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主流媒体关于基层扶贫干部的舆情并存两种情形：一边是呼吁给他们“送些温暖”[1] “更多关爱”[2]，一边是批评或监督扶贫干部的消极情绪和不良行为[3] [4] [5] [6]。学术界对驻村帮扶制度的效果评价也有两类：一说驻村帮扶干部是“实在亲戚”和“精准滴灌管道” [7]，绝大多数观点充分肯定驻村帮扶增强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转变了干部作风，培养锻炼了干部，有助于完善基层乡村治理；但也有少数观点认为，他们“还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8]，“形式主义严重，效率很低，易造成扶贫依赖，加剧政绩竞赛不公。长期看还会强化权力寻租，资源配置的扭曲”[9]，甚至被诟病“工作方式已过时”[10]，“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11]。30多年的干部下乡帮扶实践和20多年的驻村干部帮扶制度，何去何从，回顾与反思尤显必要。

一、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一) 30余年干部下乡——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

有关研究表明，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已有30多年的历史[12]。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民政部、商业部等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号召，派遣干部赴贫困地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明确提出“凡有条件的部分，都应该抽派干部，深入一片贫困地区，定点轮换常驻，重点联系和帮助工作”[13]。其后，随着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推进，“中央决定，要把组织党政机关干部下乡扶贫，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14] 。1997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工作的意见》，表明干部下乡扶贫已形成一项制度。《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1994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等重要文件，都强调各级党政机关要把选派干部下乡扶贫作为一项制度坚持。20多年来，干部驻村具有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通过对贫困村配备专职干部，以及推动扶贫政策在基层执行与落实的驻村帮扶制度，不仅提高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转变了干部作风，培养锻炼了干部，而且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表明，该措施有助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与基层乡村的治理。

(二)“精准扶贫”基本方略——战略性、精准性、艰巨性

2013年“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被提出后，扶贫开发工作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程。精准扶(脱)贫方略的基本要义——“六个精准”，其中“因村派人精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动态识别、因户施策、政策宣传、产业发展、稳定脱贫等等，驻村干部是其中坚力量。在这场攻坚拔寨战役中，全国28个省区市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干部帮扶活动，共选派277.8万人驻村帮扶[15]，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16]。很多地方，还将下派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村。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成绩背后，驻村扶贫干部为之付出了汗水、心血乃至生命(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2018年“两会”时说到，脱贫攻坚战以来，已有500多位基层同志倒在一线)。

但是，也有一些驻村干部被指责“形象工程和无所作为”“对地方事务干预过多和不能发挥监督保障作用”[8]；驻村帮扶制度也被认为存在着稳定性保障不足和缺乏公平分配的顶层设计考量问题[17]等。2016年，四川省召回和调整1416名第一书记，占该省选派总数的12.3%，引起全社会较大关注。随后，青海、河南、广西等省区也曾召回扶贫不力的干部。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持续深入，长时间、高强度投身一线，“厌战”“懒怠”“畏难”“急躁”“补偿”等不良情绪悄然滋生(半月谈评论员，2018)。面对未来三年还有3000多万人的脱贫重任，针对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军作用，2017年12月，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三)乡村振兴战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村振兴战略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精准扶贫是为了实现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后者是前者的愿景，精准扶贫的口号由“打赢脱贫攻坚战”变为“打好脱贫攻坚战”。二是中观层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的“三步走”“七条路径”，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三是微观层面。乡村振兴提出“打造农村基层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并再次强调“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召开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量”。高压传导机制的最底端最前线，是驻村帮扶干部。强化驻村帮扶，被列为2018年全国扶贫工作重点之一。驻村帮扶，作为“落实脱贫攻坚责任的三项硬措施之一”，将“加大派的力度、增强帮的效果、加强管的措施、提高服的水平”(2018年1月8日，国新办举行脱贫攻坚工作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讲话要点)。由此可见，政府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有着热切期待——驻村帮扶在农村治理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驻村帮扶是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党的工作传统，有着经验也面临着诸多任务。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研究，对于当下和未来，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二、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回顾

本文所说干部驻村制度，是指为了减贫与发展，由各省市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派出驻村干部帮助所在村发展的政策机制措施等。驻村帮扶干部主要指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组)等，主要考察精准扶贫基本方略提出后，“因村派人精准”的实施状况。

进一步建立健全包括选拔、培训、管理、激励、考核、保障、评价等政策及落实，以及工作机制的调整与改革。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调查组建议建立驻村干部培训常态化机制、融合资金资源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黄承伟、覃志敏认为“先确定帮扶关系再进行致贫因素分析和扶贫需求调查，容易造成帮扶资源供给与帮扶对象扶贫需求难以实现最优匹配”，“为了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建议加强帮扶监测，并运用监测结果，对效果不佳的研究制定联合帮扶工作制度”。

(一)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的研究

尽管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已经实施五年，但对驻村干部精准帮扶制度的回顾性研究非常之少，与之相关的关于干部下乡或工作队的回顾性研究也不多。有几项研究恰好从宏观和中观角度描述了该制度的变迁和内容。刘金海对向农村派出的各种工作队的变迁情况作了分析，将当代中国农村工作队工作模式归纳为“党-军”“党-党、政”“党-党、政、事”“党-党、政、军、企、事”“党-事”“党、政-政”“党-党”“政-政”八种；第二、三、六种是现实中主要的组建形式，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农村出现党组织建设问题或经济问题时，党政系统向农村派驻工作队。通过进一步研究工作队的组建形式、规模、人选、工作内容、工作对象、特殊性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历史地看，农村工作队是中共农村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及时处理了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8]；韩广富等回顾了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基本内容(包括组织实施、工作要求、选派标准、主要任务、管理考核等)，认为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制度，“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是践行党的宗旨的实际体现，是培养、选拔和锻炼干部的途径，是配合好贫困县领导班子工作的渠道，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12]；赵慧认为数十年来，“包村”方式“叫好声”“喊骂声”交错，上层基层意见不一，但其在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外力与内力之间关系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需要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19]。另一些研究主要是微观角度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察，如李里峰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历史地考察了工作队作为非常规运作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制的运行情况，认为一方面工作队“帮助党和国家实现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另一方面“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20]；蒲敏认为“在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新农村建设进入瓶颈的背景下，干部下乡是主动满足民众需求、寻求政治认同的路径选择，是一种从外部全攻略、引进资源的方式解决乡村资源短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方式”[21]；管志利对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简要溯源，认为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度，是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三个子机制之一，是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从协调治理视角重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2]。覃志敏、岺家峰认为，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被赋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使命，其工作变化，一是范围扩展和明确化，二是更为制度化和规范化[23]。

(二)干部驻村帮扶实践的研究

1.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

201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对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的表述是“有经验、有能力、懂扶贫、善于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的标准是“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职能部门的报告通常是从理想信念、价值观、工作作风、品德等方面概括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而学术研究主要从公共领导力的角度来探讨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一项驻村干部胜任力研究，构建了驻村干部与贫困村的理论模型，测算了精准匹配度，并对样本进行了运用，提出“驻村干部专业知识、组织实施能力、协调沟通能力、价值认同度、脱贫责任感和职位特征”，对于发挥驻村干部胜任力和脱贫成效具有重要作用[24]。王亚华、舒全峰通过对“第一书记”群体调查发现，村庄内部领导力不足、保障不足、不公正对待、培育不足、可持续性作用不足明显，因此，“在提高第一书记的领导力水平、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贡献的同时，要重视制度和文化建设，培养农村人才，实现农村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25]。

[12] 韩广富，周耕.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制度的建立[J].理论学刊，2013,(11).

多数研究认为当前驻村干部角色繁多，这“一根针”穿起需要贯彻的“千条线”工作，他们承担了资金引进、技术支持、参与或主导贫困村的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等多重角色[26]，是促进贫困村发展的“指导员”、群众纠纷的“调解员”、政策方针的“宣传员”[27]。王晓毅认为，2015年相关政策让扶贫工作队队长兼任第一书记，第一书记须参加村两委会议，从而让第一书记有了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角色。李小云、许汉泽认为扶贫“第一书记”与上级政府、派出单位、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多元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指出“第一书记”的工作一方面受到上级政府目标设置权责不匹配与原单位有限资源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遭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共谋”与“乡村”关系的双重结构性排斥[28]。

1.2.1 样品采集 从样品中取200.0 g烟叶粉碎，充分混匀后取100.0 g烟末(过60目筛)封装，作为分析样本备用。

3.干部驻村特点

最后端上八宝饭，我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先生居然大笑说：“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梁先生则笑说：“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干部驻村具有“嵌入治理”的特点。“嵌入治理”研究者们认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包括驻村干部工作机制都具有主体嵌入、技术嵌入、制度嵌入以及关系嵌入等特点，嵌入机制的关键在于“实现嵌入与引领的统一”[29]。袁立超、王三秀研究认为，嵌入型乡村扶贫体现在具有“嵌入”乡村治理的工作性质、运动式治理的工作方法、明显的时效性三个方面；村治组织的羸弱和村治民风的落后为“嵌入”提供了现实性和需求性空间，要防止一时推动外力帮扶，贫富差距再度拉大的“梅佐乔诺陷阱” ；从制度理论角度看，干部驻村具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特征。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帮扶机制具有制度化特征，但在帮扶资源供给上具有非制度化、非持续等特点”，帮扶体系呈现出“系统化、封闭性的特征”[30]。覃志敏、岺家峰认为，干部帮扶一方面属于具有科层化制度化特点的政府扶贫范畴，另一方面属于具有非制度化特点的社会范畴。干部驻村制的非科层化的特征还表现为，干部驻村制使得乡村治理呈现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使得政府动员机制从“单线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资源配置机制从“弥散”到“精准”，政府组织机制从“僵化”到“弹性”[31]。

4.干部驻村帮扶短板

干部驻村精准扶贫有许多需改进的地方。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肯定干部驻村精准帮扶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就曾指出其存在对基本要求认识不够到位、职能定位不够清楚、主要任务不够明确、工作开展不平衡、培训力度不足、指导督察比较弱、评估奖惩机制待完善等问题[32]；研究界基于此前的驻村帮扶情况，提出了一些相关观点。如有研究从村民视角对驻村工作效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户对驻村工作队的认识并不充分，农牧民的实际困难与工作队要解决的问题之间有较大差异，提出要抓核心问题，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3]。河北课题组指出，由于要迅速落实帮扶任务，省市县层面迅速组建了帮扶工作组，存在行政化、形式化、运动化倾向；“一刀切”的选任方法，政绩、“镀金”可能是内在驱动力[34]。随着精准扶贫方略的深入推进，尽管尚未开展系统性的绩效评估，但该项制度的不足之处依然明显。

3.协同治理

二是省市县层面制度不够健全。有的省级层面还未形成统一的扶贫工作队伍组建、管理和考核的标准和政策；有的地市层面统筹推进细则缺乏，扶贫工作组仍按老思路推进工作；有的县本地化的驻村扶贫工作规范机制还不完善[35]。另外，驻村干部激励制度化有待加强，考核物质投入指标与内涵建设指标权重不合理等现象也应引起重视[36]。

三是资源供给和统筹资源的效果差异大。各驻村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很大，特别是在精准识别、统筹运用资源、村级基层组织建设上影响力参差不齐，可能加大贫困县中贫困村之间的差距。黄承伟、覃志敏认为各层级各派出单位的资源和权力存在差异，在普遍化帮扶制度下，帮扶资源供给上的非制度化和非持续特点，可能会加大扶贫资源在贫困人口和贫困村的不均等分布，甚至会影响到整体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益。“帮扶体系系统化、封闭性的特征”，使得社会扶贫力量较难以制度化参与精准帮扶机制，从而不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协同推进扶贫开发大格局。

四是可能造成与村民自治的冲突，加大资源供给不公，影响资源使用效益等[37]。例如，许汉泽、李小云认为双重排斥的结构性变化不仅影响了“第一书记”扶贫工作本身，还导致了驻村帮扶制度的变迁，使得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化；再如，李鑫诚认为干部驻村制这种权力下沉式乡村治理模式，可能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侵蚀村民合法权益，加剧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挤压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

(三)完善干部驻村制度的对策研究

1.制度和机制建设

不同抗性向日葵品种在同等用药条件下，对向日葵列当的防控效果影响较大，其中对向日葵列当具有一定抗性水平的品种，其防控效果明显优于易感品种，此点也符合诱抗剂的特性；另外，施用该诱抗剂的向日葵地块，必须做到良好的整地、播种质量，使向日葵出苗整齐，避免向日葵叶龄差异较大；同时，在施药时还应考虑天气条件，防止高温、大风造成药剂的挥发和漂移，以及利用扇形喷头，对向日葵叶片进行定向喷雾，避免漏喷或重喷等因素影响诱抗剂对向日葵列当的防控效果。

2.能力建设

从改进方式方法入手，进一步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加大统筹选派力度，明确扶贫各主体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等。王晓毅提出，在总结经验、强化监督和评估及提供培训等方面开展能力建设。对于一年期的驻村工作队员要提前选拔，提前进行系统培训；对于希望在贫困村较长时间帮扶的干部，要提供系统和周期性的培训，借鉴农村社区发展经验，形成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管志利提出“加强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力度。协调贫困者、扶贫单位、项目资金单位的复杂利益关系，并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化；协助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积极参与各项扶贫开发工作” [22]；覃志敏、岺家峰认为“要促进驻村帮扶资源供给的制度化，提出建立省级层面的驻村帮扶专项基金，各级地方政府配套，专项用于解决驻村干部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帮助所驻村解决的问题。专项基金可以采取共同申报、竞争性使用的方式，严格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审批和管理项目” [23]。基于干部驻村对贫困村内源发展能力影响的正负向两种可能性，提出“驻村干部要促进贫困村内源发展作用的发挥，既需要其增强责任意识，融入乡村社会，积极发掘和培育贫困村治理‘能人’和推动社区组织化，也需要相关部门完善驻村帮扶制度，强化促进贫困村内源发展的政策内容，并制定相应的激励与考核措施” [23]。

一是运动式功利性较强。有些下派的扶贫干部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扶贫成绩并呈现良好的政绩，急于实施一些短期可以看到成效的项目，甚至为了政绩而将有限的扶贫资源集中在少数典型村，伤害了反贫困的公平性和合法性，“缺少有扶贫经验的驻村干部、较快的人员流动和缺少对扶贫效果的有效监测制约了驻村帮扶在精准扶贫中作用的发挥”[26]。

精准扶贫要放到农村发展的大框架中。如河北课题组提出把驻村干部制度和村民自治机制、“一事一议”制度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省市派驻村干部对项目帮扶资金的监管、监督作用，省市派驻和乡镇驻村干部协同创新。王晓毅提出强化帮扶单位的责任感，使帮扶单位对驻村工作队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从制度上保障驻村工作队参与贫困村的治理(如参与建档立卡、发展产业、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和推动基层组织建设)。谢小芹提出从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一步完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在扶贫领域的“新双轨制”[38]。

(四)既有研究的反思

王晓毅认为，目前对扶贫工作队缺少系统的研究；许汉泽、李小云认为，还没有把驻村干部开展工作的具体实践机制展现出来，更缺乏详细的个案经验材料作为支撑；黄承伟等发现已有研究对减贫效益仍有分歧，对减贫机制讨论较少；袁立超等认为对支撑干部驻村帮扶生发、存续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结构性因素等问题探讨较少。

三、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述评

(一)在研究视角上，微观独立个案调研多，宏观整体性考量少

既有研究多聚焦各地个案经验，缺乏其在选派、构成、工作内容、作用发挥、制度保障等的整体描述和深入分析。同一标准考量、不同驻村帮扶模式的共同性、差异性的比对缺乏，影响整体判断与系统评估，不利于顶层改进和完善。当前对西南、西北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个案居多，如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调研组对甘肃和贵州两省的2个县驻村帮扶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39]；王晓毅也对上述两省2个县6个村驻村工作队进行了调查；郭世优等对四川藏区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研究[40]；王丹莉等对西藏驻村干部的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进行了研究[41]；葛志军等在宁夏调查了扶贫工作队状况，等等。其他贫困地区各角度具象调研有：河北省驻村制度实施调查[42]和河北省驻村干部选任评估，山东S村、广西龙州县[43]、河南J县第一书记调查[44]，闽东南C村干部驻村非科层化运作调查[17]，等等。

(二)在研究学科上，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西方理论运用多，纵横本土的系统性建树少

社会学的场域理论、结构排斥理论、嵌入理论、管理学协同治理理论、接点治理[45]、胜任力理论、公共领导力等西方理论，被用于生动描述和分析驻村干部的工作情境和特点等。干部驻村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工具，本土理论分析相对较少。2005年，谢耀南提出了“干部驻村的公共管理价值”[46]的概念；刘金海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共在各时期派工作队的历史、模式、作用等进行了研究；李里峰对华北以土改为中心的考察工作队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但都对精准扶贫驻村帮扶着墨不多。管志利应用协同治理理论，提出着重从过程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模式的重新调整与改革深化；雷文艳等受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启发提出新“双轨制”，研究了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在扶贫领域的交汇、互动和嵌入状况[47]。

作为一种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方式，无论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战略考虑，其价值、内涵、特征、效益、模式、路径依赖及创新性，都需要系统而进一步的研究。这既能丰富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减贫经验。各阶段、各区域干部驻村在构成、规模、人选、工作内容、工作对象、作用发挥的条件、影响等有哪些异同，哪些可资互鉴，乡村振兴要求其有哪些转变，等等，系统阐明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的整体状况和机制成效，对于进一步形成驻村帮扶共识和促进驻村帮扶制度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研究主题上，精准帮扶现状考察多，精准长效机制探索较少

李小云认为，扶贫政策的最终效果已不再取决于政策顶层设计，更多地取决于乡村底层的制度发育及扶贫资源的公平传递。当前驻村干部是基层治贫的不可忽视的外力因素。不仅如此，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管长远、管全面”，要求实现高质量扶贫，干部驻村帮扶作用必须精准，可持续机制必须建立。“三农”发展“三步走”“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是优先路径，驻村干部也是提升“三农”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驻村帮扶”作为2018年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之一，有高配、长配、精配之势，有利于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干部驻村帮扶这一中国特色减贫方式，值得从精细化、专业化、长效化再深入挖掘。

四、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展望

(一)历史维度的功能定位

从驻村帮扶史、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三个角度纵观干部驻村工作机制变迁，定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干部驻村帮扶研究，有利于拓展该领域研究视野，完善驻村帮扶的整体性研究。因此，特别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驻村扶贫的政策、任务、构成、模式、特点、效果等，阐明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形成“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中干部驻村帮扶的功能定位。从而，进一步完善新形势下“因村派人精准”机制。

(二)现实维度的再精准

[32] 崔丽.瞄准目标　重心下沉　精准扶贫——访全国政协委员范小建[N].农民日报，2014-03-06.

(三)未来维度的对接转型

乡村全面振兴，非短期所能成就，仍需外力推动。如何协同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落地和落实，如何在扶贫脱贫中促进基层治理主体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力的提升，如何促进农民主体性发挥，提高脱贫致富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确保稳定增收、安居乐业等等，都是包括驻村干部在内的基层治理主体面临的难题。无论谁到农村都要既遵循农村发展的规律，又要不断完善帮扶制度。驻村扶贫有其逻辑基础、实践经验，也有其用武之地。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干部驻村机制是重要载体之一。脱贫攻坚既要解决好眼下的问题，更要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干部驻村帮扶机制要在汲取我国驻村帮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特别是“因村派人精准”的要求，实现“主体、供体、载体”[48]三位一体均衡协同的、可持续减贫与发展的效果再精准。可持续性减贫(发展)视角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弥补运动式治理弊端，完善驻村长效机制，为处理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系提供路径和方法参考。驻村干部的可持续性效果，主要表现在减贫“主体、供体、载体”三位一体均衡发展。干部驻村帮扶既要促进贫困主体(需体)在机会、技能、利益等方面的可持续性提高，供体在资源、项目、信息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供应，也要促进载体在市场、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供给。干部驻村帮扶在未来的道路上，要更加注重协同培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4) 根据华丰煤矿实际工程地质条件及相似模拟结果，提出全断面高强预应力锚网支护，特殊部位加强支护的方案，工程实验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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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四萼猕猴桃与中华猕猴桃嫁接亲合力好，成活率可以达到70%以上，根系发达，有“小脚”现象，抗根腐病、溃疡病效果好，嫁接的苗木生长比较旺盛，适宜在南方栽培。

[9]王文龙.政绩竞赛、合法伤害权与炫耀性寻租——对中国当前“包村”运动的思考[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临床发现,由于乳腺癌的早期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较多患者就诊时常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治疗机会,预后效果较差,因此,尽早对乳腺癌患者实施有效诊断有助于手术治疗的顺利开展,促进其预后[3]。

[10] 李昌金.新形势下大规模派干部长驻农村效果几何？——评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活动[J].市县领导参阅，2015,(17).

[11] 李鑫诚.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J].湖北社会科学，2017,(4).

2.驻村干部的工作角色

[1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的通知[R].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6，(23).

村级防御预案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落实村级防御组织机构人员及职责，预警和转移安置的程序及方式，确定具体的转移路线及方式，安排日常的宣传和群测群防工作等。

[1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金慧慧.国务院扶贫办：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277.8万人驻村帮扶[EB/OL].中国网·中国扶贫在线，2018-01-08.

[16] 黄承伟.深刻领会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EB/OL].人民网，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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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慧.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包村制”[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ETX表示在链路上成功传输数据分组所需的传输(重传)次数。如式(4)所示,ETXmax表示节点从某一候选父节点到根节点的路径所需的最大ETX;ETX(i)表示节点从候选父节点i到根节点所需的ETX。若节点从某一候选父节点到根节点的路径具有最小ETX,则选该候选父节点为偏好父节点。

[20] 李里峰.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10,(3).

[21] 蒲敏.干部下乡的逻辑基础[J].黑河学刊，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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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卢冲,庄天慧.精准匹配视角下驻村干部胜任力与贫困村脱贫成效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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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王晓毅.驻村工作队要参与村庄治理[J].老区建设，2016，(15).

如表1所示为运用eviews软件处理后的因子载荷图。从图一我们发现只存在一个主因子，且这一个主因子方差贡献就达到了100%，这表明这一主因子非常好的解释了所有的原始变量，而且6个指标都被包含其中，都有较高的因子载荷。本文选取因子载荷在98%以上的3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分别为城镇化率、老龄人口抚养系数、卫生机构数，以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系数为因变量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

[27] 周弋辉，等.建立和完善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调查与思考[J].老区建设，2014，(21).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警务。警察高校应时刻与新时代、新警务看齐，必须把警务一线所需要的实践、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作为唯一培养目标。因此，以能力培养为视阈，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探讨研究警察高校贴近警务一线需要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和践行的时代课题。建立并实行警察高校实验教学的基本管理体系，至少应该涵盖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素。

[28] 李小云,许汉泽.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

[29] 张义桢.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J].地方治理研究,2016,(4).

感冒90%以上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一般7天左右可以自愈。宝宝得了感冒，爸爸妈妈做好居家护理很重要，下面让我们看看医生给爸爸妈妈的这些居家护理建议吧。

[4]扶贫攻坚遇到新问题：那些什么都不干的，政府反而去帮扶[EB/OL].新华网,2018-01-26.

尽管欧盟修订的指令中仅仅是以权利但非义务的方式对待2012年年底之前注册2013年起产生减排量的碳资产，但是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2012年之后针对发展中国家原则上不再注册新的CDM项目，并且结合HFC等工业气体项目的补充规定分析，欧盟各成员国至少在2015年年中之前不可能放弃大部分2012年年底之前注册2013年起产生的减排量，否则其很难完成2020年的减排目标。

[31] 袁立超,王三秀.非科层化运作：“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逻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实际精准帮扶中存在诸多欠精准问题：一是职能部门较少在选派前进行定量化的评估，只是粗线条的分类，如贵州的经验做法(把科技干部配产业村、经济干部配贫困村、政法干部配乱村、党政干部配难村和退休干部回原村，而忽视精准发挥作用和可持续效果)，但村村个个匹配精准很难；二是在实际的考核评估中，尚无定量化的匹配检测；三是要做到精准化的匹配，还要掌握贫困村的贫困数据，包括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量、致贫原因、计划脱贫时间等，及环境、公共服务、集体经济等；四是即使选派精准并不意味着作用精准。未来研究还可以在模型运用、实证评估、再精准机制上下功夫。通过实地调研干部驻村的“选”“派”“配”“帮”“管”“服”等各环节工作机制设置及运行基本状况并进行比对，实现选人、人村匹配、县域人村匹配、区域人村匹配等全过程的再精准化；还可以从派出单位、组织部门、贫困村、驻村干部等角度研究再精准的经验做法，加以分析和推广。着眼选派配置再精准、脱贫作用发挥再精准两个重点的跟踪调查研究，帮扶资源与脱贫需求最佳匹配，有助于提升农村治贫能力。

[33] 杨玉美,等.基于村民视角的驻村工作效果评价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33).

[34] 课题组.新时期驻村干部制度绩效研究——以河北“省市派驻村干部制度”为例[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4,(4).

[35] 张永亮.驻村帮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国情国力，2016,(4).

[36] 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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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务院扶贫办，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合调查组.倾心竭力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关于甘肃、贵州两省驻村帮扶工作的调查[N].人民日报，2014-06-22.

[40] 郭世优,龙涛,孔令阳,陶桂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四川藏区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研究[J].决策咨询,2016,(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富含特色的产品更加追求，对此富含传统居民元素的艺术文化产品、作品更被市场看好。传统居民元素利用乡土文化气息这一文化特征，可提高人们的舒适度。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突显作品返璞归真的文化特征。不仅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传承作用，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间接带动了陶瓷设计作品的特色发展。传统民居元素的设计，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围绕自然生态理念，将陶瓷艺术设计作品回归到自然生态的本源。传统居民元素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另类感强，对此其文化功用在建筑中难以有效体现。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将自然观等生态文化充分体现，侧面烘托出了设计者的思想、人文情怀。

[41] 王丹莉，武力.外生力量、资源动员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式的再探索——以西藏六地一市干部驻村为个案的研究[J].开发研究，2015,(6).

[42] 韩兆柱，孙敬良.河北省干部驻村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公共管理论丛，2013,(1).

[43] 蒋永甫,莫荣姝.干部下乡、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案例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5).

[44] 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驻村机制的实践困境及其后果——以豫中J县驻村“第一书记”扶贫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

[45] 谢小芹.“接点治理”：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6,(3).

[46] 谢耀南.干部驻村的公共管理价值[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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