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这个名字，与歌曲歌词《翻身道情》《南泥湾》，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等名作紧密相连，与歌剧剧本《白毛女》更是密不可分。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件作品发表出来都有相当的份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晚年，谈起歌剧《白毛女》，93岁的贺敬之依然心潮澎湃。

四是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应用有待加强。绝大多数计算机教学仍然采用传统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教学模式。实验教学中还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由于教学资源有限，教学中合班授课现象普遍存在，教师指导学生答疑响应不到位。

诗芽与思想一同成长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

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东挪西借把他送进了私塾读书。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可是，贺敬之虽然成绩好，家中生活却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班上有个成绩很差的富家子弟，一次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嘲讽道：“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但不久教会小学停办。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日渐浓厚，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学费的滋阳简师 （滋阳即今山东兖州）。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不料，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便是其中之一。

将我院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接诊的66例老年痴呆出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33例。观察组男19例,女14例;年龄68~83岁,平均年龄(75.46±3.23)岁;病程1~11年,;对照组男18例,女15例;年龄70~81岁,平均年龄(75.21±3.43)岁;病程2~9年。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联络了5名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简师之路。经过一路艰辛涉险，他们终于在湖北均县找到了滋阳简师。

在鲁艺，贺敬之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延安的一切在他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简直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鲁艺文学系的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自己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后来，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的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那首诗给自己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玛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在延安的6年，使贺敬之由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一名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

“《白毛女》的整个创作,是个集体创作。这不仅是就一般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上来说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仅就剧本来说，它所作为依据的原来的民间传奇故事,已经是多少人的‘大’集体创作了。而形成剧本时,它又经过多少人的研究、批评和补充,间接或直接地帮助与参加了剧作者的工作。《白毛女》是一个大的歌剧,是一个新的艰苦的创作,剧本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联系着各部门的创作,若不是集体力量的相互合作,《白毛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在完成创作工作后，贺敬之写下这样的创作者体会，以《〈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为题发表在1947年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歌剧本《白毛女》里。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题材小说和诗歌作品。

此外，针对有的单位接待调查组过多，致使调查研究“成灾”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各单位派调查组下去，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不达目的，引起基层反感，使调查这一好事反而成为灾难。他批评说，死官僚不听话的，各单位有权把他们轰走。随后这份材料被列入训练调查组的教材［2］504－506。

学校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的精神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鲁艺与经典的诞生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多年后，谈起往事，贺敬之就会陷入深深的回忆。

谁知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心有不甘，自己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回忆起烽火年代里的创作经过，贺敬之说道：“那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创作《白毛女》是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这个任务的。”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及人性化设计理念愈演愈烈的趋势，国内的设计师们已经深切体会到人性化设计的精神理念，了解到人性化设计是日用陶瓷产品发展的主导趋势也是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当前国内逐渐没落的日用陶瓷产品设计的重新崛起的一个契机。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日用陶瓷设计师们开始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日趋成熟的人性化设计理念，并融合以东方特有的神韵，创作出独具魅力的日用陶瓷产品。

晚年，贺敬之还记得当年考官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面试时，何其芳问：“现实主义是什么？浪漫主义是什么？”“这我还能勉强说几句，后来他问我读过什么书？那个时候我不到16岁，也看过一些书，《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铁流》之类的，就回答了几句。可后来何其芳说鲁艺现在正规化了，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他建议我考青干校。我当时想自己肯定也考不上了，发榜那天，我连看都没有去看，想着自己看了也白看。”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流亡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击着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精神分裂症不仅病情复杂,且复发率较高,对患者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1]。临床对其治疗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利培酮是较常用的药物[2]。作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在临床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维持用药可较好地避免精神分裂症病情复发[3]。但临床研究发现,利培酮的应用可导致患者在血脂和泌乳素水平方面发生异常,可能增加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4]。为明确利培酮对血脂和泌乳素水平的影响,本文以我科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和泌乳素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曾受其他志愿者帮助。在587名调查对象有60名调查对象是因为曾受其他志愿者帮助而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中，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人。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或者是诗人和词人，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与一群知识分子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中国文艺的走向问题，于是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后来，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我不到20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贺敬之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也仿佛又飘回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看见毛泽东和几个随行人员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一下子集合到篮球场上来。毛泽东站在篮球场中央，他身穿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这就是毛泽东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

“我有幸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对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一场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贺敬之更是下农村、进部队，积极投身锻炼之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引言:合理有效的护理对于患者的恢复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都十分重要。双肺移植患者对于呼吸机的依赖性不言而喻,而在呼吸机使用过程始末的护理手段与措施也直接影响到患者的体验。如何加强在撤机前的患者适应性训练,如何做好撤机过程中的保障措施,如何在撤机后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并提供充足的呼吸道管理以及营养保证。这些都是摆在护理工作从业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此后，年仅19岁的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差不多所有歌词都由他来写。除了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贺敬之始终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当时才20岁出头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当时我还不太敢接受这活儿，组织跟我谈话，说我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也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所以就决定我来写了。”

在最后的口试阶段，由于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提问，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由此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硫化除铜选用的硫化剂一般是硫磺。纯净的方铅矿粉也可以用，因为不容易得到，而且在实际使用中因为硫化作用微弱，所以使用者较少。加硫除铜时，硫的加入量不宜过大，过大容易使铅硫化造渣，因为脱除1 kg铜消耗的硫理论量仅为0.25 kg，实际上加硫量都超过这个数值，许多工厂都是按脱除1 kg铜加入1 kg硫，这是因为铅熔液在PbS饱和时才能达到最大的除铜程度，而且除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相当量的硫被烧损。加硫除铜时多采用硫磺作为脱铜硫化剂，生产实践证明用硫磺和黄铁矿粉作为硫化剂进行联合脱铜，效果更好。

1950年，歌剧《白毛女》被拍成电影，田华所塑造的喜儿银幕形象广为人知。1951年，贺敬之参加执笔、马可作曲的歌剧《白毛女》获斯大林文学奖。1964年，上海东方韵舞蹈学校根据歌剧改编芭蕾舞《白毛女》。之后这部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贺敬之饱含感情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具有深远历史影响。

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白毛女》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1942年，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来自全国的547名七大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全都赶来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

贺敬之这样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这部歌剧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白毛女》在延安前前后后共演出30多场，机关、部队、群众——大多数人都看过了，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远远地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歌曲。演员们走在街上，常常被人们围住，指着说：“看，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人们都同情他们，爱戴他们。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从鲁艺到党校大礼堂演出的路上，孩子们常常包围他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打他们。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诗人，平常就喜爱诗歌的贺敬之十分激动，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臧克家和贺敬之一样是山东人，听到乡音，贺敬之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挤到人群的前面，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他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他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他演讲时的手势，就连他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由此，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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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每每忆及这段往事，贺敬之总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毛女》除接受了专家、艺术工作者、干部的帮助之外,它同时是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与帮助之下形成的……“这说明新的艺术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通过群众,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他还记得，关于最后黄世仁要不要枪毙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争执，贺敬之去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最后综合各方意见，歌剧中给黄世仁安排了被枪毙的结局。

“在《白毛女》中，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这一幕我写得很专心，写到杨白劳自杀了，我精神恍惚。第二天有同学讲：贺敬之六亲不认了啊！其实，到延安后我就写过一篇名为《两根秫秸》的中篇小说，写的时候我也哭了。小说描写的一个老农民，瘦得像两根秫秸一样。他就是后来我写的杨白劳啊……”贺敬之回忆说。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写着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

1991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300人，结果来了500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白毛女》还被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了100多场。

诗人贺敬之的骄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002年12月27日，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中国江南水乡周庄举行国际现代诗歌及文化发展论坛，贺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

岁月不改延安情

在贺敬之家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宝塔山图案。延安，那是让老人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说起延安，贺敬之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翻译：“征服者威廉的目标得到教皇的支持，不久便使英国服从他，英国需要一些领导者，近来又很习惯于篡夺权位和遭到征服这类事。”

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贺敬之离开延安，一直到1956年3月，陪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时隔11年他才回到这个经常出现在自己梦里的地方。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场联欢晚会，要求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在窑洞里走着唱着，一边写一边流泪，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导致感冒，嗓子也哑了，连话都说不出来更不能说唱了。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把这篇题为《回延安》的诗稿拿去广播，接着，这篇诗歌又被送到《延河杂志》刊出，立刻传遍大江南北。

2.2 TVS、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病变诊断符合率 TVS对子宫内膜正常、慢性非特异性子宫的诊断符合率以及总诊断符合率低于宫腔镜诊断(P<0.05)；宫腔镜与TVS检查对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萎缩、子宫内膜息肉、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诊断符合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3）土壤改良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土壤产酸，pH调整至6.0左右，同时，降低了重金属毒害作用，提升了土壤营养物质含量水平。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5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诗人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76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熟悉的山坡和窑洞、淳朴的面容与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澄澈的蓝天与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40多年前一起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自己辉煌诗歌人生的起步点上，贺敬之吟诵着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实朴素的字句，却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歌的秘密所在。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

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和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地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参观时，他非常关心延安的发展，当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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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2016年及2017年不同处理下各生育期水稻日均ETc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两个水稻季的日均ETc均为先增后减的单峰曲线。

晚年，贺敬之大部分时间在和疾病作斗争，除了原来查出的肺癌，近几年患有白内障，腿脚也不好。尽管这样，他那几年的工作成果还是令人赞叹，他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和《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即兴而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

2018年3月，94岁的贺敬之一直关注全国两会的召开。在他看来，“白毛女”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旧社会”已真正过去，真正的“新时代”已莅临神州……（题图为贺敬之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