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年末突尼斯爆发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政治剧变以来，一波浩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浪潮在北非和西亚地区迅速蔓延。被卷入中东变局这场漩涡中的阿拉伯各国在政治动荡发生之初的局势都存在一定共性——要求改善民生、争取民主、反对专制腐败。但是，受各国自身历史地理特征、政治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国情以及地区秩序结构的影响，中东变局逐渐偏离其民生和民主诉求的初衷，演变为地区主导权之争。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场社会政治动荡实为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和制度在战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长期主导下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次巨大裂变。这场裂变将导致中东地区进入长期的秩序重构之中，中东地区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不稳定。*[美]查理德·哈斯著，黄锦桂译：《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一、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秩序：不一样的观念

在主观意义上，秩序即一种行为规范或制度旨在达到的状态。“秩序”本来并不是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多年来经过学者和政治家的借用和发展，“秩序”现已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当然，这个范畴主要是通过“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安全秩序”等概念加以体现的。*潘忠歧：《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世界秩序与国际秩序是极其相近的一个概念。它们都是指国际社会的某种有序状态，都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在解决国际问题过程中互动的结果，都是通过一定的国际规则来维系和发展的。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严格的外延上讲，国际秩序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世界秩序除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外，还要考虑国家内部的秩序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对于这个庞大的系统，国际体系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世界秩序是指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则不一定，它可以是地区性的，如欧洲秩序和亚太秩序等，因此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为基础和根本，在道德意义上也优越于国际秩序。这导致有时候“世界秩序的要求和国际秩序的要求会发生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在需要对国家主权进行军事干涉以维持世界秩序价值观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同上，第14～15页。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的基本，以及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它包括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国家独立或外部主权；和平；限制暴力，遵守条约义务，彼此尊重所有权等。*[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在基辛格看来，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H.S.Reiss,ed., Kant: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6.因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所谓的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和会。*[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 页。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约束性条款构成了当今通行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初始目标是力图通过一整套法律和组织结构来管制当时欧洲大陆频繁发生战争冲突的无序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这一原本属于区域性的秩序框架在欧洲国家殖民主义扩张下逐渐拓展至全球，如今这个基于主权国家至上的国际秩序框架已涵盖不同的文明和地区。二战后汹涌澎湃的各殖民地解放运动，基本都遵循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观。该秩序观的核心内容诸如国家、国家主权、主权国家无论强弱都一律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已为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所接纳，并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

全球层面的秩序因事而异，同样各个区域的秩序也各不相同。*[美]查理德·哈斯著，黄锦桂译：《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近代以前，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中东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埃及、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等。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经过100年的扩张和发展，最终确立了伊斯兰国际秩序，而伊斯兰教和《古兰经》则是伊斯兰国际秩序的思想和社会基础。中东在近代化以前并无国家概念，伊斯兰教是主导该地区的唯一秩序原则，它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IX页。伊斯兰教自创立之日起，就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并将其扩张从一项帝国事业变成一项神圣义务。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在征服一个地区时，就要求当地民众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要么被征服。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地区，则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则属于“征伐之地”(Dar al-Harb)，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观，最终使之成为“伊斯兰之家”，并依照伊斯兰教法和价值观进行统治。伊斯兰教主导着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公共秩序，*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62.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宗教共同体(乌玛，Ummah)作为伊斯兰的政治共同体观念。伊斯兰教自创立之初，就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乌玛突破了氏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藩篱，形成了具有组织制度特征的穆斯林共同体。它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和边界，也不承认穆斯林中存在种族和语言的区别。*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自近现代以来突出体现为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重建“乌玛”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实践，*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其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相矛盾的。二是独尊和独信真主安拉，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独立处理内外事务的根本所在，但在伊斯兰秩序下，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在强调信主独一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中，一切权利和权威都归真主安拉，安拉是最高的主权拥有者，真主主权具有唯一性且不可分割和转移等特征，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对真主主权的践踏。因此，近代以来“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以伊斯兰主义来取代世俗化和西方化，否定主权国家原则。三是将“圣战”作为伊斯兰的宗教义务之一。在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影响最大并饱受争议的无疑是以“圣战”为核心的战争观。圣战思想产生于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因遭反对而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过程中，此后随着穆斯林公社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在伊斯兰对外关系中，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之间一直处于经常性的战争状态，伊斯兰教将这种战争称为“圣战”。*同上。现今圣战因被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滥用而具有非正当性和非正义性。

在伊斯兰秩序主导的中东地区，宗教、政治和社会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即使在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这种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连接依然存在，并未断裂。*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6.

南太极一脉自称源自张三丰之徒，道号“金蟾子”的王道宗，所以这功法算是出自道家，也叫天罡钓蟾功，属于一种很高级的静功。这个钓蟾功现在能把它说清楚的人少之又少，我这里只把我能查到的资料和从旁人那里了解到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真假大家一起辨别。

公元661年，第一个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建立并定都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帝国开始凭借强大实力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伊斯兰秩序。倭马亚王朝先后征服了北非、小亚细亚(Anatolia)、信德(Sind)和中亚，并于711年占领西班牙，*Philip K.Hitti,The Arabs:A Short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pp.65～76.使阿拉伯帝国的疆域达至东起中国、印度边境，西至大西洋，南至莫桑比克，北抵高加索，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成为与中国唐朝并列的亚欧大陆两大帝国之一。此后，中东和北非的地区秩序就一直由伊斯兰认同体系所主导。正是这种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的伊斯兰认同体系，才将中东和北非地区混居杂处的各民族、各族群和各部落纳入阿拉伯帝国有效统治之下，倭马亚王朝之后的阿拔斯王朝、奥斯曼帝国也同样如此。1258年蒙古金帐汗国攻陷巴格达，将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杀害，也仅是短暂性地破坏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秩序。随着1299年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苏莱曼大帝于1529年和1532年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使伊斯兰体系的范围拓展至北非和欧洲部分地区，进而将伊斯兰秩序再次推向鼎盛。*张燕军：《世界政治中的伊斯兰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1期。

16世纪后，西方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兴起，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开始觊觎中东地区。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登陆，入侵埃及，由此揭开西方国家武装入侵中东地区的序幕。在西方入侵和殖民的过程中，强势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也被带入中东地区，并将已经腐烂衰弱的伊斯兰秩序破坏得遍体鳞伤。一战后，随着存在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解体，自7世纪以来就主导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秩序随之瓦解。伊斯兰教势力也被迫与政治权力分离，失去政治权力依附的伊斯兰世界由此分崩离析，并在一战后国家认同薄弱的基础上相继形成20多个民族国家。尤其是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已经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成现代国家，但这些独立的政治单元缺乏主权和国家的概念根基，伊斯兰体系之魂依旧像幽灵一样潜伏着。*[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二战后，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渗透下，中东地区出现了以民族概念为核心的“泛阿拉伯主义”，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是这场“泛阿拉伯运动”的主导国。纳赛尔曾经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试图在中东地区打造阿拉伯认同体系，目的是通过构建一个基于领土主权国家之上的新地区秩序，来填补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地区出现的秩序真空。*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6.但纵观中东历史，自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到奥斯曼帝国，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从未具有一个单一的政治认同。他们要么效忠于各自的家族、部族和宗教派别，要么臣服于遥远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里发或是全球穆斯林社团的领袖。*Ibid., p.7.这种分裂型的认同状态决定了纳赛尔试图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来构建一个统一的中东地区秩序的努力必然归于失败，更何况“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又是两个不相一致的思想意识。“泛阿拉伯主义”是基于领土和民族原则的世俗型民族主义，它一方面借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某些内容，如领土和主权国家；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就将同属于伊斯兰秩序文化圈的土耳其和伊朗排斥在外，自然难以与“泛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的伊斯兰秩序重合。1962年，为抗衡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对也门事务的干涉，在费萨尔亲王的倡议下，以沙特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温和派阵营在麦加召开国际伊斯兰会议，并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MWL)。作为反击，1964年1月，纳赛尔以商讨应对“以色列威胁”为由，第一次召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了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1964年9月，又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举行了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各国一致同意采纳纳赛尔的长期反以战略。*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57～158.根据1969年在摩洛哥举行的首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沙特费萨尔国王的大力支持下，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在1970年5月正式成立，旨在加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协商和经济文化交流，支持所有穆斯林人民为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进行的斗争。*张燕军：《世界政治中的伊斯兰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1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泛阿拉伯主义”基本主导了中东地区，“泛伊斯兰主义”处于被动反应状态。20世纪70年代，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泛阿拉伯主义”归于沉寂，它仅仅在20世纪50～70年代短暂主导了中东地区秩序。

20世纪70年代，一直像幽灵那样潜伏着的伊斯兰认同上升。但是，这个伊斯兰认同体系是分裂的，这种分裂肇始于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者危机。这一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而这成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分裂的伊斯兰认同体系分别由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后沙特阿拉伯打造的逊尼派伊斯兰认同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打造的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所主导。这两种分裂的相互竞争的伊斯兰认同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后，就一直延续至今。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君主国认为伊朗向外输出革命式伊斯兰秩序的努力已经超越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174.两种伊斯兰认同体系的竞争场所依次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今天的卡塔尔危机，目前基本形成了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板块和以沙特、埃及、也门、阿联酋为主体的逊尼派阿拉伯板块，在这两大地区政治板块下，各自又围绕穆斯林兄弟会、能源竞争、巴以冲突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等问题产生次一级的分化组合。

可以预见，伊朗与沙特的对抗将继续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秩序重构的主线之一。两国既具有世俗民族国家的外形，又分别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表，双方的地区主导权之争，既体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导权之争，又体现为伊斯兰秩序主导权之争。*F.Gregory Gause III,“Beyond Sectarianism: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English-PDF-1.pdf,pp.1～5.双方将主要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冲突热点国家展开代理人战争，并使中东局势日益具有冷战化的趋向，*Max Fisher,“How the Iranian-Saudi Proxy Struggle Tore Apart the Middle East,”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0/world/middleeast/iran-saudi-proxy-war.html?_r=0.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朗与沙特的冲突使中东国家阵营化。目前在中东地区基本形成沙特—埃及—以色列地缘政治轴心和伊朗—土耳其—卡塔尔轴心。前一轴心得到美国的支持，主要是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后一轴心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二是围绕两国对立而形成教派冲突化以及纵横交错的族群矛盾。教派冲突和族群矛盾将引起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使原本纯粹的宗教矛盾以斗争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这两种情感几乎完全一致”，*[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赵宇哲译：《解放的悖论：世俗革命与宗教反革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8页。尤其是对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其民族性与宗教性始终混杂在一起。三是导致代理人竞争的多层化。以也门问题为例，在沙特带头发起的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盟友中，阿联酋也并非与沙特的立场完全统一，两国虽一致联手在也门北部与胡塞武装作战，但阿联酋实际支持的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之子艾哈迈德·阿里·萨利赫，而沙特则支持现任也门总统哈迪。阿联酋还同时支持以亚丁省为大本营的也门南部分离势力。2018年1月28日，为了争夺对也门南部的控制权，阿联酋支持的南方分离势力曾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发生交战。

(3)策略决策。该模块根据形式化的SLA及指标检测模块的结果判断CSP是否忠实履行了合约，并利用马尔科夫模型推测将来一段时间云服务可能的情况，通知CSP做出相应调整。将结果提交策略执行模块进行处理；

这波汹涌而来的中东和北非社会政治动荡潮从地区秩序的视角来审视，它实质上宣告了战后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Wadah Khanfar,“Democracy Is Still the Answer for Arab World,”The World Today,February & March 2017,p.38.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并不是一蹴而就，它的崩溃过程与冷战体系的结束相契合，也就是始于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间经历了2001年的“9·11”事件、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从2001年贯穿至今的“反恐战争”。中东地区秩序的崩溃延至2011年的中东变局达到高潮，它加速了1990～1991年开始的地区秩序崩溃过程。这其中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战后中东秩序的破坏最为显著，*[美]查理德·哈斯著，黄锦桂译：《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不仅使伊拉克等一批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减弱、教派因素凸显，还给伊朗力量的上升释放了空间，使伊朗和沙特这两大伊斯兰力量的角逐构成当前中东地区秩序的主要特征。*F.Gregory Gause III,“Beyond Sectarianism: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English-PDF-1.pdf,p.10.

二、中东变局的性质:从民主变革诉求演变为地区秩序之争

2.强人政治或将再次凸显

中东变局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这场源于青年群体的民主诉求运动不是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因为真正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这种革命总是进行得十分缓慢的。而在仓促间变换一个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国家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同上，第42页。“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来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经济和政治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群体在走上街头集会时，除了要求“面包和民主”、呼吁现政权下台的政治诉求外，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设计和规划，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改革目标，更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出场主导这场变革诉求，因此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序的政治变革运动，是一场没有“革命性的社会变局”。它来势突然，顷刻间就导致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多米诺骨牌式的接连崩溃。

今年61岁的杨德平是一名退伍军人。1980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六师共青团农场四连成为一名普通职工。在连队，他看到连队的树木由于无人管护，职工和周边乡镇的牧民随意在林中放牧，树苗损毁严重。由于管护不好，年年栽树不见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主动向连队领导请缨，从此以后，他成为四连的义务护林员，一干就是30多年。近年，他成为连队生态公益林护林员，每月300元工资。他和连队职工每年植树、管护，连队的绿色一点点、一片片地蔓延开来。

平儿鼻子流血，好像他说到日本子才流血。他向全屋四面张望，就像连一条缝也没寻到似的，他转身要跑，老人捉住，出了后门，盛粪的长形的笼子在门旁，掀起粪笼，老人说：

但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这场变局逐渐偏离最初的变革诉求，转变为域内外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即使有些明显带有教派纷争面貌的角逐，本质上也是在争夺地区地缘政治的主导权。而2017年12月4日，统治也门长达30之久的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权宜盟友胡塞武装射杀致死，则预示着由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些中东地区政治强人所主导的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同时也宣告“阿拉伯之春”的正式终结，中东变局的性质彻底发生改变。7年来，不仅最初的变革诉求没能实现，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问题。

中东变局发生初期，该地区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明显态势就是中东地区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感大大增强。不论是发生政治剧变或明显动荡国家的阿拉伯人，还是政局保持相对平静国家的阿拉伯民众，都对这场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并将此视为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压迫和统治以来又一场意义深远的“阿拉伯觉醒”。*Prof.Meliha Benli Altunisik,“Understanding Arab Uprisings,”Today’ Zaman,November 9,2012,p.2.因此，在这场中东变局的早期阶段，其性质实际上是始于20世纪末尚未终结的中东第二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的延续，甚至可以认为是这一变革浪潮进程的组成部分。尽管在爆发之初，这股变革浪潮有蔓延和席卷整个地区国家之势，但目前来看，其引起的政治地震还仅限于一部分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2000年10月爆发的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也属于第二次中东社会变革浪潮进程的一部分，也可称为“阿拉伯街”运动外溢的第一次事件。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埃及国内就曾爆发过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后来，这场反战运动在埃及国内演变为一场反对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反政府运动。*Ibid., p.3.2004年，埃及国内爆发的“足够了”运动〔Kefay(Enough) Movement〕中，埃及各政治层面的不同团体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社会变革运动的中心。

20世纪90年代，乘着政策的东风，泛海系在地产行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卢志强开始玩起了金融。这一时期，泛海系不再偏安于半岛，而将触角伸向了北京。

地区秩序的经常性变动会导致长期性思考和长期性规划的缺失。在这场自下而上的、无序的民众政治变革浪潮中，由于缺乏一个主导性的领袖人物和领袖国家，因此变革浪潮很快被域内大国所利用，进而变成一场持久未决的代理人战争，一场域外全球性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力量、彰显大国势力的舞台。一场运动或革命，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就会无所作为，因为群众具有大众心理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听凭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他们听信领袖的煽动而不是个人作出判断。领袖是大众情感和意志的源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等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由于缺乏具有核心凝聚力的领导者，没有一个明确的运动纲领，以青年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变革运动很快偏离其最初的轨道，追求民生、民主和自由的美好初衷非但没能实现，反而引发国家进一步动荡和混乱，甚至引致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使国内危机外溢，局势演变成一场地区性危机和国际性的干预危机。*Wadah Khanfar,“Democracy Is Still the Answer for Arab World,”The World Today,February & March 2017,p.40.危机外溢和扩散的标志是2011年的叙利亚危机，而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又最终导致中东地区秩序的彻底崩溃。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尤其是“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境内的乱局兴起后，域外大国与区域内大国之间围绕叙利亚危机展开了多重博弈，使中东变局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12年年末～2013年年初后，中东变局由各国民众最初要求民生、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运动，逐渐异化为教派冲突、区域内大国的地区主导性竞争和域外大国的国际主导性竞争，教派斗争和外来干涉成为左右中东变局的主要力量。*Ibid., p.40.

中东变局实际上暴露了长期处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秩序双重困境下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在正处于结构性危机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具流动性的领域当数地缘政治领域，位于欧亚非三洲通衢交汇带的西亚和北非地区在古代即为世界体系的枢纽地带。20世纪以来，鉴于中东地区世界能源中心的地位，以及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世界文明断裂带的敏感位置，该地区被视为域外大国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必争之地。各域外大国历来都高度重视中东的战略意义，从大英帝国到前苏联，再到二战后全球称霸的美国，无一不涉足中东事务。大国对中东地区介入程度之深，可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地区建立众多军事基地加以管窥。美军在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均建立了军事基地，其中以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的军事基地居多，而巴林的麦纳麦基地则是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的驻地，集中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驻扎在中东地区约7000名美军中，麦纳麦基地就驻扎有约6000名美军及部分美国国防部的文职官员。*Michael J.Lostumbo,et al.,“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An Assessment of Relative Costs and Strategic Benefits,”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01.html,pp.23～24.正是这些域外大国的过度干涉，才改变了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内在生态系统，使本来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努力的中东变局的性质在叙利亚危机深入发展后发生了转变，陷入教派纷争、地区主导性之争和大国全球霸权争夺之工具的怪圈。如今美国虽然能够影响乃至破坏世界局势，但已经无力控制世界局势，由此导致以叙利亚冲突为核心的中东地区陷入社会转型冲突漩涡、教派矛盾对抗、极端主义与反恐力量、地区大国与国际力量之间多重博弈的复杂斗争之中。该地区的各大势力都有自身相互叠加的“盟友”和“敌人”，而且这些“朋友”和“敌人”的身份随着国家间现实利益的开始变动而不断地发生组合和分化。

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与转型并存的走势特点，决定了由乱而治必定是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的中东地区局势总体上会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发展态势。

就具体国家而言，沙特阿拉伯身上也体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伊斯兰两种秩序观的矛盾性。作为一个缺乏民族认同根基的现代国家，沙特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同时作为伊斯兰教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因此，沙特是一个揉合了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以及正统伊斯兰教的混合政体。它在外交上与美国结盟，在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政治相连的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资助建立瓦哈比信条的宗教学校。*[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176页。因此，沙特本身就体现了两重矛盾性：一是世俗与宗教的矛盾。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沙特与坚称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秩序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正统伊斯兰之间是冲突的。二是作为伊斯兰教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逊尼派的沙特与什叶派的伊朗之间又存在着宗教主导权的争斗。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同上，第177页。

这次“中东波”将对中东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带来严峻考验。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民主和善治已成为中东国家年轻一代的主要选择。*Katerina Dalacoura,Silvia Colombo and Gülah Dar,“Global Identities:Embedding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in the Wider World,”http://www.iai.it/sites/default/files/menara_wp_2.pdf,pp.7～8. 但是，实行民主政治一般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相对丰裕的物质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多数民众具有公民意识。鉴于当前中东地区的现实情况，还远未具备实现民主化的条件。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西亚和北非地区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正是经济和失业原因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这场社会政治动荡潮。其次，从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看，在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族群、教派与部族冲突，国家意识淡漠。“对宗教和种族分化的社会而言，多数主义民主是危险的”，*[美]阿伦·利普哈特著，刘伟译：《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3页。即便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利普哈特所推崇的基于联邦制的协和式民主模式*阿伦·利普哈特在其《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分化社会中的民主稳定性可以通过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相关概念来解释，并建议在那些民主尚未确立或并不成功的分裂国家采取协和式民主模式。在利普哈特看来，协和式民主可以通过4个特征来界定：第一，由多元社会各重要区块的政治领导人组成大联盟政府；第二，相互否决或协同多数原则，以额外保障关键少数的利益；第三，在政治代表、公职任命和公共财政配置方面，主要坚持比例性原则；第四，每一区块在处理其内部事务上高度自治。，也难以奏效。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在重新组建伊拉克政府时，认为伊拉克需要的是三个主要的宗教—种族群体之间的权力分享，以及这些群体的文化自治。*[美]阿伦·利普哈特著，刘伟译：《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3页。但是，后来伊拉克的政治发展走向却违背了国际社会的设计初衷，还是因为长期的教派与族群纷争而出现了部族与教派之间的对立。即便模仿西方模式进行了所谓的民主选举，结果权力因为掌控在什叶派手里而引致逊尼派民众的不满，不仅纷争依旧，还迫使萨达姆旧政权的一部分官兵走向极端恐怖活动之路。最后，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还没能有效解决伊斯兰教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问题。政治发展通常包括民主化和国族建构两个维度，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现代化即意味着国族整合，它还包括“大量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被一个世俗而单一的全国性政治权威所取代”。*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34.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伊斯兰与政治就宛如一对孪生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近代迄今，伊斯兰教始终没有经历过一场大的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求，其思想体系中的某些内容，比如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化进程构成障碍。新兴独立国家政治发展的止步不前，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冲击下，时常会演变为政治衰败，甚至沦为独裁统治。*[美]阿伦·利普哈特著，刘伟译：《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因为随着信息获取的便利，民众对政治精英的顺从态度会减弱，精英与民众之间达成妥协的难度增大，一旦双方协商失败，就会走向极端，正如亨廷顿所断言的：“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有限……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浪潮而是伊斯兰主义。”*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政体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有很多，比如埃及、伊朗、黎巴嫩和也门等，但能作为成功例子的民主国家却极少，相对比较成功的范例是土耳其。但是，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是在凯末尔的强行推动下发生的，如今这个曾经被标榜为中东国家民主转型样板的世俗化国家，也陷入世俗与宗教斗争的尖锐化状态，国家也由议会民主制转向总统大权在握的总统制，并陷入多重危机之中。

无论是中东地区的国家民主化建设，还是地区秩序重构，都不能不将主导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因素统筹考虑进去。首先，核心问题是解决伊斯兰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伊斯兰内部的改革问题。其次，解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只有这两个根本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培育出中东地区的国家意识，同时将民族意识重新整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使民众的国族意识超过对部族和教派的认同，并且处理好教派之间的矛盾，建立跨部族、跨教派的成熟政党，进而最终形成一个稳定平衡的地区秩序。思想的演进一般来说比较缓慢，仅仅一代人是看不出其变化的，只有通过同一个社会阶级在心灵演化曲线两个极端上的精神状态进行对比，才能显示出思想演进的程度。*[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等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在这个缓慢的思想演进过程中，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趋于解体，新的秩序正在重组和建构过程中，中东地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重建作为整个国际秩序转型的一部分，也必然会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政治冲突的尖锐化、教派冲突的公开化和宗教思想的极端化等不稳定特征，这也是中东变局从当初各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最终外溢并演变为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的根本逻辑所在。

三、中东变局的走向：转型与动荡并存

在中东社会政治动荡潮发生之初，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声，将此定义为一场类似于东欧剧变的“阿拉伯之春”，以为这场动荡会带来中东地区的民主变革。后来的事态发展偏离了西方国家的最初认识，“阿拉伯之春”变成“伊斯兰之冬”。*James Phillips,“The Arab Spring Descends into Islamic Winter: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http://thf_media.s3.amazonaws.com/2012/pdf/bg2754.pdf,pp.1～10.发生变革的国家陷入无穷的动荡中，叙利亚最初的内部冲突演变成一场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内战，同时也成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角逐权力的场所。外部势力的干预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化，乃至中东变局已经7年过去，地区依旧热点不断，并具有转型与动荡并存的复杂性特点。

弹性分析法是国际贸易领域中常用的研究工具［11］。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又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或者价格弹性，用来反映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程度，即价格每变化一个百分比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幅度。本文将利用需求弹性构建中国乳制品进口需求弹性的双对数模型，对中国乳制品进口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个特点：以叙利亚冲突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各种危机相互联动和各种影响不断外溢的速度在加快、范围在扩大。*Nassif Hitti,“The Middle East in 2017:A Chaotic Regional Order Emerging,”http://www.thearabweekly.com/Levant/7548/The-Middle-East-in-2017%3A-A-chaotic-regional-order-emerging.因为叙利亚危机，导致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地带出现权力真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乘势崛起，并迅速将恐怖活动外溢至中东以外的地区。叙利亚危机更是导致大量难民的出现，仅土耳其境内就滞留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而2015年从中东涌入欧洲的难民潮，推动了欧洲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间接影响了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欧盟多国极右排外势力的上升。域外大国与区域内大国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角逐，又意外壮大了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交界地带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出于对库尔德武装力量壮大后会进一步助长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运动的担忧，土耳其政府决定任由“伊斯兰国”组织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制衡和削弱库尔德武装力量的目的，不料却引火烧身，在国内引发分别由“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发动的双重恐怖袭击活动，甚至北非的埃及也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叙利亚危机还使中东变局由最初的民主诉求运动演变为域外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以及教派冲突战争，并将这种教派冲突战争蔓延至也门冲突中，使也门冲突成为除叙利亚战争之外又一个地区代理人战争和教派冲突的典型。

第二个特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更趋复杂。中东向来是大国博弈的舞台，在中东变局发生之初，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干涉主要聚焦于利比亚内战、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和埃及“一·二五革命”后的选举和政治重建。随着中东变局的深入蔓延，尤其是2011年3月的叙利亚危机爆发、中东变局性质的演变，民主改革诉求被地缘政治利益追求与地区主导权之争所覆盖。叙利亚冲突成为域外大国和区域内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乃至世界主导权的角力中心。目前该地区存在三个层次的博弈和竞争：第一层次是美俄在中东地区传统势力的竞争，竞争主要集中在应对叙利亚危机上。第二层次是阿拉伯国家沙特、波斯国家伊朗和突厥国家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博弈，博弈焦点主要集中于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和卡塔尔危机。第三层次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和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两大阵营之间围绕伊斯兰秩序主导权而进行的教派竞争，斗争中心也主要集中于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两个战场，导致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承载了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双重博弈。*“A New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handlungsfeld_internationale-verstaendigung/sonderthemen/nahost/koerber-dialogue-middle-east/KDME-13_Conference-Report.pdf,p.1.

笔者曾先后在2个班级进行基于BOPPPS教学模式的课堂设计实践，结果表明在讲解药物不良反应章节时，应用该模式能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教学效果有效提高。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课堂知识，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对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无益。有研究显示，BOPPPS教学法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及理论考试成绩等方面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6]。BOPPPS为临床药理学的课程教学提供了一种简洁、有效的设计模式。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合理地运用，需要教师不断摸索和思考。

而且，伊斯兰的整合力量还不足以长期维系任何政治组合或结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族群无法组成长久的联盟。*[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纵观二战后中东史，虽然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都结成了各种联盟，如阿拉伯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海合会等，但是当碰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现实利益时，共同信仰的宗教就被摆在后面去了，*同上，第269页。中东国家在战后几十年来对待巴以冲突的不一致态度即为明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认同度的低下，导致中东地区秩序的变动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基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利益集团；二是每一个新联盟成立时，该联盟的构成并不是基于共同的认同或共同的方案，而是出于安全担忧而仓促选择结盟。每次都是在一个突发事件发生后，仓促认定当前的安全威胁是什么，谁是主要的安全威胁时，随之草率结盟。

1.冲突和不稳定还将持续相当时日

475例 高 危 人 群，Hcy在10 μmol/L以 下 者138例，占29.05%（138/475）；10～15 μmol/L者147例，占30.95%（147/475）；15 μmol/L以上者190例，占40.00%（190/475）。

中东目前的现状是：旧的地区秩序已经崩溃，但将会以何种新秩序来取代旧秩序还不可得知，民众与政府之间构建良性关系的努力在这场仍旧延续的社会政治风暴中受到磨损。国内冲突与地区博弈的交织、石油收入的锐减、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严重水资源危机、地区传统政治强人的纷纷下台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动荡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动危机十分严重，其深刻程度可以说是自一战后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Perry Cammack,Michele Dunne,et al.,“Arab Fractures:Citizens,States and Social Contracts,”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2/01/arab-fractures-citizens-states-and-social-contracts-pub-66612,pp.3～4.

域外大国深度介入和区域内大国相互争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不和是塑造中东和海湾地区安全环境的十分重要的变量。*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中东地区是长期遭受欧洲殖民统治的重灾区。长期的殖民统治、大国频繁的更替统治，使中东地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民族与族群矛盾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尤其是近现代英法列强在中东地区划定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地理边界时，根本没有考虑中东地区的族群分布状况，在中东地区造成了单一族群的割裂和多个族群混杂的后果。族群的分裂意味着殖民地独立后面临着更高的治理成本，进而增加国家治理和地区和平秩序构建的难度。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的政治冲突还将持续并激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于，中东缺少能主导地区格局的关键性国家。*Volker Perthes,“No Order,No Hegemon.The Middle East in Flux,”http://www.voltairenet.org/article195337.html.

高架桥与地铁站一个位于道路上方，一个位于道路下方。在城市道路宽度不太富裕的区域，当高架桥与城市轨道交通同时通过时，一般两者的结构是脱离的。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占用道路断面过宽，不利于管线敷设，同时施工期间交通组织也较为困难，地铁施工与运营对周边建筑影响也更大。当车站上方规划有高架桥时，如何与上方的高架桥结合考虑，使站桥整体不仅满足结构受力方面的要求，同时满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最优化，成为设计的重点。在设计过程中，分别对下述三种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

上述公式是定向突变法的核心，定向突变的实质在于保护优势个体的优势基因，同时促进劣势个体进行主动突变。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群体的基因多样性不会因为优势个体的保留而减少，因为存在劣势个体的突变，保证遗传算子正常发挥进化和重组效应，从而提高群体的多样性。

埃及正处于艰难的国家重建和经济恢复过程中而无暇他顾。埃及在塞西政府的治理下，基本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受周边国家恐怖主义活动外溢的影响，近来埃及国内安全形势有恶化之势。“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境内多次展开对科普特人及其教堂、什叶派及其清真寺乃至包括政府军警等目标在内的袭击活动，因此在需大力发展经济的严峻形势下，埃及塞西政府又面临极大的反恐和安全维护压力和负担。

学生在自觉、自律、自强意识上的体现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名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但即使高中生具有这三方面的意识，他们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同样缺乏自我监控意识，自我监控能力得不到体现.然而一些同学虽然时不时的进行了自我监控有关的活动，但是仅是对一些物理问题解决方面，即只关心怎样处理这些物理问题，而且其中一小部分的学生仅仅停留在监测问题方面.

土耳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国内政治危机风险。埃尔多安政府目前正陷于“越反越恐”和倾力打击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怪圈和漩涡之中，库尔德人问题更是牵制土耳其树立地区大国形象的不利因素，其“零问题”外交宣告终结，伊斯兰民主模式已经对中东阿拉伯国家失去吸引力，加之阿拉伯国家对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抵触情绪，土耳其很难赢得阿拉伯国家的认同。

沙特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巨大的经济转型压力。中东变局以来，沙特为抗衡伊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一直将油价维持低水平，导致国家能源收入下降，其财富已经难以维持原来的巅峰水平。虽然发生社会政治动乱的基本都是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但沙特作为年轻人口比例高、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君主制国家，未来其国内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015年萨勒曼国王即位后，为避免重蹈突尼斯等中东变局国家的覆辙，沙特政府提出2030年国家发展愿景计划，力图通过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来增强国家实力和自主独立性。*Mattew M.Reed,“Saudi Vision 2030:Winners and Losers,”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ada/?fa=64227&mkt_tok=eyJpIjoiTXpBNE16ZzFNbVl3WXpaayIsInQiOiJHMWN5UTlMTVk3cjNNUDBlNksrWGphMXBYamRpSzdVemRvVkZadXJVdmhDZHQ0S2o5Y2lGNVJJRklmY0o5QkYxUTgxdnhnK1JaQmgwSHo0VGZkYUhLY1FOUEJVbmZFa0RCK3E0dlZLZW0yVT0ifQ%3D%3D.但是，沙特国内保守派宗教势力对此横加阻扰，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不断增加，使其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前景堪忧，加之沙特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因此其在军事防务独立性上的硬件和软件均有不足，而这将成为制约其主导地区秩序的一大软肋。此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之间的不和也为将来的危机挑战埋下伏笔。2017年5月沙特带头发起的卡塔尔断交危机，给本来就问题不断、热点颇多的中东地区又添一乱，让外界不由得对这些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未来政治稳定感到担忧。

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东变局最大赢家的伊朗也存在诸多问题。伊朗在核问题上与美欧达成和解后，经济活力逐渐恢复，但其逐渐增强的实力受到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遏制和围堵。同时，伊朗政府也面临国内年轻人口迅速增加，民众诉求多元化以及经济稳定发展等诸多民生问题。由于多年的国际制裁以及中东变局后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大量“输血”，使伊朗政府背负沉重的战略包袱，国力过度透支，导致伊朗国内面临极大的民生问题和年轻一代对伊斯兰体制的信任危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伊朗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的抱负和雄心。2017～2018年岁末年初伊朗从宗教圣城马什哈德到首都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等全国多个城市爆发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反映出伊朗不同阶层民众对现有政权治国理政的弊端顽症长期未能治愈，以及对过度参与地区事务而损耗国力财源的抗议和反对。伊朗国内经济窘迫萧条局面会成为制约伊朗国内社会稳定及其地区影响力发挥的负面变量。沙特之所以对伊朗耿耿于怀，除了众所周知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不和外，还与伊朗(波斯)力量在中东地区几千年来的屹立不倒紧密相关。作为伊朗高原的唯一国家，伊朗不仅位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也属于斯皮尔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加之其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横跨波斯湾和里海两大产油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得伊朗在历史上的枢纽地位十分显著。*[美]罗伯特·D.卡普兰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伊朗靠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有一条通道直接连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使其能够对西亚地区发挥影响力，并且直到今天都对中东地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控制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以及今天依旧维持着统治权力的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都是伊朗影响力的体现和延伸。

就地区冲突问题而言，久拖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伊斯兰两种秩序观相互交织与冲突的典型表现。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双方的冲突既体现为世俗性的国家利益之争，也表现为宗教圣地的支配权之争。这种混合性导致中东国家时而从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度来对待巴以问题，时而又以宗教的视野来看待巴以问题。在面对力量不断上升的伊朗时，沙特近期日益与以色列走近的表现就是这种矛盾性的明证。值得一提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问题，它是关乎全球伊斯兰共同体防止“伊斯兰之家”落入异教徒手中的一场圣战。*Efraim Karsh,Islamic Imperialism:A Hiso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214.巴勒斯坦问题是构成地区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现代性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共同体和个人经常存在着变动性、脆弱性和易损性。就中东地区而言，约束个人行为的社会结构的裂变速度，要远远快于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速度。每一次地区秩序变动都会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威胁，对新未来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带来恐惧性的扩散，并引致防御性的反应。主要的担心是害怕被抛弃出局，或者没能赶上这趟发展的列车，或者是被这趟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列车所抛弃。*Eduard Soler i Lecha,“Liqui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https://www.cidob.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_series/notes_internacionals/n1_169/liquid_alliances_in_the_middle_east.中东地区变局首先就源于青年群体的民主诉求，他们对国家的政治窒息和社会腐败深为不满，希望国家能够赶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列车，因此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一经爆发，马上在埃及等国引起连锁反应。正如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等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第三个特点：在冲突不断加剧的同时，中东部分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仍然继续。其中以突尼斯和埃及的转型为代表，约旦以及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对于这些仍在致力于社会政治转型的国家，其社会治理的积极面相对来说大于消极面，这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已经从政治动荡发生之初的激进转型期走向缓慢渐进的相对平稳转型期，年轻人的力量正在凸显。其次，从政治转型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已经从之前着重民主政治立场、自由人权等价值取向，开始转向以国家稳定为主要指标的治理能力等评判标准，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取代价值标准成为各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这一转型主要源于美国减少对中东地区的干涉和投入，相应促进了这些中东国家自我调节空间的增大。但是，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外部力量干涉严重、承受双重秩序竞争压力最大的国家，不仅其内部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完全被颠覆，而且存活下来的政府仍处于极度严重的政府与社会民众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之中，其制度性框架也摇摇欲坠，*Perry Cammack,Michele Dunne,et al.,“Arab Fractures:Citizens,States and Social Contracts,”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2/01/arab-fractures-citizens-states-and-social-contracts-pub-66612,Foreword,p.v.进而使中东地区形势具有转型的局部性和动荡的全局性并存的特点。

二战后，在中东地区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政权模式——共和制和君主制，中东地区并存的这两种政权模式均有一个共性，即强人或君主专政。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并不等于旧的政治传统影响会就此消弭。

在中东地区，虽然各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身份认同——伊斯兰教认同，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强行建构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因此在统一的宗教身份认同下，中东各民族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伊斯兰文化主导权与世俗政治权力之争。近代以来长期的被殖民历史又导致该地区的政治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差异性较大的部落社会与现代化又并存，因此具有培育强人政治的社会土壤，完全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移植过来将注定失败。战后力图模仿西方化的伊朗巴列维政权最后就倒塌于强大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中，土耳其的民主模式也逐渐揉合了伊斯兰的元素，并开始走上以埃尔多安为领导的强人政治道路。埃及的穆巴拉克总统在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后，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不久，即被来自军方的塞西将军推翻。

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施行的实用主义战略使埃及总统塞西担心，美国除掉巴沙尔总统后下一个政权更迭的目标将是他，因此塞西极力与叙利亚打造双边反恐关系，反对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在建国后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世俗化和现代化建设，积极融入西方社会，并主动申请加入欧盟，但出于对伊斯兰文明以及土耳其入盟后穆斯林人口增加的担忧，欧盟的大门一直没有向土耳其敞开。土耳其被迫将外交目光转向东方，并对西方民主和西方社会的包容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力图以集中化的权力手段来发展经济，以实现2023年的百年国家复兴目标。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的成功，导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近100年以来的政体发生重大改变，将从议会民主制转向总统制，使埃尔多安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进而也变相宣告了土耳其模式的失败。位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断裂带的土耳其一直是地区和国际政治前沿态势的风向标，总统制在土耳其的实施，预示着中东地区强人政治时代的重归。这种强人政治趋势的再现，会带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再度转向权力的集中化。加之沙特和伊朗等国本来就是宗教力量在主导着国家，因此整个中东地区以世俗化的强人政治或宗教性的强人政治来主导的趋势会增强。*Nassif Hitti,“The Middle East in 2017:A Chaotic Regional Order Emerging,”http://www.thearabweekly.com/Levant/7548/The-Middle-East-in-2017%3A-A-chaotic-regional-order-emerging.

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简称ICMI）是国际非政府、非赢利性的关于数学教育研究与交流的科学组织，成立于1908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首任主席是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Felix Klein．

3.温和派伊斯兰力量将主导政权，但民主进程依旧举步维艰

前已提及，中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孕育极权或强人政治的社会土壤已经得到彻底翻新，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觉醒不等于现实民主国家的出现。但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毕竟还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战后在中东地区旧秩序中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治形态已经被打碎，如今主导该地区的政治形态是拒绝过去威权政治的延续。*Wadah Khanfar,“Democracy Is Still the Answer for Arab World,”The World Today,February & March 2017,p.42.在这新旧秩序转换的空档期中，目前中东地区发生的变革运动可能最终会导致民主国家的出现，也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盛行。中东地区是年轻人口增长聚居区，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到30岁。年轻人口的比例增大，既意味着民主思想易于传播，也意味着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大，因为年轻群体是最有可能导致动荡和变化的力量。*[美]罗伯特·D.卡普兰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而中东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仍然会主打“伊斯兰认同”这张牌来凝聚年轻人，以抵御西方自由思潮的影响。*Hassan Barari,“Clash of Interests: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State Responses after the Arab Spring,”in Erika Holmquist and John Rydqvist,eds.,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Expert Perspectives on Coming Developments,FOI,Swedish,April 2016,p.52.

2.3 高温高湿胁迫对青菜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高温高湿胁迫下，青菜的叶绿素含量变化总体呈降低趋势。由图1可知，处理前结球生菜、日本全能大叶菠菜和香港速生大叶菠菜、矮箕苏州青和东方18青梗菜在3种不同类别的青菜中绿色素含量较高。但热害湿害胁迫对美国四季油麦菜、日本全能大叶菠菜和香港速生大叶菠菜、东方18青梗菜的影响显著低于其他品种。

其次，阿拉伯国家民主运动的爆发意味着长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复兴空间得到释放。中东大多数国家的建立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没有反映出广大民众的集体民意，尤其是忽视了中东地区政治长期与伊斯兰教捆绑在一起的历史传统。*Wadah Khanfar,“Democracy Is Still the Answer for Arab World,”The World Today,February & March 2017,p.40.自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就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自我革新运动，战后实行共和制的中东国家强行将自创立以来就拥有政治权力的伊斯兰教从政权中剥离出去，但传统的伊斯兰思想和文化依旧在社会底层拥有肥沃的生存土壤。如此一来，国家权力与人民意愿就严重错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分割进而导致权力的根基不稳，并面临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这些中东国家便寻找外部结盟，寻找外部的军事援助或与域外大国结成安全上的同盟体系。如今在国际体系转型，这种联盟体系也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在底层迎合广大民意的伊斯兰力量必然会崛起，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赢得一席之地。

民主过程根植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愿意接受新政党的招募，响应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呼吁。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出现。*[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2页。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大学毕业生在1990～2010年之间上升得更快，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中抱怨找不到与自己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Barry Mirkin,“Population Levels,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Arab Region: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8729642_Population_Levels_Trends_and_Policies_in_the_Arab_Region_Challenges_and_Opportunities,p.16.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而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在几乎所有类型处于现代化的国家里，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最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美]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4、339页。在突尼斯和埃及，正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不得不失业的大学生巧妙地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传播信息，并组织示威活动来反对现政权的。在民主意识已经开始渗透到中东地区年轻一代的现状下，进入政坛的伊斯兰力量为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妥协，避免过度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因此温和型伊斯兰民主将会成为中东地位未来的政治治理模式。*Hassan Barari,“Clash of Interests: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State Responses after the Arab Spring,”in Erika Holmquist and John Rydqvist,eds.,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Expert Perspectives on Coming Developments,FOI,Swedish,April 2016,p.52.

鉴于中东地区鲜明的伊斯兰教文化特征，中东各国的民主建设一定绕不过伊斯兰这道坎。民族主义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顺应城市化的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从礼俗社会(传统村落)到法理社会(现代城市)，认同就会发生错位，而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的回应。因此，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中东类似需求的回应；宗教在中东发挥的作用，等同于民族思想在19世纪的欧洲所发挥的作用。政治伊斯兰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为一种认同政治，类似于欧洲当年的民族主义，其兴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伊斯兰教的返回，而是对大部分中东国家半现代化困境的回应。恰如19世纪欧洲迈向民主的冲动被引上民族主义的岔道，中东的大众动员同样也有可能遭到宗教的劫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396页。在此次中东变局中，在阿拉伯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而不是极端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等均属于温和的伊斯兰力量。在政治目标上，这些伊斯兰政党已逐渐淡化重建“乌玛”的政治目标和否认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立场，其主要关注焦点已转向民生和民主等问题；在政治参与方式上，它们更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在对待西方的立场上，也并未采取盲目对抗西方的做法。*王凤：《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2年卷)，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92～109页。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仍将继续，但由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弱点、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各政党之间政治行为缺少一致性的规则，将会发生一些危机和动乱，*Wadah Khanfar,“Key Strategic Trends for the Middle East in 2013,”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wadah-khanfar/middle-east-trends_b_2421755.html.甚至不排除政治冲突和党派斗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中东地区温和伊斯兰政党如何找到适合该地区特色的发展道路，成功突破长期承受的双重秩序困境，还需拭目以待。

四、结 语

在伊斯兰秩序中，其关于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战争与和平等方面的思想和学说，与源于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存在诸多歧义。正是这些分歧，构成了现今中东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秩序双重压力下的道路选择困境。伊斯兰的政治共同体“乌玛”观念在当代中东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即面临着双重认同的困境，即各种伊斯兰思潮与世俗民族主义围绕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而近代以来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冲击下，“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加的边界导致中东国家领土与认同之间严重的不一致，以及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之间的激烈竞争”，*Raymond Hinnebusch,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5.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伊斯兰的政治统一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民族国家体系，中东地区22个伊斯兰国家都接受了现存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使该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文化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的差异。伊斯兰文化虽然对塑造中东地区各主体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经无法改变各主体民族的独立性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在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阿拉伯民族在双重秩序的夹缝中出现了明显的双重认同困扰，“伊斯兰主义者很自然地将文化、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纽带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而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的支柱，阿拉伯世界中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2期，第77～79页。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和政治理念依然根植于中东社会，重建伊斯兰秩序成为某些国家或政治运动的一项诉求，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生冲突，形成一个强大的张力，进而导致中东地区经常以冲突和动荡影响国际秩序的发展。这就是这场最初始于民生和民主诉求的中东变局延续至今并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日趋复杂的原因。

由于中东国家大多建于一战之后，也都与欧美殖民体系相关，*Dlawer Ala’Aldeen,“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13591?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p.1.很多国家建立后对前殖民宗主国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并不能完全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束缚。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处于双重秩序困境下的中东地区还会继续陷入频繁的阵营分化组合之中。*Dlawer Ala’Aldeen,“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13591?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p.3.

首先，放眼整个中东，在整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其持续至今的社会政治动乱进程还远未完成。这场政治动乱从本质上看是伊斯兰宗教和制度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一次巨大断裂。断裂后的余震以及新的断裂还会在中东地区不断发生，无论是中东变局发生后走上艰难政治重建之路的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抑或是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因部族、教派冲突和外力干涉而变为弱主权的国家，还是美军占领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均概莫能外。随着战后中东地区秩序的崩溃，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五大民族之间的博弈会导致地区力量格局的重新排序，但这个重新排序过程会很长，几十年到一百年都有可能。

其次，这场始于民主化诉求的社会政治大变革由于逐渐掺杂了大量的教派斗争、部族斗争、世俗政治斗争以及大国外力干涉的成分，因此极其纷繁复杂，需要综合性的药方进行治理。但是，目前在发生社会政治动荡的国家中，连基本的稳定都难以达到，更何谈治理和发展。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目前学界关注最多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文明内部的斗争与文明之间的斗争相比甚至更尖锐、更重要。*[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著，张智仁译：《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而且在文化战争中，宗教战争是最激烈的，文化战争往往对习惯、宗教或政治制度是不利的。*同上，第217页。在中东地区的主流文明——伊斯兰文明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自公元661年正统的哈里发时代结束后，就一直贯穿于伊斯兰—阿拉伯历史的始终并延续至今。教派斗争和部族斗争的特征就是恶性循环的报复，其常以零和博弈的结果呈现。这些伊斯兰国家同时又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壳和雏形，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秩序的双重困境下，各方在进行宗教主导权博弈的同时，又掺杂了残酷的现实政治利益斗争，加之中东地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部族认同，三种斗争性的因素相互交织，使中东地区真正实现和完成社会政治大变革具有很大的难度和跨度。这也导致中东地区的政治震中不再是巴以冲突，*《约施卡：巴以冲突在中东降为次要矛盾》，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2/1214/135803.shtml。而是转向围绕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埃及之间争夺地区秩序主导权的冲突，其中伊朗与沙特之间掺杂着教派利益和现实政治利益的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构成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挑战。*“A New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handlungsfeld_internationale-verstaendigung/sonderthemen/nahost/koerber-dialogue-middle-east/KDME-13_Conference-Report.pdf,p.1.

但是，无论伊朗与沙特的宗教主导权之争指向何方，中东地区重构的新秩序都不会是战前旧的伊斯兰秩序，虽然“乌玛”理念仍具有各种复杂的政治功能，但已无法改变伊斯兰世界业已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演进来看，重建“乌玛”的实践过程已经在逐步弱化，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瓦解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有政治中心的‘统一乌玛’从现实政治撤退到观念领域，保存在穆斯林的信仰和历史的记忆之中”。*钱雪梅：《乌玛：观念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2008期第4期，第113页。就连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沙特和伊朗，它们的政治行为也都基于国家利益而非理想观念。*Naveed S.Sheikh,“Postmodern Pan-Islamism?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olemics of Contemporary Islam,”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Vol.19,No.2,2002,pp.43～61.

冷战结束时，美国政治科学家福山曾乐观断言“自由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最高形式”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延续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成熟的政治秩序下，民主与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有效结合成一体，但在非成熟的政治秩序下，两者则通常是相背离的。“民主”并非就仅仅等同于“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授权的精英执政依然具有不民主的危险性。*约西亚·欧伯：《“阿拉伯之春”为何没有带来稳定、繁荣、非暴政的国家？》，《东方历史评论》2016年6月22日。在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的今天，中东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主和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在美国从中东收缩战略力量、俄罗斯不会大力重返中东的情况下，中东地区五大主导性力量——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以色列之间相互争夺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斗争频率就会上升，这种地区性冲突的增长意味着该地区某种新的地区秩序正在萌发和形成。一旦这种新秩序形成，则预示着战后中东地区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导下的后殖民格局的最终瓦解。在这一缓慢的地区新秩序形成和旧的后殖民格局瓦解过程中，由于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等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中东地区的转型和动荡局势还会持续相当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