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作为历史的横向切入点，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别从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6个历史人物不同的出身经历与相同的悲剧命运出发，在紧密结合当时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分析出了明王朝正在走下坡路的痕迹，这其中也暗示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在这6个历史人物的身上所发生的事件，正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将各种冲突与失衡映射在个人身上的体现。这些冲突与失衡，是明王朝甚至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表现，再结合当时世界大背景来看，更是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与世界脱节，走向落后的开始。

课外是课内的延续和升华，英语教学应主要放在课内，但要学好英语光靠每周几次的英语课是不够的。所以，教师还要大力开展课外教学活动。在开展活动时，教师应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爱好的学生来进行科学组织。比如开展英语游戏、演唱会、朗诵会、演讲比赛、听力比赛等，既可在一个班进行，也可同年级进行，其目的是活跃学生的课外生活，巩固课内所学知识，创造英语学习气氛，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课内外结合，相得益彰。

一、君主与文官集团的冲突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当中，君主被视为绝对权力和上天意志的代表，一切运行都要听命于君主的安排。伴随历史的发展，君主的权力虽在不断集中，但也越来越受到来自日益成熟的文官集团的牵制，君主要维护他的权威，而文官集团也时刻显示着它的威力。当二者的利益发生碰撞，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一些冲突，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在传统伦理道德已经严重束缚他个人自由的时候，这种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

万历皇帝12岁时，收到多封来自文官集团中的某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弹劾报告。张居正既是他的老师，又是当朝的首辅，万历皇帝自然不会听信这些报告，反将提交弹劾报告的人给予惩罚，这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首次冲突。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再次收到来自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弹劾。张居正生前在某些方面损害了文官集团的大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文官集团的一些人便在此时开始对其进行清算：一方面攻击张居正言行不一，表面提倡节俭，暗地里却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又说张居正谋权篡位。不同于之前，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的压力之下，使得张居正最终被清算。此后，他们又开始将攻击对象转向万历皇帝，指责皇帝骄奢懒惰，享乐至上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1]44。文官集团按照他们所尊崇的传统礼仪，要求万历皇帝必须参加各种仪式，皇帝稍有怠慢，他们便进行上奏，以祖宗之训来对皇帝进行指责，并要求皇帝遵从祖宗规制，参加礼仪。万历皇帝时常无法抵御这种力量，当皇帝感觉到了厌倦与无助，他便开始不再出席一些礼仪，与“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渐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1]102。再如，在立太子一事上，万历皇帝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终因文官集团以不合伦常之道和祖宗之法，不能立幼废长为由而最终作罢。此外，在用人方面，万历皇帝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起用人才，身边也没有任何可信赖之人；甚至于他去世后，都未能如愿和他最爱的郑贵妃合葬，这都与文官集团有着很大的关系。

文官集团内部的每个人，都有着“阴”“阳”两面，即自己隐蔽的私欲与公开的理想准则，皇帝也有着自己的利益，但很多时候，他们将这种正常的关系“扭曲成了皇帝与臣子在私利方面讨价还价的关系，可以满足自己的私利的人，就与其合作；不可以满足自己的私利的人，就分道扬镳”[2]。所以，君主在处理自己和文官集团的“阴”“阳”关系中，也就极容易导致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再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祖宗之法对他的人身束缚，他就会“无为而治”，或消极怠工，于是，国家机构不能得到正常或是有效的运转，封建王朝甚至于封建制度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二、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的失衡

万历皇帝所处的时期，已是明王朝的中后期。当社会貌似太平之时，武官集团在整个国家机构中的作用就开始下降，即便在武官的人事任用上，“像大将、副将一类的高级武官，都必须服从兵部尚书的差遣”[3]。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抗倭的民族英雄，然而，这样一位卓越的将领，最终也未能摆脱来自文官集团的弹劾，最终被万历皇帝所罢免。这种不幸，在本朝武官集团中也不只戚继光，包括俞大猷、卢镗、胡守仁等在内，都遭到了来自文官集团的弹劾。各种军事制度废弛、武器装备落后、组织纪律散漫。这也就不难理解，倭寇在最初进犯东南沿海之时，虽在南京有12万守军，却仍让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了。在重文抑武的大环境下，文官集团对武官集团自然而然就充满了各种不屑，在武官将领的实际作战中，文官集团竟也不忘插手，“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1]194。即使武官们在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文官们也认为那只是武官们短暂或局部的成功而已。戚继光虽力图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修补，但仍无法改变与文官集团失衡的现实，以及脆弱的军事制度，更无力改变日趋衰败的明王朝。“大明文官节制武官的成例注定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帝国也失去了重振军备的最好契机。”[4]军事上的衰落，也意味着明王朝极容易遭到内部的起义、外部的侵入，这正是一个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末路的征兆。

在一个封建王朝中，君主需要文官集团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进行宣传，也需要武官集团通过军事活动来巩固疆土的稳定，镇压民众的反抗，即“武以定国，文以治国”[3]。但伴随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君主害怕武官集团过于强大，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皇帝通过各种手段来削弱武官集团的力量。当发展到明朝万历皇帝之时，武官集团的地位已逐步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文官集团却是发展到了极致，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的失衡状态也日趋严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有相对独立性，有时先于社会存在，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在一个封建社会的后期，各种矛盾丛生，阶级矛盾激化，落后的制度、落后的思想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此时，一些思想先进之人就开始反思社会、反思政治，提出新的思想主张。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统治，是决不能容忍新思想的存在的，明朝中后期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了思想上统治人民的工具。传统的儒家道德，三纲五常，被奉为了衡量一切的社会准则，也代替了应有的法律制度，这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教化民众、巩固统治的作用。然而，当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之时，这些传统的儒家道德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锢，当社会发展到这种道德与法制的极致失衡时，也意味着以儒家道德维持的封建制度，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开启了衰败的模式。

明朝清官代表、刚正不阿的海瑞，在他执行法律时，有一套自己的执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5]117这其实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而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是离不开传统道德范畴的。海瑞想下决心改变当时土地制度的某些问题，以达到限制富户，缩小贫富差距目的；然则，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却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缓和矛盾，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已。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尚且如此，更无法想象那些趋炎附势的贪官或者其他一般官员了。“在以道德代替制度的社会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扼杀发展的。”[6]抗倭名将俞大猷曾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最终因“牵一发而动全身”，即牵扯到明王朝各项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体制问题而最终作罢。“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的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1]209换句话说，在传统伦理道德代替了法律，二者出现绝对极致失衡的时候，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任何合法但不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事情，都将终究注定是无法实施的。

三、道德与法制的失衡

首先是排比。“红砖墙/老牌楼/琉璃瓦”这句是三字偏正式词语的排比，短短九个字就勾勒出具有古典美、岁月感的时代环境，使得整首歌都染上了古意。

那么，学科思维有什么特性呢？首先，学科思维具有较高层次的抽象性；其次，学科思维的获得过程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长时间、系统而复杂的学习活动和心理过程才能获得；再次，学科思维还具有社会性[2].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学科思维的培养具有长期性、深刻性，它需要有“长度”的教学，更需要有“深度”的教学.

反观整个明朝历史，以及整个封建社会进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经历了由‘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传统法律思想以‘礼治’发端，以‘法治’定型，最后以‘礼法合治’构成完备的体系。”[7]而封建社会里所谓的法治，其实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严刑峻法镇压所谓的叛乱，来达到维护传统伦理道德权威，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专制强化并达到顶峰，也就越需要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控制人民思想，镇压农民起义，以稳定封建统治，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在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失衡中逐步走下坡路。

四、新思想与落后社会现实的冲突

文官与武官集团失衡的关系，是每个封建王朝从建立到灭亡都始终存在的。这种失衡关系，其实也是封建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当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时候，这种失衡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失衡达到极致，也是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发生内外危机、暴露阶级矛盾的开始。此后，女真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崛起，各地农民战争的不断爆发，不能不说与这种失衡有重要关系。此后的清朝，其实也无法避免地陷入了这样一种文武失衡的状态，并最终导致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开启了中国任人宰割的屈辱史。

生活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但资本主义也在缓慢萌发时期的李贽，他的思想在黄先生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在批判官僚政客的同时，自己却又要依靠这些官员而生存；既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又褒扬寡妇守节。但李贽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又是与最初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因为新思想最初产生时还不成熟，它不可能会完全摆脱掉那个社会的烙印。李贽是一个自称“狂狷”“异端”的人，他的思想也被很多人称为“另类”，为世人所不容。他主张个性解放，倡导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宣扬独立人格；他批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否定了圣人和儒家经典标准，而且推出了自己的新标准——‘童心’”[8]。所有这些又都充满了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新思想的色彩，他的思想是带有某些资本主义色彩的最初思想萌芽的。当新的思想先进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时，势必会遭到落后生产力所代表的阶级的激烈反对，李贽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他自己的一部书作命名为《焚书》，意为他去世之后必然会遭到焚烧的书。终究李贽因为自己的“放荡不羁”“离经叛道”而遭到当世统治阶级的逮捕，并最终死于狱中。

Combin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defined by Eqs.(7)–(9),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motor section is

此时如李贽这样的新思想启蒙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之后的历史中也不断涌现。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但对于他们而言，李贽却是他们这些人思想启蒙的前辈。正是由李贽开始，新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思想开始在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他揭开了一个新的序幕，即新思想启蒙的序幕。放眼当时的全世界，此时的欧洲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达到了高潮，其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此时，整个世界在宣告着封建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即将到来。总之，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一个全新的思想开始萌芽产生，而且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之时，也就是宣告旧制度的覆亡之时，这里就是指封建制度的逐步消亡。

1587年，在中国来看似是平淡无奇，但对于当时的全世界，尤其是欧洲来看，却又是极不平凡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伦理制度的批判，已经正式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即将破产。在中国，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各种隐藏的冲突和矛盾都在逐步地暴露，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道德与法律的极度失衡，君主与文官集团、新思想与落后社会现实冲突的不断升级，这既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更是为封建制度走向末路所埋下的伏笔。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出现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如果追究其原因，或许从1587年前后的这段历史中，就能够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三联书店，2017.

[2] 彭定光. 论明朝君臣道德生活的扭曲与冲突[J]. 伦理学研究，2016(6)：44-48.

[3] 陈宝良. 武官世袭：明朝另外“那些事”[J]. 博览群书，2013(3)：52-56.

[4] 刘昕. “大历史”背后的人物命运——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J]. 社会科学论坛，2016(10)：251-254.

[5] 海瑞. 海瑞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王小源. 明朝法律体制与道德标准的思量[J]. 法制与社会，2009(12):11-16.

[7] 赵艳芳，刘金燕. 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J]. 人民论坛，2012(7)：194-195.

[8] 魏义霞. 个性、独立人格、平等意识与李贽的启蒙思想[J]. 社会科学研究，2013(4)：1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