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如欲科学、高效而公平地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与治理，首先应当科学而系统地评估这一工作的阶段性成就与不足。对此，2018年初的“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会议指出：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关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组织领导逐步加强，设施机构日益健全，创新实践持续深化，但在管理体制、服务能力、作用发挥等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①。不过，来自学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却一直不足。本文基于对国内多地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参与这一讨论。首先，笔者将简要分析已有研究的成功与不足，并据此建构评估框架；其次，从“结构取向”“过程取向”“结果取向”三个维度，分别评估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基本状况；最后，再对全文进行讨论性小结。

一、文献述评与评估框架

对于近些年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变迁，学界同仁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已形成基本共识，大家均认为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面向和程度不同的问题与缺失。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但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1]。目前城市普遍推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社区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2]。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将重心直接投入到社区具体的公共事务解决方案上，而忽略了社区内部公共社会资源的挖掘和培育,同时还受到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体制与制度的制约[3]。通过对2009-2014年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个城市社区的调查，有学者提出,我国城市社区已呈现社区委员会日渐式微、国家干预转向间接和隐性、物业公司与业委会权威不足的治理格局[4]。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5]。还有学者基于五省市626份社区样本的实地调查数据,集中分析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认为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多元主体在供需匹配性、效率性、合作性等方面的问题凸显[6]。

与上述碎片化的讨论不同，长期从事城市社区研究的陈伟东教授团队从不同的面向系统评估了其变化状况。他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7]。在城市社区服务设施中，相对于生活服务设施与市政设施的成绩，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的覆盖率、配建规模和居民的需求现状更加供不应求[8]。但党的十八以来,我国社区从建设迈向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实践阶段[9]。其中，既有进步更有不足。如，城市社区治理方法经历了从经验方法到行政方法的过渡,目前仍然以行政方法为主[10]。源于居民主体性如主体意愿、能力、动力和价值的缺失，社区居民自治的内卷化趋势一直没有改变[11]。从行政化到社会化乃是现代社区治理的必然转向[12]。总之，“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尚未成熟,仍处于实践过程中，政府主体性错位、社会主体性虚弱、市场主体性缺失是我国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13]。

在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为基础教育要顺应时代潮流，及时做好教学理念的更新和调整。小学数学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探索如何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帮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更快、更好地收获知识，进行有效地锻炼以此提升学习能力和素养。就如何有效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果，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要使描写生动形象，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我们要调动自己的多种感官，对事物做细致的观察。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人物说话、做事的不同方式，然后把特别之处记录下来，形成写作素材。写人是这样，写景、状物也一样，学生应学会把握景物的特征和变化。

从上可见，尽管学者们对于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现状与总体趋势的评论性意见较为接近，但客观而论，大家所依据的标准却并不一致，测量的维度也并不一致。有学者从区域性社区党建格局、社区治理机制、社区公共服务机制、社区组织结构、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社区“两新”组织、社区公共文化等面向，评估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并分析其完善的对策路径[14]。也有学者从治理体制、组织机构、社工队伍与居民行为等层面，讨论城市社区建设的完善方向[1]。当然，还有更多学者的讨论并无明确而具体的评估标准。应当说，正像对于乡村建设与治理的评估缺失必要的标准一样[15]，至今学界尚未就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状况的评价标准形成基本的共识。这无疑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效力。

不过，上述研究对本文研究有着重要而可贵的参考价值。这里，我们拟借用学界有关国家治理测量的“结构取向”“过程取向”“结果取向”三种方式[16]，评估我国城市社区近年来的新情况。首先，在结构性取向方面，统筹城乡社区建设的宏观政策安排、社区治理体制、社会组织与专业社工的培育与参与状况。其次，在过程取向方面，主要评估政府对于社区建设的投入状况、社区干部队伍及其能力建设。最后，在结果取向方面，主要评估社区建设的硬件与软件建设状况，即社区公共服务的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范围与质量状况。

各地除十分重视社区硬件建设的投入外，还能够从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合理确定社区经费保障标准，为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二、治理结构状况评估

(一)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与发展尚待努力破题

尽管各地有城乡社区建设与治理方面的规划与行动，但尚无统筹的一体化规划与行动。各地依然还是按城乡有别的双轨方式，推进其社区建设与治理工作。

电厂汽轮机在检修维护中涉及了较多的作业内容，其中主要的几类检修维护内容为：叶轮的检修及维护、汽轮机异响，振动现象的检修及维护、汽轮机凝汽器的检修及维护、汽轮机油系统的检修及维护、汽轮机大轴的检修及维护。

(3)去产能、调结构、转动能。“河北省推进去产能调结构转动能工作会议”强调：按照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积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全力推动河北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到2020年，全省钢铁冶炼企业减少到60家左右，前15家企业产能规模占全省的比重达到90%以上，水泥企业减少到200家以内，前3家企业熟料产能规模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5%以上。这就意味着对河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在提升矿产开发技术、方法和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以适应规模化集约化与创新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首先，在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多数地方依然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在“村改居”、就地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各地政府至今普遍采用统一征地、商业开发并安置的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对农村土地“低价购进再高价售出”，实质在于对农民利益的相对剥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种值得重视与推广的就地城市化模式，即昆明市的季官社区开发模式。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该社区集体经由政府的应允，按照昆明市统一城市建设规划，对土地实施统一的自主开发、自主建设与自主管理，农民不仅入住高档优质社区，而且分享到土地自主开发和自主管理中的巨大收益，从而顺利地实现村改居和就地市民化。该村成功就地城镇化的根本与精髓在于，政府不与民争利，让农民平等分享城镇化中的利益，深受当地村民的欢迎与支持。然而，这类成功的案例实在太少了，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在社区设置、社区建设与居民服务中，依然偏重城市利益取向，实施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共同体，首先是地域共同体。但在中部某市城区的T社区，笔者看到其社区居民点杂乱，被分割在几个农村村委会的地域之中，社区的服务设施也仅面向城市居民服务。实际上，这种以户籍和区域的城乡分割、居民服务的非均等化模式，是各地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普遍情况。此外，各地在社区基础设施与运转经费保障上也使用了城乡二元标准，以致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良好，经费充足，且精细化服务程度高，而乡村社区(村委会)则呈现较大的落差。

注释：

(二)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格局初步出现，但传统体制的色彩依然严重

目前，各地均在探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参与治理格局。其共同点，一是各地都非常重视党组织在基层和社区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如上海市在整体建构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中，坚持通过党建引领以把握社区创建的方向；长沙市运行“选聘结合、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以党建工作区域化来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二是政府的主导角色非常突出，并与党组织一起，主导着社区建设与治理工作。不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正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显露角色，但多数地方尚处在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初级阶段。总体而言，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集权化、行政化趋向也出现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基层党政组织在社区的影响力十分显著，社区事务仍然由党委和政府主导，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社区自治及其空间拓展，也影响到居民自治水平的提升。

正是受近年权力结构集中化和行政化、基层事务烦冗化趋势的影响，贵阳市自2012年全面撤销街道办事处，将原街办的区域划分为几个新型的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原来的社区居委会则被统一改称居委会。按其设计，新型社区不再承担经济职能，原街道办事处的经济职能划归区(市、县)经济职能部门，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上交区(市、县)职能部门，民政、计生、卫生等事务性管理由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所谓的新型社区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治组织或社会组织，依然是一个正科级单位，其功能与原来的街道并无差异，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只不过是一个变种的“街办”。相反，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群体性自治组织地位和角色被弱化甚至被取消，其印章被统一收取至新社区，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实际上，这种单纯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消解基层自治组织及其功能的所谓“创新”，既不合国家法律要求，也不合实践需求，只有“昙花一现”的效果，近年已出现回潮，回归原状。

②对于相关的主治医生和护理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工作:在现实的临床治疗过程中,有很多护士对于小儿呼吸道传染疾病的认识程度不够,需要对于相关的预检分诊室的护理人员展开有针对性的定期培训工作,从根本上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该类疾病的严重程度,并能够对于相应疾病进行及时有效的诊断,从最大程度上有效避免传染疾病的再一次传播;

精致的女孩除了更懂生活，还需更懂爱自己，为自己购买合理且适合的保障，当你健康时给你一份安心，当你生病时为你提供财务支持。

[1]袁方成,邓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J].行政论坛,2016,(5).

本表来源：作者据调查获得的资料而制作，各项数据的统一时点多在2013年。

汇总各地社区所能获得的经费支持，额度高的如成都市各社区每年可使用惠民经费在50万元以上，长沙市在60万元左右。但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目前仍以传统的方式为主，即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管。笔者以为，此类监管尽管重要且必要，但难以发挥周全而严密的效能，易于引发政府体制内常见的资金使用效能低下甚至寻租、监守自盗等腐败现象，应当极力提倡和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性监管功能。

实施安全监督检查，是现阶段企业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通过组织有效的监督检查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和隐患并组织整改，以降低事故事件出现的概率，同时，通过分析发现企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集中整改，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安全性。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社区“两委”关系是切实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的重要环节。但在目前，社区两委关系普遍存在权责不清、党组织主导甚至包办居委会工作等情况。如表1所示，近年来社区书记与主任“一肩挑”的比例依然较高、两委委员交叉任职也普遍存在，如云南省大部分社区的书记、主任实施“一肩挑”政策。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与执行方面，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突出，直接主导各项事务。但基层党组织的自身民主建设却严重不足，如各地社区党组织尽管从形式上能做到正常选举，党组织成员通过“两推一选”或“公推直选”等方式产生，但实际选举却缺乏必要的竞争性，贯彻组织意图强于尊重党员群众的意愿，选举走过场的现象比较突出。

街居关系的集权化，不仅表现在前述的职能事务方面，还表现在街道对社区干部的任意调配与财务的“社财街管”方面。当前，各地社区基本缺失财务自主权，对经费开支的多寡、签字与报账均得经过街办允可。街办和基层政府还通过“社区工作站”来影响甚至控制社区，社区工作站作为基层政府直接下设的机构，其工作人员多由社区干部兼任，基层政府借由向社区工作站下达指令，即可直接指挥社区。借助这些方式，以及日益强化的目标考核、业绩考核与奖惩机制，社区日益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

(三)专业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已获培养和培育，但各地的力度与实效不一

专业社工和社会组织是提升城乡基层治理专业化水平、助推社区和政府“减能增效”的有效平台。近年来，各地政府已日益重视专业社工队伍建设，有的还建立了扶持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但由于工作力度并不一致，以致专业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也不一致。

在专业社工的发育与配置方面，各地情况相差较大。如表1所示，2012年，上海市有持证社工13620人，四川省成都市与攀枝花市、湖南省长沙市各社区基本配备了1名以上的专业社工，而贵州全省仅有持证社工627人。对获得专业社工资格证的人员，各地也实行了不同的工资待遇，如成都市为取得高级社工证的工作人员每月增加800元的报酬，中级社工证每月增加600元，初级社工证则每月增加400元；长沙市为社区工作人员每月增加150元(初级)或200元(中级)，并对通过考试者一次性奖励1000元。但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专业社工的培育还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数社区至今尚未配备专业社工。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及其运行同样存在非均衡的现象。上海、四川与湖南等地的社区社会组织相对发达，这些社会组织已承担起不同面向的公共服务，如上海华山社区的“红蚁家园”“睦睦会客厅”，长沙的爱弥儿专业社工机构等组织，承担了社区的诸多专业性社会服务。相反，贵州、云南等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仅有的社会组织多为社区文体娱乐性组织，而功能性、专业性尤其是枢纽性社会组织则阙如。

三、治理过程的特点分析

(一)政府对城市社区的投入普遍较大，但各地投入机制与标准不一，资金使用的监管有待加强

本文分析的资料来自我们的实地调查。自2011年以来，应国家民政部等方面的邀请，笔者先后到国内不同区域的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青海、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进行有关城乡社区建设与治理状况的专题考察。在各地，听取党政部门的相关工作介绍，重点分析当地城乡社区建设的总体情况；同时，还实地走访街区与乡村，访问村社居民和干部，查阅各类档案资料，深度解剖村社建设与治理的运行状况。这些调查为我们描述性分析和评估多地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状况，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基础。

不过，各地的投入机制各不相同。有的以区(县、市)财政投入为主，有的以市级财政投入为主，有的则以省级财政为主。如为了确保社区干部的工作报酬不低于当地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云南省将城乡社区干部工资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统一标准并拨付，使社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达到1900元；其他省则主要由区(县、市)解决，基本都有保障，但省内城市之间、甚至市内不同城区之间的标准却有差异。这种差异化情况也出现在社区干部的“五险一金”政策保障上，上海、成都与长沙基本落实了社区干部的“五险一金”政策，而云南、贵阳与广西等省(区)只落实了三险或五险，未能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各地政策落实的标准也不一致。

在社区运转经费的投入方面，湖南省财政从2011年起将社区运转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分类分档给予社区运转经费补助，2013年市州中心城区社区年均运转经费达到28.93万元，县市城区社区达到10.35万元，乡镇社区达到7.57万元；上海市、四川省每个社区平均经费不低于10万元；云南省、广西自治区不低于5万元；贵州省的标准在3万元左右。

此外，对社区民生服务与社会发展等项目，湖南省长沙市和广西南宁市采取“以奖代投、以补促投”的方式予以支持。成都市则通过设立“社区惠民专项资金”，按每年每个社区20万元的标准，以居民自治方式来决定和申请项目、并监管资金的使用，既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又提升了社区的自治水平。

在社区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方面，上海市与成都市探索并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形成了居民自治的基本框架。上海市实施社区公共事务“三会(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制度”，推动“居委会自治家园活动”，居民参与水平高，效果良好。成都市则通过社区自治和院落自治的“两级自治”架构，推动居民自治，在社区层面分别设立：社区事务最高权力机构——居民会议及其授权的议事决策机构(居民议事会)、社区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事务监督机构——居务监督委员会，三者相互分立与制约，有效运行；在院落层面，建立了院落居民议事会、院落自治小组(如院落管委会、业委会)。不过，笔者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看到，社区自治的水平普遍不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低，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社区工作完全由政府或行政化的“两委”所主导，导致政府工作“越位”、社区工作“错位”与自治组织工作“缺位”等问题并存。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社区，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监督委员会的成员还交叉任职，有的成员既是“社区居委会”成员，又是“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兼“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

(二)社区干部队伍的配备日益健全，年轻化、知识化程度提高，但其行政化程度亦重，自治能力有待提升

从各地调研情况看，社区干部队伍的变化，除了上海市依然以传统的大妈大爷队伍为主体外，其他省市的新变化具有一定共性，即：社区干部队伍出现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转向，其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下，学历层次大幅上升。成都市、长沙市和南宁市社区干部的学历层次多数已在大专以上，并已制定并实施专业化的培训制度。部分地区还专门出台文件，从社区干部中招考公务员。

社区干部队伍的这种新陈代谢变化，除了大学毕业生来源扩大与其就业渠道本身的变化外，还与基层治理集权化与行政化、尤其是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扩张和精细化服务程度的提升有关。后者，客观上要求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与知识化。

在依然沿用传统型社区干部的上海市各社区，笔者看到：在推动居民融合、交流与参与，社区服务和驻地单位共建等问题方面，各社区均有一些成熟的好做法。如董家宅社区的民主管理实行“五会”制度，即实施涉及居民切身利益时，召开听证会；当居民与他人或单位等发生纠纷时，召开协调会；社区管理涉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履行职责、兑现承诺时，召开评议会；当讨论并决定涉及全体居民的利益时，召开居民会议；就社区当前和今后的各项工作需要倾听和征求居民意见时，召开恳谈会。通过“五会”制度，推动了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另外，该社区的“卜阿姨下午茶”、樊仁馨苑、“夕阳美”编织组等活动，不仅促进了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推动了居民间的交流与参与，达到了所谓的“一杯下午茶，万种邻里情”的效果。华山社区通过建立“社区共建理事会”和“社区约请制度”，并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通过落实“同心惠民”项目，为居民和驻区单位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如“家门口工程”“白领午餐”)，调动了驻社单位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积极性。在社区自治方面，形成了“三元四自五化”的同心家园模式，通过“家家睦客厅”“红蚁家园”自管小组、“晚霞牵手之社”等一系列的群众自治组织的活动形式，推进了居民间的融合，提升了自治的水平。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多地日益行政化的社区干部一旦落选或失业，或因就业或“五险一金”不到位等问题，为了自身的出路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社区干部行政化所可能隐含的负面后果。对此，多地政府尚未警觉并预制良策。如贵阳市出台新政策，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新进的社区工作人员给予事业单位编制，这显然是进一步强化社区干部行政化、远离社区自治之举。

四、治理结果评估

(一)城市社区的办公与服务设施普遍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设备日益健全，但部分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

如表1所示，各地对城市社区硬件建设倾力投入，办公条件普遍得到明显的改善，基本达到民政部规定的标准。四川成都市从2007年开始，累计投入资金约7亿元用于社区用房建设，城市社区平均用房面积达400平方米。云南省从2011年开始，按每个城市社区的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总面积达40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全面完成城市社区活动场所与办公设施的建设任务。湖南省2013年一次性财政投入9160万元改善社区办公用房问题，当年底社均办公用房面积达300平方米。广西南宁市市级财政从2012年起连续3年每年投入5000万元，用于支持社区用房建设，使45%以上社区的办公与服务用房达到了每百户20平方米的建设标准。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的面积也达到“双百”以上的目标。

我国有关部门正式提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概念最早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在当时也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我国疾控机构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在最近的两个五年计划中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的“十三五”计划期间，我国需要进一步解决上个五年计划中档案信息化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立足于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不断加强疾控机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建设，并提高工作质量和成效。

在社区服务设施方面，各地也普遍上了一个台阶，但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海市的社区服务设置非常齐全，实现了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街镇与社区的全覆盖；社区的信息化程度高，社区服务实现了“一口受理、一头管理、全年无休”的功能，极大地提高了服务的效率，方便了社区居民。其他省市的服务设置也比较齐全，在社区普遍设立了社区就业和劳动保障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文体活动场所、图书室与爱心超市等服务站点，能满足社区居民的民政优抚、劳动保障、计划生育等基本服务。

然而，笔者也发现，除了一站式服务大厅、文体活动室的使用率比较高外，不少社区也存在部分设施使用效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是图书室的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各社区均配有图书室，但使用率普遍不高，居民借阅比较少，管理比较乱，除了管理因素外，还与图书配置背离居民需求有关，如西部某省会城市社区的文化阅读室均标示为“农家书屋”、并配置多种农作物种植的书籍，与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明显不合。二是社区信息服务平台与网络室所配置的电脑自购进后，大多未曾开启、使用。

(二)社区公共服务的范围大幅扩张，精致化程度大大提升，但与街道、政府的职能界分尚待进一步厘清

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提倡要为城乡基层社区“减负增效”，但实际效果不佳。近年来，社区公共服务的范围大为扩大，在社区的“一站式”服务大厅，社区居民能够办理社会保障、民政优抚、计划生育等业务，居民基本可以就近享受社区医疗、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社区的基本职能日益模糊，其自治职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事务之间的边界不清，仍然承担了多样性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政府多个口子指派的行政事务。据清理，社区承办的“业务”少的有100多项，多的达300多项，不堪重负，其中多以行政事务为主。“琐事多、压力大、任务重”，成为当前社区面临的普遍问题。

知识发现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结果表达和解释。在数据准备阶段，首先需要确定用户需求，根据需求制定目标，根据目标采集数据并进行预处理。数据挖掘是整个过程最为关键的一步，通过合适的算法处理数据，并在此过程中随时调整算法，以得到更为满意的结果。概括、分类、聚类、关联分析、评估和预测是数据挖掘过程中的主要环节。结果表达和解释是指将数据挖掘的结果以可视化的方式向用户进行展示的过程［8］。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各地正在探索社区“减能增效”的新途径。近年来，多数地方正在整理社区业务清单，有的已实施“准入制清单”，南京市和杭州市则已启动“禁入制负面清单”，均试图减轻社区的工作压力和负担。四川省攀枝花市实施“准入制清单”，使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已由342项减负到了62项。实际上，这种单纯依靠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自我监督实践，在以往地方政府管理活动中曾频频发生，但因未涉及条条之间的职能调整，最后只能作罢。相反，上海市街(街道)居(居委会)之间的职能界分一直较为稳定与规范，政府的公共服务与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在街道主持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则主要承担居民自治事务。

各地正试图通过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社区“增能增效”。但受各地政府自身理念的影响及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的限制，目前各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水平并不一致，上海市、成都市与长沙市的政府均已实施程度不同的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其他地方政府则还处在调研、规划或探索阶段。

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开创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民政部门户网站，2018-03-01。

五、结论

各地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实践尽管各有差异，但有着一些显著而值得重视的共同之处。各地党委政府普遍重视城乡基层社区建设，将基层社区建设纳入其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正因如此，各地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普遍上了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普遍提升，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高。“三社互动、减能增效、强化服务、居民自治、多元参与”等现代性理念，已被各地政府广为宣示并推广。

然而，如同农村基层治理一样，城市基层治理依然维持着传统体制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趋严重，维持着城乡二元化的基层治理格局。近些年，一些地方尽管推出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改革”，但因或缺乏必要的体制性改革基础(如多地的“权力清单”实践)，或单纯强化行政控制而逆基层自治(如贵阳取消街道办实践)，难以留下必要的制度遗产，难以改变城市基层“弱治理”的格局。总之，近些年的城市社区呈现“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即技术性治理特点。

在基层治理的整个体系中，如果社区基础设施、服务条件与服务能力属于“硬件”，那么，治理的体制结构、运行机制与基本理念则属于“软件”，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所在。若有良好而必要的物理硬件支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更有保障。但是，“术”有别于“道”，“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良治理”。无疑，近些年城市社区硬件的“强建设”值得肯定，它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即“硬件”工程建设的进步。就此而言，在当下和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点应当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最后，外来人口的均等化服务与权利保障不足。在流入地社区的管理与服务中，各地外来人口普遍存在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选举参与率低、社区活动参与不积极。在外来人口享受当地社区服务方面，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尽管各地差异较大，但离均等化服务尚有较大距离。

值得赞赏的是，近年来基层和社区的精致化服务技术已大大提升，尤以上海市最为突出。其借助电子化新技术，统一整合政府各部门间的信息平台为“一点通”工程，工作台账一次录入多次使用，一方录入多方使用，实现社区复杂工程流程化、简单工作规范化、重复工作数据化、工作技巧视频化，并辅以把关、整合和评估反馈机制，真正确保了“减能增效”落到实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将信息平台整合作为主要领导的“一把手工程”，亲自组织、协调和督导，高位强力推进，从而克服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以致重复建设的弊端。

仙女湖区管辖的主要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面对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淡薄、执法人员少、管辖范围广等诸多难题，徐巧云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大胆地向区委、区管委会提出将所有的乡镇纳入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并被采纳，领导力量得到加强。作为区食安办主任，她积极履职，围绕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重点，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上下联动，强化日常监管、集中整治和专项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营造了良好的食品消费环境。

参考文献：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灵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构成了社区自治的基本内容。如表1所示，各地在推进四个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并不一致。如在社区选举方面，有的省市实行了社区委员会直接选举，有的则采取间接选举的方式。更严重的是，各地普遍存在居民参与不积极、大量委托投票等选举质量问题，在面谈问卷中多地的社区居民并不清楚社区选举的基本情况。除了上海市要求社区干部属地化、从本社区居民中产生外，其他城市不仅未强调社区干部的属地化，相反还通过全市统一组织的考试选拔，或由街道和区(县)政府统一调配，行政化色彩日益加重。

地震释放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各个方向传播，引起地面晃动。地面的强烈震动使设备产生加速度，故设备所受到的地震影响程度可用地面加速度来表示。地震的响应谱是根据一次地震中强震仪记录的加速度时程曲线计算得到的谱，也就是具有不同周期和一定阻尼的单质点结构在地震地面运动影响下的最大反应与结构自振周期的关系曲线。在工程上，通常可分为位移、速度、加速度三种响应谱，一般而言，响应谱分析的激励采用的是加速度谱。

[2]邱玉婷.新时期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现状、思路与方向[J].学术论坛,2012,(9).

[3]周艳.城市社区建设:现状与未来路径[J].管理现代化,2013,(1).

[4]闵学勤.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4,(6).

[5]杨君,徐永祥,徐选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

[6]何继新,杨鹏,高亚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供给:现状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7]陈伟东,吴岚波.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8]陈伟东,张大维.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与规划实施研究[J].人文地理,2007,(5).

这些年来，汤甲真坚持“义务找工作”。他先是协助其堂叔、老共产党员、教育家汤匊中先生，在他解放前创办的原宗一中学旧址，重新创立宁乡宗一职业学校，为筹集兴学资金而尽力。

[9]陈伟东,陈艾.居民主体性的培育:社区治理的方向与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7，(4).

[10] 陈伟东,吴恒同.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专业化道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11] 许宝君,陈伟东.居民自治内卷化的根源[J].城市问题,2017,(6).

[12] 陈伟东,许宝君.社区治理社会化:一个分析框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

PANG Tao, LU Wen-quan, CHEN Xiao-ling, CHEN Wan-sheng

[13] 陈伟东.论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J].学习与实践,2013,(2).

[14] 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2).

[15] 肖唐镖.近十年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

[16] 肖唐镖,肖龙.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治理的能力与绩效评价——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J].地方治理研究,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