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瓶是我国古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实用性器物，是瓷器中一种常见的瓶式。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时期的储水陶器，经过不断的改良，产生于唐代，定性于北宋时期的民窑。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河南古称“豫州”，向有“中州”“中原”之称，它不仅是中原文化主要承载地，而且是整个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保存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令世人惊叹的史前文化，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庄子、政治家商鞅、科学家张衡、军事家诸葛亮、医圣张仲景、文学家韩愈、大诗人杜甫等历史名人，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造纸、火药也产生于此。河南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原文化。

梅瓶的功能存在许多的争议。有人说是盛酒器，有人说是观赏瓷。上海市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上书写有“清沽美酒”，“醉乡酒海”的文字装饰，由此可见宋代的梅瓶是盛酒的用具。在宋代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资料也是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画上，三人一马，马后人头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朗酒”6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梅瓶相同。

另外，辽宁省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上也分别书写诗文“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和“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甘肃省汪世显家族墓中出土的梅瓶，在肩部也有墨书“细酒”二字；1958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出土一件这样的瓶，明确在肩部有“葡萄酒瓶”的刻划字样；1971年山东邹县鲁王朱檀墓出土了盛有酒的梅瓶，而且有的宋代梅瓶还带有器盖，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梅瓶盛酒的功能。

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卷三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口颈，环日，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另外，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而装酒的瓶子就是“梅瓶”。

(1)X向纸瓦楞管在轴向准静态压缩作用下只发生手风琴变形模式(见图2)，因瓦楞芯层的正弦波纹的波峰和波谷是塑性铰的策源地，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在轴向压缩变形过程中，纸瓦楞管首先在底部或顶部出现一个折叠变形；随着变形量增大，纸瓦楞管沿着瓦楞波纹方向(MD方向)形成周期性的折叠单元；这种变形情况类似于弹簧压缩模式，当压缩载荷消除之后部分变形可恢复。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境内，该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年日照时数2 580～2 901 h。玉米、大豆等是研究区的主要农作物[13]。研究区是农业干旱易发区域，近5年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很大，研究区地理位置见图1。

由上述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宋代梅瓶应该是盛酒的酒瓶无疑，梅瓶在元代和明代仍然有作为酒器使用，元明之际的《碎金》一书的“家生篇”（三十二）载：酒器有“樽、木累、果合、泛供、劝杯、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榴、酒经、急需、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大白”之属，酒经罗列其间。可见元代梅瓶还是以酒经为称，并且仍然为酒器。明代梅瓶在南京、山东等地常有出土，像之前提到的山东邹县鲁王朱檀墓中的梅瓶，就充分说明了其盛酒的功能在明代依然有延续。但它的名称已经有所变化，在明代已经被称为“瓶”或“酒瓶”了，这在《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的“窑业·陶器”条中有所记载，且需求量十分巨大。

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也有称“鸡腿瓶”的。以“经”名瓶是有三层含义，即(1)它是一个盛酒的酒器；(2)它有特定的样式；(3)它有限定容量。一瓶酒就是一经，五瓶酒就是五经。

图像压缩系统把前端采集到的图像信息转换为LVDS数据电平传入到FPGA中,并存储在FIFO中作为缓存,然后读出图像数据到ADV212进行压缩,最后上传到上位机,用专用图像分析软件显示出图像。原始图像大小为640×480=307 200 byte,压缩后图像大小为6 400 byte,完成了对图像的48:1的压缩比例。

[3]张忠培.漫议考古报告.中国文物报[N].2001.9.2

到了清代，梅瓶打破了以实用为主的酒具，而是更趋向于赏玩的陈设器，因此，就梅瓶造型而言，清代更趋向于小型化、精巧化发展。清代梅瓶最明显的变化是口部与肩部，口径增大，肩部加宽且常有附加装饰。而口径的增加也有大小之分，肩部也有丰肩、平肩或溜肩。特别是在康熙、雍正时期，梅瓶的肩部较前更宽，由溜肩变成了平肩。

[1]王晓天.明清梅瓶造型特点与制作工艺演变及其艺术市场行情浅析[J].美与时代(上).2010.(03)：54-57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墓葬年代 墓主 梅瓶数量1950年 南京江宁东善乡 永乐14年 黔宁王木英 1北京海淀区董四村1号墓地 崇祯四年 熹宗皇妃段式等三人 3 1952年北京海淀区董四村2号墓地 崇祯十六年 神宗皇妃等人 12 1957年 南京江宁东善乡 正统八年 宋琥 1神宗朱翊钧 4 1958年 北京定陵 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孝靖王皇后 2神宗孝端皇后 2 1959年 南京江宁东善乡 正统四年 沐晟 1山东邹县 洪武二十二年 鲁王朱檀 1 1972年广西桂林市 明中晚期 靖江王朱经扶 1 1978年 南京市西善桥 弘治八年 丁固宗 1 1987年 南京雨花台区天堡桥 天顺七年 太监怀衷 1 1990年 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乡 永乐十三年 孝陵卫指挥使萧式 1 1991年 南京江宁东善乡 正统十三年 送铉 1

梅瓶在悠久的中国陶瓷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并受到人们的赞赏，透过梅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化认知，社会心理，审美情趣和先民们表达的情感或寄托的思想，体现了每一个时代的不同风貌。

[2]邹玉雪.中国古代陶瓷梅瓶造型与装饰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10

其实不然，因为根据桂林出土的明代墓室梅瓶发现，即在靖江及其王妃墓葬中发现有梅瓶，也在靖江王府宗师成员，甚至在各级品官员，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七品文林郎墓，都有梅瓶随葬的情况出现，可见梅瓶在当时并非是“皇族专门使用的一种供器”。(具体数据见下表）

参考文献：

梅瓶不仅作为酒具和观赏陈设所用，还另有其他用途。日用器陪葬的现象从春秋战国开始从未断过，梅瓶自宋墓就有出土现象，历经各朝各代不断，对于这些随葬梅瓶的等级制度人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墓室出土的梅瓶尤其是明墓出土的梅瓶存在一种等级的差别。如孔繁峙先生将从明墓出土的梅瓶数量进行排列归类，得出皇帝从葬梅瓶4件，皇后、皇妃从葬2件，公主、藩王、郡王从葬梅瓶一件，太监、品官葬未见梅瓶的结论，从而认为是等级的差别，并且认为“梅瓶是皇帝、皇后、皇妃、公主和皇子得封郡王所专的一种随葬品。”

[4]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M].瓷器图版.1985

胰腺假性囊肿(pancreatic pseudocyst, PPC)为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急性期主要局部并发症之一[1]，其发病率为6.0%～18.5%[2-3]。PPC逐步进展可产生严重周围组织、器官的压迫症状，一旦出现囊肿破裂、出血、继发感染等情况，如不及时处理会引起较为严重的腹痛、发热、休克，甚至危及生命[4]。多数PPC可经自身吸收或通过穿刺引流或手术治疗治愈[5-6]。SAP临床治愈2年后再发PPC者非常罕见，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连续收治2例此类患者，经微创穿刺引流治疗后痊愈，现报道如下。

[5]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J].1972.(5)

[6]朱广宇.中国古代梅瓶的设计艺术思想.大连大学学报[J].2006.27(3)：53

[7]李美仙.浅叙梅瓶的造型演变及特点.景德镇陶瓷[J].2013.(4)：21

[8]王光尧.明代梅瓶功能转变史.鉴宝[J].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