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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道路思想的理论阐释*

更新时间:2009-03-28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正是基于对道路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围绕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在作出一系列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回应和澄清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化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内在一致性的观点主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发展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有力的思想支撑。

一、道路社会属性论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理想的放逐和信仰的陷落成为弥漫世界的一种景象。共产主义渺茫论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所表现,这种状况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探索进程中的重大课题,道路的社会属性问题也因之与以往相比有了更为显著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将现代化道路与社会属性分离开来,认为现代化道路是与社会属性毫无关涉的问题。更有甚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对中国道路作出了非社会主义的判定。上述两种错误理解不仅在当下社会意识领域有一定的思想市场,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凸显出来。这不仅反映了中国道路为自身正名的现实必要性,也反映了中国问题的发展程度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紧迫性。

方向决定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启新的探索之际,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指认,已经不止出于自我正名的动机,更具有方向性的把握。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在习近平看来,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等八个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对中国道路基本规定的总体性概括,蕴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实践要求。正是坚持和贯彻了这八个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亮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底色。

1)关键区4月感热通量的基本特征。关键区4月感热通量的空间分布为高原整体分布中的最大值区域(图2a),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特征(图5a)。从趋势线看(图5a虚线),2002年前后感热通量发生了转折。从小波分析(图5b)看,关键区感热通量具有4~5 a、7 a的主周期和15 a的副周期,与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周期4 a、7~8 a很相似。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阐述,是新形势下对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的新思考,蕴含了对理想性严重弱化的清醒认知和批判性的反思。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他强调:“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习近平告诫全党:“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3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释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联作出深入阐发,是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紧张的条件下,对中国道路共产主义未来前途的坚定表达,明确提出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道路探索做出规范性矫正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阐述,也是基于西强我弱世界格局的一种战略考量。从两制关系的角度看,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反映了资强社弱的实际状况,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现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同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合作和斗争,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还必须面对人们用西方国家的长处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图景,我们所说的道路自信是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不是别的什么自信,这份自信与道路探索中的战略定力具有内在一致性。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巩固和完善的改革,由此决定了在中国道路的未来探索中,“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御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真正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二、道路历史必然论

为了强化对道路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习近平多次以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阐明中国道路的历史与实践基础。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5页。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对中国道路探索变迁与深化史的深情回望阐发了他对道路历史必然性的理解。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4页。2013年3月17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4页。很显然,习近平特意用四个“走出来的”的排比用词来表达他对这条道路的尊重和敬畏。

除了上述感性表达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还从理论层面深入论述了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三大关键性问题:一是主义和道路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化的思想武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解决中国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可印刷性。焊膏的主要性能体现在颗粒大小与粘度两个方面。焊膏粘度过大时,易粘到刮刀上面,造成焊膏印刷不到模板上;焊膏粘度过低时,则不易控制焊膏的沉积形状,印刷后会塌陷,这样容易产生桥接,同时在使用软刮刀或刮刀压力较大时,会使焊膏从模板开孔中被刮走,从而形成凹型焊膏沉积,使焊料不足而造成虚焊。

二是条件与道路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道路和规律不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112807354.htm。

三是新中国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对于这个关涉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两种极端的认识倾向,澄清其中的错误不仅可以深化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且也关涉中国道路未来探索的方向把握。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很显然,没有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30多年建设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得以开创的。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实质上都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根本对立起来,从而消解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道路探索关系的认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探索的鲜明特点。习近平强调:“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共产主义一致性的应然逻辑,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解为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意味着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道路探索的根本前提和内在构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凸显出党的纯洁性建设之于中国道路探索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道路自信包含着对中国道路普遍性意义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中国方案”“新的发展阶段”和“新时代”三个新论述,展示出他关于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理解。

三、道路自主探索论

关于自主探索和照搬国外模式之间的争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长期存在。党的十八大之前,道路选择的基本原则问题在思想空间中强劲激荡,处于焦点位置,中国道路的未来方向由此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道路选择的基本原则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所需直面和回应的首要问题。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信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118页。这一正面阐述在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视为中国道路探索首要经验的同时,也对于依然盛行着的那种“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应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作出了积极回应,蕴含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独立自主探索精神的实质和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探索精神的坚持与贯彻。

这一深入阐发一方面表现在习近平用“鞋子论”对这一探索精神实质的形象阐释上。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指出,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时隔四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中进一步阐发:“‘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0页。“鞋子论”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习近平理论创新的话语风格,也蕴含了对于道路选择外部反思论的正面驳斥。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外部反思就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臆断,“它严重地遮蔽了社会现实,因为它实际上是以抹杀和阉割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与差别为前提的”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显然,离开具体条件,离开客观事实,不仅根本不可能形成对中国道路的正确理解,关于道路选择的思考和安排也都会沦为毫无实际意义的抽象命题。

这一深入阐发另一方面表现在习近平对这一探索精神意义的深刻把握上。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道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9页。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将民族独立确立为优先的地位,不是书斋的研习所悟,而是血与火的赋予,中华民族屈辱沉重的近代史赋予这一点以极致性的体会。习近平深谙这一逻辑:“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8页。正是对这一探索精神的深切体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道路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具体体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将之概括为“两个加强”和“七个坚定不移”:“两个加强”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七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如果进一步概括的话,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总体上呈现出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两个加强”推动了党的纯洁性全面修复;二是“七个坚定不移”推动共享发展深度展开。这两个方面从实践层面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探索中国道路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动力。

四、道路探索完善论

深化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探索的又一鲜明特点。习近平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1日。在他看来,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必须坚持人民立场。“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8页。另一方面必须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6页。很显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蕴含着理想性引导、批判性反思与规范性矫正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进一步融合的特殊强调。

参演影视作品:《星光都市》《在线爱》《梦回唐朝》《爱情悠悠药草香》《斐济99℃的爱情》《爱在风起云涌时》《女生宿舍》《风雷急》《动漫英雄》《愈合期》《岁月忽已暮》《三重魅影》

亩成本种子25元、化肥料农药150元、机播机收120元、人工80元,合计375元。亩产油菜籽130公斤、单价5.2元/公斤、亩产值676元。亩纯收入301元。

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之于中国道路探索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以下简称“7·26”重要讲话)作出了具体阐发:“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具体而言,这一意义展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警醒起来,只有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道路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根本保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提出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意味着中国道路新探索的正式开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了“两个不容置疑”:“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这“两个不容置疑”在坚定道路自信的同时,也提出了完善中国道路的探索任务。正如习近平指出:“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独立自主探索精神理解的深化,与其说是对中国道路探索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思想空间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倒不如说是对中国道路未来探索基本原则的自觉考量。这一自觉考量也蕴含在关涉中国道路探索的其他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上。当然,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不必然导向中国道路成为一种绝对的特殊,中国道路始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性的一贯保持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对此,南非资深政治评论员奥利弗·沃伦的感触无疑具有代表性。他说,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照搬国外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 参见《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9日。

五、道路世界意义论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展开过程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既包含对中国道路来之不易的由衷感慨以及对中国道路探索厚重历史的肯定和敬畏,也包含对当前社会意识领域种种错误观点的批判和驳斥,表达了坚持和捍卫中国道路的鲜明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成为道路自信的力量源泉。正如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4-235页。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生活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次新尝试。这一探索虽然一开始就是以对特殊性的强调为自己正名并开辟道路的,但中国道路的探索成果不是绝对的特殊,不能只从特殊性出发忽视其普遍性特征和意义,否则就会陷入绝对特殊主义的泥淖之中,使中国道路处于孤立的境地。参见吴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与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中国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主要表现出对特殊性强调的自辩性立场,与中国模式的类似概念保持距离,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道路探索一直处于进行之中,尚未定型,另一方面也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国际背景有关,是在西方世界强势压力下被迫采取的具有一定策略性意义的选择。联系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使用中国道路的概念,中国方案的提出无疑更多地显现出示范性意义和推广性价值。

借助热力学平衡方法和工艺模拟,可更为方便、经济地获得生物质化学链气化系统的运行参数和可能限度。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 Fe2O3为载氧体的生物质化学链气化系统开展热力学平衡分析,并在燃料反应器中加入CaO,模拟捕集固体气化产生的CO2,提高合成气中H2和CO含量。研究燃料反应器主要操作参数-温度(TFR)、载氧体Fe2O3与生物质碳摩尔比(Fe2O3/C)、水蒸气与生物质碳摩尔比(Steam/C)、CaO与生物质碳摩尔比(CaO/C)等条件对合成气制备性能的影响,从而得到该CLG系统运行的优化平衡条件,为实验研究和工程放大提供基本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的发展阶段”。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习近平提出“中国方案”“新的发展阶段”和“新时代”,一方面是基于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砥砺奋进和艰辛探索,中国一步步靠近世界中心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强化对中国道路普遍性意义的传播,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分不开的。不难看出,“中国方案”与“新的发展阶段”两个概念彼此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新的发展阶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新高度和新境界,也意味着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增强和普遍性价值的提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方案”和“新的发展阶段”及新时代一起实现了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有力张扬。

一是做好项目的准备工作。贫困户是发展的主体,只有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推进项目的顺利落实。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首先应打消贫困户在接受项目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疑虑,强化农业部门的服务功能,解除贫困户发展生产的后顾之忧。二是提高扶贫协作效果。帮扶力量和帮扶资金应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做到因人因户施策、因致贫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着力提升扶贫协作实效。三是改善贫困群众的住房条件,增强富民产业支撑能力,落实帮扶资金。

中国道路的探索依然处于进行时态。这一时态认定的意义,是在肯定中国道路探索的新高度的同时提出了探索的新要求。关于中国道路的未来,习近平既充满乐观自信也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时间、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和条件,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世界历史的视野和眼光思考和分析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才能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商务英语翻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商务英语翻译是指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中涉及的翻泽活动,如某个跨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时涉及的翻译活动。广义的商务英语翻译既包括跨国商务活动中涉及的翻译活动,如商品、劳务、资本等资源在国家间来往时涉及的翻译活动,也包括和商务活动有关的一切翻译活动,如国际商务法律法规翻译、外交事务翻译等。

 
吴波
《理论与评论》 2018年第01期
《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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