中国学者怀着责任感，对周口店、殷墟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于此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之所以特此提到考古学方面，是因为在1930年陈寅恪先生最初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时，敦煌学还主要是以整理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主。而在近代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下的情况下，学界对于外国人对藏经洞和莫高窟掠夺日益重视与愤懑，多次向政府施压，表达诉求，于1928年建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这一组织的成立，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莫高窟。“在1930年斯坦因拿到中国考察的护照后，古物保管委员会向南京政府呈文, 反对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的旅行, 请新疆政府把斯坦因驱逐出境。迫于各方的压力， 《古物保存法》在此期间公布, 依照《古物保存法》，斯坦因即使得到护照, 没有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文件，发掘文物也属非法，如此才能最终扣留了他又一次的收获物。”

1941年，于右任先生由重庆转往兰州，开始对河西走廊的巡游视察，来到莫高窟时正值中秋时分，于是提笔挥毫写下了“莫高窟”三个大字。而了解到众多文物被外国人以各种手段窃取后，于右任先生写出了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在同年12月11日回到重庆后，于右任先生立马发表了《建议敦煌艺术学院》，文章一经发表，立马引起了学界激烈的反响。1943年终于开始筹办，常书鸿先生就在此时成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的副主任。其实早在1927年，常书鸿先生自费前往法国留学，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期间，他就看到了由伯希和所编辑的《敦煌图录》，这对于常书鸿先生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此时的他方知，在遥远家乡的西陲，还有这样一座瑰丽的艺术宝库，于是常书鸿先生毅然回到祖国，极力促进着莫 高窟的保护工作。于是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时，常书鸿先生就被当时的教育部任命为了所长。于右任先生与常书鸿先生保护莫高窟的心愿，终于得以了结。

饱经风霜的莫高窟不仅让每个敦煌学的研究者魂牵梦绕，也和古老丝路一起，点缀着河西走廊，当之无愧是历史长河中珍贵的遗珠。从藏经洞发现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历经岁月沧桑的莫高窟，终于正式被大家、被官方保护了起来，了结的，其实不只是他们的心愿，而是每个国人的心愿。

“据我所知，尾砂库治理工程的泄洪能力、调洪库容设计，依据的是川黔两省百年降水最高记录，最高洪锋设计的，这雨就算下到明天，降水量也冲不上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