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又重申了这一改革总目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层治理体系完善与否和基层治理能力强弱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对人口流入型地区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地方性创新经验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一、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

越是基层的治理层级，权力越小、利益越小，责任却越大。特别是对于镇街而言，作为一级治理单元，经济发展资源、执法权限和社会管理资源主要掌握在区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手里，但是镇街又要“守土有责”，承担无限化的社会治理责任。在实际的基层治理中，条块之间的不协调较为突出。各行政职能部门虽较多地集中了社会管理资源配置的权力，但因管理力量有限等原因往往是“有权管但看不见”；而属地街镇和处在社会管理一线的村居委因缺乏相应的执法权力，往往是“看得见却无权管”。条块之间常常出现“该管的没管住、要管的没办法管、不该管的不得不管”的被动局面，造成社会管理的低效。镇街和村居还面临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考核指标越织越细、越织越密，“一票否决”项目不断增加，各项评比、检查、测评、创建任务也层出不穷。调研发现，人口的大量导入进一步强化了条块矛盾，使得基层治理体系更加碎片化。因为人口流动增加了治理事务，不仅产生了围绕流入人口管理的新设机构，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原来不在分工体系内部的新生工作领域。比如，人口流入型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外来人口的管理服务机构，基层政府一般设立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下面有一支由协管员构成的外来人口管理队伍。新设机构的增加不仅带来了新的投入，而且使得科层治理体系的协调压力又增加了。外来人口的输入还会在生产、生活领域制造一系列治理负外部性，如大量外来人口以非正规经济为生存机制，对城市管理秩序和市容环境构成一定压力。但是，许多新生的治理事项往往都涉及到多个部门，只有联合行动才能解决问题。以上海租赁违法搭建房屋经营废品收购站为例，涉及的行政管理执法单位有公安、工商、城管、房管、综治、卫生、安监等多个部门。

(二)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

在东部人口流入型地区，为了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撤乡并镇”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造成的直接结果是镇的管辖幅度过大，甚至出现了一些超级大镇。比如，按照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区适度规模标准，近郊镇人口适度规模为10-14万，原则上不超过20万，面积以不超过40万平方公里为宜，但是，上海许多郊区大镇的规模要远超于此。截至2016年，上海有107个镇，其中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镇有52个，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的大镇有18个；5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郊区大镇，平均区域面积达47.98平方公里，平均常住人口达19.18万人，平均户籍人口达7.9万人，平均管辖的非户籍人口为11.28万人(其中多数为外省市流入人口)，平均管辖的村居数量分别为25.52个和14.94个，镇与居村之间的管辖幅度超过1∶40。过大的管辖幅度一方面造成公共服务的提供半径过大，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公共服务无法近距离、差异化、及时性供给；另一方面造成社会管理的“规模陷阱”，过大的管辖幅度使得镇和村居之间难以有效沟通，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剧，社会管理也脱离了传统的集体经济单位和村社共同体边界，使得社会管理缺乏社会基础，进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

(三)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

对于那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大镇，由于正式编制被严格控制，政府需要通过变通的方式大量雇佣工作人员以应对治理形势。笔者所在团队曾对上海郊区大镇N镇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截至2011年底，该镇常住人口有36.1万，外来人口达到了19万，但是，上级核定给N镇的公务员编制只有55个，事业编制只有80人。作为机构改革的遗留，N镇实际在岗的公务员编人员为52人，事业编为166人，编制锁定“只出不进”的控制人员为21人。面对大规模人口的治理形势，N镇的实际工作人员总计有2808人，远远超过正式编制数。在这些人员中，除具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事业编、编制控制人员外，有非编人员131人，社区干部270人，下派、三支一扶、储备干部等人员36人，各类协管员2132人。不同性质人员，在待遇上也有明显区别，在科层体系内部的政治地位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不同性质人员往往会执行相同事务。人员复杂化的副产品是同工不同酬，甚至越是拿钱多的正式编制人员越轻松，越是干活多的人拿钱越少。基层干部反映“同工不同酬”“混编混岗”、上升渠道狭窄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四)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

政府单方治理已经落后于时代，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迈进方向是多元合作治理。对此，国家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确定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对于人口流入型地区而言，多元合作治理格局的瓶颈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发育不足。社会协同的前提是存在能够承担服务管理职能外移的社会组织，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较为滞后，“愿干事、能干事”的社会组织比较稀少。社区民间组织在类型上主要涉及联谊、娱乐、健身、维权等范围，而在医疗、困难群体帮扶等急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上还比较滞后。特别是在郊区农村，社会组织的存量就更为稀缺。另一方面，基层镇街面临着社会协同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既缺乏培育社会组织的经验，也缺乏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以及在公共服务合作递送过程中的管理能力。比如，现在不少社区事务虽然名为购买服务，但这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要么是镇街自办的，要么是已被纳入镇街既有管理体制之内的，这些社会组织资源不多，能力欠缺，独立性不足，严重依赖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1]。同时，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难以放心，不习惯与之合作，也缺乏对其承接服务过程的质量控制能力以及合理的后续评估机制。

(五)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

发达地区的创新经验说明，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革新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地方特色，回应地方特色的治理需求。发达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在人财物上投入巨大，同时受到人口大量导入的结构性影响，这与一些人口流出型地区和财力紧张地区具有重大的差别。与此同时，发达地区的一些创新经验比较注重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同时充分地尊重了社会脉络，值得全国其他地方借鉴。如实施“公共服务进社区”，以楼组、宅基、自然村落为单位的社会自治创建。

二、人口流入型地区解决城乡基层治理主要问题的地方创新经验

为了有效应对城乡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许多人口流入型地区都尝试了一些制度创新，比较共性的创新变革方向包括构建重心下移的协同政府，推进管理幅度与服务半径的合理化，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共治机制，增强社区自治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实施治理权能的重心下移，构建以块统筹的协同政府

2.推进以块为主的网格化管理和综合执法机制。上海“1+6”文件指出要“依法赋予乡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权”。乡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权的关键是形成以块为主的综合执法机制，对此，上海一方面通过制度改革将执法资源下沉到基层镇街，另一方面则依托于网格化管理落实基层镇街的综合管理权。2015年，上海还大力推动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将执法资源下沉到基层镇街，城管部门在街道实行“区属、街管、街用”，城管部门在乡镇实行“镇属、镇管、镇用”。上海“1+6”文件提出要“做实街道、乡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街道、乡镇牵头负责辖区内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整合相关管理机构单位,建立街道、乡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主要承担巡查发现辖区内各类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对各渠道发现的问题进行派单调度、督办核查,指挥协调相关执法管理队伍开展联合执法处置等工作”。2015年，宁波市全面推进“一张网”及其配套指挥平台建设，实施“多网合一”网格化管理，规定了包括矛盾调解、民政救助、食品药品、市容市貌等在内的28项巡查内容。宁波还在“一张网”的基础上，在乡镇(街道)建立综合指挥室，解决发现机制之后的快速处置问题。综合指挥室主要履行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信息汇总、综合研判、流转督办、绩效评估等工作职能，集合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综合治理、便民惠民、党群服务等几大功能。

1.推动权力下沉、理顺条块关系。2014年，上海“市委1号课题”形成的“1+6”文件明确指出要实现“重心下移”，“进一步发挥街道、乡镇和居村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基础作用,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为了强化基层，缓和条块矛盾，上海“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和综合管理权，赋予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同时也规定要“强化乡镇区域规划编制参与权”。类似的改革在其他人口流入型地区也能看到。比如，2013年，北京市海淀区出台《关于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街、镇统筹协调能力，深入推进网格化工作的实施意见》(京海发[2013]7号)，也赋予了基层街镇以“牵头权”“摇头权”和“评议权”。根据2015年《中共宁波市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　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的规定，宁波市赋予基层乡镇、街道多项重要性权力，赋予乡镇(街道)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人事考核权，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区域性、综合性工作综合管理权，对区域内制定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社区建设规划的规划参与权，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参与权。

2.增强村居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在“减负”之外，发达地区也比较注重对村居组织的“增能”，即增强村居组织为民服务的能力。发达地区的主要做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村居干部队伍建设。上海的探索比较典型，其做法是选优配强村居书记，居委书记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强化村居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待遇和晋升空间。二是加强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上海浦东新区探索了“公共服务进社区”经验、“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三是强化村居组织的工作效能。在此方面，上海探索了“全能社工”和“一门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的运行模式，以及建立健全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AB岗工作制等制度，方便群众办事。

上下级权责利不对等和条块间不协调意味着政府碎片化问题，严重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有效发挥。上下级权责利不对等和条块不协调的关键原因是治理权能在层级配置上的“头重脚轻”，没有把尽可能多的权能资源配置到基层，同时也未能形成“贴近社会”“贴近基层”的协同治理机制。对此，地方在制度创新上的主要方向是实施治理权能的“重心下移”，构建以块统筹的治理机制，打造协同高效政府。代表性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3.实施清单化管理和职责下沉的准入机制。上下级权责利不对等和条块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工模糊、权责不清，而解决的办法之一即实现清单化管理和职责下沉的准入机制。上海已经在市区街镇三级全面推开清单化管理，构建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权力公开运行机制。上海“1+6”文件还规定要“规范村级组织依法协助行政事项”，制定《村民委员会依法协助行政事项清单》，依法清理下沉村级组织的事项；区县建立各级职能部门下沉村级组织事项的准入、退出机制。浙江省则推进“四张清单”的制度创新，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四张清单”中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不仅有助于条条之间厘清责任，同时还有利于条块之间的关系处理。近年来，上海、宁波等地都逐步明确了部门职责下沉的准入机制。如宁波规定，对确需由乡镇(街道)承担的新增事项，须由县(市、区)党委政府严格审核把关，并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让基层腾出手，把重心转移到社会治理上来。

(二)推动管理幅度与服务管理半径的适应性调整

人口流入型地区处于快速城镇化地带，经济社会发展往往超前于管理体制上的调整。管理幅度过大和有效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是人口流入型地区的一个共性问题，地方政府也在通过各种改革措施予以适应和缓和。

1.实施分类管理、差别化赋权。城镇化程度和功能定位的不同，意味着管理体制上也应该区别对待。上海“1+6”文件在机构设置上赋予了基层街镇以有限自主权，街道内设机构采取“6+2”模式，可以自主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设置2个机构。浦东新区对镇采取精细化分类管理，将全区24个镇分为4类，即分为6个一般镇、3个大市镇、5个“管镇联动”镇和10个接近城市化镇，对于不同类型的镇差别化赋予不同的机构设置权和行政事权。宁波市除了区分卫星城市和中心镇之外，还将乡镇(街道)区分为一般乡镇(街道)、较大乡镇(街道)和特大乡镇(街道)，也是依据不同类型乡镇(街道)差别化配置机构和事权。深圳则是在综合执法环节对街镇进行了差别化赋权，比如规定“一般街道、较大街道原则上实行一支队伍综合执法，特大街道原则上可按劳动与安全监管、城市综合管理等领域设置2支综合执法队。一般街道及区政府驻地街道，可由区承担执法职责”。

2.探索合理加设层级和析出街道来缓和镇级管理幅度过大与服务管理半径不合理问题。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快速城镇化大镇，镇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城市化区域。为了解决大镇管辖幅度过大问题，上海“1+6”文件提出了三种办法，即设置镇管社区、基层管理单元和析出街道。镇管社区是在镇以下、村居以上设置镇管的社区，管理体制上配置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并配之以一定的人员编制，对辖属村居进行一定的功能性管理服务。基本管理单元一般设置在人口导入多、辖区面积大的郊区城市化地区及乡镇撤并后仍有大量居民居住的撤制镇地区，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资源和行政执法、专业管理力量,设立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等中心或服务点，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执法管理的有效性。而针对城市化地区中与中心城区或新城连接成片、边界清晰的镇区，则采取析出新设街道的方式完成管理体制上的街道化转换。深圳采取市-区-街道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但是街道的管辖人口规模较大，以深圳宝安区为例，街道平均管辖人口达到28.63万人。扁平化管理带来的问题是街道面对的居委过多，人口服务管理压力巨大。深圳较早探索了在街道-居委之间新设“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中心等中间层级，一方面缩小了公共服务供给半径，另一方面则代理街道承担了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3]。在理论上，“政府层级过多，将会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地方主义盛行，行政指挥链过长，信息可靠性和决策可靠性都会降低。政府层级过少，上级政府管辖的下级行政区数目太多，会带来规模不经济”[4]。以上海为代表的人口流入型地区通过加设中间层级和析出街道来缓和管理体制瓶颈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

(三)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同、良性互动的社会共治格局

现阶段，发达地区街道、乡镇层面普遍面临一个困境，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层政府较为薄弱的供给能力之间的差距。而基层政府之所以存在能力不足问题，既在于人财物资源的投入不足，也在于原来政府单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发达地区的主要经验是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同、良性互动的社会共治格局。代表性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叶敏，奚建武. 社会组织类型与服务承接的差异性困境——以上海市奉贤区Z镇政府购买服务经验为例[J].中国第三部门研究，2017，(1).

通过筛分试验，安顺煤矿粉煤中约有10%的1cm以上颗粒，2018年上半年粉煤总量26万吨，即约有2.6万吨1cm颗粒进入粉煤中。按照粒煤平均价格高于粉煤324元计算，上半年此项的损失在840万左右。

2.充分培育公共服务的增量性供给主体。政府单方供给公共服务已经越来越面临能力不足和机制失灵问题，而发达地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经验是引入市场机制和培育社会组织，做大公共服务的增量供给主体和供给机制。一是积极推动合理范围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于那些由市场主体供给更好、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建立合理有效的购买机制，由企业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发达地区的垃圾清运环节已经普遍采用市场化机制，起到了优化服务、节约成本的制度效果。二是大力培育有能力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发达地区一方面积极放松社会组织的合法化门槛，比如上海较早规定四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支持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和社区专业调处类四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发达地区普遍加大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并逐步将购买服务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提高了购买服务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发达地区政府比较注重对社会组织的孵化和服务，如上海、宁波、厦门等地都在乡镇、街道层面成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或社会组织服务中心[6]。三是建立政府-社会-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机制。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面临着公共性监管问题，政府是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委托方，同时也是公共服务过程和质量的监管者。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上，发达地区也探索了一些经验，如北京形成了“党建政治引领、政府依法监管、‘枢纽型’社会组织日常服务管理”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7]。上海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方面积极引入目录清单制度，以及在评估环节积极探索引入政府评估、服务对象评价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估机制。

业主共有权是一种新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形态。关于业主对共有部分所有权的性质，学术界持总有说、共同共有说、按份共有说和区分说四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忽略了小区物业共有权具有平等性、完全性和开放性，物业共有权客体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共有权形式具有民主性的特点，因而这种物业共有权应为集合共有权。㉚一些学者也认为，业主共有权在性质上是复合共有，即在共有部分方面连成一体，是作为一个权利出现的。㉛因此，业主共有权只能作为整体来行使，这就产生了业主的成员权。

3.有效发掘和吸纳城乡基层治理的存量性资源。在城乡基层治理中，发达地区比较注重通过创新社会治理发掘和吸纳存量性资源，特别是注重寻找和吸纳城乡基层治理的“社会中间人”。所谓“社会中间人”，可以理解为体制外精英，这类社会主体要么是有实力的经济精英，要么是有一定群众工作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精英，要么是有一定文化和才艺的文化精英。“社会中间人”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并非完全原子化状态，而是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积累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共享性规范，而“社会中间人”作为社会关系网格的中心节点，可以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中介性作用。在浙江，村级治理比较注重吸纳“富人”来治村。在上海，城乡基层治理比较注重吸纳本地的“社会中间人”，如嘉定区的“老大人”、奉贤区的“乡贤”。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基层政府也在探索吸纳外来人口中的精英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一般通过流动党员党建的管道成立外来人口服务委员会，比如广州白云区三元里街道设立了“来穗人员共治议事会”[8]，上海嘉定江桥镇、奉贤区奉城镇设立了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委员会[9]，宁波慈溪市坎墩街道五塘新村成立了“由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参加的民间组织”五塘新村和谐促进会[10]。

(四)推动村居组织的“减负增能”与社区自治能力建设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发达地区面临的特殊经验是大量非正规雇佣人员的存在与激励失灵问题。在一些人口流入较多的街镇，正式编制被严格控制，只能雇佣大量非编人员承担日常管理任务，但是这些人员往往面临待遇低、工作累和缺乏上升空间等问题。对此，上海的主要经验是一方面建立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体系，社区工作者是指在本市居民区和街道、乡镇公共事务岗位直接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由街道、乡镇承担全部经费保障和统一管理使用的就业年龄段全日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是推进社区辅助队伍整合，实施由区县确定人员数额,街道、乡镇统筹使用和考核的管理机制,加强对社区辅助队伍的规范化管理。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追求真理，热爱城邦，但在他古稀之年，却因不敬神和教坏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这个故事很多老师都在课堂上运用，以此来说明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端。面对指控，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对指控进行了一一辩驳。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正是苏格拉底所要建立的新的民主概念与原来的民主概念之间的基本区别。

目前各种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信息的泄露给用户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信息的泄露指的就是用户的一些保密信息被不法分子非法的窃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电子技术与各种高端信息技术的快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各种信息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内部的资料被偷窃、存储设备意外丢失等。因此现代人的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信息泄露已经直接损害到用户的利益。

其中，cθi为转角阻尼系数(单位：gcms/rad)，cαi为间隙角阻尼系数(单位：gcms/rad),csi为线位移阻尼系数(单位：Ns2/cm).线位移阻尼系数csi相对cθi和cαi较小，在计算中可以忽略.上述方程可以化为：

3.推动多层次的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村居社区的自治功能不能丢，而是要在行政化与自治性之间取得一种合理的平衡。在此方面，发达地区也探索了一些经验做法，比如上海较早就提出“党建为引领、管理在城区、服务在街道、自治在社区”的错位化治理理念。一是创新村居社区层面的自治平台与自治机制。上海静安区探索了“一居五会”的议事协商决策机制，“五会”即共建联席会、议事会、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议事会下设睦邻楼组自治会、团队工作管理委员会和志愿者协会三个社区自治组织。上海奉贤区探索了“村民议事中心”的经验。二是探索村居之下的“小微自治”。上海在此方面也有比较多的经验，比如嘉定区的“睦邻点”“客堂汇”，静安区的“星级楼组”创建经验，奉贤区的“楼组自治”“党建微家”。三是推出自治项目的创建。上海浦东新区较早探索了“社区自治金”的创建经验，目前已经在上海逐步推广[11]。

从初中数学教材的角度出发来看，学生首先学习的函数图像是一次函数图像，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根据一个具体函数表达式，首先通过一些计算，然后完成列表、描点、连线这三部曲，就此得到一次函数的图像，再往后就是学习反比例函数图像以及二次函数图像，其教学历程“自然”的让人找不出任何瑕疵，很少有人会在这块内容的教学上提出异议.就这样，函数图像在不经意之间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对此习以为常.

三、人口流入型发达地区经验对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几点启示

(一)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

从发达地区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创新经验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的优化完善需要实现一种“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基层街道、乡镇是社会治理的最前端，是最容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治理层级，社会治理的权能配置必须以“重心在下”为导向。发达地区经验说明，“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可以通过推动权力下放、强化块上统筹权、部门职责下沉的准入机制和优化考核机制等改革措施予以实现。

(二)城乡基层治理需要在管理幅度与服务管理的有效半径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下，为了集中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资源，全国各地都在行政区划上做文章，推动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的运动，由此造成的副作用是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幅度过大，不符合服务管理对有效规模的要求。在发达地区，城镇化与人口的大规模导入又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幅度不合理和服务管理不科学的问题。对此问题，发达地区探索了多方面的经验，比如对基层街道、乡镇实施分类管理、差别化赋权，以及通过合理加设层级缓和镇级管理幅度过大与服务管理半径不合理问题。

(三)城乡基层治理需要向精细化发展

发达地区的创新经验说明，城乡基层治理已经不得不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原来较为粗放的管理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基层治理形势。清单化管理可以较为有效地厘清层级之间、部门之间、条块之间的权责划分，有利于实现条块关系的对等化与有效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网格化管理之所以被地方政府普遍采用，关键在于网格化管理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性创新，对传统科层治理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基础改造，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协同治理机制，较为有效地克服了政府的碎片化治理问题。

(四)城乡基层治理需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三方协同、良性互动

发达地区经验说明，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同、良性互动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关键是政府要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政府不仅需要培育公共服务的增量性供给主体，而且需要积极发掘和吸纳城乡基层治理的存量性资源。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同时也是公共服务承接力量的培育者，又是外包公共服务的边界设定者，还是公共服务第三方供给的质量监管者和评估者。

1.3.1 数字化组 牙体预备：术前自然光下比色，再利用软件智能比色功能比色，按前牙“对接型”全瓷贴面标准制备基牙，颈缘位于龈上0-0.5mm，排龈线排龈，利用3 shape Trios口内扫描仪采集数字化印模，根据软件显示的倒凹情况、边缘形态、调整基牙后对更改部分进行再次扫描，记录从口内扫描开始，直至获取完整清晰上下颌及咬合图像所花费的时间，。然后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辅助制作设备进行切削研磨。由技工中心进行抛光、上釉及外染色。

(五)城乡基层治理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

发达地区经验说明，在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有社会共治的思维，积极搭建社会共治平台，将各类社区主体、各类资源和各类方法纳入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城乡社区治理要对村居组织实施“减负增能”的改革措施，减轻村居组织的不合理负担，增强村居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从村居层级以及村居以下多个层次强化村居社区的自治能力。总体而言，社会共治有利于推动城乡社区的精英整合和资源整合，而村居组织的自治功能强化有助于群众动员及居民满意度和体验感的提升。

(六)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革新应充分尊重地方特色与社会脉络

村居虽然为基层社会成员自治性组织，但却在资金、人事、职责、考核等方面受上级行政部门的约束，成为装载大量社会管理和服务事务的筐。村居委承接上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涉及退休人员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市容环境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外来人员管理等多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以上海D区为例，曾经有一段时期，每年村委会要制作184本台账，以应对各条线的工作任务，兼管妇女和计生工作的村干部一人就要负责45本台账。在工业化、城镇化时代，国家政权要深入社会，村居组织的行政化不可避免，但是，村居组织的过度行政化也会带来不少副作用，如主要工作精力无法聚焦村居社区以及脱离群众造成的自治引领能力薄弱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等等。同时，对于人口流入型地区，村居组织还面临着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在一些人口流入型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村居岗位对地方精英的吸引力有限，导致村居岗位吸引不到优秀人才。比如上海老一代的村居干部多为公有制企业转移人员，这些人员具有较好的群众工作经验，但是现在正在经历“退休潮”，新一代的村居干部虽然年轻学历高，但是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缺乏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而在另外一些人口流入型地区，村居的集体经济较为发达，村居岗位成为地方精英竞争的“香饽饽”，这时又会产生较多的“贿选”和村庄派系斗争问题[2]。比如在浙江一些村庄，村庄阶层分化明显，“富人治村”已经较为普遍，村庄正式岗位被利益所左右，村庄治理责任难以为德才兼备的人所承担，村庄治理的公共性缺失较为严重。

(七)城乡基层治理的关键是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

1.减轻村居组织的不合理负担。在发达地区，村居组织在法律地位上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的治理实践中又是街道、乡镇的下级，不得不承担许多行政化功能，行政化和繁忙化使得村居组织不堪重负。在新一轮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发达地区比较注重对村居组织的“减负”，即将村居组织承担的不合理负担减下来。一是缩减台账。上海、宁波等地已经通过减少不必要台账、台账电子化等创新举措，有效压缩了村居组织的台账负担，让村居干部有更多的精力走入群众。二是建立准入制度和协助服务清单制度。北京、上海等地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提出要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宁波也“全面落实村(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制定村(社区)组织依法依规履行和协助党委、政府工作事项清单”。三是建立综合性信息平台。上海浦东新区在2017年开始着手打造社会治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目的在于集成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减轻村居不断被要求上报数据的压力。

(八)党的建设是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优化完善的根本保障

发达地区的创新经验说明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创新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我国，党的系统具有政治性、综合性和全局性，党的建设不仅为城乡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政治价值指引，而且为城乡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体制平台和有效运作机制。在上海的社会治理创新当中，区域化党建已经成为城乡基层治理的平台性载体，能够充分协调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单位、居民代表和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不仅能够协调处理党政系统内部的问题，而且能够形成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党员干部成为城乡基层治理的中坚性力量。

四、结语与讨论：欠发达地区从人口流入型地区学不到的是什么？

在整个国家的治理都需要有本土化榜样的时代，人口流入型地区的基层治理经验以其先行先试的意义广受关注，但是，这类地区经验的可推广性也要受到反思。首先，人口流入型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差异不可忽视。人口流入型地区尤其在江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有它特殊的文化背景。相较于华北地区或者湖北、四川、重庆、河南等地区，江南地区的宗族观念不发达，传统信仰中佛教的色彩相对浓厚，人际关系比较理性化；而华南地区的宗族力量是全国最发达的，祠堂族谱普遍存在，保留了比较理性化、制度化的宗族制度和宗族观念。应该说，有什么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人的方法。就江南地区来说，由于传统的人际关系比较理性化，村庄内部的传统团结比较松散，集体化时代形成的集体认同超过了其他认同形式。国家的力量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受到的社会阻碍相对较小。所以，这里村居组织的行政化和村居干部的职业化在全国是程度最高的，村干部的产生基本上是一个组织培养的过程，村干部的工资比照事业单位的标准发放。同时，这里的治理走向精细化和法治化的态度比较坚决，措施比较有力。其次，人口流入型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实力差异不可忽视。基层政权组织必须拥有可自主支配的财力，以担当整个国家庞大的条块系统的复杂性和无序性，弥补制度和政策变迁带来的合法性瑕疵。在财政实力方面，欠发达地区可谓捉襟见肘，为了保工资、保运转和保民生已经应接不暇，推动创新的资源和能力不足。发达地区的基层组织日子相对好过得多，这些地区为了实际需要，大力推动各种治理创新，这是以相对充沛的财力为基础的。发达地区的日子好过，但是也存在弊病。由于治理效率无法衡量，花钱不计成本的情况也很严重，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存在资金密集、人力密集和技术密集并存的过密化局面。最后，人口流入型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整个中国的治理版图上存在中心-边缘的差异。治理和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口流入型地区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心，是整个国家应对全球竞争挑战的先锋，它的治理经验与它的发展中心地位相匹配。比如，这类地区的市场力量很强大，人们可以通过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满足公私需求，在乡村地区会有更多的需求要靠大家合作起来自行解决；这类地区的国家主导力量相对强大，给社会自发力量留下的空间较小，而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乡村就可以给社会自发力量留下更多的发挥余地。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治理格局，今天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

1.积极搭建多方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平台。在基层城乡社区，除了村民之外，社区成员还包括企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外来人口等社会主体，这些社会主体如能有效吸纳则会成为社会治理的助力，如不能有效吸纳则会成为社会治理的阻力。为了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局面，一方面，上海在党建系统搭建区、街镇、村居三级区域化党建平台，定期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讨论、协调和处理区域内的共治议题，从而将各类社会主体通过党建系统纳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上海较早在街道层面成立了社区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辖区内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社区委员会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对特定类型的共治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宁波推行社区“大党委制”，吸纳辖区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党组织负责人进社区党委班子，统一调配、集约利用区域内党建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山东潍坊市也探索了“大党委”制以加强和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治理效果[5]。

实验药品：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硫酸标准滴定溶液、酚酞指示剂的配制标定：分别采用 GB/T 603—2002[6]和 GB/T 601—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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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才国伟，张学志. 政府层级错配与政府效率研究[J].经济管理，2012，(7).

理论上持续微量泵入呋塞米更有优势。呋塞米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袢利尿剂，其作用时间短，峰值效应约1-2h，给药后6h效果基本消失[7]，因此理论上间断静脉注射给药会导致呋塞米血药浓度不恒定，从而引起更大的血流动力学波动，而持续微量泵入给药则可使呋塞米的血药浓度相对稳定，利尿效应相对恒定，可避免大的血容量波动造成的不良血流动力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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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群慧，刘思弘. “自治金”打通居民自治路径——陆家嘴街道探索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新模式[J].浦东开放，2012，(5).

“本次演出即将结束，最后剩下的三名演员将获得每人十万元的现金奖励……”随着男声的再次响起，升降舞台上又升起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一沓沓的钞票，那百元大钞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粉红色。

（一）教学模式比较落后。改革后的学校教育，要求小学数学教学时应该注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增添课堂的趣味性，让课堂不再死板，而是充满了活力。但是目前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模式还是以课本上的教学为主，小学数学老师照着课本上的内容给学生们进行教学，没有根据不同班级、不同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进行教学计划，在某方面忽视了“因材施教”这句古话。这种教学模式压抑了学生们的发散性思维，将学习的积极性扼杀在了摇篮里。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老师的这种教学模式使得课堂本末倒置，忽视了孩子们的感受，束缚了孩子们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