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科学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畴，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揭示其规律，并形成指导实践的系统知识体系。从科学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科学一词本身就内涵了调查研究。毛泽东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1]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过程，体现出客观而全面、唯物而辩证的科学精神。深刻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树立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自信，自觉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改进调查研究”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例如，学生在学习multiparty这个单词的时候，教师就告诉学生，multi-是一个单词的前缀，表示 “多”的意思，party这个单词学生都认识，因此就可以推出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多党的”。

一、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曾说：“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2]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不断地实践而得到发展的。

σ(4)，……, σ(n))，根据序列数目确定可容覆盖范围，并判断极比序列数据范围。当极比序列都落在可容覆盖范围时，可以进行GM(1, 1)建模。

青少年毛泽东目睹国家山河破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他开始主要采取游学等方式了解中国社会，这是他调查研究方法的萌芽状态。虽然毛泽东通过游学努力接触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但由于这种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所得到的认识是肤浅的、表面的。

在毛泽东看来，占有材料不是目的，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总结出一般性结论，为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提供事实依据才是真正的目的。他说:“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9]所以，他特别重视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的分析和综合，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10]

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坚持科学认识事物的基本路线。然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有些人虽然懂得这个道理，却在实践中经常偏离了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认识路线。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种不从实际出发的现象进行的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都是亲自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观察、访问中取得第一手材料，并且是自己亲自动笔写出调查报告。通过这样的实际调查，他获得了实际情况，进而看到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为正确的决策判断提供可靠的依据。[7]建国后，毛泽东日理万机，虽然难以像早年那样亲自从事调查，但也是抓住重大问题，尽可能亲自出马了解现实情况，而且从实际情况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个人经验出发思考问题。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但党内对农民运动有着不同的认识，社会上一些顽固分子纷纷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回到湖南农村，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考察。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次对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有理论指导的新阶段。但这次考察，从方法的角度看，还不能说是对社会的一次细致观察和系统分析。

毛泽东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11]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根据对事物发展影响的大小，可以分出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扑溯迷离的社会现象中，通过调查研究抓住这个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剖各种社会阶级”[12]。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详细剖析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从失败的教训中，“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3]。为此，他一再强调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后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在艰难战争岁月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他在调查研究中，综合采取了观察、访问、开调查会、表格调查等多种搜集资料的方法，以及阶级分析等多种分析资料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也经受了斗争实践的检验。此后，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情况的变化，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新方法，使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有力武器。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

提出了一种垂直分布数据集上保护隐私的Skyline查询协议。理论分析显示本方案能够正确地实现Skyline查询，并保护数据集的隐私信息。在参与者合谋攻击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确保隐私信息的安全。进一步，还通过理论分析和模拟实验对新协议的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可以取得较高的运行效率。在未来的工作中，将着重研究协议效率的提升和通信复杂度的降低，使其在现实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城市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课程，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几乎零基础。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对学习改课程的重要性了解不多，且课程也比较抽象，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理解和记忆能力，大量的经济理论的讲授使学生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他坚持把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把握现象的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在中共党史上，从“本本”出发，也就是教条主义，曾经长时间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毛泽东曾指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因为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偏离了科学的认识路线，所以是“最危险”的。[4]另一种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就陷入了唯心主义，也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一些同志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也不作调查，而是一个人或者邀请一堆人，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注意”。[5]一些同志，在调查研究之前，头脑里预先就有了一个主观主义的框框，调查研究中根据这个框框出点子、找事实、寻根据，抓住一些适合这个框框的材料不断夸大，以此来印证自己原来的思想。毛泽东尖锐批评这些实用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人“愚蠢”，鲜明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6]。

四、形成了学科体系

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方法的集合。这个集合包含方法论、基本方法和具体技术三个层次。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第一个层次，是一般方法论，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识社会方法的原则：如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第二层次，是基本方法，指认识事物的基本途径，如典型调查、表格调查，以及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毛泽东调查的第三个层次，既具体方法和技术，如开调查会的技术,与群众交流的方法，写调研报告的技巧等。这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方法体系。

毛泽东同志不但重视调查研究，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调查方法的总结和研究。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等著作，全面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比如，关于调查的目的，他明确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关于调查的意义，他指出：“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关于调查的态度，他指出，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甘当一个小学生。关于怎样找调查的典型，他指出，调查的典型可分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就知一般的情形了。[13]毛泽东还对如何开调查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谈话，对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总结。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的方法基础。

在初审分数公布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给有机会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发电子邮件，要求提交当前即时信息，包括机构审查委员会证明、动物保护和使用委员会的评估证明等。

毛泽东调查方法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由于毛泽东在政治方面做出伟大的贡献，强大的政治光环，使人们关注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时，主要集中在政治价值方面，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极高学术价值。社会学是专门研究和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的一门科学。毛泽东没有经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但即使是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看，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已达到或超越专业社会学家的水平。譬如《寻乌调查》，毛泽东从政治、经济、交通、土地、教育和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解剖，其搜集到的大量数据、案例，堪称当时寻乌的百科全书，至今成为人们认识寻乌当时经社会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寻乌调查》成稿于1930年，其在社会学上的价值，不亚于费孝通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篇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被誉为“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寻乌调查》与《江村经济》相比，在文献搜集和文献的分析方面体现的学术性，毫不逊色。因此，毫不夸大地可以说，《寻乌调查》是调查研究方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的其他调查研究，如《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都在调查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种认识方法是否科学，不是依人的主观意志来评判的，而是依据客观社会实践的结果来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调查研究是世界调查研究历史上最具实际效用和最富成果的重要部分。[14]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这个论断不仅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严格检验，而且在学界和政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习近平强调“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指的就是要坚持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传统。新时代面临着新矛盾，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对调查研究方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原则上讲，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科学方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要借鉴西方调查统计技术，综合运用网络时代的信息交流工具，不断创新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参考文献：

[1][3][4][5][6][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18,3-4,2,2,6,2-27.

[2]毛泽东文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3.

[7]王春峰.试论毛泽东社会调查方法的科学性[J].学习论坛,2013,(12).

[8][9][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839,801.

[10]杨明清.调查研究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现实意义[J].理论学刊，2013(11).

[14]徐素华.调查研究方法与实用社会学方法的比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