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在长期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分析世界大势，形成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体系。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的理论来源

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同样如此。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

（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浸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历经数次大分裂、大融合，最终都归于大统一。在此历史时势之下，一大批纵横家、军事家、政治家得以涌现，他们的“统战”思想时至今日，仍有重要影响。

部落联盟应该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早影子。例如炎黄联合战蚩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万世基业。齐桓公“尊王攘夷”，联合部分诸侯国与戎狄抗衡。他还多次组织各国相互订立盟约，形成强大的联合阵线。越王勾践采取“亲楚、结齐、和晋、孤吴”的统战政策，最终击败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到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为一统天下，在内部改革、广纳贤士的基础上，更采取了合纵连横之策，这都充满了“统战”元素。到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3]的统战战略。而在中国古代的许多著作中，例如《左传》《国语》《史记》等，均涉及到统战思想。例如“远交近攻”，就不仅仅是军事谋略，事实上也是统战战略。

毛泽东自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浸润，他本人更是熟读二十四史。在读史中，他“能从政治的视角去读，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去读，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读，从外交的视角去读，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去读，从生产生活的视角去读，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去读”[4]。从毛泽东的论著和讲话中，我们都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掌握可谓高深，游刃有余、旁征博引。他能够从中提炼出积极有益的成分，深入研究、灵活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深厚的文化沃土为毛泽东的统战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革命导师关于国际统战政策论述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是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际统一战线的论述，并不系统，而是散见于其著作当中。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成，不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能完成的，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互帮互助。他们还提出要与民主政党、不同派别人士进行联合。列宁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战理论，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理论，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成立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时行革命斗争。列宁还很擅长寻找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在敌人营垒中寻找朋友，争取朋友，哪怕这盟友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在上述三位革命导师的相关论述中，他们都很注意联盟过程中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问题，他们都主张掌握领导权。“在政治上为了达到一定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同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5]。这些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刻的，毛泽东将马克思统战理论与中国和世界形势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经验总结

3.理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我们党内的不少同志，一开始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着疑惑的。“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人喊出了“动员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11]等口号，这在政治上对党内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澄清党内思想上的混乱，毛泽东这一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认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爱国主义者，才能为祖国而战并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这样，人民得到解放，也帮了外国的人民，“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中的实施”[12]。这就创造了我们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厘清了党内同志的疑惑，有助于党内的团结。

采用生态养殖。通过对大水体投放净水鱼类鲢鱼、鳙鱼，以鱼养水，以水养鱼，净化水库水质。鲢鱼、鳙鱼属于典型的滤食性鱼类，俗称花白鲢，它们通常以鱼鳃等器官作为过滤网，通过水的吸入与吐出滤取小型浮游生物。一条花白鲢每长1kg，可以滤食30～40kg的浮游生物，而它们产生的排泄物经过分解后，又成为浮游生物的美食，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通过相对平衡的生物链控制水库浮游澡类过度繁衍，预防水库富营养化发生。

二、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今天，当我们地方立法机构及立法工作者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深入思考地方立法如何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履行什么新使命新任务等系列新问题时，确有必要按照栗战书委员长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改革同频率的指示要求，通过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适应，突出地方特色，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凝聚各方智慧，从而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国际统战思想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国际统战思想，一方面抑制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战略决策。二战以后，美国奉行对华敌视政策，中国必须寻求一个帮手。毛泽东指出：“所谓‘一边倒’，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的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13]当然，这一战略决策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不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往来，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无原则的倒向苏联一边。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保障我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形势下，实行“一边倒”战略是必然的选择。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这一政策既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又能打消苏联对中国政府的偏见。人民放弃了对美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则增强了对我国的信任、加强了援助，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大陆法系解决本案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母亲消极无视态度的不作为与孩子喂食行为之间联系，如果这种情形的发生是一般人可以认知的内容，则成立故意犯罪；反之，成立过失犯罪。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则通过母亲“控制或利用”孩子的行为而认为其行为对危害结果具有了原因力。简言之，大陆法系的解决本案方式是通过构建行为人行为与介入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可责的行为。总之，如果认为本案中的母亲交付家庭医生毒物行为具有可责性的话，则通过母亲疏于管理与小孩喂食行为之间的联系，肯定行为人行为与危险结果或实害结果具有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总的来说，大陆法系对于本文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与实践一起成长,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认识、理论、学说不断丰富完善、深化提升的根本遵循。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我们党既有和国民党合作的经历，亦有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既有“左”倾错误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也有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的成功统战工作，这些革命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为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提供了镜鉴。

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是伴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深化发展的，它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深化和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

1.联合英美等国，携手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华使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思考联合英美等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不仅对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明确规定，也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外交主张和对外政策作了规定。会议指出，要与“帝国主义内部的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6]，“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7]。会议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角度出发，对英美有所期待，同时与苏联、朝鲜等结成联盟。会议没有明确提出与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但表明了我们党欲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针对性。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世界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英、美、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8]。因此他认为应在实现国内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同包括所有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北伐取得了迅猛的进展。但随后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让大革命归于失败。在1935年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的变化，实事求是地调整国内“统战”战略策略，取得了明显成绩。例如，针对统战对象左、中、右的区分，制定和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这种国内统战实践对毛泽东分析国际情势、研究制定国际统战战略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统战思想

2.构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英、美两国随即表示将对苏联提供援助。英美两国的这种举动，也让毛泽东看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表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9]。他还以是否反法西斯为标准，来判断可以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为此，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1941年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指出：“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10]。为此，我们党也开始积极开展对美统战工作。

（一）发展优势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以牛羊肉为代表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制品的绝对消费量和相对消费量均与日俱增，这就决定了武隆县必须在巩固生猪产业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草食牲畜，力争在2015年实现全县畜牧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另一方面在重庆市主城九区被列为禁养区和限养区后，武隆县作为距离主城九区最近的区县之一，其生产的畜禽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同时渝湘高速、渝怀铁路、乌江航道和319国道提供了便利物流条件，加上武隆县丰富的饲草资源，这三大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武隆县牛羊产业发展的前进步伐。

2.六十年代“反帝反修”战略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局势动荡剧变。毛泽东密切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分析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政治力量对比，为新中国的外交和国际统战工作指出了新的思路。中苏两党之间分歧加剧，两国关系也颇受影响。而此前实际的“一边倒”战略也随即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促使我国走向了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也称“两个中国世界”或“两个第三世界”）的新思路。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它包含苏联同美国之间广大的国家，中国位列其中。到60年代，他又对这一概念作了新的补充和界定。1962年，他将“中间地带”界定为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以外的广大国家，并且把“中间地带”分为四个层次。196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即一个是亚非、拉美，一个是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及日本。他认为“两个中间地带”与美苏之间存在矛盾，他们都反对美国或苏联的控制。当然，在“两个中间地带”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一方为发达国家，另一方为不发达国家。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广泛的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坚决支持被压迫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一新思路，为新中国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派生于高斯消元法的因子表法[1-5]与LR[1,3-5]、LDU[1-2,4-5]、CU[4-5]三角分解法一样，都是求解常系数方程组的经典算法，因子表法中形成因子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含规格化的高斯消元法过程。由于因子表法与CU三角分解法计算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其计算过程更为简单，计算速度也更快[6]，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3.七十年代联美遏苏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入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呈现出“苏攻美守”态势。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为扭转不利局面，开始与中国接近。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联美遏苏。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始破僵局。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毛泽东提出这一战略，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反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一战略，顺应了时势发展和客观需要，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我国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启示。今天，我们在处理国际间事务上，一方面要无所畏惧，秉持正义，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要立足自身，认清挑战、沉着应对。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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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2017:40.

[3]周国林.三国志（注释本）[M].长沙：岳麓书社，2011：710.

[4]徐中远.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几个特点[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711/c8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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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43.

[6][11]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39,237.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6-617．

[8]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0．

[9]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6．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51．

[13]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