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位英明的战略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方面指挥着千军万马同敌人作战，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文艺这一武器。他曾多次强调：“文化生活是一个革命军队所不可缺少的，军队要有战斗力，一定需要有文化！”“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现在要进一步顾到人的脑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粮去喂养它。”摄影，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尚处于萌芽状态。而聂荣臻十分重视摄影工作，把它看成是一种强有力的战斗武器，认为其是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很好形式。在聂荣臻的重视和关怀下，晋察冀边区的摄影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一系列优秀的摄影作品不断涌现，《晋察冀画报》等专业摄影刊物也得以出版发行，边区摄影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延揽摄影人才

在晋察冀军区成立以前，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沙飞曾到平型关大战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采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八路军战士中间。沙飞虽没有赶上平型关大战，但还是拍摄了许多八路军在大战中缴获的战利品和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带活动的照片。回太原发稿后，沙飞得知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五台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便于1937年10月奔赴五台山，要求参加八路军。沙飞到五台山后，聂荣臻几次会见他，鼓励他发挥摄影的“武器”作用，并将战场上缴获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照相机交他使用，任命他为部队的专职摄影记者。这样，沙飞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业摄影记者。

此后，沙飞立即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活动，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1937年12月，聂荣臻任命沙飞担任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沙飞参加办报工作后，编辑事务繁重，很少有时间外出采访。到1938年夏，聂荣臻派从一二九师来的邱岗接替沙飞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以便沙飞将全部精力投入摄影工作。

为开展晋察冀的摄影工作，沙飞向聂荣臻提出增加摄影干部的请求。聂荣臻很快批准了这个请求，并亲自物色摄影人才。1938年冬，原上海职业青年救亡团成员罗光达从延安到晋察冀，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分配到军区司令部。聂荣臻询问了罗光达的情况，接着告诉罗光达，要他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罗光达说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求到前线去作战。聂荣臻笑着说：“整个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前线，各项工作都是为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目标。打日本有用枪杆子（的），也有用笔杆子（的）。照相机也是一种武器，同样可以杀伤敌人，消灭敌人，摄影工作大有可为，要努力开展这项工作，没有做过，可以学习，共同提高。”经聂荣臻这么一说，罗光达表示服从安排，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1938年后，石少华、章文龙、赵烈、赵启贤、蔡尚雄、吴群、叶曼之、叶昌林、周郁文、刘长忠、徐飞虹等人相继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走上摄影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高粮、流萤、裴植、李遇寅、李鸿年、白连生、杨国忠、袁克忠、孟振江、张进学、冀连波、孟庆彪、董青、宋克章、宋贝珩、黎呐、刘峰、梁明双、杨振亚、古芬、刘沛江、刘克己、纪志成、林杨、江波、沈力等青年从北平、保定等城市或河北农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后来，他们也都从事了摄影工作。

在聂荣臻的大力延揽之下，晋察冀边区摄影工作者队伍日渐壮大。

为了《晋察冀画报》的顺利创办，聂荣臻还给平西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发电报商调机器、材料、设备和值班印刷技术人员；当面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协商，请他们协助到敌占的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购买照相制版及印刷器材，并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运往冀西山区；批准要军工部、供给部、卫生部、晋察冀日报社代画报社铸一架8页铅印机、铸全套5号铅字，代制硫酸、锌版；派一个工兵班常驻画报社，帮助挖掘存放印刷器材物资的山洞，以保证反“扫荡”中物资的安全；特批给画报社1000斤小米，以保证画报社工作的正常运行。

摄影展览会现场指导

1940年初，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派部队参加讨伐顽固派朱怀冰的战役，聂荣臻随晋察冀参战部队赴晋东南，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罗光达作为随军摄影记者随同前往。在八路军总部，罗光达拍摄了晋察冀子弟兵在晋东南，朱德总司令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检阅晋察冀子弟兵，召开反汪拥蒋大会，朱德与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在武乡王家峪总部等摄影作品。在王家峪时，聂荣臻还指示罗光达，反顽战役的作战是在晚上行动，晚上没有光源不能拍照，可以不参加反顽战役，建议他到晋东南后方各地机关工厂去采访，参观学习兄弟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尤其要注意文化艺术方面的好经验。此后，罗光达先参观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陈克寒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该报的印刷很清晰，给罗光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晋东南分校，该校的木刻工作团制作的木刻彩色套版新年画在集市上畅销，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返回晋察冀之前，罗光达还随同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领导参观了黄崖洞兵工厂、被服厂、制鞋厂、中药厂等地，这些都加深了罗光达对晋东南根据地的了解。

《晋察冀画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蜚声根据地、国统区的一本抗战画报，其刊登的最鲜活、最清晰、最震撼的历史照片，成为抗战中中国形象的一种标志。《晋察冀画报》的成功创办，离不开聂荣臻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这些展览会上的照片在展出之前聂荣臻都已看过，但在展出时，他还是亲自来到展览现场，挤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并直接听取群众的反映。他对沙飞、罗光达等摄影工作者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尺寸能放大，让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当他得知沙飞、罗光达等人正在试制土法放大机时，高兴地鼓励他们早日做成，并表示：有什么需要，提出来，组织上尽力帮助解决。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聂荣臻的充分肯定，使沙飞、罗光达极为感动。

在聂荣臻的关心和推动下，晋察冀边区摄影展览得到迅猛发展。当时在晋察冀各地，只要有较大的群众集会、庙会、集市或群众集体活动的地方，都要进行照片展览。展览的形式多种多样，照片可多可少，或新闻、或专题、或综合、或精选艺术片。记者外出采访也经常带上照片，随时随地展览。从摄影科成立时算起，近10年内，晋察冀画报社仅在晋察冀军区（不包括各分区）就举办了大、中、小影展300余次，平均每年30多次。这种形式深受群众欢迎，对鼓舞边区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关心摄影记者成长

1939年春的一天，聂荣臻把罗光达召去，告诉他一分区易县至涞源之间可能发生较大的战斗。他要罗光达赶快到一分区找杨成武等同志，进行战地采访和拍摄。聂荣臻还特别叮嘱罗光达在前线既要勇敢，又要谨慎小心；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注意安全。罗光达日夜兼程，很快赶到了一分区。杨成武、罗元发等一分区领导人要罗光达在分区司令部等消息，等合适时候才让他到前线去。后经罗光达一再要求，才让他随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等一起行动，并对他解释说：“301（聂荣臻的代号）有指示，既要支持你的工作，又要保证你的安全……”聂荣臻这样的高级指挥员，如此关心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使罗光达深受感动。后来罗光达在枪林弹雨中随作战部队一起进攻敌军司令部，及时拍摄了《我军搜索敌军司令部》等照片。

而相比销量的发展，康师傅更成功的营销成就体现在“康师傅”建立的消费认同感上。伴随着“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广告，康师傅方便面迅速进入中国无数城市、乡镇的人民生活中。无论是大学生、白领、工人或是小孩、老人，都无法抵御“康师傅”的美味。

阿东想了想，说：“爸爸说的是。我再陪阿里两天，星期一回学校。屋里要有事爸爸一定给我打电话。爸爸和阿里过得好，姆妈才会安心。”

1939年春节，边区百姓家家户户贴上春联，一番喜气洋洋景象。摄影工作者利用这个机会，在军区驻地蛟潭庄举办了晋察冀边区第一次摄影展览。展出照片的内容有：八路军收复、攻克城镇；缴获敌军战利品（枪炮、大洋马、军用品等）；群众参战、部队生活；群众生产等。当展出的照片在大街两旁的墙上挂起来的时候，村里的驻军整队前来观看，老乡们也纷纷赶来参观，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热闹。由于大部分照片尺寸都比较小，为了看得更清楚，来参观的群众都纷纷往前挤。老大爷、老大娘看得特别认真，尤其看到照片上拍的缴获敌军战利品时，更为细致，对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枪支、多少匹大洋马，都要数一数。有的边看边议论，指着照片互相交谈，对其中反映攻克城镇、缴获战利品以及正规部队战斗生活的照片和反映村子里群众生活的照片尤为感兴趣。

在聂荣臻的影响下，摄影工作的重要性逐渐被党政军民所理解，凡遇重大的战斗和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及时通知摄影记者参加，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形象记录。晋察冀边区的摄影工作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建立的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指标的多维度和全面性。参照《“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本文概括出四大类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对于各地级市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罗光达返回晋察冀军区后，向聂荣臻反映了摄影人员太少、一些前线指挥员不让记者上火线随战斗部队一起行动。很多重要题材错过了拍摄机会等问题。聂荣臻听后，沉思片刻，对罗光达说：摄影记者人数太少，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提出一个编制由政治部定下来，把摄影工作普及开展起来；摄影记者上前线问题，则要看情况，要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完成拍摄任务。你们是种子，要靠你们这些种子去生根、开花、结果，要靠你们发展军区的摄影事业。

对《晋察冀画报》的支持和指导

该系统由无线采集节点、无线控制节点、汇聚节点和总控计算机以及管理软件组成。无线采集节点连接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等各种环境信息传感器，通过多级跳转方式，将环境信息发送给汇聚节点；汇聚节点与总控计算机间通过串口进行数据通信，通过Modbus协议将数据传输给总控计算机。总控计算机上运行管理软件，为整个系统提供人机界面：一方面以图表的方式显示环境信息；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管理软件进行环境调控的逻辑条件设置。当系统监测到环境信息符合调控条件时，通过汇聚节点发送控制指令到无线控制节点，从而实现现场执行机构的自动调控。监控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晋察冀画报》创办初期，遭遇了很多困难，都是聂荣臻亲自出面协调解决的。《晋察冀画报》印刷出版，需要到敌人占领的平津等大城市购买照相制版、印刷材料，这不但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花很多钱，有时甚至还要动用黄金、银元。主管财务的同志说，没有那么多钱，不能买，最终只好报请聂荣臻解决。聂荣臻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的根本方针，但也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该花的，一个铜板也不能花；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花钱买照相器材、拍照片、办展览会、出画报，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是必要的，值得的。

具体在防治病害以及推广新型作物种类的有关实践中，各地可以视情况创建示范基地，运用展示样品的方式来获得农户对于新品种的认同。与传统的作物品种相比，作物新品种具备更强的综合抗病性能，有助于减低防治病虫害的投入成本。

当年的摄影战士裴植，曾这样描述聂荣臻对创办《晋察冀画报》的贡献：

如果没有聂荣臻，一切都白搭。成立摄影科就是聂荣臻拍板成立的，同意印画报，成立画报组也是聂荣臻定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聂荣臻给调来的，到冀中买东西花大价钱了。边区的钞票不顶事，拿的都是金条跟银元。聂荣臻如果不拍板，不拿这个钱你能办得到吗？

教育背景：福州，育英学校，1910-1912年上海圣玛利医院，1912-1916年芝加哥培训学校，1918年1月至1920年10月

能够投入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其他解放区都做不到，都不肯花这个钱……所以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聂荣臻。他给你支持重视，你才有一些可能。印画报的机器也是聂荣臻定的。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工厂已经能制印刷机。给晋察冀日报社做了一台，沙飞跟罗光达知道了就向聂荣臻建议，是不是给晋察冀画报社也做一台。聂荣臻又拍板了。194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有了。聂荣臻不重视、不支持，那一点门都没有。

除为创办《晋察冀画报》提供物质支持外，聂荣臻还亲自审定创刊号的摄影作品及其他文艺作品。1942年1月，聂荣臻召集政治部、宣传部、画报社的有关人员在军区司令部开会，具体研究摄影画展的编辑方针和创刊号的编辑计划。聂荣臻在会上明确指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地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更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他具体地指示：“照片一定要精选，宁缺毋滥。照片的文字说明要用中英两种文字，以利于对外宣传。”除做出具体指示外，聂荣臻还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装潢美、印刷精，内容丰富多彩。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出版这样精美的画报，令人赞叹不已，被誉为“奇迹的奇迹”。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健的文章：“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自然这些纸张是战利品，敌后艰苦的军队不但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而且夺取物质来充实的精神食粮，因为他们在艰苦战斗的情况下，也不忘记在文化上的教养与提高。”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发行，为边区摄影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极大地推动了边区摄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题图为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