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唐代文学研究相比，唐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要稍逊一筹，其中的原因，大约和唐代文学批评文献的缺乏不无关系。胡小石先生说：“假如要编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各朝均容易收辑材料，只有唐代较感困难，因为当时论文书籍都未能流传至今。”（《中国文学史讲稿》）而在有限的文学批评资料中，作为诗学核心的诗格类文献，却由于论题琐碎且难以解读，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现有的诗格类文献中，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一直是理论界的关注重心；而数量众多、作为第二个“盛兴时代”的晚唐五代诗格，却由于“内容琐碎粗略，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一直备受冷落，鲜被触及。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晚唐五代诗格不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众所周知，被目为“百代之中”的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晚唐五代紧随其后，自然也处在这种风气转换的时代之中。它一方面是唐代诗学的余波，另一方面已经逗漏出些许宋代诗学的消息来。这也正是它值得研究的价值之所在：“研究唐代文学批评，最应当着眼的，是看他们转变风气的地方。唐代文人，一方面结束六朝以前，一方面又开启宋代以后。此朝实为中国古今文学变化之枢纽。”（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

当然，要对晚唐五代诗格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实际上并非易事。这其中，最重要实际上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对这些基本文献的细致考辨与适当解读。值得欣慰的是，李江峰的《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做到了这一点。细读这本洋洋40万字的晚唐五代诗格研究著作，最能给人深刻启示的，莫过于作者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理论构建与阐发的治学方法。

理论研究者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

程千帆先生曾谓：“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巩本栋《程干帆沈祖棻学记》）《晚唐五代诗格研究》一书正是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展开：除绪论、附录外，全书内容分作上、下篇。其中上篇七章为全书主体，属理论阐发；其余三部分中，绪论对晚唐五代诗格存佚情况的考证，下卷三章对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著作权问题的考辨，对《二南密旨》《风骚旨格》全文的细致解读，以及附录部分对宋代两种诗格著作的辑佚与考证，皆属文献学范畴。也正是由于这种扎实的材料，才能使上篇的理论阐发植基于可信的文献基础之上。此略举几例以见其一斑。

首先是关于《诗中旨格》作者王玄的考证。按《诗中旨格》主要包括“示人以美刺之法”的“诗格”部分和给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配上晚唐五代人诗句的“拟皎然十九字”部分。由于后一部分可能曾别出单行，所以《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题“正字王元撰”的“《拟皎然十九字》一卷”。据《吟窗杂录》和《直斋书录解题》，该书作者或题王玄，或题王元，皆以“正字”为字。关于王玄生平，《晚唐五代诗格研究》考证道：“王玄生平，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张伯伟师《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均未细考。今从《直斋书录解题》和《吟窗杂录》所题作者看，王玄亦名王元，正字或是其字。”并结合《全唐诗》对《听琴》一诗同收于王玄、王元名下的处理以及《诗话总龟》卷十“雅什门”引《郡阁雅谈》中有关王元的记载和《十国春秋》卷第七十五《王元传》《廖融传》的相关记载，最终确定其生活时代应为“五代宋初”，“《诗中旨格》所引诗例，绝大多数出自晚唐五代；而作者的好友廖融，‘约卒于雍熙（984-987）间’，其余几位相与唱和的诗人如任鹄、王正己、凌（陆）蟾，也大致在同一时期。”

另外是关于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风论一”的绎解。“六义”本是传统的经学命题，唐五代诗格中亦多见此类论述，举凡旧题王昌龄《诗中密旨》、皎然《诗议》、旧题贾岛《二南密旨》、齐己《风骚旨格》、徐夤《雅道机要》等诗格中皆有此条目。诗格中的“六义”，表面上虽是沿袭经学术语，然在具体阐释中却多是别立新说，与传统经学内容大异其趣；更令人迷惑的是，由于离开了当时的诗论语境，我们几乎很难明白这些论述的具体意指所在。即如《二南密旨》“论六义·风论一”：“风者，风也，即与体定句，须有感，外意随篇自彰，内意随入讽刺，歌君臣风化之事。”对于不熟悉晚唐五代诗格的读者，阅读起来显然具有不小的难度。对此，《晚唐五代诗格研究》给出了颇为翔实可靠的阐释。作者先备引《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原文及唐陆德明《音义》所引崔灵恩注，指出“‘风’即‘教’，是从政令之传播教化的角度做的解释”这一传统经学阐释的基本实质，并以此解释了《二南密旨》“风，风也”的理论来源，然后指出：

这种清晰完备的原文解读，在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对晚唐五代诗格的熟稔精思。

两人坐在凳子上，盯着小电磁锅，等着面熟。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竟然有一种家的温馨感。颜晓晨有些恍惚，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仔细算去，不过三年多，可也许痛苦时，时间会变得格外慢，她竟然觉得已经很久，像是上辈子的事。

事实上，对一个真正的文学研究者而言，其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不只表现于对经典文献、基础文献的精熟与应有的文献学技能，更重要的是具备一种宏阔的文献学视野。在这一点上，李江峰即通过《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向我们做出了雄辩地展示。该书中不仅有对传世普通文献的重视和运用，更有对专门文献和域外文献的运用。可以附录部分对宋阎苑《风骚格》的考述为例略作说明。对阎苑其人的考证，张健《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陈晓兰《阎苑及其〈风骚格〉略考》已有初步考辨，但二文都没有涉及同时代与文学研究领域相隔甚远的命理文献中所引用的“阎东叟说”及其所引用的《阎东叟书》。李江峰则注意到了这些专门文献，并提出阎苑之撰有此类著作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阎苑其人显然是有帮助的。

内意，指诗人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意绪。贾岛所谓“内意”，具有特定含义，即“君臣风化之事”。诗歌如何“讽”？这里首先强调情感真实，有感而发；其次，情感不是直接抒发，需要借助外在事物的描绘隐约的传达；这就既要真切的表现所描述的对象，做到外在物象意义层的完足，又要通过对外在物象的描摹传达出内在的讽喻意义，也即“外意随篇自彰，内意随入讽刺”。

而在对《风骚格》的成书时间与流传情况进行考述时，作者就注意到了朝鲜高丽时代文论家崔滋《补闲集》中的几则材料。事实上，对于作者注意到的这几则材料，学术界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中国诗论家的论述，甚至将其误认为高丽文人：“崔滋又论及当时高丽文人阎东叟(生卒年代未详)对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的理解。阎东叟认为，……由此可见，在高丽中期，李白在朝鲜文人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金宽雄、金东勋主编《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李江峰则不仅注意到当代学者已经提及的这则评论李白的文献材料，更是细心爬梳比对，又补充出《补闲集》所引阎苑《风骚格》的另外两则论述。一则解决了文献考证方面所忌讳的孤证问题，而且指出，“阎东叟此处所论，实承自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的“诗有三般句”部分，而“《续金针诗格》实际上是对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举例诠解”；而且，通过比对现存于《诗人玉屑》中阎苑《风骚格》的残文与崔滋《补闲集》中的引述，作者还大致推测出《风骚格》的朝鲜传本应该是王琢注本，而“《风骚格》的体例，受皎然《诗式》影响较大，分三格论诗，每格内皆有细目，每个细目下列五联例诗；同时，在特定细目后，还会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诗语言，如崔滋《补闲集》所引”。至此，通过对域外汉文献与国内传世的深入比对和辨析，《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对阎苑《风骚格》的体例、流传诸方面的论述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

根据前文AHP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因子权重，按照如下公式，进行叠加计算，形成初步的广州市绿色建筑空间分布潜力图（图4）：

与体定句即因体定句，指根据整首诗的体貌风格决定句的选择与写法。须有感是要求诗之作必须有感而发，然贾岛这里所说的有感是有特定意义的，即指诗之作必须关乎政治教化，即“君臣风化之事”。外意，相当诗歌通过描摹物象所形成的表面意义，如《硕鼠》一诗，其表面是对贪吃的大老鼠的控诉，贾岛所谓“外意”，当是指此。按论诗分内、外意是晚唐五代诗格的特点，以这种理论论诗以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为最典型，其“诗有内外意”云：

理论研究者需要宏阔的文献视野

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4）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机械类课程中复杂产品设计、机械加工过程、机械振动控制以及加工表面质量等知识点进行改革与应用。

白璧微瑕：“完美结合”的不完美之处

当然，对于《晚唐五代诗格研究》而言，过硬的文献学功底只是作者进行理论建设的基础而非目的，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论著才用了大致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对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进行细致阐发。若我们将学术研究的标准定位于“文献学与文艺学的完美结合”时，我们发现，《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在理论阐发方面还存在些许值得推进的地方。

2.能力测评分析。笔者参照其他创新能力评价方案设计了一份创新能力调查问卷，分别对实验班的学生和对照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表3，实验班学生的平均创新能力水平高于对照班学生的平均创新能力水平。这说明基于创客教育的第二课堂模式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显著。

晚唐五代诗格诗学史意义的缺失。在书的绪论中，作者已经指出，晚唐五代诗格研究对于了解唐宋诗学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宋诗悄悄成长的消息”，但这一内容在后来的论述中并未展开论述。窃以为，唐诗感性，宋诗理性；唐诗丽而自然，宋诗清新平淡，风格个性彼此迥异。然而，宋诗、宋诗学既已从中唐的土壤中生发，其性格之具体养成，自可从晚唐五代诗格中窥知一二，对这一转关的具体展示，应该也是晚唐五代诗格研究的题中之义。

晚唐五代诗格独特性的进一步深挖。可以说，《晚唐五代诗格》在这方面已经做足了功夫，举凡著者群体、物象、内外意、六诗六义诸方面，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最精彩者，当是对晚唐五代诗格“磨炼”理论的总结阐述，发前人所未发，极具独创价值。但是，该书的遗憾似乎也正是从此生发：作者揭橥的晚唐五代诗格的“诗论宗旨”是“以‘意’为主”与“‘磨炼’为用”，“磨炼”之精彩已如上述，而“以‘意’为主” 则似乎很难将晚唐五代诗格从整个唐代诗格的理论中区别出来，其理论的独特性，与“磨炼”相比，尚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