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地处南中国海南端，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与婆罗洲的友好往来历史久远，但大陆学术界对婆罗洲的了解和研究至今仍十分有限，与婆罗洲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都不相匹配。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以东南亚研究领域的三份代表性学术期刊（《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和两所高校（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硕博士论文为样本总体，试图厘清中国大陆地区婆罗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供未来的研究者参考。

按照国际惯例，婆罗洲一词是指整个岛屿，加里曼丹是指归印尼管辖的部分。但在中国，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人们往往把婆罗洲视为加里曼丹的旧称，认为加里曼丹岛等同于婆罗洲①由此造成的一些问题待另文说明。。本文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做法，但在文献检索时也考虑到了中国的特殊情况。虽然婆罗洲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岛屿），但在政治上分别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个国家，在历史上又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殖民帝国（英国和荷兰）管辖，这就导致了人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往往不把它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它看成文莱、印尼加里曼丹省和东部马来西亚来研究。本文所指的婆罗洲研究，指的是针对婆罗洲上的这些地方所进行的区域国别研究。在选取样本时，笔者更关心的是该样本针对的是否是婆罗洲地区。如果样本只是在研究其他主题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婆罗洲，就会被排除，例如《印尼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①翁锡辉：《印尼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南沙海域石油开发与主权纷争》②李金明：《南沙海域石油开发与主权纷争》，《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③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厦门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研究都涉及婆罗洲上的一些地方，但它们的立足点和重点不在婆罗洲，所以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类似《1963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④张小欣：《1963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和《东盟东增长区的发展与引资成效》⑤李皖南：《东盟东增长区的发展与引资成效》，《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这样的研究从题目上乍一看与婆罗洲并不直接相关，但婆罗洲作为印马对抗的主要场所和东盟东增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文章论述的重点，宜归入样本群。

一、样本来源简介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样本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国知网”（原“中国期刊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也是世界上应用最广、功能最全、数据量最大的动态信息库之一。该数据库收录了中国正式出版发行的期刊（含外文版）全文文献。笔者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购买了该库中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四个专辑，均回溯至首期，最早回溯至1911年。本研究仅对学术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排除了专著、会议论文、报纸文章、工具书等形式的研究成果。

就新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历史来说，广东的暨南大学和福建的厦门大学是两个研究重镇。它们不但是国内较早单独设立东南亚专门研究机构的高校，而且至今仍从事东南亚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东南亚研究人才，它们各自出版的学术刊物也成为当代中国东南亚研究最主要的学术平台。因此，通过考察这两所学校的学术出版物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情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婆罗洲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近年来，中国对化工油品罐区(以下简称罐区)安全生产的要求不断提高，安全仪表系统(SIS)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措施在罐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了确保安全生产，对罐区进行系统的危险及风险分析，识别出罐区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和隐患，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完善安全保护措施，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提高罐区的总体安全水平[1]。作为SIS安全联锁的最终执行元件，紧急切断阀的合理选型及安全运行至关重要。笔者依据某罐区改造项目，研究和总结了紧急切断阀的选型设计及安全联锁方案，探讨了其在罐区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东南亚研究》是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双月刊。1959年创刊，最开始杂志取名为《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时为季刊，内部发行。1960年第3期改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1966年“文革”爆发，《东南亚研究资料》被迫停刊，1979年复办，1987年正式更名为现在的《东南亚研究》，1992年改为双月刊。2000年起，该刊连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源期刊，2004年又被确定为国际政治类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⑥吴宏娟：《〈东南亚研究〉杂志五十年（1959—2009）——历史沿革、阶段特点与编辑方针》，《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截至2017年第3期，出版文献量4 124篇，2016年版复合影响因子为1.135，综合影响因子为0.455⑦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DNYY，2017-7-10.。

我国《化妆品卫生规范》明确规定，化妆品中不得人为添加糖皮质激素、重金属、抗生素、或者浓度过高的角质剥脱剂。所以，只要选择正规化妆品，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产品上明确标有“孕妇禁用、慎用”的字样肯定就不用了。

《南洋问题研究》是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主办的季刊。创刊于1974年，原名《南洋问题》，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问题研究》。该刊主要登载中外学者有关亚太及东南亚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历史、华侨华人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国内较早的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之一，也是国内东南亚及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历史较长的刊物。2004年起，该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源期刊。截至2017年第2期，出版文献量为2 046篇。2016年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705，综合影响因子为0.375⑧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LYWT，2017-7-10.。

《南洋资料译丛》也是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主办的季刊。1957年1月创刊，最开始杂志取名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6年受“文革”影响停办，1973年复刊，更名为现在的《南洋资料译丛》。到2017年第2期时，出版文献量为2 231篇。2016年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473，综合影响因子为0.2⑨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NYYC，2017-7-10.。《南洋资料译丛》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以翻译外文为主的学术刊物，虽然它不是中国学者本身的研究成果，但通过它对译文的选择，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所关心的领域和问题，而且它的创刊时间最早，能反映更长时段的问题。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亚太》，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纵横》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东南亚南亚研究》也都是重要的东南亚研究刊物。但《当代亚太》因为涉及整个亚洲，东南亚地区所占比例有限，而后两种刊物都未能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比较有限。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三个刊物展开分析。

尽管总的来说，婆罗洲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不尽人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期刊质量的提高，学者们的研究也在逐渐推进。20世纪80年代初，各期刊还是以翻译概况类介绍性文章为主，例如就在文莱正式独立之前的1983年，三家期刊都在当年第4期发表了有关文莱的文章，题目分别为《文莱概况》③郑焕宇：《文莱概况》，《东南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文莱的经济概况》④林伍珖：《文莱的经济概况》，《南洋问题》1983年第4期。《文莱的经济现状》⑤[日]室冈铁夫著，郑焕宇译：《文莱的经济现状》，《南洋资料译丛》1983年第4期。等。但到了21世纪初，《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都更加注重发表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我们从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到这种进步，如《海外客家华人婚俗研究——以印尼西加山口洋客家华人为例》①赵敏、[印尼]钟裕宏：《海外客家华人婚俗研究——以印尼西加山口洋客家华人为例》，《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砂拉越华人移民及其分布格局探析（1830—1930）》②王颖、王元林：《砂拉越华人移民及其分布格局探析（1830—1930）》，《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1963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③张小欣：《1963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南洋资料译丛》虽然由于刊物的特点，仍然以刊登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之外，但选文也从过去较短的时评性报刊文章转变为较长的学术性论文，如《庞提纳克事件的历史考察——印尼西加里曼丹的日本军政》《砂拉越的拉惹布洛克及其对文莱海盗的剿灭》④［英］米尔斯著，廖文辉译：《砂拉越的拉惹布洛克及其对文莱海盗的剿灭》，《南洋资料译丛》2014年第3期。等。

二、期刊载文分析

在《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和《南洋资料译丛》共约8 400多篇载文当中，笔者筛选出与婆罗洲相关的研究样本126个①由于三份期刊在“中国知网”上都缺少个别年份的数据，因此这些样本不能保证完全穷尽。。经过初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婆罗洲研究可以分为高潮、低谷和升温三个阶段。

（一）高潮：从20世纪50年代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1.2 喂养方法 正常喂养组给予正常标准饲料，高脂喂养组给予高脂饲料(脂肪供能45%)；饲料均由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饲料部提供。每天记录体质量和进食量，共喂养8周。喂养4周后， NF+LBBR组、HF+LBBR组及HF+HBBR组分别予低浓度小檗碱(150 mg·kg-1·d-1)、低浓度小檗碱(150 mg·kg-1·d-1)及高浓度小檗碱(380 mg·kg-1·d-1)灌胃4周；小檗碱以0.5%羧甲基纤维素钠[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配至所须浓度。HF组予0.5%羧甲基纤维素钠干预4周。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中马两国对抗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明确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抨击“马来西亚”联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并指出“这个联邦的成立，使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复杂化，造成了对东南亚和平与亚洲和平的新的威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反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正义立场。”③《观察家：“马来西亚”联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人民日报》1963年9月29日，第5版。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北加里曼丹的砂拉越④目前国内对砂拉越州（Sarawak）的官方译法为“沙捞越”，但马来西亚国内的统一译名为“砂拉越”，本文采取名从其主的原则，使用“砂拉越”，但在检索文献时也考虑到了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沙巴和文莱作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成为此时东南亚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雨 泽 茉莉，如果没有你给我讲述茉莉的故事，我可能就会放弃这次设计。从飞机上见到你那刻起，我的整个世界都被你占据，茉莉，我爱你！

这一时期，《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和《东南亚研究资料》刊登的资料性文章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东南亚研究资料》从1959年创刊至1966年停刊期间共发表了22篇与婆罗洲相关的文章，文章多数译自英国、美国、苏联、日本和马来亚的报刊杂志。特别是1963年以后，除了一些介绍性的译文外，基本上都是支持文莱起义和北加里曼丹革命、批判西方殖民统治的文章，例如《英帝国主义者在北加里曼丹的投资以及从人民榨取的利润》⑤[印尼]P.苏哈尔多著，阿罗译：《英帝国主义者在北加里曼丹的投资以及从人民榨取的利润》，《东南亚研究资料》1964年第3期。、《十九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及其反抗荷英殖民者的斗争》⑥朱杰勤：《十九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及其反抗荷英殖民者的斗争》，《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3期。等，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进入197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各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与马来西亚开始恢复接触，并积极探索建交的可能性。1974年，中马两国结束了近20年的敌视和对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国政府承认马来西亚联邦，从而承认砂拉越和沙巴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之后，北加里曼丹就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不再被提及，中国大陆的婆罗洲研究也随之进入低谷阶段。

（二）低谷：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10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从1958年到1965年则发表了32篇与婆罗洲相关的文章，多数译自英国、苏联、日本和马来亚。从文章的选择上我们就可以窥见中国政府的立场，比如《是“大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①[苏]H.A.西莫尼亚：《是“大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4期。《团结起来，粉碎“马来西亚”的罪行》②《马来亚箴言报：团结起来，粉碎“马来西亚”的罪行》，《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4期。。该杂志还在1964年的第4期专门安排了一个“马来西亚”问题专辑，一下子刊登了25篇从《马来亚箴言月刊》翻译过来的文章。

从笔者取样的三种期刊在这一阶段刊登的论文题目上看，跟砂拉越、沙巴和加里曼丹有关的论文非常少，绝大多数论文都是以文莱为题，但比起期刊的载文总量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数量也十分有限。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东南亚研究》（1979—2010）载文 20篇；《南洋问题研究》（1975—2010）载文 17篇；《南洋资料译丛》（1973—2010）载文19篇。有时候杂志甚至连续多年都没有刊载一篇以婆罗洲为主题的文章，如《东南亚研究》从1990年第3期到1994年增刊，《南洋问题研究》从1997年第2期到2008年第3期，《南洋资料译丛》从1992年第4期到1997年第2期，2003年第4期到2007年第2期。

寓言故事浅显，道理深刻，它是“穿着外衣的真理”(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夫语)，这个“外衣”就是故事，“真理”就是蕴涵在故事中的道理和生活经验，为了让一些生活经验和道理能让人明白，寓言常借用生活中常见的情境和情节，用讲故事和谈话的风格娓娓道来，故事浅显，但道理深刻。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日益重视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东盟中的两个最重要成员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自然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根据张振江的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东南亚研究》刊载的研究内容涉及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11个国家（东帝汶1篇），其中印尼最多，占其整个篇幅的16%，其次为马来西亚10%。《南洋问题研究》那6年来的载文中没有文莱和东帝汶（老挝1篇）③如果从题目上看，的确是没有关于文莱的国别研究，但其实有些论文涉及文莱问题，如2002年第4期的《南沙海域石油开发与主权纷争》，2000年第3期的《论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南洋群岛华商当地化的进程》也涉及婆罗洲华人。，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载文率最高，同为10%，其次是印尼和菲律宾并列为9%④张振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视角与问题——以三家高校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为基础》，《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4期。。然而，在这诸多论文当中，涉及沙巴、砂拉越和加里曼丹的寥寥无几，因为相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济政治中心来说，它们过于边缘和偏远了，它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版图下被遮蔽。

（三）升温：2010年—现在。

早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别区域研究就已经开始悄然升温。“一带一路”概念正式提出之后，整个东南亚研究都被带热，而婆罗洲研究热也初露端倪。

1957年8月30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电拉赫曼总理，宣布承认马来亚联合邦，并愿意与其建立邦交。但是，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却执意奉行亲西方反共、反华的政策，两国关系随即进入对抗时期②孟人杰：《五、六十年代马来西亚拉赫曼政府的“一边倒”政策》，《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1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和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59年）先后创刊。

《东南亚研究》在2012年到2016年这四年里共刊登了6篇高质量的婆罗洲研究论文⑤其中一篇是台湾学者的论文，另有一篇是中国学者与印尼学者合作的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以实地调查和一手材料为基础，而且研究对象具体到了婆罗洲上的城市，如山口洋、古晋和诗巫；《南洋问题研究》从2014年到2015年刊登了5篇论文，其中2015年连续4期每期一篇⑥其中两篇是马来西亚学者和台湾学者用中文写作的作品。；《南洋资料译丛》从2010年到2015年共刊登了8篇译文，其中从2010年至2011年，一共分了6期连续刊载日本学者原不二夫的《英属婆罗洲的日本人》⑦这本书已经正式出版，见［日］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刘晓民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笔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信息还有：2011年9—10月，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的黄晓坚、陈俊华等人赴美里进了为期20天的考察，最终形成了一部约50万字的《从森林中走来——马来西亚美里华人口述历史》⑧黄晓坚等编：《从森林中走来——马来西亚美里华人口述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2011年7—8月，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省教授赴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和山口洋调研①郑一省：《印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仪式探析》，《世界民族》2012年第6期。；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曹云华教授近年来也多次赴诗巫调研考察②曹云华、程荃：《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2016年7月，第二届“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与会学者40多人。可见，国内的婆罗洲研究正在重新回到东南亚研究的聚光灯下。

简而言之，对《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这三种期刊的载文分析说明，中国大陆的婆罗洲研究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达到一个顶峰，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发生陷入中断，此后就一直在低谷徘徊，直到最近5年来又有异军突起之势，方兴未艾。下表1和图1是对这一趋势的直观表达。

表1　三种期刊不同阶段的载文量

期刊名称《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时间段（年份）1959-1965 1979-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16 1975-1990 1991-2000 2000-2010 2011-2015载文量（篇）22 7 5 9 6 1 0 5 2 5合计（篇）49 22期刊名称《南洋资料译丛》时间段（年份）1958-1965 1973-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16载文量（篇）32 9 4 6 4合计（篇）55

图1　三种期刊的载文量折线图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是“中国知网”的子库之一，是国内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更新最快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学位点评估的唯一指定参考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1999年至2016年10月国内335家博士培养单位的全部博士学位论文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到目前为止累计收录博士论文10万余篇，硕士论文近50万篇。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采用人文社科全专集的包库使用方式购买了该库中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四个专辑，基本满足了本研究的需求。

三、学位论文分析

上述趋势和特点也可以在有关婆罗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中看到。笔者通过两种途径选取分析样本。一是在《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加里曼丹”“婆罗洲”“砂拉越”“沙巴”“文莱”作为关键词检索，去掉重复的条目，再从题目和内容上筛选掉并非以婆罗洲为主题的论文，得出28个样本。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浏览《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厦门大学⑤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现有3个硕士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中国史）和4个博士点（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世界经济、世界史）。、暨南大学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国际关系博士点一个（下设六个学科方向：亚太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与中国对外关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全球化与国际公共事务、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硕士点七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外交学，以及国际公共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详情请参见该学院官网http：//sis-aocs.jnu.edu.cn/3020/list.htm，2017-7-10.的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下的硕博士学位论文⑦具体地说，笔者浏览了《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历史学专门史专业145篇，世界史专业69篇，国际政治专业6篇，国际关系专业55篇；暨南大学博硕士论文国际政治专业97篇，国际关系559篇，历史学专门史专业170篇，世界史专业10篇。，又补充了2个样本。这样一共得到30个分析样本。

图2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婆罗洲研究的学位论文时间分布图（2003年至2006年）

这些学位论文样本有两个非常醒目的特征。一是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博士学位论文只有一篇；二是从学位授予单位来看，30篇论文分别来自23所不同的大学，从北到南都有，相当分散。笔者还注意到，来自老牌东南亚研究院校暨南大学的只有2篇，厦门大学的只有1篇。

从学科和专业上分析，属于自然科学类研究的样本有8个，在22个社会科学类研究样本中，属于应用型研究的又有9个，包括工商管理、翻译（英语口译）和汉语国际教育三个专业。具体请见下图3。

图3　学位论文学科分布图 究样本的分析，以及对其他一些相关学位论文的分析，笔

通过对22个社会科学类研者认为这些学位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大陆婆罗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基本概念含混不清、研究选题单一、研究水平不高、深度不够。

（一）基本概念不准确

这里的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一些重要的地名、人名的译法、用法十分混乱。硕士论文《南洋闽南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在澄清基本概念时说：“‘南洋’……以国家和地区划分为：英属殖民地（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半岛、文莱、婆罗洲、沙捞越）①字体加粗是笔者所为，下同。此处的错误在于不能把婆罗洲和沙捞越并列，它们是包含关系。；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暹罗（泰国）及美属菲律宾群岛。”②潘澎：《南洋闽南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6页。该论文在第15页又出现一次类似错误，说明并非粗心导致。

在实验结束后,采取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实验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使用标准差(±s)标示,实行t值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百分率(%)标示,实行卡方检验,在P<0.05时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地方制度研究》在介绍婆罗洲地区的地方自治权时是这么界定的：“所谓的婆罗洲座落于加里曼丹岛，由沙巴州和沙捞越州组成。”③周立锋：《马来西亚地方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25页。此处的错误在于其表述容易让人误以为婆罗洲范围小于加里曼丹岛，且仅由沙巴和沙拉越两州构成，事实正好相反，是加里曼丹坐落于婆罗洲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篇体育教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文中说：“文莱地处东南亚的一个面积很小的一个岛国。地处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临中国南海，东临马来西亚，南临沙捞，西与越州相接壤。”④李辉：《文莱国家武术套路运动队建设及发展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5页。此处的错误在于文莱实际上是被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所包围，没有什么“沙捞”和“越州”。

除了研究数量明显不足之外，研究选题狭窄、雷同也很成问题。例如在文学专业⑤含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文学理论方向）三个专业。的5篇硕士学位论文里，有4篇是对李永平小说的研究，1篇是对张贵兴小说的研究。这和婆罗洲砂拉越地区活跃的华人写作群体、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对照起来，显得那么苍白！在5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论文中，作者基本上都是赴婆罗洲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志愿者（其中有一个作者从名字上看是马来西亚籍华人，即当地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在当地开展了问卷调查，虽然这样的研究比起空洞地谈论华文教育已算是有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仍略显粗陋，数据资料还有待深加工。

从笔者目前检索到的其他期刊论文来看，目前国内的婆罗洲研究几乎可以说就是婆罗洲华人研究，因为研究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华人（客家人）群体①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以外，这方面的成果还有汪慕恒：《华侨开发东南亚当地经济的先驱：黄乃裳先生与诗巫“新福州垦殖场”》，《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吴凤斌：《黄乃裳创建新福州垦场的因由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曹云华：《印尼山口洋的客家人——海外客家人的社会变迁之一》，《八桂侨刊》2014年第1期；郑一省：《印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仪式探析》，《世界民族》2012年第6期；郑一省：《印度尼西亚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曹云华、程荃：《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研究地点多集中在古晋、诗巫，及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山口洋这些华人聚居的城市。我们对于婆罗洲非华人群体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在20世纪80年代，以研究世界各国民族问题为特色的学术期刊《民族译丛》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1979年创刊，后更名为《世界民族》。曾经多次译介过婆罗洲上的土著族群，包括巴召人、达雅克人、伊班人、普南人。但进入21世纪之后，这本杂志差不多被海外华人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关注过婆罗洲上的非华人族群。虽然该期刊也从刊登译文为主转变为刊登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为主，但视野的狭窄仍然令人深感遗憾。

（二）研究选题单一

上述这些明显的概念错误固然与作者的粗心和学术态度不端正、不严谨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它们也说明了国人对婆罗洲的了解实在有限。在大陆地区的很多媒体、网站和学术论文当中，把加里曼丹等同于婆罗洲的提法俯拾皆是。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官方的正式出版物自1960年代以来就将婆罗洲视为加里曼丹的旧称，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学者未能为厘清这样的概念“错乱”提供及时、充分的依据，一直在将错就错地用着。

马国平将倪二泉掰不开的拳头，搁在掌心之中，细细摩挲着，端详着：“倪二泉，你还有什么心愿没了？告诉我，告诉我啊！”

研究总量的不足自然会伴随着研究深度不够、理论范式陈旧和研究方法简陋的问题。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前辈和资深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婆罗洲，并且率先开展了一些扎实深入的研究，如前文提到的暨南大学的曹云华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省教授等。2014年，笔者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启动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跨国合作项目“在文明的交汇处——婆罗洲的社会文化变迁”，该项目将中马两国的青年学者联系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共同推动两地的婆罗洲研究。目前，由该项目提供田野调查经费，项目组成员蔡静芬博士的专著Of Templeand Tatung Tradition in Singkawang③Elena Chai，Of Templeand Tatung Tradition in Singkawang.Sarawak：UNIMASPublisher，2017.已经由砂拉越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也已经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希望尽快将其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地区出版，以飨读者。本研究也属于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采用Excel进行数据整理，origin 9.0进行绘图，利用SPSS进行方差分析，显著性测验采用LSD 法。

四、婆罗洲研究大有可为

就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婆罗洲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富矿。它的价值不仅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或者因为中国软硬实力的崛起，更是因为它本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笔者看来，婆罗洲的价值是被中国学术界低估了。

首先，婆罗洲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如果我们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婆罗洲看似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带）的外围，但如果我们扩大一下视野，就会发现婆罗洲处于整个东南亚版图的中心，且连接着亚洲和大洋洲，是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明朝时，地处婆罗洲北部中央的古文莱国是当时东洋与西洋诸国的分界之地，“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也”④（明）张燮著：《东西洋考》（卷九），谢方点校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2—184页。，因此迅速成为中国帆船从事东西洋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当时中国帆船东洋贸易航路的终点站。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文莱自然而然地成为郑和下西洋船只的驻节所在之一⑤聂德宁：《中国与文莱贸易往来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如今，婆罗洲是东盟几个重要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的交界处，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大国也都在那里有着非常现实的利益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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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在1960年代初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关键时期，国际上两极格局，东南亚风云变幻，婆罗洲上印（尼）马对抗，北部三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牵动着不少国家的神经，然而这段历史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就现在人们喜欢谈论的东盟组织而言，有学者指出，“沙巴问题的解决是东盟内部政治合作的一个缩影”，“在马来西亚联邦刚成立时，第一次沙巴危机就导致‘马菲印多’的垮台，1968年沙巴岛风波重起，几乎使东盟夭折，在随后的历史中，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关于沙巴问题又经历多次纷争，不过，在处理沙巴问题过程中，东盟处理内部政治合作的诸种途径、原则也随之诞生、完善。”①王作成：《马来西亚与东盟：外交政策与地区主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61页。沙巴是否还会对东盟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婆罗洲各国在南中国海的石油开采是否会产生利益冲突？又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再次选择了蔡司50mm镜头。因为这个拳台位于健身房边缘靠墙的位置，所以我没办法用更长的焦距，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站得开。但场地大小的限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拍出的照片更加具有在场感。这里我用了f/2的大光圈，虚化了背景中那些不必要的细节，让画面看起来也更富有趣味。”

第三，生态价值难以估量。婆罗洲有着仅次于亚马逊的全球第二大热带雨林，也是世界十大生物巨丰性地区之一，其生态价值难以估量。婆罗洲的开发不只是和当地居民、当地政府有关，在生态、环境恶化日益加重的今天，婆罗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息息相关②［美］特蕾西·麦克维：《正在消逝的婆罗洲雨林》，《中国三峡》2011年第6期。。2006年3月，文莱、印尼、马来西亚三国在巴西举行的生物多样性会议上，正式推出了“婆罗洲之心”计划（Heart of Borneo）。这是三国政府为保护婆罗洲热带雨林和生物多样性而共同推出的一项重大绿色环保计划。“婆罗洲之心”位于婆罗洲的中心地带，是文莱、印尼、马来西亚三国边界沿线一片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的狭长的热带雨林。该计划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东盟各国、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保护国际等非政府环保组织纷纷表示欢迎和大力支持③黄红涛：《“婆罗洲之心”计划逐步进入实施期》，《国际商报》2007年9月11日，第5版。。但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生态保护项目十年来却没有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和东南亚学界激起任何波澜，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第四，文化意义重大。一直以来，婆罗洲就以“人类学家的天堂”而著称，这里生活着多样的族群，他们各自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遵循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然而族群之间的相处又是总体和谐融洽的。研究婆罗洲上各族群的历史文化必然会大大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也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族群的和平共存提供借鉴的思路。

鉴于上述这些独特性和重要性，笔者相信，婆罗洲迟早会再次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事实上，中国人类学家田汝康先生最先开展田野调查的地点就是婆罗洲的砂拉越地区，而不是马来亚半岛，他在1953年出版了有关砂拉越城市华人的民族志报告。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马两国的对抗中断了这一脉络，这也导致了中国大陆目前的婆罗洲研究远远落后于台湾地区和英、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但值得庆幸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东南亚地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大陆学者有望在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奋起直追。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