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一定区域内经济集聚实体和经济网络的枢纽，只有城市实现协调发展，才会有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才会有国家的协调发展。资本和资源是城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只有两个要素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才有利于城市的长期发展。基于此出发点，本文选取城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资本和资源两个要素，探究在城市发展中这两个变量的协调情况和相互依赖情况，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并选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资本型代表—珠三角地区和资源型代表—东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为了保证地铁轨道基标的精准度，要提高现场测量的技术，做好复测工作。组织安排基标复测工作时，要组织专业水平较高的人组成团队进行测量。进行测量前要保证测量的精准度符合地铁轨道项目的特点和施工方法，同时根据测量的距离合理安排路线和工作。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有各自不同的下行压力。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是我国的能源、重工业和农业基地，主要以传统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但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各项指标下滑，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高耗能行业出现了一定的产能过剩。区域内资源型城市数目众多，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锋，借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资金，以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很大影响，城市的发展思路正在从追求规模速度向效益质量转变，产业发展也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

二、分析模型与研究设计

(一)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原理

耦合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或是运动形式相互作用而变化的现象[1]。耦合度用以描述它们相互作用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它决定了这个结构和系统的有序还是无序的趋势[2]。

区域内古火山构造保存完整，喷发旋回清晰，主要有庙岭—上秋盘火山和小章沟火山构造，区内金矿床(点)围绕火山构造具有成群成带分布的显著特点，对本区金矿床的产出、分布具有控制作用。槐树坪金矿即位于小章沟火山构造的东北部边缘，并受其控制(图2)。

从运算结果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离散程度小，单位GDP能耗的离散程度大，说明其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大。4个城市彼此之间调节系数差距大，难以在同一评价体系下对比4个城市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因此，借鉴组合赋值法中的乘积归一法，将不同城市纳入同一评价框架，计算得到4个城市的调节系数，在后续分析中采用乘积归一后的调节系数值作为两个变量在四个评价个案中统一的系数值。借鉴乘积归一法后，协调系数数值处理如表3所示，说明能源消耗相较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按照耦合的定义，设正数x1、x2、…xm为国民生产总值系统的m个指标，设正数y1、y2、…yn为国民可支配收入的n个指标，本文分别称函数、　为综合国民生产总值评价函数和综合国民可支配收入评价函数，其中，aj、bj为各个指标的一个待定系数。

评价指标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要求，为后面分析起到客观的参照作用；第二，要考虑所选指标的全面性，要尽量让指标覆盖足够多的信息量；第三，要分层次选取指标，在选取例如GDP这类关键指标时，必须要有一定的逻辑，而且还要加入一定的对比量，切忌选单一且具有相似性质的指标；第四，所选指标要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适时调整，但又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样既可反映经济的动态变化，又可体现经济发展的现状；第五，所选指标可比较容易无量纲化，利于后面的模型代入和计算。

在式子中，T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综合发展指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总体水平，g、h在本文取0.5，但两组数据的重要性和在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它们的权重将会在下一节进行分析。C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协调指数，k为协调系数，本文取k=1/2，D(x1，y)为耦合协调度(见表1)。

协调度只代表协调情况，不能得出协调程度的深浅。比如，有些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只是低度耦合，但协调度却名列前茅，可是本质上它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两者的发展速度均较慢。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研究指标的深层意义，本文要考虑协调发展度的大小，才能判断某一区域的协调发展类型。

(二)研究思路

本文需验证在大环境下资本要素与资源要素的协调状况，进而评价城市的发展水平。首先，所选经济评价指标既要能较好地对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客观评价，又要遵循真实公平的原则。根据所选指标，搜集整理原始数据。其次，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对数据类型不同、单位不同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使之可以纳入同一坐标体系进行比较。接着进行耦合关联度计算。最后，制定关联度系数汇总图表，观察与了解城市间每年两者关系的状态与十年间的动态发展趋势。

1.3.1 方法 采用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此次现况调查共发放问卷225份，回收22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7.78%。统计出患者对护理工作不满意的问题并分析原因，医院管理层领导根据原因制定落实改进措施，干预后20 d后复测患者满意度，比较干预前后病人满意度变化。

本文选择广州、佛山、沈阳和大连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广东省和辽宁省是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型省份，具有可对照性；从城市级别来说，广州市和沈阳市是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佛山市和大连市是区域内经济发展名列前茅的市，层级意义上具有可比性。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多维交互分析，兼顾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三)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为了进一步评判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交互耦合的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由于过多的指标会产生相互抵消的作用，使原有指标失去意义，因此，指标的选取需具有代表性。通过查阅广州市、佛山市、大连市和沈阳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从2005-2014年间资本变量和资源变量中选择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两个指标，从实务层面对GDP生产带来的损耗与投资带来的GDP效益进行耦合分析，进而综合评价城市发展。

三、核心概念

基于“资本-资源”耦合的视角，发展情况测度需重点衡量资本和资源两个变量，因此，本文主要从资本和资源功效两个方面采集评价指标。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在资本方面，主要衡量社会整体经济状况；在资源方面，主要衡量资源丰裕程度和资源消耗程度。具体指标采集情况如下：资本类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等。资源类指标包括单位产品单项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能源利用率、余热回收利用率、单位GDP能耗、人均绿地面积等。

(一)资本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同时也是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价值体现[3]；它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在过去长达20年的发展中，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上升趋势，投资涉及的领域广泛。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意义，投资直接拉动GDP的高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之比越来越高，2013年，投资和GDP的比例高达76.7%。

选择资本变量中的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指标，即每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下新增加的GDP总值，是从投资成本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果的监测性复合指标，是反映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增速的一个基准考量[4]。在国民经济核算中，GDP中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当年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去退出生产或运行的固定资产价值总额，而当年获得的固定资产是前几年和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5]。固定资产投资在当年对生产资料等构成消费，使此前已形成的相应生产能力得以发挥，GDP得以实现。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是当年GD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GDP的组成部分，每增加一定量的投资，就促进GDP总量的相应增加，形成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资源变量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消耗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大部分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如果继续沿袭以往高消耗的发展模式，资源的可采储量将不断减少，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下降，将严重危及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持续[6]。在我国工业发展初期，城市经济发展依托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而兴起，但以资源主导经济发展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因此需把握城市发展协调状态。

选择资源变量中的单位GDP能耗指标，又称万元GDP能耗，是总能耗与GDP之比，即每生产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反映了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7]。GDP效益的获取是以能源的耗损为代价的，是衡量能源利用水平和效率最常用的综合性指标。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它是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与GDP总量的比率，是约束性指标，且是目前节能降耗考核的关键指标。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同时间接反映产业结构状况、设备技术装备水平、能源消费构成和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反映各项节能政策措施所取得的效果，起到检验节能降耗成效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将会对国家经济建设带来直接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体制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论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是作为一般企业员工，都应该积极响应时代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确保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三)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双重特征，它既能产生当期需求，也可以为下期创造供给。不仅是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也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后，其日常运行过程中也会消耗大量能源，同时扩大生产规模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耗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可形成生产规模效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改造或替代落后的技术能力，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能力，通过技术的提高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对能源消耗还具有很强的间接作用。通过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会增加全社会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量，使能耗总量上升。

将奶豆腐样品捣碎后稀释，选取10-2～10-5 4个稀释梯度，吸取1 mL稀释液，加入到灭菌的平板中，倾入20 mL冷却到55℃左右的含2%碳酸钙的MRS培养基，放入厌氧培养箱中，37℃培养72 h[6]。挑选溶钙圈较大的菌落进行连续划线至得到纯化的单菌落，经革兰氏染色镜检，将典型的链球状菌株保藏。

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二者关系密切，若投资不合理，将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很有必要。

四、基于4市面板数据的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文章具体考察了广州市、佛山市、沈阳市和大连市2005-2014年反映资本与资源利用状况的指标，数据主要是从4个城市统计信息网获取，以各年度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为准。

(二)数据处理

1.指标标准化

本文选取4个城市的资本型指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资源型指标(单位GDP能耗)作为耦合协调度研究对象。单位GDP能耗属于极小型指标，需对其进行方向一致化处理，采用倒数法。一致化处理后，对两个指标的数据运用极大值法进行指标无量纲化。

2.指标赋权

佛山市能耗折线和投资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在2005-2008年基本重合，说明能耗和资本相互间比较协调。2008年之后投资折线变化幅度较大，与耦合协调度系数折线最吻合，伴随着高度耦合协调度表征。能耗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变化趋势一致，并稳步上升至2014年最高点，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见图4)。

2．金融结构通过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都是一种新技术由高水平向低水平的传播，没有扩散，创新便不可能有经济影响。学者通过各种模型对其进行研究，如谢建国通过两阶段古诺模型、罗德明等人利用罗默模型讨论了技术转移与扩散对实体经济的作用。[15][16]其传导机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三)广佛沈大4市亿元固定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耦合结果

通过耦合度公式和耦合协调度公式的计算，得到以上4个城市亿元固定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发现，以上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持续下滑。2005年，大连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耦合度水平最高，说明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关系紧密；其次是沈阳市、佛山市；耦合度水平最低的是广州市，说明广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关系欠紧密。2014年，以上4个城市的排名出现变化，佛山市和广州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度分列前两名，沈阳市和大连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度分列后两名，广州市与沈阳市耦合度接近，大连市的耦合度与其他三个城市的耦合度有一定的差距。

沈阳市2005-2010年间耦合度水平连续下滑，在2011年出现回升并成为4个城市中耦合度最高的城市，2012-2014年呈现回落状态。大连市之后几年的发展与2005年正好相反，耦合度一路下滑，在2008年已经是4个城市中耦合度最低的城市，在2012-2013年期间耦合度有所提升，2014年为最低水平。广州市在2005-2006年间耦合度有所提升，2006-2009年间耦合度水平是4个城市中最高的，2009-2011年间耦合度水平出现下滑，与佛山市耦合度水平接近，2012年耦合度水平重新回到最高水平，之后几年再度出现下滑。佛山市在2005-2008年耦合度水平下滑，2006年耦合度水平是4个城市中最低的，2008-2012年呈现反复升降局面，2013-2014年间耦合度水平是4个城市中最高的(见表5)。

如表5所示，以上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协调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沈阳市两个变量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说明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两者之间能更好地带动经济发展，其次是大连，广州市和佛山市的耦合协调度分列后两位；2014年，4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与2005年相比正好相反，佛山市和广州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名前两位，沈阳市和大连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在后两位。

沈阳市在2005-2008年间耦合协调度一直在中度耦合区间徘徊上升，2009年出现下降，随后反弹，2011年耦合协调度达到最高点并首度达到了高度耦合，随后又回落。大连市耦合协调度自2005年以来一路下滑，在2009年下滑至最低点，随后出现反弹，在2009-2011年实现了回升，在2011-2014年间耦合协调度一直在中度耦合区间内徘徊，没有达到高度耦合。广州市耦合协调度在2005-2008年逐年上升，在2008-2010年出现下滑，2010年耦合协调度水平是自2006年以来最低的，2011-2013年出现回升并达到了最高点，达到了高度耦合，虽然在2014年出现回落，但距离高度耦合区间不远。佛山市耦合协调度在2005-2009年稳步上升，并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高峰，实现了高度耦合，2010年出现回调，2011-2014年再度稳步上升，并在2014年达到第二个高峰，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点，也成为4个城市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城市。

(四)东北与珠三角地区2个区域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耦合结果

通过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公式的运算，可得到以上4个城市亿元固定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为了更好地从区域类别角度分析东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两个要素的耦合协调度，分别采用几何平均方法对沈阳市和大连市耦合协调度(东北地区)与广州市和佛山市(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2005-2014年间，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交替上升趋势，主要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在2005-2008年间，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低于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但已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2008年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反超东北地区，除2011年被东北地区再度反超外，其余年份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一直保持领先，并在2012年以后达到并保持高度耦合状态，说明珠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呈现联合共生。东北地区在2009年耦合协调度陷入最低谷，随后出现回升态势，自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后，再度出现明显下滑，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良好的投入模式，相对欠协调。

(五)广佛沈大4市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的Z-score标准化

2.2 NAFLD组与对照组CD4+CD25+T细胞结果比较 NAFLD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百分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沈阳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耦合协调度也达到了2005-2014年间的最高值，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致性。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再次呈现负值状态，耦合协调度也出现了回落，这阶段的发展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对GDP的拉动作用。

大连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刚好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2011年对GDP的发展呈现正向拉动作用。在2011年和2013年，能源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达到了自呈现负值状态以来的两个高峰，数值接近正值，耦合协调度也达到了2005-2014年间的两个高峰，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定的一致性。

广州市在2005-2009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刚好相反，前者是正向推动作用，后者是负向作用。2009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负值状态，能源对GDP的发展则一路上升，在2011年对GDP的发展呈现正向拉动作用。在2013年，能源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对GDP的发展起正向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达到自呈现负值状态以来的小峰值，广州市的耦合协调度达到2005-2014年间的高峰，实现了高度耦合，说明耦合协调度与两个变量有一致性。2014年后，能源对GDP的拉动作用持续，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创下新低，耦合协调度也出现回落。

佛山市在2005-2008年期间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都呈现负值，但有明显上升趋势，二者耦合协调度也在稳步上升。200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发展一直呈现正值状态，并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能源对GDP的作用也在2009年首度出现正值，当年达到高度耦合。2009年之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和单位GDP能耗对于GDP发展的作用都呈现正值，单位GDP能耗指数一路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指数有所反复，在2010年出现低谷，耦合协调度也重新回到中度耦合，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改善，耦合协调度自此至2014年一直保持高度耦合。

大连市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资本投资折线变动幅度较大，在2005-2006年小幅上升之后连续出现下滑，此时与耦合协调度系数变化趋势比较接近，这说明能耗驱动相较于资本投资对GDP发展影响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耦合度与能耗指标比较趋近，2010-2014年间数值上比较接近，说明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资本投资出现下降趋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变化有相同趋势，但数值差距较大(见图2)。

沈阳市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资本投资折线变动幅度较大，2005-2008年二者耦合度与能耗指标比较趋近，说明能耗驱动相较于资本投资对GDP发展影响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耦合度与投资指标比较趋近，在2010-2011年间基本重合，说明在这一阶段资本投资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之后出现相同的下降趋势，而能耗指标与耦合协调度折线走势相反，能耗折线稳步上升(见图1)。

以上4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系数和Z-score计算指数不在同一量纲下，通过极差化法，有效地把Z-score计算指数负值转化为正值，使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的Z-score与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同一标准下。运用极差值法处理后的耦合协调度与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Z-score计算指数和单位GDP能耗计算指数在不同时期的趋近程度各不相同，存在一些偏差。从总体来说，单位GDP能耗Z-score计算指数在4个城市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的Z-score计算指数则波动较大。

广州市能耗折线和投资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在2005-2009年间差距都较大，2009-2012年三条折线比较接近，说明能耗和资本相互间比较协调，对GDP发展都具有积极影响。2012年之后，能源折线与耦合协调度折线比较接近，说明这一阶段能源消费驱动相较于能耗对GDP发展影响更大，投资折线出现下滑且低于耦合协调度折线(见图3)。

文章采用客观赋值法中的熵值法，对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进行赋权，得到4个城市相对应的调节系数。熵值法赋权后，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改进后，2#转化器变形得到控制，不再恶化。气体偏流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同一层触媒温差由200℃以上，缩小至140℃，缓解了转化器热应力不平衡的问题。同时可适应更高的工作压力，为以后一系列3K风机改造创造了条件。系统可以适应更高的 浓度，有利于提高高硫矿比重，适应复杂铜精矿的能力更强。

不过就像我之前所说，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还有Artico皮革包裹的仿形座椅、色彩丰富的氛围灯、内置多种模式的畅心醒神功能以及座椅按摩功能，让旅途中的我得到彻底的放松。望着车头上的立标，我不禁想到，论豪华与舒适，梅赛德斯-奔驰似乎从未输给过谁。

(六)比较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持续下滑，4个城市的两个变量耦合协调度水平从2005-2014年间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单位GDP能耗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4个城市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波动较大。从区域上来说，珠三角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高于东北地区，达到高度耦合状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沈阳市、大连市、广州市和佛山市中两个变量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高分作文更重要的得分点在表达上，安徽中考作文从2014年出现了更注重“表达”的改革，即由原来的“内容”30分、“表达”25分，改为“内容”25 分、“表达”30 分。可见“表达”是重头戏，同时，从“表达”上更能看出学生的写作水平，反馈出学生对语言的组织及驾驭能力。那么如何能在“表达”上出彩呢？根据笔者多年对学生作文辅导的经验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从时序来看，2005-2014年间4个城市的耦合度水平下降，耦合协调度水平上升。其中，佛山市和广州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分列前两位，说明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契合程度最高，彼此间带动作用最强，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佛山市，固定资产投资和能耗都对GDP发展起正向推动作用，耦合协调度水平稳步提升。由此可见，保持各变量发展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对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沈阳市和大连市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位列后两位，说明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契合程度相对较低，彼此间带动作用不强，当地政府未来亟需协调好二者的投入水平。

第二，从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作用来看，2010年之前，大连市、广州市和佛山市固定资产投资对耦合协调的贡献大，2010年后，能耗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更大。目前，我国能源消耗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1/5，能源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建筑耗能、工业耗能和交通耗能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三大“耗能大户”，在保持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能源供给和消费侧的改革势在必行。能源节约要实行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同时要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供给和消费模式的彻底改变，减少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过度依赖。

能源支撑与投资驱动对于GDP的发展与增长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二者对于GDP的作用趋势孰强孰弱，GDP的增长更依赖于能源的消耗还是投资的推动，依然值得考量。探究不同时段不同政策指引下能耗指标相对于投资指标的波动幅度，对于GDP相关指标的完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作用。如表6所示，通过Z-score方法计算以上4个城市中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化结果，其意义在于Z-score的标准化方法能有效反映协调发展的水平方向和趋势，Z-score计算指数的向性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发展的有效性。

第三，从区域范围来看，东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GDP与单位GDP能耗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交替上升趋势，主要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珠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在2012年以后达到并保持高度耦合状态，说明珠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呈现联合共生，当地政府在资本和资源投入方面较合理。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后出现回落，始终在中度耦合区间波动，说明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能源消耗间的投入协调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按照医嘱实施相关操作,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嘱咐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如戒除烟酒、控制脂肪及盐分摄入、适当运动、保持良好心态等。

(二)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投资在GDP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经济前阶段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工业发展又是以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这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要实现GDP“质”的增长，需要把影响GDP要素统筹考虑，使GDP系统中投资和能源达到联合共生的状态，通过合理、优化、有序的结构组合及排序，合理安排资金和能源的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综合性指标分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能源、固定资产投资分析可从多个角度切入，当前的研究选取指标覆盖面不足、只局限于表象状态的评析，没有进一步解释分析；另一方面，过多依赖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已有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有待考量。下一步，本研究将丰富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两个变量的指标体系，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间的具体指标进行划分，探究其影响的相互作用。通过分析，不断减少实现GDP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GDP的质量，使GDP的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据悉，“三块地”改革于2015年2月底正式启动，限定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参考文献：

[1]王永明，等.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1).

[2]刘定惠,杨永春.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7).

[3]张蕊.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4]喻锋,姜晓晖. 治理叙事中的指标演义:城市发展评价设计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探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2).

[5]许宪春.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若干重要指标与有关统计指标的比较[J]. 世界经济,2014,(3).

[6]王驹飞. 长三角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16.

父母被气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们当然是结婚了，父母从一开始的反对，到后来见识到了老何的好，毕竟做父母的只求女儿一世安稳。婚礼不算盛大，父母笑得合不拢嘴。

[7]彭昱. 政府投资对能源消耗影响的实证分析[J]. 财政研究,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