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的研究生郑雪楠曾把她的一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给我看，我看后十分惊讶，她这部小说的结构、叙述，讲故事的能力，显然超出了一个初学写作者的程度。虽然她驾驭长篇的能力还有很多欠缺，但是，她的整个文本对生活和经验的表达，已经表现出充分的自信。我一直以为，长篇小说可以给一个作者很多机会，让写作者在漫长的叙述中呈现、展示不同方面的才华，比起短篇小说之短，会更从容一些，但是短篇小说由于篇幅和技术上的要求，其写作的难度也可想而知，这种文体，或者说，这种叙事艺术面对世界的时候，对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双重要求会更加严谨。而且，一部好的短篇小说的诞生，必定是一种宿命般的机缘，它是现实或存在世界在作家心智、心性和精神坐标系的一次灵动，其中，蕴藉着这个作家的经历、经验、情感、时空感、艺术感受力，以及全部的虔诚与激情，当他将这一切交付给一个故事和几个人物的时候，他命定般地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有关生活世界的结构。所以，短篇和长篇之间，有一种无法比附的微妙关系，两种文体，各自都有考量作者才华和能力的指标。但小说结构和叙述能力的训练，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写作者已经具备了起码的天分。所以，我觉得，像雪楠这样的初学者，先在短篇上多下一些功夫非常必要，磨砺、训练出设计精致结构和细部修辞的经验，犹如围棋的训练，在有了一定的大局观之后，特别需要学会下细棋和娴熟处置定式的能力一样。我希望她回过头来用心写一些短篇，可能会有更多新的体悟。

春节刚过，郑雪楠又将她的两个短篇小说发给我。读后，我意识到，郑雪楠开始了她扎实的写作训练，也许，只有这样踏实地做下去，将来才有希望和可能成为一位好作家，而这才是我最为期待的。

读过这两个短篇小说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也必须对郑雪楠的写作进行仔细而用心地打量了。读到这两个小说，我也一下子联想到，郑雪楠所写的生活故事，是她自己所属的一代人的故事，她的确是属于她那一代人的存在的记录者和作家。我始终以为，19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正在以其独立和特殊、执着而乖张、勇于直面现实且尴尬的代际特征，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的震荡中，不屈不挠的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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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烟蒂》和《卧铺车厢》是两个充满了悲情的短篇，也的确是两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短篇。进一步说，这两个短篇的叙事，甚至可以称为是“几乎无事的悲剧”，看似平静的生活表象背后，人物的内心却是波澜万状，一切都仿佛在压抑中释放着，又不断在释放中重拾压抑，群体中的个人，都处于一种狼奔豕突又渴望涅槃的浮躁、焦虑状态。阅读这两篇小说时，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小说的叙述节奏都呈现出舒缓沉郁的节律，貌似平静如水，实则潜隐波涛，看上去极其平实的叙述中，竟然有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苍劲和悲凉，起伏跌宕，引发出我阅读时的万千思绪。作者显然充分地注意到叙述对象的生命状态和现实情境，我想，也许就是因为小说所讲述的都是时值风华的“80后”的故事，作者的叙事才会如此自信。当这一代人走到接近四十岁的年龄段的时候，激越与愤懑的“青春期”骚动，已经逐渐平复，慢慢开始退居幕后，内心的犹疑不决，虽然还依稀若隐若现，他们年轻气盛的心怀，在与现实的比拼中，较少飘忽不定，但还是尚难做到虚怀若谷和从容不迫。所以，小说叙述的节奏，渐渐慢下来，开始悠远悠长，时而还有些滞涩，这恰好暗合了这一代人生活的节律。壮志凌云的气魄，也正在被复杂、竞争的消费和物质日益吞噬，个人心态、日常生活的琐屑、渴望进取的艰辛，以及生存境遇的不断异化，使这一代人变得愈发有内部“镂空”的感觉，甚至精神、心理上的“易碎性”，也呈现于内在本质的空洞化图景之中。而且，他们的职场历程和人生体悟，尤其需要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却显得格外无奈和悲怆。具体说，生活的世俗性、物质性、利益化、理想与现实的悖谬，以及难以抵御的消费主义强大的诱惑力，迫使这一代人整体性地面对着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所带来的压力和对未来莫名的恐惧。这一代人不得不随时要面对生活扑面而来的琐碎和不安，而且又梦想要装修好自己已有的破碎。这时，我想起欧阳江河长诗《凤凰》中的诗句“掏出生活的水电”，他们选择竭力去组装和拼贴自己日益凌乱的生活，整理出尚且可以证实自身存在感的生活结构或方程式。这是他们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这一代人看来，在当代现实生活的场域里，爱情和婚姻，原本就不会像电影《南极之恋》的虚构和虚拟，并不是“越冷越浪漫”。功利而苍白，激情却沮丧，精神和灵魂层面的默契，开始蜕变为渐趋颓靡的沉溺，濒临瓦解。《烟蒂》中这一对年轻夫妇，每天就面对或者演绎着那种“格式化”的生存状态，他们正努力挣脱心理、精神尤其是现实的困窘，主要是，他们直面生活和选择未来及其价值取向时，显现出不堪重负的焦虑和灵魂的滞重。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从一顿饭开始，又终止于一顿饭。自己“做饭”和呼叫“外卖”，成为生活方式和价值差异方面一个极其细微的关键节点。

式中：X为n×1维状态变量，f(X)为系统的非线性状态方程，Z为m×1维观测向量，h(X)为非线性的测量方程；wk为过程噪声，Vk为测量噪声，且wk及Vk均为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分别为Qk和Rk的高斯白噪声。

由以上两组对比可知，在最优路线的求解上，本文算法相比较于文献[12]中的算法具有一定优势，验证了本文算法的优势性。

后来他哭了，也许是她先哭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未完工的房间地板上做爱，隔天她就给这幅画买了一个漆金画框，挂在如今的位置。画框上镶嵌了两排银色塑料钻石，每当房间暗下来，那幅画就如同月光下的铁栅栏。

他们正对着电视机后面的那一面墙，他们今年干的唯一一件正经事就是设计了这一面墙。他把它打造成七排书架，放她的书。当时真吓了他一跳，他娶的女人居然看过这么多书！正中央放着一副油画，是他自己临摹的《奥林匹亚》。

等外卖送过来还有一段时间。她依然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侧了下身子，用一只手抽出屁股底下的玩偶，一只蓝色的海豚。

其实，这篇小说，也可以命名为《厨房》。小说所叙述的一切，都是在厨房里发生和展开的，或者是刻意地选择和将其置之于厨房，以此作为叙事的背景，实际上既是一种生存逼仄的隐喻，也是有意将生活细碎化、世俗化。所谓“厨房真像个战场”，正是不同价值观的龃龉和辩证。在这里，原本应该是踌躇满志、奋发向上的一代人，他和她，在现实面前，理想和奋斗却构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悖论关系。那种激情在现实中的磨损和稀释，迫使他们过早地凸显出无奈和“早衰”的迹象。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竟然与其父母的婚姻和情感，有着惊人的相似。刚刚结婚半年，年轻的夫妻，年轻的婚姻，就已经渐显疲惫，他们之间就已然存在难以沟通和相互猜忌的无形裂隙和沟壑，各自的内心，极力地伪饰，但无法克服的孤寂，价值观的差异和博弈，一直笼罩这个年轻的家庭。毫无疑问，他们关于“丁克”的争论和“七年之痒”的讨论，既表现出他们实际地面对生活选择的自在性，也暗示出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竞争的残酷性，不得不迫使一些人，过早地放弃许多俗世的合理诉求。

他们小声笑了，最后一点夕阳停在窗口，游遍窗前。

“厨房真像个战场。”他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时说。

“败仗。”她说。

《卧铺车厢》，仍然是选择一对年轻夫妇作为叙述视角和主要人物，叙写一次旅行在车厢内的冗长而艰涩，写一次简单邂逅所引发的意外和绝望，写出了生活中许多精神、心理和灵魂的隐秘，也写出了生死在瞬间的“快意”抉择。唐雨希和冯逸众眼中的那个“男人”，在他们看来“他是个诗人，这不算什么”，这个时代里，即使是同代人之间也无法理解，无法兼容了。近乎三十七八岁的“男人”，也许他恰是一个标准的“80后”，那么，他何以如此恋旧？是什么巨大的力量使他沉溺于对昔日故乡的缅怀？何以无法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以至于自身发生精神和心理的突兀变动甚至难以抵御的致命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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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始终没有出现“他”和“她”的名字，反而，始终没有在小说中露面的他们的朋友和职场上司——米丽和邓山，则潜在地、隐约与他们夫妇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一种隐秘关系，而这一点，也许正是这篇小说叙事的张力和弹性空间所在。米丽曾经的恋爱经历令人惊诧：“他想杀了我，爱到要杀人的地步。你们也知道，想想看？”“爱和恨是一样东西的两面。有一次他干脆拿刀压着我的喉咙，然后他砍伤了我也砍伤了他自己，满墙的血迹。”爱情被扭曲、变形，以致近乎自戕、歇斯底里的状态，使得他们在丧失自我的同时，彻底迷失了生命的走向，价值和意义这一类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在他们的眼里，已经变得单纯和滑稽起来。烟蒂，作为一个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呈现，这仿佛暗喻他们吮吸、燃烧激情之后的黯淡，同时消弭了许多志气与斗志，这一点，虽然表现出些许沉重和消极，但却是他们真实的存在状态。

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烟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小说思路显得非常缜密，我仿佛在叙述里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清冷、压抑和忧郁的伤怀。这是一种少年般青春激情逐渐退潮时的成熟，加剧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慨叹。这种伤怀，虽然够不成美感的力量，却令人震撼和警醒。这里，他们要装修一面墙，设计一个书架和一幅油画，这也许是这对年轻夫妇试图努力构建的存在的背景墙，可以视为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精神图示。但是，那幅镶嵌了两排银色塑料钻石、漆金画框的《奥林匹亚》油画，竟成为围困他们情感的“铁栅栏”。这也许是又一个隐喻，外部世界对这个年轻的家庭所渗透的生存压力，聚焦在生存及其生存方式的坐标上，构成了巨大的生命的压强，一种无形的围困。我们还很难说，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已经足够透彻，而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一切都还是格外的模糊和驳杂。

但是男人开始对他们说，他开始形容茅楼的模样，他怎么住在四楼，每天下一级楼梯，朝那一小块黑糊糊的正方形探头探脑，再从那蓊郁臭气中看见一点亮光，有时他能看见收垃圾的铁耙子或者黑袖子，然后他扔掉垃圾，再朝里头喊一嗓子，他的声音像无限放大的气泡，还带着一股腐烂的鱼腥味。他总也搞不懂他住在顶楼，怎么他扔垃圾的那块还会那么脏，那一团团黑油究竟是从哪来的。他说着，说着，突然，他发现一切都变了。

这个这个，当然能种。村长极力争辩。一条尺把宽的沟，充其量占你八斗丘的二十分之一，说不定更少，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在返乡的途中，当这个“男人”听到也感知到自己故乡的巨变，他选择与之永远的诀别和离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小说早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呈现出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他与冯逸众、唐雨希夫妇有关“茅楼”和垃圾道的争论，幼稚而充满怀旧的惆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唐雨希和冯逸众也一样，与现实生活存有强烈的错位感和异质性，有所不同的而是，这个“诗人”不可抗拒的偏执，倔强、执拗、粗糙、草率而肆意地修改了自己的命运。这时，我无法不想到，我们这个时代近二三十年在不同人群，时有发生的渐趋普遍的精神病症——抑郁。它的源头，诸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分析，但是，在一个灵魂、心理失序的年代，个人决绝地了断生命本体的隐遁状态，为什么会像泥石流滑坡一样无法遏制呢？

纳税人小周每月工资10000元，基本减除费用（即“起征点”）为5000元、三险一金1500元、专项附加扣除中适用子女教育这一项为1000元。

断裂，这个“男人”选择了生命的“断裂”。故乡的巨大的情结，其中埋藏着“旧”与“新”的冲突和碰撞。想想看，难道一切都惟有新的才是进步的、现代的和必须选择的吗？在一个正发生深度转型、历史过渡、现实重构的社会时期，一个人的价值追寻和精神指向，一旦沉醉于个人性的狭隘天地，纠结于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忽视对时代、历史和现实的全景式把握，以及对多重性、多元化多层次生活的审时度势，一度在个人幻想的游弋中自我指涉，心理和精神的双重断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小说中这个年轻的“80”后青年，已然无法进入新生活和新时代，他身上的“易碎性”，遭遇到一个“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的存在情境，心理和精神的堤坝瞬间坍塌。因此，我感觉，这个小说的主题看似很单纯，实则蕴藉着一个时代生活的巨大隐忧。

归结起来说，《卧铺车厢》和《烟蒂》两篇小说，所叙述的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大体一样，都选择了一个极其逼仄、相对狭小的私密或半私密的空间。在这里，人物在厨房和卧铺车厢内的活动和思绪，则呈现出表象和内在灵魂之间的巨大发差，同时，强烈的压抑感令人窒息，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和警醒。因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特征，就是事物本质或者品质的不可见性，这也是一个无法从表象和外在形态探轶到实质的世界，正日益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噤若寒蝉。“80后”，与这个时代不期而遇了，而他们降生后适逢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由此，在他们童年、少年时代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无法预料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正时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和转型，我们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仿佛经历了西方四百年的深刻变化。当“80后”一代人刚刚完成“成人礼”之后，社会便向他们发起了严峻的挑战。安逸的生活已经不再适合这个高速运行的时代，任何一种职业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危机。《烟蒂》和《卧铺车厢》的主人公，就是在不可理喻的存在状态中，试图挣脱心灵和现实的种种羁绊和窘境，因为时代生活的骤变，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他们曾有的拟像的世界和存在状态。前者的“厨房”，后者的“车厢”，这两个日常生活场景，一个凝固，一个流动，郑雪楠有意无意地在试探自己用心感受人物、感受生活之后书写空间的选择，而且，理性地考虑到这一代人的行为方式、情感冲动和思维格局，并加以细腻、充分、朴素地呈现。而且，这两篇小说对现实的隐喻性，也不仅仅表现在修辞、美学层面，还体现出观照现实生活的许多复杂性，但若从隐喻的层面考量，也许我们会更加深谙到现实的强大，进而认识到文本表达的有限和局限性。很明显，小说在写法和叙述格调、气质上，都让我想到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卡佛的笔法和叙述格调，当然也带有海明威的简洁和干净的影子。我感到，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郑雪楠深度地汲取了卡佛对细节、细部描述以及对话的技艺或艺术养分，她耐心而绵密的呈现生活的琐细和细微触角，小心翼翼地延伸自己的书写维度。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两个短篇里，对话，始终也是推进情节和故事的动力，对话本身不仅有交待，更有玄机或者机锋。我们必须仔细揣摩，短篇小说究竟能有多少叙述空间，留给细节或细部，或者说，细节和对话，是否可以构成短篇小说叙述的一个丰厚的主体或叙述推进器？细节，能否可以强有力地推动叙述的进行，并充分地带出故事、人物、意蕴，包括语言等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个篇幅极为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发现或开掘生活的生机和玄机，实在是一件异常艰难却了不起的事情。说实在，我没有想到郑雪楠会在她的文本里，有意无意地触及我们时代最敏感、最令人心悸的精神、心理世相，也没有料想，她表现得如此细腻，甚至无孔不入，致力进入生活的肌理。虽然文本的构思、结构和叙述的链条，还显得有些松散、拘谨和局促，功力还有些力不从心，格调与气势上也略显消极和退却，但她已经基本上打开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叙述视野，进入了精神价值探索的空间。因此，不管怎样说，郑雪楠的这两个短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80后”画像，是对“80后”一代人的诚实记录和深思。

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些短小和细碎中，一种具有震撼力的事物，在郑雪楠的文本里，正在从低处向高处悄然地攀援。岁月绵长，屐痕处处，潜心地书写年轻的、正走向成熟的一代人的情感、心理和生命历程，确是同代写作者的责任和担当。我相信，雪楠一定会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