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问题是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范畴内历久而弥新的课题，深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期发展以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老模式的建立，是养老主体与客体在特定的文化价值、经济环境以及制度化的生活中所构建的关系模式和行为方式。传统的社会文化将老年人塑造成为衰弱、迟钝、糊涂的问题建构，狭隘地放大了老年群体的依附性（Rubinstein et al.，1992）。因此，在传统养老模式中，家庭和政府是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老年人是被动的接受者，即是“待养群体”。传统养老的关系模式就成为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单向的“给予”和“消费”的过程，即传统养老的关系模式乃是消极的养老模式。

传统养老对于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定位，片面强调了老年群体的消费性，忽视了他们在养老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而，老年人有失公正地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这也是老年歧视和老年人自我认定偏差的根源，继而衍生出社会各界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时的恐慌心理和悲观情绪。伴随着全球范围内“长寿时代”的到来，这种被动的、高成本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老年人自身的成功老化。因此，寻求先进的养老理念和建立积极的养老支持体系，成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实现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关键。

一、从积极老龄化到积极养老

（一）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构建是老龄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老龄化表现为一种人口现象，它不仅是个体的生理变化趋势，还体现着社会群体和人口结构的变动，并预示着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革。老龄化现象始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发达国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它打破了洲际和国界，成为全球现象（Lee，2003）。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经济层面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老年群体成了无能无用、缺乏创造力的代名词，从而开启了“消极老龄化”时代（United Nations，1973；Gergen et al.，2001）。进入21世纪后，全球老龄化呈现出加速之势。200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预计2050年将增至16%，2100年甚至将达到22%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3).。在银发浪潮不可逆转的强势冲击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老年人口的潜力和价值，对老龄化的看法也逐步由消极向积极转变（见表1）。

阻隔性较高的包装材料，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包装内气氛条件不变，从而使其对肉类的保鲜效果得到最大保持。本研究比较测试了新研发的2种高阻隔气调包装材料对羊肉的气调保鲜效果，为下一步对该材料的升级改造及推广应用提供必要的科学数据。

 

表1 从传统老龄观到积极老龄化理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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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在20世纪末期的盛行推动了老龄理论的相继发展，为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的提出奠定了基础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EB/OL].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active_ageing/en/.。首先，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将老龄化分为“普通”与“成功”的老龄化，认为身体没有残疾和疾病，且心理机能正常、参与社会无碍的老龄化即为成功的老龄化。但是“成功”一词存有对残疾和患病老年人偏见的价值判断（Colin et al.，2006）。接着，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基于增进工业化社会生产的视角，反对认为老年人没有生产效率的固有观念，开始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其研究视角仍然较为狭窄（Robert，1989）。继而，健康老龄化修正了成功老龄化的表达方式，拓宽了生产性老龄化的研究视角，积极探求促进老年群体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方式，是一种比较全面和丰富的应对老龄化的理论（Phelan et al.，2004）。这里的“健康”的涵义，一是提高预期寿命，二是提升寿命质量，三是适应健康转变（Health Transition），并将健康的概念引申至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邬沧萍，1995）。但是健康老龄化依然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忽视了老年人的权利。最终，积极老龄化继承和发展了健康老龄化理论，确定了“健康、参与、保障”的核心，即以“健康”为基础，以“参与”为途径，以“保障”为支撑，并将老年人口的参与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刘文等，2015），从而深化了对老龄理论的研究，确立了相应的政策框架和指标体系。

综上可见，氧传感器只能针对理论空燃比检测出混合汽稀或浓，空燃比传感器有着与空燃比成比例的特性，可以更详细地检测空燃比，而且在控制速度上，空燃比传感器在检测到理论空燃比发生偏差时可及时给予修正，氧传感器只可以针对理论空燃比检测出浓或稀，与空燃比传感器相比补偿时间过长。所以目前随着尾气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几乎所有车型的空燃比传感器都被作为主氧传感器使用。

我国仅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到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随之带来了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截至2015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升至76.1岁①数据来源：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1%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D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607/20160700001136.shtml．，成为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并将在未来呈现出高度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同时，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快速城市化、严重少子化、家庭核心化、工业现代化的转变，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突出的老龄化国家而备受世界瞩目（见图8）。积极养老体系中构造了“年龄一体化”的新概念，意在淡化老年人的年龄界限，通过积极养老支持体系的建立，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歧视和偏见，设计并鼓励老年人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赋予老年群体以新的社会使命。其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口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会生产、积极自主地实施养老活动，以有效地减少人们对于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对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社会抚养系数增高以及家庭、社会负担加重的担忧。

（二）积极养老是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实践

这2种人工判别方式均依靠经验和技巧进行辨别，依赖监控员的经验和责任感，容易出现人为失误,甚至是舞弊行为。

（一）积极养老的主体支持体系

 

表2 从传统养老到积极养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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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积极养老是一个现实而具体的命题，而并不仅仅是脱离实际生活、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养老愿望，其表现为，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获得自身与外部的支持，从而进行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建立。积极养老模式的建立，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养老模式中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带来养老实现形式的重大革新。首先，积极养老能够提升老年人在养老活动中的主动性，改变社会和他人对其固有的弱势、依附印象，从而可以实现养老观念的超越；第二，全社会都能够正视老年人的社会权益及其在晚年生活中的价值意义，肯定老年人在参与行为建立时的贡献；第三，基于终生发展理念，认识到老龄事业的发展将惠及每一个人，全体社会成员都应以将老之心，度养老之事；第四，能够动态地定义老年期的开端，秉承“体壮为健，心贻为康”的观点，为老年人创建支持性的优良环境，开发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

经过改革开发接近40年的今天，中小制造企业成为支撑我国制造业的关键力量，它们与新时期的经济环境互相影响，密不可分。

二、积极养老支持体系的建立

（二）积极养老的外部支持体系

  

图1 积极养老支持体系框架示意图

积极老龄化中的“积极”乃是一种态度和观念，其既适用于养老服务中的主体与客体，也适用于“待养”的个体和群体。区别于“积极老龄化”这一新兴的养老理念，“积极养老”相对于“传统养老”是一种养老的实现形式（见表2）。从主体论，老年人本身即是养老的主要行为主体（当然，还需有家庭和社会承担次要行为主体责任）；从客体论，积极养老的对象不仅指老年群体，还包括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年龄群体。就个体而言，老年人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同时也要对自身的养老行为进行认知和接受；就群体而言，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看到，老年期只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老年群体依然需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角色发展、认知发展和价值发展。

积极养老的主体支持体系是积极养老支持体系的核心。首先，老年群体需要拥有健康的体魄。身体健康是影响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最大变量（王诺等，2014），是其具备自养能力的基础，同时也是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和积极参与社会及家庭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不同因素对于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见图2）。其中，遗传因素影响占20%，环境因素影响占20%，医疗保健措施影响占10%，生活方式影响占50%①Chi Iris.积极老龄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EB/OL].http://www.tech.cn/data/detail.php?Id=1892.。由此可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以及先进的医疗条件，是促进老年人健康老化的主要原因和可干预因素。就个体而言，不仅是老年人，非老年人也应该及早克服不良生活习惯，以优化或保持老年期的健康状况；同时，社会发展的成果也需应用于对老年群体的健康支持，以提升其寿命质量，实现积极老化。

  

图2 身体支持的具体表现与影响因素示意图

第二，积极养老需要老年群体具有积极的心理。积极的心态是维持老年群体活动模式和坚持正向价值观，以及实现生活质量优化的动力（见图3）。根据“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的理论，处于人生发展最后阶段的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转换和身体机能衰退，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滑，容易导致情绪脆弱敏感。如果不进行自我调节和外在干预，则有可能会引发心理疾病，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老年人一方面要正视老年期的自身变化，寻求精神愉悦的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外部的影响，促进负面情绪的消除和替代，最终提升自己对生活质量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判断。

2．当前我国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亟待加强

  

图3 心理支持的具体表现与影响因素示意图

（一）社会转变对我国老年人口的自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表3 积极养老参与活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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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参与支持的具体表现与影响因素示意图

积极养老中的“积极”代表一种文化模式，而“养老”则是在这一文化模式下的一系列关系和行为方式。在积极养老中突出的是老年群体的自养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弱化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因此，积极养老的支持体系是由主体支持和外部支持两部分构成的（见图 1）。在主体支持和外部支持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主体支持可以弥补外部支持相对不足导致的困苦，外部支持的保障也能够推动主体支持的长足发展。

积极养老的外部支持体系既是积极养老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能够促进主体支持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首先，老年群体需要经济的支持，即稳定的收入、完备的养老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以及现代化科技的支持（见图5）。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可以缓解老年群体在应对身心老化和退出劳动领域后所产生的生存压力，消除老年人担忧晚年贫病交加的心理负担，继而才能引导他们开展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活动。另外，经济支持并不是狭义的物质化支持。事实证明，老年群体在保健和照护方面的支出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因此，经济支持还应包括借助科技创新和医学进步所带来的养老支持方式更新（例如，目前的“智慧化”“互联网+”养老方式实践），以增进老年群体的生活便利性，减轻亲友的长期照料压力。

表3列出了用SL-ASIA量表测量样本1中黔东南侗族村寨村民文化适应3个维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范围为0.70～0.75，显示维度间有足够的内部一致性。从表3还可看出3个维度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侗寨村民民族认同感越强，与本族同胞交往交流的意愿越强烈，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的侗族习俗偏好也会更明显。

人马座A*（Sagittarius A*，简称Sgr A*）是一个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天文学家正在探测它的边缘。

  

图5 经济支持的内涵示意图

第二，老年群体需要情感的支持，即需要来自配偶、子女以及朋友的情感慰藉支持（见图6）。老年群体由于增龄而容易产生认知的衰退和障碍，出现烦闷、抑郁等消极情绪和心理问题。这一时期老年人的物质需求降低，精神需求提升，表现为对亲情和友情的依赖。因此，亲友在日常生活中的陪伴、照料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既能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生活情境，也能及时对老年人的负面情绪进行疏导，消除或减少老年人在老化过程中的诸多心理不适，帮助他们建立对生活的期望和信心，积极面对晚年生活。

第三，老年群体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这里的社会环境包括有利于实现积极养老的社会环境、道德标准和制度保障（见图7）。目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对老年人不同程度的歧视，同时，家庭代际重心向下倾斜，“重小轻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既浪费了社会人力资源，又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和谐。因此，应该转变对老年群体的负面评价，并消除其消极效应，提供有利于老年人生活、娱乐、参与社会的适宜环境。老年人既是家庭中的长者，亦是社会的“资深公民”，应当受到尊敬和爱戴，这既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也是法律的底线。另外，非老年群体作为潜在的老年人，应该认识到长寿时代本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对老年群体给予不公正的待遇。

  

图6 情感支持的内涵示意图

  

图7 环境支持的内涵示意

三、积极养老对我国老龄事业的借鉴与启示

我国的老龄化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发展程度深而受到各国各界的深度关注，并已经被描述为“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老龄化，学界研究始终聚焦于我国养老金准备不充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传统养老方式受冲击等问题。毋庸置疑，我国的老年群体中存在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多、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空巢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等特点，并且老年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还会受到经济贫困、文化程度偏低、代际疏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遭遇瓶颈。有学者认为，积极老龄化理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总结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经验而得出，代表着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适用于那些虚弱、残疾和重病的老年人（陈社英等，2010）。还有的研究认为，老年人只有摆脱了生存困境，并具备了发挥余热的能力，才能够实现积极养老（王思斌，2012）。依照这些观点衡量我国老年群体的现状，积极养老的实现确实存在难度。但是，积极养老构建的不仅是一种实践方式，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因此，其理应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我们应秉承“思想先行”的观念，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老年人，人们需要充分了解自己如何在一生中获得最佳的健康、参与、保障的机会。另外，国家也需要考虑如何将老年群体变“负担”为“财富”，化人口老龄化的“难关”为“机遇”。由此可见，树立积极的观念以正确认识老龄化，制定妥善的政策以积极应对老龄化，采取积极的行动步入老龄化时代，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第三，积极养老要求老年群体实现积极参与。参与活动是积极养老中更高层次的自主支持，有助于老年人实现自我，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和他人对老年人的错误判断和弱势印象。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参与行为具有降低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发病率、增强认知能力、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梅陈玉婵等，2012）。积极的参与包括老年人自愿进行的家庭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和个人活动参与（见表3）。老年群体通过参与行动实现自我，或是将自身的创造力和生产生活经验有偿或无偿地奉献于家庭和社会。如此一方面能够体现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满足家人和社会的需求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同时，家庭和社会成员也要对老年群体所做出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从而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家庭和社会（见图4）。

1．膨胀的老年人口将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2011年，胶州大白菜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胶州大白菜成为知名品牌。2012年，胶州大白菜成为全国三大典型农产品品牌建设之一，极大地加强胶州大白菜的品牌影响力。经过多年的品牌发展，胶州大白菜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和企业收入提高。

具体来说，积极老龄化以老龄化的全球扩散为背景，是旨在扭转人类对老龄化消极认识的新概念，其实质在于实现老年群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积极老龄化基于全生命历程视角，致力于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并以承认老年人权利及多部门和代际间的合作为前提（邬沧萍，2013），使老年群体尽可能地获得最佳的健康、参与、保障机会的过程，同时强调老年群体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世界卫生组织，2003）。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一经提出，即成了国际社会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理论、新的政策框架和发展战略，并由此开启了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实践。

  

图8 我国老龄化进程示意图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母婴结局对比 观察组新生儿窒息、病死、缺氧缺血性脑病(HIE)、RDS、宫内感染发生率均较对照组高，剖宫产、产褥期感染发生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目前，我国的老年人是指1956年及以前出生并存活至今的年龄队列人口，他们大都经历了从物质匮乏阶段到物质丰富阶段的社会变迁，也经历了由饥荒、营养不良引发疾病的阶段向流行性疾病再到退行性疾病阶段的转变。疾病模式转变的不稳定性依次叠加发生在同一年龄队列人群中，无疑增加了这一队列人口的健康脆弱性。虽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经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健康寿命却只有66岁，比发达国家少了近10年（李明等，2016）。有研究表明，生命早期营养不良的经历，会增加成年后期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劳林江等，2015），这也说明了我国罹患慢性病老年人口激增的原因。2016年的《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表明：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症等）和癌症的患病率攀升，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60%的癌症患病率和70%的癌症死亡率，均发生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Mortality et al.，2016）。成倍增长的慢性疾病致死率，充分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素养偏低。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健康素养水平不达标的人口比例高达90%，其表现为，基本医疗素养和慢性病防治素养偏低（李英华等，2015）。同时，老年人群中存在药物滥用和疏于疾病管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健康管理行为（曾强，2014）。可见，我国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因受制于健康脆弱性和健康素养低的耦合效应而不容乐观。当然，健康脆弱性和健康素养低可以通过有效的健康管理来改善，积极养老就是提倡老年人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通过定期检查，了解身体数据，加强疾病预防。高危人群要重视疾病筛查，患病人群则要积极配合治疗，努力将患病的风险降至最低。同时，老年人还需要理性地养生和保健，杜绝药物滥用，减轻脏器负担，最终有效缩短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差距。

3．现阶段我国各年龄人口亟须建立科学的行为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不仅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人口行为方式的转变。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我国人口正在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行为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我国烟民、酒民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同时，人们或多或少地存在饮食不规律、“三高”食品摄入过量、久坐、熬夜、暴饮暴食、运动减少等不良行为方式；身体亚健康、精神抑郁的人口比重也大幅度提升。这些不仅是罹患慢性病和引发癌症的重要原因，也是非致死性疾病（骨骼肌肉疼痛、听力视力受损、抑郁症等）蔓延的关键所在，严重影响着各个年龄人口的生活质量。众所周知，个体的健康和活力取决于其一生的经历和行为，而现阶段我国人口的一些行为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和促进健康的需要。积极养老即是基于全生命历程的视角，构建对于生命早期的影响，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例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旨在将健康和生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将养成的良好习惯持续至老年时期，为晚年生活带来身体支持和健康福利。

（二）我国推行积极养老已经具备基本的现实条件

首先，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提升老年人口的健康管理水平也已受到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积极养老的推行积累了健康条件和储备；第二，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同时老年人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经济基础方面均有了显著提升，从而为积极养老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人力条件；第三，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孝亲敬老”传统的国家，这使积极养老在实现过程中获得了不可或缺的道德情境支持；第四，“积极老龄化”理论所提倡的“重视代际团结及合作”“鼓励老年人在家里或社区安度晚年”的方式，既符合我国家庭养老的传统，又符合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居住安排；第五，我国的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促进了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与完善，也促进了现代化养老方式的新兴，为积极养老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科技支持；第六，我国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还将继续深化和发展的“新常态”，积极寻求产业结构调整机会，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对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将老年人的工作经验、生活智慧和生存技能作为提升社会整体效益的重要力量。当然，对于积极养老在我国的推行，应注意体现老年人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对于依然具有良好认知功能的这部分老年人，应敦促个体通过努力再获成功，挖掘潜力，引导其成为家庭或社会的贡献者；而对于另一部分老年人，则应注重其身心愉悦，强化其自我养老意识，鼓励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非正式参与。

（三）我国需要适时的人口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在开展国际贸易前期，应该对贸易双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由于国际贸易风险中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包含贸易双方的经济、政治情况，还包括经济贸易双方的地理位置情况、交通运输情况、人文风俗等，在交易前期双方国家要进行充分调研，挖掘市场潜力，尽可能开拓和占领市场。加强贸易国家的风险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实现贸易的无壁垒化，提高商品质量，在同价值的商品中提高消费者的整体水平[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执行效果显著，有效遏制了我国人口数量膨胀。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生育”与“养老”关乎我国人口问题的“始”与“终”。时至今日，人口老龄化确实给我国各项事业带来了诸多压力和挑战。因此，重新审视我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并适时将积极的养老政策提升为与计划生育同等重要的治国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从积极养老的实现模式来看，它是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养老方式。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积极养老旨在突出老年人的养老主动性，寻求他们在老龄社会中的发展机会。积极养老理念强调基于生命全程的视角，放眼于社会的老龄事业。换言之，积极养老理念强调：人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增进健康水平；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身能力，拥有积极心态；参与社会劳动，增加养老储备，规避晚年困境。这是推动积极养老支持体系良性运行和降低未来养老成本的重要思路。

与此同时，积极养老理念强调：老年人同样可以充满活力地投身于社会建设；同时，人口老龄化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的衰退，其本身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积极养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即以老年群体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惠及老年群体。综上所述，积极养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实现模式，将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时期作为新一轮的“创新时期”，以此来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老龄事业的共同发展。所以，应借助社会经济发展来推进积极养老的实现，并通过执行积极养老模式而实现老年群体的晚年价值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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