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苏画像

黄苏，又名黄甦，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十二军政委、红三十四师政委、红八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1月，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和策应第二师四团夺占泸定桥等战役战斗，战功显赫。1935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黄苏任红七十三师政委。尚未到职，11月11日，黄苏就在直罗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被邓中夏誉为香港罢工斗争的“五虎将”之一

黄苏，1908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市)一个贫苦粤剧艺人家里。他的父亲是社会最底层的粤剧艺人，一家四口，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1913年，母亲病故。年少的黄苏开始担起母亲的职责，照料弟弟，操持家务。1923年，15岁的黄苏前往香港，给一个洋老板当杂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我国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于6月中旬派邓中夏到香港发动大罢工。香港工人在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启发教育下，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一天，邓中夏在香港工人骨干会上详细介绍五卅惨案后，愤怒地说：“几年来，我们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次，为了向老牌帝国主义进行强烈抗议，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大罢工。”一席话让黄苏下定决心投身罢工运动。

此后，黄苏走街串巷，贴标语，送传单，挨家逐户宣传大罢工的意义，动员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1925年6月19日，在邓中夏、苏兆征、杨殷直接领导和海员工会的带动下，香港几十个行业20多万工人行动了起来。工人们有组织地陆续返回广州，香港瘫痪了。7月5日，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成立，黄苏任队长。黄苏认真执行封锁港口、缉拿私运、严惩走狗、防范工贼破坏的任务。他积极组织军政训练，使队员们的军事技术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斗志十分旺盛。黄苏率领队员们以简陋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平息了敌人的破坏和捣乱。邓中夏在一次讲话中，亲切地将纠察队中5名表现突出的队员称为“五虎将”。黄苏在“五虎将”中，号称“小老虎”。他年纪小，个头不太高，但身体很结实，腰圆体壮，臂力过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智慧和毅力。一瞪眼，一挥手，一跺脚，真有点虎气，敌人无不怕他三分，工人们亲昵地叫他“我们的小老虎”。在尖锐复杂的罢工斗争中，黄苏锻炼得坚强而成熟了。9月，他被选送到纠察特别训练班学习，10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1月，模范纠察队成立，不久，黄苏任该队队长。纠察队分布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的沿海各港日。他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对日夜执行封锁港口任务的纠察队进行慰问，宣传政策，并及时建议表彰先进，惩办违法乱纪分子，从而加强了纠察队的建设，推动了罢工运动。

省港大罢工时的工人纠察队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各种革命团体被取消，办事机构被封闭。中共广东区委在四一五政变前夕，已令杨殷组织秘密赤卫队，建立各工会的赤卫队基干队伍。在杨殷直接指挥下，黄苏率队与军警特务工贼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斗争虽然一次又一次遭到残酷镇压，但赤卫队骨干队伍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12月的广州起义中，黄苏任赤卫队的敢死队队长，率队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刻，才转移到香港。

（九）提高仔猪的初生重 仔猪的初生重与存活率、哺育率和断奶重密切相关，初生重大，存活率、哺育率高、断奶体重亦大，初生重1.3～1.5 kg与1.0 kg相比，前者断奶重提高2.5 kg。提高仔猪初生重应重视种猪的选择，加强妊娠母猪的饲养管理（前文已述及）。由于繁殖性状的遗传力低，可采用不同品种或品系间的杂交，以提高仔猪的初生重和生活力。

到香港后，黄苏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1928年4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委员，1929年3月任省委常委。当时，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左”的思想指导下，黄苏多次奉令组织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但都遭到重大损失，许多党团员惨遭杀害。从血淋淋的教训中，黄苏认识到“左”倾盲动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自觉进行抵制，把大型活动改为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并教育党、团员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到第一线暴露身份，从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能上能下，军政委师政委都能当

1929年12月，黄苏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0年底，黄苏到闽西后担任新红十二军政委。此时，蒋介石调集7个师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盘踞闽西的军阀张贞，疯狂向中央苏区进攻。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黄苏与军长左权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亲自抓提高部队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的教育工作。通过整编整训和周密的作战准备，部队士气提高了，接连打了几次小胜仗。1931年2月，在龙岩的大池、小池战斗中，击溃张贞部的二九二团。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31年4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的虎岗会议提出了“誓死保卫龙岗、虎岗，准备与敌人打硬仗”的方针。红十二军奉令强攻龙岩、坎市、上杭等地，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在军事失利的同时，在闽西根据地还大搞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均遭严重破坏，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虎岗被占，岩、杭、永中心根据地也相继沦陷。闽西根据地核心区域由原来的48个区，缩小到22个区。

为加强教育的针对性，黄苏随一师三团行动，摸索情况，研究问题。一年来，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丢了中央苏区，红军被迫转战万里，几次战斗，损失较大。大家见老政委回来了，把憋在肚子里的闷气，都宣泄出来了。有的追根寻底地问，你心中有底吗，我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像孩子离开了娘，整天四处奔波，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现在又来到贵州，脚板都快磨穿了，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还往哪里走？黄苏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师部，一路上一直思考如何回答。

黄苏心里暖烘烘的，眼眶湿润了。因为他饱尝了“左”倾盲动主义的苦头，现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红军领导岗位上来，这就意味着敌人的“围剿”就要被粉碎，革命的胜利就在前头。黄苏等率部渡过赤水河，到达川南古兰地区。因敌情有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2月9日，部队折向云南扎西待命，在这里休整几天后便挥师东进，乘虚直插贵州。2月18日，在太平渡二渡赤水。2月20日，部队进驻桐梓县高桥一带休整，准备再度攻占遵义。在这里，黄苏向全师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大家听后精神振奋，思想顿时豁亮了。

红军二夺遵义后，蒋介石重操故伎，妄图以堡垒战术和重点进攻相结合，采取南守北攻方针，压迫红军于遵义就歼。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徘徊，诱敌围集。待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黄苏等奉命率部和其他主力红军一道突然北上。1935年3月16日，红军在怀仁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姿态，又把敌人引向赤水河以西。红军乘敌调兵之际，立即回师东进，重返贵州，于3月21日四渡赤水。这时几十万敌军被甩在赤水河西岸，黄苏等奉命率部调头南下，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敌碉堡封锁，渡过乌江，向贵阳虚晃一枪，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彝族区，直奔大渡河。红一师广大指战员高兴地说，多亏黄苏政委及时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交给我们，不然，我们这两条腿哪来这么大劲啊！

在两天的学习讨论中，红一师指战员联系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讲述“左”倾盲动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坚决拥护毛泽东回到中央和红军领导岗位上来，统帅全军，渡过难关，走向胜利。3月22日，黄苏对两天的学习情况作了总结，并针对少数人对东奔西转的不理解做了解答。他说，蒋介石纠集川黔湘滇四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40万人，从四面八方合围，企图把红军装进他的口袋里。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战法，指挥红军与蒋介石打圈圈。时而南上北下，时而东转西奔，目的就是为了调动敌人，甩掉敌人，择机歼灭敌人，然后跳出包围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新的根据地。目前，敌人的重兵被甩在古兰地区，而遵义地区的敌人却被装进我们的口袋里。大家听了都很兴奋。有的说，打圈圈是为了跳出圈圈，那就多打几个吧。有的说，南征北战有这么大好处，再来几次，我会走得更快，跑得更欢！有的说，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蒋介石服服帖帖听从指挥。会后，大家纷纷争当进攻遵义的突击队。

红八军团政委黄苏与他的好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夺取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后，部分红军进行整编，红八军团被撤销，部队并入红五军团，黄苏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当时红一师正奉令迅速袭占施秉、余庆，直奔龙溪，抢渡乌江。12月16日，黄苏在新柳赶上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向他详细介绍了部队行军路线、战斗任务、作战能力及当前部队的悲观失望情绪和游击主义习气。他们一起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决心最大限度提高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坚强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当部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信丰河继续西行时，干部战士出现很多思想问题。在一次政工干部汇报会上，罗荣桓从实际出发，讲了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大意是现在政治工作不是讲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骗，而是要靠党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现在深入白区行军，有时吃不上，有时睡不了觉，几乎天天要打仗，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困难很多。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有些硬是克服不了。怎么办？那就要号召大家忍受。对这种困难，你不承认，人家不服气；你要承认它，然后号召大家忍受，首先是靠党员、干部来忍受，再把群众带动起来。黄苏高度赞扬罗荣桓的讲话，要求全体干部按这个意见扎扎实实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黄苏还说，一些干部对一年来的斗争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目前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不承认这点，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谁说红军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跟着党，跟着红军，哪里好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就走到哪里去。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红八军团一定能战胜敌人。

红八军团这支新部队，靠着党的领导，靠着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工作，于1934年11月下旬越过粤汉路，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桂边境。28日，中央军委突然电令红八军团到灌阳县水车地区与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络。午夜，红八军团到达预定会师地点水车。这时，六师已奉命赶往湘西。同红八军团不期而遇的是全军后卫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于是，红八军团无形中也成了后卫。当时敌军云集，前堵后追，部队陷入重围。战斗紧张时，敌我已搅在一起。黄苏临危镇定自若，指挥部队，左冲右突，终于跳出敌人包围圈，于12月1日下午，抢在敌人前面到达湘江边的麻子渡。渡过滔滔湘江之后，整个红八军团只剩下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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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聚奎一道率领红一师强渡乌江立奇功

1934年春，黄苏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从红大毕业后，黄苏奉命组建红八军团。1934年8月，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集贤圩组建，军团长周昆，军团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团下辖第二十一、二十三师2个师，共7000人。红二十一师原来配属江西军区，曾打过几仗。红二十三师完全新建，全部都是新兵。10月17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进行战略战移。黄苏等率部跟随红三军团之后，从右翼掩护中央纵队前进。如何带领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队伍行军作战，进行战略转移，黄苏一直在思考这个难题。此时，上级给黄苏配了一位优秀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让他宽慰很多。

对此黄苏非常痛心和焦虑，他对军长游瑞轩 （左权于1931年5月调离）说：“如果我们不改变原来的作战原则，仍然对优势敌人死打硬攻，这点队伍恐怕很快就要被拼光。只有坚决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多日来，游瑞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听到黄苏这一席话，他高兴地握住黄苏的双手，说：“我的好政委，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们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经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在发言时，黄苏特别强调不能为一城一地的得失去硬拼，而要根据敌我情况，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变零为整；要避实就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扎口子，打埋伏，奇袭、奔袭等战法，痛击敌军。

12月31日，红一师占领余庆县城，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李聚奎作了出征以来的军政情况总结报告，黄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精神，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任务是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界根据地，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苏区。他针对部队思想状况，在会上做了许多解释工作，最后郑重指出，新苏区的建立，只有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创造出来。

当时摆在红一师指战员眼前的第一件事，是要在1935年1月3日前渡过乌江，粉碎敌人利用乌江天险夹击红军的阴谋。乌江横贯贵州全省，流入四川。这里江岸陡峭，水流湍急，惊涛拍岸，历来被称作“天险”。贵州军阀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把守乌江渡口，把乌江南岸的船全部掳走，在北岸修筑工事把守，妄图把红军阻挡在南岸。作为先遣队的红一师，昼夜兼程，奇袭龙溪，按时赶到乌江边，并根据总参谋长刘伯承“佯攻渡口，主攻小道，利用好时机，抓紧架桥”的指示，紧张而又有秩序地进行抢渡准备。

1935年1月3日晚，担任一梯队的一团，决定由一营二连首批抢渡。为使抢渡一举成功，黄苏从全师挑选出36名熟悉水性的战士提前偷渡。经过激战，有13人渡过了江，巧妙地潜伏在陡峭悬崖下。在他们的配合支援下，工兵连迅速架起了浮桥，按一、三、二团顺序，成功渡过了乌江。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1月中旬，红一师进驻遵义东关休整。黄苏更加忙了，组织部队总结行军作战经验，表彰先进；对部队进行关于赤化黔滇川边区和入城“十二条”口号、“八项注意”的教育；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这使红一师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有的说进了贵州，能经常听到中央的指示，行动十分明确，不再蒙在鼓里瞎闯了；有的说到了遵义城，好像回到中央苏区那样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见识”即看见并认识。所谓“有见识”，就是个体看见并且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它是觉察力的基础。“事事留心皆学问”，人们可以通过对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思考，得出对事物的认知和行为决策。掌握的信息越全面，认知分析就可能越客观越深入。

毛泽东同黄苏开玩笑：你“现在名义是师政委，实际是团政委”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了40余万军队，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1935年1月23日，李聚奎、黄苏率红一师作为先头部队沿川贵公路北上，拟在泸州、宜宾之间过长江。1月27日，红一师进抵赤水县黄坡洞、复兴场，被川敌章安平、达凤岗两个旅阻击。经激战后，黄苏向师长李聚奎建议，立即撤出战斗，折回元厚。1月29日，红一师一渡赤水。在赤水河畔，毛泽东向李聚奎、黄苏、谭政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随后赞扬了红一师，说红一师作战英勇顽强，还能机动灵活贯彻军委作战意图，不是死板机械地执行命令，虽然多次被敌人前堵后击，但损失不大，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最后用商量的口吻说，部队要整编，你们当团长、团政委行不行？毛泽东还风趣地对黄苏说：“你可当过军团政委啊，现在名义是师政委，实际是团政委，才3000多人。”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所以留给学生写作训练的时间就很少，往往都是让学生在课后自行完成训练的。但是，由于在课后缺乏教师的专业指导，这也就使得学生的写作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另外，再加上学生平时不注重积累，语言知识相对匮乏，这也使得学生普遍对英语写作兴趣不高，在写作时常常无从下手，从而对写作产生畏惧心理。此外，很多学生在英语写作过程中，常常会习惯性用汉语思维来进行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导致所写的句子缺乏连贯性，语法错误较多，并且还会经常出现“中式英语”现象，文章质量堪忧，这也非常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岳麓书院外，一对白发夫妻对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耳语。我也站在山门外仰视岳麓山。岳麓山不高，但它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它大方地将岳麓书院放在山脚供人参观学习，不藏不掖、不忮不求。“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仿佛就是山的欢迎词：楚是荆楚，亡秦必楚的楚，长沙古属楚；才是人才，博古通今的才，书院培养人才无数。显然，这幅出自《左传》和《论语》的对联，在向世人问好的同时还流露出一种自信，甚至有一点自傲。

到了1931年6月，部队逐步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初步扭转了闽西的严重局面。10月，老红十二军与新红十二军在长汀会师。11月，部队整编，新红十二军全部编入老红十二军。不久，黄苏任三十四师政委。对职务的升降，党性强的黄苏毫不计较。1932年11月，红十二军被调到江西前线。不久，黄苏复任红十二军政委，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6月，红军进行整编，红一军团第七、九、十一师，加上红二十二军，被改编为第一、二2个大师。1933年8月，李聚奎接任一师师长，黄苏接任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黄苏经常率部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打过很多硬仗、恶仗。

给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敬酒壮行

不久，中革军委决定，为抢渡大渡河，由红一师组成先遣支队，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聂荣臻任政委。一师一团为渡河先锋团，黄苏派巡视员肖锋、吴富善、金行生随行，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5月24日，一团到达安顺场，该团一营占领了新民街渡口，夺取了一条小船。李聚奎、黄苏跟随刘伯承、聂荣臻相继赶到河边，观察地形，听取汇报，最后决定，从一营二连挑选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首批抢渡。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30米，流速每秒4米左右，是红军渡过的水流中最湍急的河流。泅渡、架桥都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缴获的那一条小船上。黄苏端起大碗，为战士们敬酒说：“抢渡大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和革命的成败，祝勇士们奋勇前进，船开得胜。”

第二天黎明，一团团长杨得志一声令下，阵地上所有平射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像暴风雨一般，飞向对岸。17名勇士像离弦的箭，登上木船，猛向对岸划去。小船迎着汹涌波浪和四周满是炮弹溅起的浪柱，颠簸晃荡着前进。经过半小时的殊死搏斗，胜利登上东岸，占领了渡口工事。一团于5月25日完全控制了渡口。

当红一师二、三团拟相继渡河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来到河岸。鉴于渡船少，水流急，无法架桥，决定兵分两路，夹河北进夺取泸定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干部团为右路，渡河后沿东岸北进，从后面袭击泸定桥，截击敌人增援部队；左路以二师四团为先锋，后随整个中央红军，沿西岸北进，抢夺泸定桥。泸定桥离安顺场160公里，是四川通往西藏的咽喉。过了大渡河，李聚奎、黄苏率领二、三团，沿着刀削斧劈的小道疾驰，两天走了160公里，途中还打了两仗，击溃敌人两个旅，活捉敌江防团长肖绍成。在行军途中，黄苏的坐骑驮的是伤病员的背包，他自己跟随战士们行进。有时赶在队伍前面，组织宣传队，呼喊战斗口号:“足可断，头可抛，一定拿下泸定桥!”有时又在队伍后面，帮助战士扛枪拉炮，搀扶伤病员前进。

5月28日夜间，黄苏的警卫战士不幸掉进深沟。黄苏立即跟着跳了下去，把战士扶上来。29日凌晨，黄苏随三团赶到泸定桥城郊的安乐坝，歼敌1个营，随即向泸定桥发起进攻。次日即支援西岸四团，迅速夺取了泸定桥。接着，黄苏率部从二郎山旁通过行人绝迹、野兽成群的万山老林，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越过荒无人烟、水草丛生纵横几百里的沼泽草地，于9月到达俄界。为了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整编，把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苏先后任二大队、五大队政委。

1936年9月，斯诺（左三）在宁夏与大渡河十七勇士合影。

直罗镇战役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1935年11月上旬，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以1个师防守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主力3个师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攻击前进。其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率另2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歼突出冒进的第一〇九师于直罗镇地区。直罗镇战役前夕，中革军委已决定黄苏到陕南七十三师任政委。因为战斗就要开始了，黄苏坚决要求打完这一仗再去就任。他带领二师四团担任主攻，于11月21日拂晓向敌人重兵扼守的要害部位冲击。当黄苏率部夺取第五个山头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除了法院调解再审的启动条件，其启动程序上的规则也同样不容忽视，尤其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再审管辖、再审期间及其起算点等方面均有调整，所以我们理应思考调解书的相关制度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随之变动。

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召开营以上军政干部会，总结这次战役胜利的经验。会上，聂荣臻介绍了黄苏的英勇事迹及其斗争经历。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国全世界工农的解放，我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黄苏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翠姨后来支持不了啦，躺下了，她的婆婆听说她病，就要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这一种消息，翠姨听了病就更加严重。婆家一听她病重，立刻要娶她。因为在迷信中有这样一章，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翠姨听了就只盼望赶快死，拚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儿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