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权力转移理论被很多关注亚洲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和运用，*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7～45.他们思考着在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和美国是否也注定要争夺霸权，正如1914年的德国和英国以及两千年之前的斯巴达和雅典。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发生了转变，也使两国关系日趋战略化和复杂化，通过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中国崛起后果的学者预测了中美冲突的未来，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便以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分析中美关系，他认为：“只要中国的力量不断增长，中国会像以前所有的潜在霸主一样，有强烈的意愿倾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霸主”。*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 400.

围绕“权力转移理论”这一命题，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包括奥根斯基于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这一权力转移理论的奠基之作，以及奥根斯基与杰西克·库格勒合著的《战争细账》和库格勒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认为权力转移将伴随着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前提及相关变量；*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New York: Knopf, 1958; 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对于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再分配，基于对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历史的考察，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强调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是大国间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更为关注主导国而不是崛起国的力量，认为霸权战争往往由主导国挑起；*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同时，还有一些悲观的现实主义学者受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中国，中国可能会在10年或20年之内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著作；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质疑权力转移理论与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会引起美中之间的战争，*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Routledge,2007; Zhu Zhiqu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Routledge,2006; Yang Shih-yueh, “Power Transitio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out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Review, Vol. 13, No. 2, 2013;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Taylor M. Fra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4, 2010;Richard Ned Lebow,Benjamin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认识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

国内学者对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仍没有相关研究的著作。朱峰1998年发表在《欧洲》杂志上的《“权力转移”理论评述》一文是国内学者较早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介绍，作者介绍了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要点，并进行了评价。*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欧洲》1998年第1期。此后的研究成果多是阐释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缺陷，并以权力转移理论为视角分析中美的结构性矛盾、两国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东亚区域安全架构的变迁以及国际体系的转变等，*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陈永：《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娄伟：《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张骥：《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陈迎春：《权力转移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亚非纵横》2013年第2期；彭培根：《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和平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石冬明：《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王敏：《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东亚区域安全架构变迁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同时，也有学者以道义现实主义、权力共享来探析权力转移理论。*刘文祥、杨小勇：《道义现实主义视角下权力转移理论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逄锐之：《超越权力转移：亚太地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外交学院》2014年。国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解。

鉴于权力转移理论在现实主义范式中持续突出的影响力，以及其在美中关系中的广泛应用，十分有必要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开始了权力转移进程，以及中美两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平发展路径。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为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奥根斯基、库格勒和吉尔平先后形成了各自较为系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奥根斯基、库格勒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像国内社会一样分等级的，在这一体系中包含有主导国、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国家之间的关系呈金字塔结构。权力转移理论挑战了均势理论对战争现象的解释，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接近、尤其是出现“持平”趋势时，战争最有可能爆发。*A. F. K. Organski,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19～20.而最有可能在持续时间与规模上趋于极致的战争是发生在实力近乎相等的主导国和不满意的挑战国之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及其支持者一般只会将它们从维持现状中获得的一部分好处给予崛起国，崛起国往往不满意这点好处，从而发动战争以使国际秩序更有利于自己。*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pp.364～367.奥根斯基和库格勒还阐述了权力转移发生的条件，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国内因素，尤其是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使后者超越了前者，正是这种超越破坏了秩序的稳定。*A. F. K. Organski,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61.奥根斯基之后的一些学者对权力转移理论也有所发展，道格拉斯·莱默克将这一理论扩展到区域体系之中，认为区域体系也存在着等级；*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Issue 4, 2003, pp. 269～271.而斯蒂文·陈则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修改，对其核心命题提出了挑战。*Steven Chan, “Exploring Puzze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2004, pp. 103～141.

吉尔平的霸权转移理论同样强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与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理论不同的是，吉尔平更为关注主导国的衰落，其所认为的霸权战争主要是主导国对抗崛起国。为调整和捍卫体系，主导国不断作出承诺，最终超出其能力。崛起国渴望重塑“国际体系规则、势力范围以及其中最为重要的领土的国际分配”。*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187.由此，主导国家将预防性战争视为消除崛起国这一威胁的最有吸引力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其他的对策还包括减少承诺，或者通过进一步扩张、联盟以及与挑战国和解并进行安抚来降低成本。

除了政治经济现代化方面进行理论创新之外，我们在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国际现代化方面也进行了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三、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开启权力转移进程

3.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对全球规范的遵守

(一)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使两国实力差距明显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以及有效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也作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居于首位。*《2016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7%,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居首位》，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1/c_129455844.htm。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甚至发挥了超过中国经济规模的带动力。尽管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中国的全球存在感不及美国，但在经济实力方面，近几年中美两国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方式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GDP(PPP)甚至将超过美国的40%(见表1)。

当前，在保险公司内部财务控制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保险公司内部财务控制理念相对落后，在内部财务控制的风险防范意识较为淡薄，在保险公司的内部财务控制方面也缺少必要的监督以及评价管理体系，造成了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因此，对于保险公司内部财务控制的开展实施，应该重点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表1 中国、美国GDP(PPP)对比*GDP(PPP)指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Harvard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ttp://www.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resources/whos-rebalancing-whom。 (单位：万亿美元)

  

国家200420142024est.中国5，76018，22835，596美国12，27517，39325，093

(二)中国的监管式经济管理凸显其国际地位

中国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有能力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提供公共经济产品。随着美国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日趋减弱，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管的角色，在稳定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监管式经济管理职能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对美元和欧元的有力支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中国持有如此规模的美国国债无疑为美国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也为仍以美元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为帮助欧洲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尤其是始发于希腊，而后蔓延至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债务违约，中国政府增持了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券，并声明会长期支持欧元以及欧元区的经济体。中国对稳定欧元区所给予的帮助不仅有助于改善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中国作为全球共同体中利益攸关方的一个典范。其次，中国在坚持自身发展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白皮书：新中国60余年向国外提供援助近4000亿元人民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017/c1001-28784961.html。与美国以武器或政治项目的形式提供援助不同，中国的海外援助旨在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等金融机构，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联通亚欧大陆，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再次，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得益于中国于2007年初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显著(见表2)，2015年更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行为体，中国投资公司拥有长期的战略目标，购买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也投资房地产和个股。在金融危机之时通过注资支持濒临破产的一家美国重要金融企业——摩根士丹利，中国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在支撑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第125页。最后，稳定汇率，积极推动人民币的渐进式可兑换。在不破坏市场平衡的前提下，中国中央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的稳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同时还于2017年4月1日首次公布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达845.1亿美元，占参与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成员外储资产的1.07%，*《IMF首次公布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持有情况》，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4/01/c_1120735578.htm。反映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作出的努力。稳定的人民币不仅有利于美元与欧元的稳定，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从中国的文化基因来看，5000年的优秀文化中没有霸权主义的元素。中华文明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和”的文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将“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主张以仁爱的精神实现“天下大同”；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互爱互利，体现的是反对不义之战的和平愿望；道家所提倡的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体现出一种和平的思想。尽管时代变迁，中国“和”的民族基因从未改变，当前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便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

总的来说，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及其所履行的监管职能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作用并不是霸权性质的，中国并不寻求推翻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而是力图支撑全球经济，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

表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007～2015年)*对外投资净额包含有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数据来源：“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 (单位：亿美元)

 

(三)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

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积极倡导新一代贸易协议规则并严格执行和谈判是有理论依据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且如果仅从实际执行效力的影响系数来看，新一代WTO-X法定承诺率每增加1%，发达国家人均年GDP增长1.3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实际执行的难度和发展条件限制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中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

就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来说，具有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从客观上来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美之间的权力接近乃至“持平”仍需时日。从主观上来说，中国“强而不霸”的历史文化底蕴、“不称霸”的外交战略以及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对全球规范的遵守，再加上中美之间拥有维持良性竞争模式的基础，都表明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持基本满意态度，且一直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是中美之间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所在。但中美关系中仍然存在的消极对抗因素，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不利于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使中美两国触发激烈的冲突。

下午，天一放晴，东面鬼子的飞机就蝗虫一样密集飞了过来，好在国军从江西、湖南一线起飞的战机迎头死嗑，加上守城的高射机枪遍布四周，鬼子不敢俯冲，只好在衢州上空急急丢了炸弹回去交差完事。那些炸弹零零落落掉在民房里，满城的木屋顿时一片片起了火。

2.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战略

(一)中美之间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推动因素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再次崛起引起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结构性解读，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大国。但参照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当代政治现实，以及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对全球规范的遵守，中国可以定位为一个成长的、保守的大国，一个拥有有限目标的谨慎的国家，中国的目标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并不矛盾，甚至可能是支持性的。同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相互依赖也有助于中美维持良性竞争模式，推动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朝和平方向发展。

实际上，家庭里面的争吵总是双方都不认输才会发生，只要有一个认输，争吵就不会继续。比如打架，两个人都要打才行；下棋，两个人下得越精彩越投入，双方厮杀就越激烈。如果一方不玩了，另一方怎么想厮杀都无法进行。家庭里也是这样，必须要有一方沉默才能结束矛盾冲突。

1.中国拥有“强而不霸”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与文化的国家相称，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强而不霸”一直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并没有称霸世界的传统。中国长期是世界第一强国，自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末期，中国建立了以自我为主要核心的、辐射周边邻国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也称为朝贡体系或“扈从关系”。朝贡体系通过朝贡国派遣使节接受中国的授职而建立了机制化的表象，从而明确了该国对中国的从属地位。在中国与其信奉儒家文化的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寻求的只是一种荣耀，并没有将自身的意图强加于世界，仅是致力于与邻国保持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朝贡体系中所呈现出的对中国的礼敬也只是对中国文化优势地位的确认，并不是对中国政治霸主地位的认可。*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kyu: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 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36.因而，基于以“扈从主义”为历史底蕴的中国，对于全球霸权或者地区霸权都不感兴趣，力求巩固有效的区域安全态势。

总的来说，权力转移理论涵盖7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国际体系由有能力施加影响于国际秩序的主导国主导；主导国施加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国际秩序对主导国越有利，对其他国家越不利；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导致权力转移周期性地发生；冲突在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发生；主导国和崛起国为维护或修改国际秩序而进行战争；战争能够有效地解决权力转移引起的利益冲突。*Richard Ned Lebow,Benjamin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2009,pp.392～405.而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决定战争是否爆发的因素主要是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对比状况和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其中崛起国的满意度是解释国际体系以何种方式进行转换的关键因素，如果崛起国对现有国际秩序持满意态度，即使其实力接近乃至超越主导国的力量，也能够维持和平，但在与主导国的实力“持平”之前，不满于现状的崛起国也不会挑起战争。*娄伟：《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第38页。

另外，含水层的破坏对当地供水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可造成供水量不足的现象，如影响矿体周边人类工程活动和工农业供水需水量。水质和水位的变化对地表植被生态系统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前5年开采矿体V-04、V-38、VI-09、VI-11、VI-16对地下含水层影响较大。

接车后，我们先检查机油油量、油质，经检查机油正常，启动发动机，发动机在怠速时，气门室内发出"哗啦、哗啦"响声，仔细辩听响声，我们感觉像进气VVT链轮发出的响声。连接诊断仪器GDS2，读取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码，系统存有3个故障码(图1)：P0011-进气凸轮轴位置性能；P0089-燃油压力调节器性能；P228D-燃油压力调节器1控制性能。

不称霸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一贯明确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这种理念贯穿于中国的外交战略。

冷战之后，基于中国有限的实力和遭受的地缘政治隔离，邓小平同志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政策，集中力量建设国家。为寻求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对中国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江泽民主席于1993年提出“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中国寻求妥善处理两国的分歧和矛盾，巩固和扩大两国的合作。1995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2002年提炼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胡锦涛主席继续专注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建设，以内政稳定为主导，外交政策强调维持现状和危机规避，以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在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You Ji, “The PLA and Diplomacy: Unraveling Myths about the Military Role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3,No.86,2014, p. 240.自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强调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创新了大国崛起的方式，开辟了大国通过和平发展战略实现崛起的路径。21世纪初以来，中国与多数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5月中国提出了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提出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呈现了新的视野，打破了权力转移理论者关于崛起国与主导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自2012年以来，“亚太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新型理念的提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仍然遵循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不称霸，不扩张。此外，在周边外交工作中，中国一直坚持“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内容，权力转移的发生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这突出地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缩小了两国的实力差距，同时，中国的监管式经济管理*[美] 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该著作将霸权解构为三个职能，即议程设定、经济监管和赞助，由欧洲、中国和美国分别行使。不仅提升了中国综合国力，其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美国近些年的过度扩张和过度公私消费严重侵蚀着美国的霸权，使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迈入了权力转移进程。

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认同度的高低以及对全球规范的遵守与否是判断一个国家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程度、衡量其国际话语权以及是否为负责任国家的重要指标。

美国的过度扩张和过度公私消费使美国霸权的基础遭到严重侵蚀，整体实力有所下降。首先，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耗时长且代价高昂，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被削弱，凸显了美国能力的不足。由于绕开联合国擅自动武，美国不仅丧失了“9·11”事件为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议题优势”，*娄伟：《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4期，第39～40页。还导致针对美国的盟国及海外美国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增加。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已经陷入“过度的公私消费”阶段。美国民众低个人储蓄率、个人债务的增长以及政府赤字的增加表明美国民众及其政府的开支已经失控，再加上美国持续出现的贸易赤字，不仅限制了防务和生产性投资，也使美国由世界经济的支柱变为经济动荡的主要来源，严重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同时，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导致美国在号召与整合同盟力量、控制和应对热点问题以及把控大国关系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下降。*刘飞涛：《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54页。美日韩三国所开展的同盟式合作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在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以及朝核问题上都没有实现一个霸权国所应有的管控能力；在对华关系上，美国政策的两面性为两国关系发展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此外，美国整体实力尤其是经济的衰退不仅削弱了其经济霸权，也相应削弱了其在传统经济机制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并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新经济机制的建立都表明美国霸权和其整体实力的衰落。作为对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坚持要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回应，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随后一些新经济机制的建立，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象征着美国设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衰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将其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操控世界的工具，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开始以消极旁观的姿态参与少量的国际组织，继而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主动申请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再到冷战之后，国际组织的作用凸显，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外交舞台，对国际规范的制定与修订发挥实质的建设性作用，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李华、杨娇娇：《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公共外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35～37页。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反映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上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以及中国开始承办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赛事。

就中国对全球规范的遵守程度，可以从自由贸易、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加以考量。自由贸易可能是除了主权外，世界各国政府最没有质疑的规范，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积极支持全球自由贸易，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正式拥护现有自由贸易规范最明显的信号。*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2003,p.15.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通过适当的国际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始于197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时中国还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5月核准了《京都议定书》，积极遵循这些协定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努力走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核武器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防止核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已加入了核领域方面的所有相关国际条约与机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忠实地履行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同时中国始终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因此，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以及对全球规范的遵守来看，中国积极致力于融入国际体系，并一直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各组大鼠给药42 d后，组织学测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Nif组、CsA组、Nif+CsA组的上皮厚度均明显增加(P<0.05)；与Nif、CsA组相比，Nif+CsA组上皮厚度也明显增加(P<0.05)，而Nif组和CsA组相比则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CsA组、Nif+CsA组的结缔组织宽度和高度均明显增加(P<0.05)；但Nif组和对照组相比、CsA组和Nif+CsA组相比，其结缔组织宽度和高度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

4.中美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良性竞争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同时在多个领域呈现利益交融的局面。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且日益将对方视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竞争对手，但随着两国在双边层面以及全球和地区层面诸多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在增加，能够将这种相对稳定的良性竞争模式维持下去。

在双边层面上，中美经贸领域紧密关联、拥有良好的沟通机制以及深厚的民意基础。中美建交38年以来，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支柱之一。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建交时的24.5亿美元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了约211倍。*《中美经济关系热度高双边贸易额超5000亿美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01/c_129523362.htm。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再创新高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2016年美中双边直接投资额达到历史高峰》，http://intl.ce.cn/sjjj/qy/201705/19/t20170519_23010631.shtml。同时，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已遍布美国47个州。自2000年至今，中企在美国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中企对美投资额再创新高仅万达就提供20000个工作岗位》，http://finance.china.com/domestic/11173294/20170410/30403679_2.html。双边投资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当前，中美两国已建立了包括首脑会晤机制、高层会晤机制、地方交流机制以及民间交流机制在内的上百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自冷战结束以来，作为两国关系的最高战略引领，中美各种形式的首脑外交频繁而持续地进行。近一年多来，从海湖庄园会晤到汉堡会晤，再到北京会晤，中美首脑会晤更为密切，有利于中美关系巨轮的稳定航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战略对话中最高级别的一个，是两国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一个重要渠道。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美元首举行会晤，并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新的高级别对话机制，较奥巴马时期的“战略经济”与“人文”双对话机制更为具体。*《最新：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开启中美交流新时代》，http://yanglao.china.com.cn/shidian/20170419/25501.html。沟通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相互沟通与协商，减少战略误判，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此外，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民间交往发展迅速。截止2015年9月，中国31个省区市同美国50个州分别建立了43对和200对友好省州与城市关系。*《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2016年，中美双向旅游规模超过500万人次，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平均每天有1.4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中美经济关系热度高双边贸易额超5000亿美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01/c_129523362.htm。在2015至2016学年赴美的国际留学生破百万，仅中国留学生就占了42%。*《2016赴美留学生破百万仅国人就占42%》，http://lx.huanqiu.com/lxnews/2017-02/10093465.html。这种日益增多的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石之一。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支持者，中美两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地区问题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互动合作也越来越多。“9·11”事件之后，围绕着反恐问题中美两国开展了紧密的合作。在金融危机问题上，中美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形式进行积极合作。2016年9月，中美两国先后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两国携手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动力强劲。

(二)中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中的对抗因素

1.中美两国战略互疑不断加剧

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已经成为两国开展合作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障碍，产生战略互疑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同时这也使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比一般的权力转移更为复杂。其次，中美两国政府对于彼此的政策制定过程缺乏了解，存在误解和不信任。一方面，对于中美双边关系，中国的关注点在于防止美国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并认为美国将极力遏制中国的崛起，意欲孤立、包围、削弱甚至从内部分裂中国，而美国关注的是中国将对其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王缉思、徐方清：《“两个秩序”下，中美如何共同进化》，《领导文萃》2016年第5期，第27页。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不断声称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并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旨在“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反的世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US Allies Aren’t Buying Its New Strategies to Confront China，”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us-allies-aren-t-buying-its-new-strategies-confront-china?utm_source=Chatham%20House&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9228677_2018%20US%26AP%2C%20Feb%20newsletter&dm_t=0,0,0,0,0&dm_i=1S3M,5HSW5,QEFJRH,LAX44,1.中国于2012年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为中美关系展现了新的前景，否定了权力转移理论所认为的崛起国与主导国必将滑向战争的观点，然而5年之后，这一新模式依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最初接受了中国的提议，但后来变得冷淡，甚至怀疑中国的意图，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视为一种威胁。*Hu Weix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owards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East Asian Policy, Vol.7,No.4,2015,pp.14～15.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的恐惧达到新的高度。过去，美国认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有利于美国将中国带进其轨道，然而在2015年3月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公开质疑了这一观念，并提出要重新划分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停止甚至扭转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以免中国变得过于强大。*Xu Qi Yu, “‘Thucydides Trap’ and China-US Relations,” Contemporary World,Vol.3,2015,p.27.毫无疑问，这一倾向将会侵蚀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2.中美在多方面利益分歧严重

本文对规则提取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置信度且具有较强覆盖能力的规则上面。设(U,A∪D)是一个覆盖决策系统,U={x1,x2,…,xn}, U/D={k=1,2,…,l},对B⊆A, {1,2,…,n},记

尽管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且两国在经济上也拥有很大的互补性，但由于发展模式与水平的差异，两国在贸易、投资政策以及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仍存在矛盾。鉴于这些经贸议题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安全，围绕经贸议题的分歧倾向于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不利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从特朗普政府提交对华强硬的贸易大纲，到宣布对进口钢铁和进口铝征收关税，都表明特朗普开启了气势汹汹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摩擦有日趋激烈之势。而在政治外交机制上，虽然中美已拥有100多个双边沟通机制，但过于微观分散，甚至有些已经名存实亡，很难就双方存在的疑虑、分歧和热点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导致无法了解对方的真实立场，从而增加战略误判的可能性。

在涉及美国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的问题上，以及中美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部署“萨德”导弹问题上，中美之间处于一种非良性的安全困境之中。*倪世雄：《未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与前景》，《学术前沿》2017年第6期，第52页。2018年2月2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严重触碰“一个中国”的红线并冲击中美关系的基石。在南海问题上，作为非当事方，美国的传统政策是保持一种中立立场，但近年来，为了在其区域盟友之间维护其“信誉”或声望，美国不断强调南海问题事关其国家利益，不承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拥有，并给予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南海声索国一些实质性的支持，严重损害中国利益，而中国也不认可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主张，两国在主权问题和“航行自由原则”问题上相互对立。

五、结 语

将21世纪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完全套用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是不准确的，中美两国虽已处于权力转移的进程之中，但战争并不是唯一的结果，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国地位，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不会寻求将其推翻，而是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当前中美关系矛盾激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极为严峻和脆弱，致使两国关系中的对立、冲突和不确定性凸显。中美间竞争和争议的一面增多，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就必然是对手和敌人，竞争者也可以是伙伴。作为当代世界最具生命力的大国关系，未来中美关系应充分重视两国的建设性互动，并努力开展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领域的积极合作，以及在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领域的消极合作，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调适型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要高度警惕权力转移理论、“修昔底德陷阱”等传统理论的误导，避免引起中美两国的针对性政策激化倾向，进而使两国陷入冲突与对抗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