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帝王中的翘楚，其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宏远至极，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从古至今，人才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汉武帝取得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和他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有很大关系。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对汉武帝的一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是了解他在不同阶段识人、选人、用人的好资料。于是，笔者立足《资治通鉴》，从三个方面梳理并分析这位传奇帝王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

一、汉武帝为何广延人才

(一)必要性

第一，从内部看，地方上郡国并存二元体制和中央最高执政集团的“功臣政治”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汉武帝需要重构人才队伍以协助自己巩固皇权。西汉初年，朝廷“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分封诸侯，重用功臣。汉武帝之前的皇帝皆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治国意识形态。这种政治安排在建政初期对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地方离心、重臣争权和政治保守、人才匮乏的问题。比如，汉高祖时期发生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性诸侯之叛，汉文帝时期发生刘兴居、刘长同姓诸侯之叛，汉景帝时期更发生著名的“七国之乱”。另外，很多重臣和功臣长期身居最高执政集团之中，客观上对皇权造成一定威胁。如汉文帝时期有扶立之功的陈平、周勃等老臣，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待到坚持推行“无为而治”方针的窦太后去世后，老一代功臣基本上全部凋零，形势迫使武帝必须要革故鼎新，起用大批新人担当重任，打造属于皇帝本人的统治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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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外部看，匈奴边患严重威胁西汉政权的安全，汉武帝需要各方面人才辅助自己加强国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匈奴边患自汉朝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汉高祖平城之围后，只能靠“和亲”政策换取一时的和平。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四位皇帝，每位皇帝都有被迫将宗室女子远嫁匈奴和亲的经历，仅《资治通鉴》记载，就有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62年、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55年、公元前152年等多次和亲。与后世中原王朝强大时的对外和亲不同，汉初的对匈和亲带有被迫性和屈辱性。即使如此，由于国力尚弱，和亲政策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匈奴依旧连年南侵，屠戮汉朝边界，刘汉政权时刻处在匈奴的兵锋之下，不能安心进行内部建设。作为一个政权，如果不能保境安民，其政治权威将会逐渐丧失。汉武帝必须延揽各类人才，壮大国力，除却边患，巩固政权。

第三，从汉武帝个人经历来看，历次政治斗争使汉武帝深切体会到巩固地位和皇权必须要团结各类人才为自己效力。汉武帝并非以长子身份登上大位，而是得益于其母亲王美人通过联姻手段与长公主刘嫖结盟，通过政治权谋合力扳倒栗姬与太子。另外，踌躇满志的汉武帝在即位初期就由于身单力孤，在与以窦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较量中告负。《资治通鉴》记载，窦太后喜好黄老之术，不悦儒术，逼迫汉武帝重用的儒生赵绾、王臧自杀，“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1]194。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汉武帝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领略到了团结各方面人才的重要性。这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延揽各类人才以加强皇权、实现施政目标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二)可能性

第一，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汉初几代人经营，尤其是“文景之治”之后，汉朝经济繁荣，“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189。这就为发展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培养各类人才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也为汉武帝后续推进各项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汉武帝54年统治生涯中，最著名的军事功绩就是解除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元朔五年(前124)，他任用卫青领导漠南之战，与匈奴单于主力首次对战，取得一定胜利，而且发掘了青年骁将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命霍去病领军出击匈奴，发动两次河西之战，霍去病以一万骑兵力克四万匈奴主力，收降四万，打通河西走廊，基本解除了汉朝西部威胁。后来为了彻底消灭匈奴本部，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兵，出击匈奴王庭。此战双方皆尽全力，汉军斩杀匈奴八九万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224。经过这些战役，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此外，武帝还派路博德、杨仆等名将征战岭南，平南越、灭东越，控制西南夷。汉武帝大大开拓了汉朝疆域，使辽东半岛和甘肃以西至新疆地区并入祖国版图。他开边兴利，加速中原文明向周边地区辐射，对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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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武帝如何识才选才用才

(一)在识人选才上，汉武帝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广开门路，选拔人才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参与策问，开始其延揽人才的第一步。就是在此次策问中，董仲舒不仅自己脱颖而出，还给汉武帝的人才政策提出重要建议：一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1]192。也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二是“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1]192。也就是通过各级官员举荐人才。汉武帝很认可董仲舒的建议，他后面拔擢人才的手段，基本上按照这一策略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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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对人才特质的要求上说，汉武帝在意识形态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用人中不拘一格，各派人才皆收入囊中。如重用酷吏张汤打击豪强，留用喜好黄老之学的汲黯为言官，重用学长短纵横术却人际关系极差的主父偃，不同思想背景的人才聚集一处，可以多方发声，帮助皇帝广角度地观察天下大势，从而作出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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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武帝用人不问出身，有才即用。卫青本是骑奴，虽然后来姐姐贵为皇后，但还是靠自己多次征讨匈奴的军功而封邑万户，位极人臣。桑弘羊本是商人，在封建社会身份最为低下，也官拜大司农，掌管全国经济，汉武帝驾崩时还委以托孤之责。金日磾本是降虏，因才受汉武帝赏识，最后也委以辅佐新君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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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了汉朝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权威，对各类人才形成向心力。汉朝之前的秦朝依法家治国，走向极端，实行暴政，民不聊生，至二世而亡。楚汉之争后，汉朝一统天下，以黄老无为思想治国，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基本都是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之策。从公元前202年高祖灭项羽，到公元前141年武帝即位，60年时间里，刘姓皇室度过了一次次统治危机，并在政治斗争中使皇权更加巩固，而且以超出前代的统治业绩得到了从朝廷重臣到民间百姓对其统治权威的一致认可。正像《资治通鉴》引用班固所赞：“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89

第三，在人才赏罚中，也有滥施皇威，伤害忠直之士的错误。虽然汉武帝雄才大略，但他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而且在人治时代，皇帝个人好恶及性格特点直接关乎人才的命运。汉武帝外儒内法，严于治吏，晚年性情较为暴躁多疑，对待人才较为刻薄，所以伤害了一批有才华的忠直之士。名将李广之孙李陵，被司马迁赞以“有国士之风”[1]249，他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以五千步卒抵抗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骑兵，坚守八昼夜，斩杀万余人。但由于没有得到李广利的主力后援，最后只得投降。司马迁替李陵说情，认为“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1]249，竟被汉武帝认为是污蔑李广利，为李陵游说，将其下狱。后来汉武帝误以为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1]251，灭李陵三族，使得李陵彻底与汉朝义断情绝。因为此事还把直言的司马迁判处死刑，后改宫刑，给他造成终生的巨大羞耻。在汉武帝统治的的五十多年中，还多次诛杀或逼死各级官员，其中有不少枉死之人。当然，从总体上看，这些迫害人才的行为在汉武帝的人才实践中并不是主流。

(二)在人才使用上，汉武帝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法驭才，恩威并施

第一，对待直言之士，基本上能够虚心纳谏。董仲舒献《天人三策》，被汉武帝任为郡国之相，庄助亦以贤良对策，被擢为中大夫[1]193。汉武帝自初即位，对人才颇为优待，而且鼓励士人向朝廷提建议。《资治通鉴》记载：“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1]196汉武帝喜欢游猎，司马相如向其进谏，虽然行文委婉，既劝谏也奉承，但还是指出汉武帝“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1]197的错误，汉武帝很高兴地接受。汲黯为人傲慢，不能容人之过，多次对汉武帝面折廷争，汉武帝虽然不悦，但爱惜汲黯之才，认为汲黯是一位“社稷之臣”。汉武帝一直宠信方士，晚年尤甚。他听信小人和方士之言，酿成巫蛊之祸，皇后和太子被逼死。高寝郎田千秋为太子鸣冤上书，汉武帝非常感动，也很赏识田千秋，拜其为大鸿胪。次年，田千秋又上书建议罢斥方士，得到汉武帝允许。田千秋也因进忠言而在数月内被拔擢为宰相。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1]222。这些人协助汉武帝废除四铢半两钱，铸造三铢钱，并推行皮币和白金币。在这些货币改革没有发挥效用后，又推行了五铢钱，终于使货币稳定下来，直到元鼎二年(前115)，实现了“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1]228，从而统一了全国币制，稳定了货币流通。元狩四年(前119)，为了打击豪强大贾，公卿上书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之法，“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轺车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1]222这些法律基本出自张汤之手。元鼎二年(前115)，大农令孔仅与大农中丞桑弘羊推行均输法，设立均输官购买和运输物资，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1]236。如此一来，“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1]236。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使得国库充盈，“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236。既打击了富商大贾的暴利，又增加了中央收入，“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1]236桑弘羊还推行了入粟补官和罪人赎罪制度。与盐铁专营相配套，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1]251，实行对酒的专营，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四，汉武帝注重人才代际递进，以不使人才枯竭。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考虑到名臣文武欲尽，下求茂才异等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241-242这也表达了汉武帝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全面察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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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武帝人才政策有何作用

(一)在经济方面，各类人才助力汉武帝完成经济大一统，实现藏富于民向藏富于国的转变

第二，对待渎职犯罪或错用之人，基本上可以做到以势弹压或以法制裁。大行王恢向汉武帝提出对匈奴的诱敌伏击之策，得到武帝重用，任其为将屯将军。由于事情败露，匈奴撤退。王恢为保全师，没敢追击，而且也没有出击匈奴的辎重部队，使得30万大军无功而返。汉武帝将王恢交廷尉发落，判为斩刑。王恢向丞相田蚡行贿，而且太后出面为其求情。汉武帝拒绝舅舅和母亲的建议，提出：“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1]203坚决处斩王恢。主父偃才华盖世，向汉武帝进“推恩令”之策，为推动大一统立下大功。但他恃宠而骄，权欲旺盛，口出“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1]209的狂言，大肆揭发诸侯大臣，逼死齐王，收受贿赂，来者不拒，最后被诛族[1]212。方士少翁被武帝重用，因其装神弄鬼，造伪书欺君，被诛[1]225。酷吏义纵打击豪强虽有功，但因“道多不治”，使汉武帝不满，后因拘捕了主持告缗事务的大臣杨可，而被汉武帝行弃市之刑[1]226-227。汉武帝宠信的方士五利将军栾大也是装神弄鬼，“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售”[1]233，被处以腰斩。汉武帝晚年因宠爱李夫人，拜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多次给予军事重任，希望在他有功之后可以封其为侯。后来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密谋推立李夫人之子刘髆为太子，后事发，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家族灭[1]257。还有酷吏江充，以巫蛊事件逼死皇后与太子，后来汉武帝为太子平反，族灭江充。

(二)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充分发挥政治参谋集团的智慧，为其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谋略

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向汉武帝上“推恩令”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210同年，汉武帝还采纳主父偃关于把豪强迁徙至茂陵的建议，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的作用[1]210。此外，汉武帝还与他的参谋团队制定“附益法”“左官律”“阿党法”“酎金律”“私出界罪”等，打击诸侯势力的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政权稳定。

第一，从选人制度设计上看，征辟制、察举制、任子制、太学选官制等构成了汉武帝时期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其中的察举制在汉武帝时期尤其盛行，相较于其他制度更能发掘优秀人才。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下诏：“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207由这些记载可知，武帝规定地方郡国要常年向中央举荐人才，并制定奖惩制度，把察举能人贤人与官吏政绩挂钩。武帝将人才问题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亲力亲为，建立天子对策制度，“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1]201。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诏：“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1]215于是，太学始兴，成为武帝培养和延揽人才的重要渠道。

(三)在军事方面，汉武帝充分倚重各位名将加强对外用兵，守土开疆，汉威远扬

3.1.4 热处理 在标准检测方法中，柴油的热处理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经过热处理的柴油内部的石蜡组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凝点检测的变化，所以本文对此影响因素进行了单独考察。根据GB/T 510-1983柴油凝点检测方法可知，对于油样的处理一般先经过50℃水浴预热后再冷却至室温35℃，然后再对油样进行制冷降温。因此，本文对于热处理影响因素的考察主要以50和35℃作为试验的初始温度进行，以此对比不同初始温度条件下的电容变化以及凝点检测差值。图4为不同初始温度条件下的“温度-电容”曲线。

(四)在文化方面，汉武帝依托各类博学之士，实现思想大一统，文化大繁荣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实现思想大一统，此后基本上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延续。汉武帝虽对司马迁处以重刑，但还是极爱其才华，委以中书令之职，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写就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相如以《子虚赋》和《上林赋》为汉武帝所赏识，多部作品成为汉赋代表作，后世称为“赋圣”“辞宗”。鲁迅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枚乘、扬雄等人也留下了诸多千古名篇。汉武帝本人也好辞赋，也有许多佳作。他设立官办音乐机构“乐府”，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收集了大量民歌。协律都尉李延年为后世音律作词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五)在外交方面，汉武帝拔擢的外交志士为开拓“丝绸之路”，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建立不朽功勋

张骞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首使西域期间，多次被匈奴俘获，历时13年艰难险阻，不改初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至今福泽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增进了历代王朝与西方各国的物质往来，也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这一伟大功绩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张骞领导下，汉朝还初步开辟了向西南少数民族联系的新路线，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苏武留居匈奴19年持节不屈，彰显大汉使节忠勇气概，苏武牧羊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

(六)在皇权传承和巩固方面，汉武帝时期储备的人才为后来的昭宣中兴提供了有生力量

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重，诏立八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然后，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幼主。“三人皆上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1]260年幼的汉昭帝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辅佐下，沿袭汉武帝后期政策，对内与民休息，对外加强北方戍防，使得武帝后期的社会矛盾得到控制，保持了汉帝国的强大国力。虽然后来发生上官桀、桑弘羊等辅政大臣勾结燕王刘旦意图谋反的事件，但被汉武帝时期御史中丞杜周之子杜延年告发，霍光与汉昭帝很快镇压了此次谋反[1]267。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驾崩，无嗣。霍光等人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可惜所立非人，昌邑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276。这时还是霍光发挥了股肱之臣的作用，拥立流落民间的刘病已为帝，这就是实现西汉中兴的汉宣帝。霍光死后，霍氏家族密谋发动政变，最后事发，全族被诛。虽然出现这样的政治斗争，但不得不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所托得人”的评价是中肯的，武帝选霍光辅政是正确的。所以，班固对霍光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1]288司马光也说：“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1]289可以说，霍光对汉室是忠心的，在危机时刻帮助汉武帝的后人稳住了政权，也挑选出了继续光大汉武帝事业的汉宣帝，不愧为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此外，武帝旧臣苏武、张安世等在昭宣时期仍为忠直重臣，为昭宣中兴发挥重要作用。

汉武帝广延人才，大胆提拔使用人才，其主观出发点就是维护刘汉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但在客观上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后世典章制度的继承与创新都有重大意义。虽然汉武帝在用人实践中也犯过许多错误，如重用酷吏造成百姓怨声载道，宠信方士劳民伤财，败坏风气，而且他所创设的察举制、任子制等选人制度后来发展为门阀制度，成为扼杀人才的沉疴痼疾。但我们不应苛求历史人物，应该理解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个人局限，对其作出公允的历史评价。总体上说，在诸多精英人才的辅佐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帝王难以企及的高度，堪称雄才大略的英主。

结语：历史告诉我们，打造盛世需要汇聚人才，给各类人才以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以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广纳天下英才，打造出彪炳史册的汉武盛世。今天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更需要择天下英才、聚天下英才、用天下英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这种眼界、这种魄力、这种气度。他要求全党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

鉴往知来，相信汉武帝的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也相信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会比祖先做得更为出色，中华民族的人才盛世一定会很快到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一定会很快实现。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