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创设的“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当时曾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蒋梦麟在视察该院时称赞其:“在乡村做的才是真正的治国平天下工作。真是在以天下为已任，中国的问题在乡村，乡村的问题不能住在南京上海去解决。”①《宝贵的指示和鼓励》，乡村建设学院编纂委员会主编:《乡建院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2月5日)，第4页。就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进程而言，与此前从社会思潮走向社会运动的演进轨迹显然有别，它竟于波澜不惊中别开新局——转向学科建设一途——故亦有人称之为民国时期“新教育的摇篮”②李靖东:《新教育的摇篮——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新教育》1947年第1卷第1期，第72页。;或谓在“中国教育史上被认为‘学术’的新纪元。”③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第1页。

然而，学术界既有研究对此问题甚少关注。主要研究成果或者集中于乡村建设运动本身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变迁的深度影响方面④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国忠:《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等。，或者侧重于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思想与实践探讨①如郑大华:《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艾恺著，郑大华译:《梁漱溟传》，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版;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和相关人物的历史评价上。②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这一境况几乎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之际的社会评说态势相类似。正如徐秀丽所指出的:即使“学术研究回归常态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③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甚至在民国教育史研究视域中，关于“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的研究也几乎付之阙如。④相关研究主要有: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南师范大学史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超:《晏阳初与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0—1952)》(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谢健:《抗战后乡村建设的复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袁爱雪:《乡村建设学院对地方高校的发展启示》(《西部教育发展研究》2011年第2期);张颖夫:《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视角》(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在全、游海华:《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张颖夫、田冬梅:《论晏阳初在重庆北碚对大学教育的改革及其当代价值》(《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以上研究主要讨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立过程以及晏阳初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却未真正论及其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关系。本文在梳理相关档案资料基础上，拟就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和新学教育的内在联系加以评析，诚望识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转向中的乡村建设运动

早期乡村建设的展开各有不同侧重，或以乡村自治为要，或以乡村自卫为重，或侧重于平民教育，或着力于乡村合作等等，但在发展演变趋向上最终却落归在社会建设的主导方向上。⑤王先明:《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对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再思考》，《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无疑的，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形成了现阶段一切社会运动之主潮。”⑥ 齐 植璐:《现阶段中国乡建运动之检讨》，嘉兴县政府合作事业推广委员会编行:《农村建设》创刊号(1936年)，第7页。真正的乡村教育“如果想如此，非归到乡村建设不可。”⑦《梁漱溟先生讲演·自述》，《乡村建设》第3卷第8期(1935年10月30日)，第68页。所以“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甫一成立，人们已经领悟到它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密切相关:“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来路不同，去路则一，二者志趣合一。”⑧杨效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续)，《乡建院刊》，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出版，第1卷第8期，第1页。然而，这一层面上的相关也只是表相的关联;只有将其置于乡村建设运动演进轨迹中，在体悟这一社会运动的变动趋向中，我们才能真正洞悉其深层的内在相关性。

就历史演进趋势而言，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和变向。首先，从早期的社会实验到社会运动的形成可为其第一次转折。“我国农村运动的历史，可以远溯至一九〇四年米迪刚先生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民国以后山西‘模范省’的‘村治’，‘五四’后的新村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晓庄乡村教师等。一九二五年后，另一政治性质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反促了‘改良派的农村运动’……就以‘民族自救’、‘民族改造’的新姿态，广泛地在各处活动起来。”⑨李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1935年9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页。事实上，早期的翟城“村治”、河南镇平乃至于浙江萧山的乡村自治等，其基本动力均源于乡村地方领袖或士绅等社会强势力量，尚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发动的持久性和扩张性作用，以至于它们各自都处于割离型的“孤岛”效应，既少了扩张型社会影响，也没有形成连锁型扩展或递进型的社会运动。① 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张鉴虞、蓝名诂:《乡村建设的新认识》，《农村经济》(1937年2月28日)第4卷第2期，第44、51页。直到1929以后数年之间，到“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开第一次集会时，这种团体之参加者有了三十余个。”② 李 競西:《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记》，《乡村建设旬刊》第四卷第十、十一期合刊，第24页。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8页。正是在平教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教社之乡村改进会、华洋义赈会等社会组织的推动下，“始自前清末年之村治”才由村域推展为县域，并迅速扩展。“各省县政建设实验，一时风起云涌，争先恐后，全国乡建实验场所，大小百余处，蔚然壮观，”最终发展成“中国的乡建运动”。③《 乡建运动总检讨》，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张鉴虞、蓝名诂:《乡村建设的新认识》，《农村经济》(1937年2月28日)第4卷第2期，第44、51页。 虽然“农村运动的方针和步骤，还是与它们的动机”确是千差万别，“其主张和办法之复杂，‘新旧两派”之分，但是当“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立场”，“四面八方集中到农村运动”④ 李 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千家驹等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局1936年版，第9页。后，乡村建设就从彼此隔离分散的“村治”实验扩展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了。在全国乡村工作第一次讨论会召开时，梁漱溟就已经明确指出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推动作用，所谓“四面八方，皆于不知不觉中”殊途同归走上乡村建设之路。⑤《 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1934年8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416页。“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⑥ 吴 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87页。

其次，由社会运动转向政府“农政”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作为社会运动规模的乡村建设的确得力于社会组织的推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公论’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因为它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社会公众的态度与力量，它可以反映时代的要求和潮流，于是它可以启发社会运动，支援社会运动，以达成其‘革故鼎新’的目的。”⑦ 赵 守忠:《成见、公论、与社会运动》，《乡建院刊》第1卷第9期，第7页。晏阳初强调说:“乡村运动是民本的，建设是包括科学的技术和内容……已往以至今日下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在研究实验的阶段，如何将研究实验的东西推广出去，决不是私人团体所能为力。”因此，目前需要的是将乡村建设“制度化”，即“现在是需要这一套乡村建设的办法，装入制度里去，大规模的推广出去，这就要从亲民政治的地方自治入手。县政是真正老百姓的政治，现在就该从县政着眼，如何运用县单位制度的机构来运用乡村建设的方案。”⑧《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民国丛书第四编，(16)，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4页。此后，随着政府力量的介入和其主导性的强化，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向着政府“农政”方向演变。1935年全国乡村工作第三次讨论会上，乡村建设由社会运动向政府农政的历史转向初露端倪。由社会运动走向政府“农政”的历史转向已然发生。⑨ 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随着统一抗战的现实需求和战时统制体制的实施，国民政府也加大了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统合措施。“国民党政权试图将多种力量、资源整合进体制内，以强化自己执政能力。”“甚至平教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被网罗进政权中。”⑩李在全、游海华:《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从而，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终于导入政府行政规范。“现阶段的乡建运动，已由理论而实际;由社会事业变为国家政策。”① 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张鉴虞、蓝名诂:《乡村建设的新认识》，《农村经济》(1937年2月28日)第4卷第2期，第44、51页。尤其自新县制实施之后，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完全变成了县单位建设，构成县政的内容之一。由此，“现时中国的乡建运动已经走上统一的方向。”② 李 競西:《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记》，《乡村建设旬刊》第四卷第十、十一期合刊，第24页。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8页。“乡村建设是一种有悠久性和根本性，普遍性和远大性的工作，它的性质成为重要的国策，不仅只是一个社会事业，我们应当使它走上政治之路，统制之途。”③《 乡建运动总检讨》，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张鉴虞、蓝名诂:《乡村建设的新认识》，《农村经济》(1937年2月28日)第4卷第2期，第44、51页。问题在于，由社会运动而折入政府“农政”轨辙的乡村建设，还能保持其持久的活力和发展方向吗?“现在问题就是乡村建设向何处去呢?是一直向着政府方面去呢?或是折回来向着社会去呢?”① 亦 农:《乡村建设到那里去》，《乡村建设》半月刊第6卷第7期，第3页。梁仲华:《‘志’‘欲’之辨》，《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1947年11月5日)，第1页。这是在第二次转折开始时就产生的“歧路”之问。② 王 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但是，华大的乡村建设系仅仅是一个系科。在整个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学科体系中，它占有份量和地位极为有限，远不能适应整个乡村建设人才的需求。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家建设将成为时代主题，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建派又力主乡村建设乃国家建设之根本。一方面，“抗战建国，我们的凭借，究竟在哪里?”实践证明，“我们的决胜点，不在城市，而在广大的乡村。”④《 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1939年4月10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01—103页。另一方面，抗战胜利的结果恰恰是“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乡村生产大众，已经把中国高举为五强之一。”因而胜利后，“正应积极建设乡村，以便在中国广大领土内生了根的乡村建设中，去重建新的中国。”⑤《 “志”“欲”之辨——民国卅六年九月卄二日周会讲词节要》，《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1947年11月5日)，第 1页。故而，乡村建设专门人才的培养，亟需创立一所专门的高等教育学校。它是“建设大学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桥梁”，是将乡村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即“采用所谓‘即讲，即学，即习，即能’的教育程序，使知识与工作打成一片。使大学从图书实验室与课堂里下乡去。”⑥ 季 纪生:《论乡村社区生产合作》，《乡建院刊》第1卷第5期，1948年1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页。因此，“乡村建设学院，非办不可”。⑦ 晏 阳初:《湘赣川乡建工作的现状和任务》(1939年4月12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09页。这是为“明天的新中国打下基础”⑧ 晏 阳初:《致布德罗》(1939年5月20日)，《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598页。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谋划。

梁漱溟当然意识到了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他说:乡村建设运动牵涉三个方面，即我们与政府间的问题，我们和乡下人之间的问题，我们自己(乡村运动者)彼此间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要应付得好，而不致自毁前途。”首要一点是，“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这样才能代表社会，唯能代表社会，才能形成一大力量。”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77、377、308 页。他认为社会运动才是乡村建设的方向:“乡村运动会要形成一个代表中国大社会的力量;待此力量形成，则中国局面决定。那时政府与农民皆被转移过来，往前去完全是坦途了。不过事情总不是容易的。”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77、377、308 页。但是全国抗战爆发后，“定县、邹平、无锡等相继沦陷，乡建研究及训练根据地多已丧失……无以为继。此实目下乡建之绝大危机!”⑦ 晏 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卷，第89页。许多乡建领袖包括梁漱溟等人也撤退四川。梁漱溟从此“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77、377、308 页。而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领袖晏阳初却持之以恒地坚守着乡村建设事业，并努力保持其社会运动方向，为乡村建设的持久发展和深入拓展创造条件。由此，乡村建设运动的转向势在必行。乡村建设学院的创设，可以说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重大历史性转向:“过去的乡建运动成一段落。现在，我们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这是乡建运动新阶段的开始。”⑨ 晏 阳初:《实习区的意义》(1940年1月11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28页。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们正是在全民抗战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的力量在农村，在广大农民大众。”⑩晏阳初:《致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全体师生》(1944年)《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630页。战前声势颇隆的“乡村建设派”的思想主张，经历战争的磨砺更形坚挺。抗战期间，中国对外换取各种军需民用物资，对内所有战费的负担、粮食的供应、兵源的补充或扩充亦无不仰仗于农业，倚畀于农民。战后，农业对于国家财政、经济，乃至产业发展、社会安宁，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支柱功能。战争本身实证了中国建设的路线选择应该在乡村。梁仲华提出:“八年的抗战，更提出了有力的事证。抗战时，出粮当兵，前方流血者，后方流汗者，大都是农民……同时抗战期间，沿海各大都市，全遭敌人破坏了，胜利后，正应积极建设乡村，以便在中国广大领土内生了根的乡村建设中，去重建新中国。”① 亦 农:《乡村建设到那里去》，《乡村建设》半月刊第6卷第7期，第3页。梁仲华:《‘志’‘欲’之辨》，《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1947年11月5日)，第1页。

“凡是一种运动，自身要有远大悠久普遍根本的意义，然后这种运动，才有继长增高进展扩大日新不已的动力;否则要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毛病。”①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瞿菊农:《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乡建院刊》第1卷第7期(1948年4月15日)，第1页。实际上在全民抗战爆发之际，晏阳初已经致力于战时民众动员与乡建事业的密切配合，并开始为乡建运动的持久赓续进行谋划。他提出:“必须不断地加以研究，加以深刻而彻底的学修工夫，同时尤须作育此道之领袖人才，增殖门人及同志，庶使乡建事业‘质’与‘量’皆臻于高峰!”② 晏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89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从根本上避免乡村建设事业“兴勃亡忽”的困窘，首在于创建乡建人才培育的制度性机制，终使其获得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我坚信，我们创建一个中心机构以致力于造就中国乡村新一代的领导人。”③ 晏 阳初:《致金淑英》(1939年11月10日)，《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606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因此，将这一持续既久的社会运动导向学科建设方向以做久远之图，就成为战时及战后乡村建设运动的重大历史转折。“为完满实现上述之理想起见，吾人需设置一较永恒的、独立的、不受时潮起伏影响的达能固坚实的学术机关，以为学问及人才之渊泉。”④ 晏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89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对此，晏阳初充满自信和期许:“本院是造就乡村建设人才的唯一学府，对乡村，对大局都负有非常重大的任务。……今天乡村建设远重于从前，我们应该加倍努力。”⑤ 晏 阳初:《目前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乡建院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2月5日)，第2页。

二、架构高等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桥梁

早在1933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核定各省设立实验县办法后，乡建领袖们已经体察到政府力量的进入将导致其社会运动方向的改变:“当年年底全国计有五个实验县。南方二县是由上而下，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北方三县纯以社会力量由下向上推动，不重形式、不求速效。”④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240、243、281、279 页。虽然从参与乡村建设的团体组织数量上看，源于社会组织的力量仍然居于多数⑤第一次乡建会议:政府代表12人，教育机关代表18人，社会团体组织30人，其他代表2人;第二次乡建会议:政府代表25人，教育机关代表45人，社会团体组织代表72人，其他代表2人;第三次乡建会议:政府代表28人，教育机关代表79人，社会团体组织代表45人，其他代表4人。据《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人员一览表》，王伯平、宋乐颜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第3卷第1期，第3—6页;《乡建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记》，《乡村建设》第4卷第9期，第10页;《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民国丛书第四编16)，上海书店1989年，第3—15页;李紫翔:《“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1935年7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495页之数据综合而成。，但从实际效应上看，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的成效和影响更为突出。乡村建设领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社会力量数量上略占优势，却难以主导方向。”⑥晏阳初:《湘赣川乡建工作的现状和任务》(1939年4月12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09页。因而，在1934年10月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上，关于乡村建设的“人才训练”开始“获得若干公认结论”:一是乡村建设人才应分为间接人才与直接人才，包括行政与技术二类;二是除普通科目外应设置农村调查学、农村社会学、农民心理学等学理性科目;三是训练人才不以资格为重，不注意教育制度的地位如何。“乡村工作人员应有牺牲的精神与宗教家的信仰。”⑦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240、243、281、279 页。只有通过乡村建设专门人才的培养才可能保证乡村建设社会运动的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危急之秋，“国人未尝不忙，忙学东洋，忙学西洋，忙办这样，忙办那样，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② 晏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89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因为我们未能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晏阳初认为，“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最有效的方法，莫若‘教育’”。但是关键在于“要怎样的教育?”③ 晏 阳初:《致金淑英》(1939年11月10日)，《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606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晚清以来新式教育体制及其教育内容，从根本上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晏阳初认为此为近代中国发展路向选择中的最大错误。“中国近几十年来教育上最大的错误，在一切制度方法材料多半从东西洋抄袭来的，那工商业发达国家的都市人的教育，如何能适合犹滞在农业时代的中国社会的需要?”④ 晏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89页。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尤其对于“以农为本”的中国而言，农村的青年“未入学校以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助力农耕，“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间不安，到都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① 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第12、8页。傅葆琛:《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概况》，《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成都刊。转自《傅葆琛教育论著选》附录三，第423页。当然，固守于中国传统的教育也不能适应于时代的需求，如此“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②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第12、8页。因此，如何从教育体制上实现改造，确立新的发展方向，以改变现实中国既“事事求不到人”又“人人求不到事”的矛盾，必须“将研究实验、训练人才和表证推广三个步骤统合进行，”③晏阳初:《湘赣川乡建工作的现状和任务》(1939年4月12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09页。从而将具有社会运动特质的乡村建设适度导向学科建设方向。因而，“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不仅仅是乡村建设运动本身的需要，而且也蕴含着新式教育制度发展取向的调适，一定意义彰显了乡土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在需求。

历经“村治”等区域性社会实验后，在“民族自救”“民族再造”或“农村复兴”“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乡村建设扩展为广泛的社会运动。⑥ 李 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千家驹等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局1936年版，第1页。“时贤对于乡建工作见解似乎并不一致:有的重视政治，有的偏向民众自卫，有的高唱惟有教育可以救国，有的特别强调农业。这些都甚重要，但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联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⑦ 晏 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1948年8月31日，四川巴县)，第2页。单就乡村教育与乡村运动关系而言，二者的历史关联可谓与生俱来，如影相随。乡村建设的兴起伊始，“注重二件事:一为教育，一为劝农。”⑧《 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的总检讨》，方悴农著:《农村建设实施纪》，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第121页。“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乡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而在政治、经济、教育三种建设之中，“教育是这三种建设连锁的工具，而且又是各种乡村事业的中心事业。”⑨ 傅 葆琛:《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陈侠、傅启群:《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03、307 页。近数十年来“乡村逐渐而加速的破坏”，“乡村要求建设”，而乡村建设要求村民“自动”，不能专靠“代动”。如何训练培养乡村的自动的力量不能不做教育的工夫。乡村教育运动或者直接发展为乡村建设运动⑩陈侠、傅启群:《傅葆琛教育论著选》，《本卷前言》，第9页。，或者“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之合流，乃是必然的倾向”。①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城印书局1935年1月版，第1、6、7、11页。瞿菊农:《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乡建院刊》第1卷第7期(1948年4月15日)，第1页。 但从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进程看，新教育的基本取向却与乡村社会颇多疏离——这是乡村建设运动发起者或领导者们比较一致的立场。

炎症以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为主要症候。炎症性疼痛主要指炎症部位受到机械性刺激所引起的疼痛，而这种刺激诱导的疼痛特指炎性痛觉过敏。炎症介质（如缓激肽、组胺、花生四烯酸、白细胞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α和神经生长因子等）直接或间接激活TRP通道，使其敏化，疼痛感受器的兴奋阈值下调，对刺激反应性增加，引发痛觉过敏［12］。

这一关乎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规划，在晏阳初、傅葆琛等人努力下不断推进，并逐步导向制度建设方向。其一，1936年春，平教会的陈筑山到广西，在李宗仁支持下成立“设计委员会”。此设计委员会通过改组广西大学，“使其在全省建设计划工作进行时更能发挥有效率的配合。”⑧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240、243、281、279 页。1936年10月，晏阳初筹备多时的农村建设育才院在定县正式开学(在这以前二、三月，长沙、成都两中心也宣告成立)，以落实“内容、方法、人才三者是相倚为用、不能或缺的联锁”⑨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240、243、281、279 页。式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育。其二，在正规高等教育体制内，创设乡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1939年，傅葆琛⑩傅葆琛是“平教总会”初创时，乡村教育部主任，“定县实验”的开路先锋。出任华西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力主创设了乡村教育系，并经过数年努力于1944年夏“奉教育部令:改为乡村建设系”，以“为中国储备乡建人才、研究乡建学术、实验乡建方法、提倡乡建事业、推动乡建工作、编刊乡建读物、供给乡建方法。”① 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第12、8页。傅葆琛:《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概况》，《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成都刊。转自《傅葆琛教育论著选》附录三，第423页。

“中国高等教育最严重的失败，在盲目模仿西洋大学，极少顾及中国本身文化背景或中国人生活的需要。尤其以书本作教学主要凭借，以致毕业学生大多学不适用，而国内各种事业人材缺乏。”⑨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423、375 页。将社会实验与学术研究、实践经验与学理探索、社会建设与学科建设完整地统一起来，是晏阳初创建“乡村建设学院”的目标。自1933年开始，连续召开的三次全国乡村建设工作讨论会将乡村建设运动逐步推向了高潮。晏阳初发现，乡建工作专门人才的缺乏是制约乡村建设运动的深入发展的瓶颈，这将最终导致这一社会运动的昙花一现。⑩《农村建设育才院的捐启稿》，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24页。 乡建人才的来源，一方面依靠招募有研究、有经验的专门人才;一方面则是训练青年人士。① 晏 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341页。《对育才院研习生训话纪要》，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页。 而训练人才又有缓急之分，当时全国大多数相关团体及实验区都是创立短期人才训练的机构。这种举措或能解燃眉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建人才短缺的问题。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育才院缘起》，《民间》第2卷第4期。《筹备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意见》，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97页。

结合龟、兔赛跑的过程，赛跑结束对于乌龟来说需要耗费30S；而兔子在前2400M时耗时8S，而休息时长为12S，21S后继续赛跑，4800M于28S结束，继续休息。兔子在休息过程中乌龟已经结束赛跑。运行结果详见表1所示：

1934年燕京大学成立农村建设科，把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家事、化学、生物等系所有关于农村的研究和工作集中起来，各系通力合作以了解中国农村和促进农村建设。但这是高校内设的一个专门管理乡村建设的机构，并非一个学科设置。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华西大学的乡村建设系确为“全国公私立大学惟一之系。因系创设，尚无部定课程标准可以遵循。”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423、375 页。因此，无论对于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对于近代教育制度建设而言，“这一世界所无、历史未有、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华大乡建系，实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它将使建设与教育合而为一，“它将使乡村建设作为大学教育的广泛的内容，它将使大学生的研究实验工作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密切扣合起来，以求得社会的改造，文化的复兴。”“实为今后大学教育开出一光辉灿烂之远景。”③ 马 秋帆:《〈华西乡建〉创刊旨趣》(《华西乡建》创刊号)。转自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336页。

“乡建运动，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③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06页。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之际，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社会与学术力量的合作互助的正面意义，即“应有三种力量:(一)学术力量，(二)政治力量，(三)社会力量。没有学术力量，乡建不能发动，不能进行;没有政治力量，乡建不能普遍，不能彻底;没有社会力量，乡建不能巩固，不能持久。学术力量由专家负责，政治力量由政府负责，社会力量由人民负责……这样，专家、政府、人民三方面共同努力，然后乡建才有成功的希望……若这三个条件有一个没有办到，乡建的目的就不能达到。”④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06页。“歧路之问”是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当然也是其领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之困。

目前，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都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也要顺应形势，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要有全球化视野，在进行企业的内部控制和管理的时候，要关注全球经济的形势变化，结合形势的变化，剖析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问题。探索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企业实际情况符合的财务管理模式，更好地改进企业财务管理的效率。

三、学术新纪元:从“育才院”到独立学院

将乡村建设内容纳入高等教育体制，是近代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一项创举。乡村建设运动展开后，乡建领袖们曾向政府竭力呼吁:“乡村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凡与人民生活有关的无不包括在内……关键之所在，那就是:建乡须先建民。”① 晏 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341页。《对育才院研习生训话纪要》，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页。但要在新教育体制中设置乡村建设科目，仍然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所产生的决议案中，就有提倡乡村教育设立乡村师范案。1935年3月，教育部颁布乡师及建议师范课程标准，从此为培养乡村教育与建设人才的教育学科开始逐步由理想转换为现实。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50余处乡村师范，但这些师范还只是停留在对乡村教师的训练层面。

1936年10月12日，农村建设育才院在定县正式开学。根据筹备时的计划，首次预备招收人数为60人，但受限于报考人数和质量保证要求，开学时第一批到定县的实际人数只有13人，且主要来自为湖南。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相继有20余名学生前来学习(以来自四川的学生为主)。⑤《 农村建设育才院开学》，《民间》第3卷12期;《育才院学生继续到定》，《民间》第3卷13、15期。 1937年7月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平教会在华北地区的工作基本停止，农村建设育才院的工作也基本中断。

乡建人才，是指具有专门学识和实践经验的领袖型人才。②《 农村建设育才院的捐启稿》，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25页。 当时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造成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没有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一方面这些学生没有经过合适的训练不能胜任农村工作，致使乡村建设事业难以真正开展。为此，平教会“本历年的宗旨，应现时的需要”决定于1935年7月开始筹划在定县创办“农村建设育才院”。③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育才院缘起》，《民间》第2卷第4期。晏阳初提出:“一切力求配合国情。院内四系且相互联系:社会系应认识问题，为乡村工作开其端;农业与水利两系应针对人民需要，展开建设工作，力求致其用;乡村教育系研究推动致用技术，用以总其成。各系分工合作，同归于乡村改造。全部教学都谨守理论与实际结合一体的最高原则而进行。”④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375、285 页。该院以招生大学毕业生为研究生，分别实施学术的和实践的训练。农村建设育才院的办理是平教会开始兴办大学教育和促进乡村建设学术化探索的开始。

21世纪主体地位的继续上升，物质空间的扩大，个性生存方式的转换使日常生活审美问题提上了议程。《文艺争鸣》2003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开始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虽未形成正式流派，却是21世纪美学讨论中极重要的一个命题，加上它与21世纪的审美文化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21世纪受传媒支配的大众审美现实，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俨然已成为审美实践中一项主要主张。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1936年6月平教会设办事处于长沙，计划在华中、华西推广定县实验成果并准备南迁事宜。⑥《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经过、组织情形、工作计划、经费收支概况、会员名单》，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档号:0089－0001－00007 次月，衡山实验县举行成立大会，衡山县也就成为了平教会以定县实验的经验作为表征实验的第一个县。⑦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375、285 页。为训练乡建人才，湖南省成立了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于1936年10月1日正式开学，学校培养的目标是“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在招生要求上主张考试要“初中毕业，熟悉乡村情形及农民生活，志愿终生在乡村服务，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⑧《 一个新型的学校——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参观后的感想》，《民间》第3卷第16期。 第一期开学时人数为98人，分别来自湖南省的46个县。定县和衡山县两处学校开办时间大致相当，工作中心都是以训练乡村建设人才，并着力探索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教育相结合的新路径。

抗战爆发后，晏阳初和平教会的高级成员分散四处。在战时体制下，如何有效地完成抗战救亡与乡村动员，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中之重，从而乡村工作人才需求及其训练更为紧迫。此时，成立于1936年4月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迁渝后改组扩大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理事会主席，梁漱溟等为理事。为保证乡村建设人才的“力源”，晏阳初、梁漱溟等在长沙集会，联合各地从事乡建的同人，积极筹设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研究乡建整套学术，以开创诚朴仁勇之学风为目标。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设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申报》1938年12月3日，第8页。此项提议于1939年3月通过后，协进会决定设筹备委员会而付诸实施。⑩筹备委员会由晏阳初负责，主要从事购地、修建学院等事务，并在重庆市内设立通讯处和郊区设立筹备处。筹备委员会除晏阳初任主任委员外，还有瞿菊农、谢扶雅、陈志潜、孙则让等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的16人任委员。 筹备委员会于1939年6月1日开始办公，并指定瞿菊农、谢扶雅、陈志潜、陈行可、马博厂、姚石庵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瞿菊农兼办事处主任并负责常务委员会事务)。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育才院缘起》，《民间》第2卷第4期。《筹备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意见》，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97页。为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和联络师资人才，晏阳初又组织成立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董事会，以张群为董事长，蒋梦麟、翁文灏、甘乃光、蒋廷黼、康心如、何廉、黄炎培、卢作孚、梁漱溟等19人为委员;设董事会书记1人，由晏阳初担任;会计1人，由卢作孚担任。① 西 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302页。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2页。 董事会的卢作孚、张群、张治中等积极劝募捐款，共筹集国币38．8万元。其中蒋介石捐款10万元用作购买学院院址，其余为后方各省政府捐助。除董事会募集的经费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也补助了17．6万元。

无论从教育制度建设还是教学内容建设上看，它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一桩事。”中国过去“是不把乡村建设纳于正规教育，当做正规教育看的;现在国家正式承认乡村建设是国家正规教育中高等教育之一部门。”⑨ 晏 阳初:《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纪念周上的报告》(1946年5月 13日)，《晏阳初全集》第 2卷，第 249—250页。由此，这一新型高等学院的成立，“是‘乡村建设’在中国教育史上被认为‘学术’的新纪元。”⑩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2页。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成立于战时，其“经费、师资、设备都欠充足，必须扩充一切，才能成为第一流的乡村人才训练所。”为此，晏阳初曾几度赴美，组织“平民教育运动中美委员会”进行募捐并访求热心合格的优秀教师、购置图书仪器设备等，以期早日完成扩充“育才院”的计划，有效率地培养较多的乡村人员。④ 他积极物色留美优秀人才回国，还聘请美国专家组织图书馆顾问委员会，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Dr．Edmunddes．Brunner 主持，选购各种适当的新书期刊，充实乡村建设学院教师学生的精神食粮。⑤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354、368、365、353 页。为适应战后国家建设的急切需求，晏阳初甚至提出将“乡村建设学院”扩充为平民大学，拟设置四个学院:(一)平民教育学院，(二)平民生计学院，(三)平民卫生学院，(四)平民政府学院)。一则以为储备平民教育及社会与经济建设各种特殊服务人材，以供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需要;二则协助发展学生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世界联合的精神。⑥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354、368、365、353 页。1945年1月18日，晏以中国战后建设问题函复新任代理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谓:“民国成立已逾三十年，全国至少仍有百分之七十人民是文盲，实在是一耻辱。”⑦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第 354、368、365、353 页。1945年5月25日，乡村建设育才院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育才院扩充为乡村建设学院。同年8月，此议终获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设乡村教育、社会、农学、农田水利四系，并筹备设立乡村卫生系。⑧《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简述》，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档号:0089－0001－00065。

但由于大学教育科目中未曾有“乡村教育”专业，主管审查的人员始终以“于法无据”为由，拒绝备案。在晏阳初的多方活动和力争下，乡建学院的筹划幸得教育部长陈立夫和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的支持，经数次会议和辩论后才被批准为初级学院(设立乡村教育、农村经济两个专修科)，于1940年7月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为名在教育部备案，并于同年10月28日正式在巴县的歇马场开学。② 晏 阳初:《致 M．C．鲍尔弗》，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第571—572页。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2页。“育才院”首次招收8名大学毕业生为研究生，学制2年。1941年，教育部又批准设立了水利、社会两个专修科。③《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简明材料》，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档号:0089－0001－00053。

我国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党政思想的方针政策，同时也离不开我国人民的政治参与，在公民的共同努力下打造出和谐的政治生活，推动我国的健康发展。政治参与理论下，让我国公民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同时也丰富了我国公民的政治生活，使得我国政治发展更加稳定。

四、体制创新:乡建学院的时代特色

如果仅仅着眼于近代教育或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而言，增加一所私立的独立学院本无足轻重。“仅从名称上看，乡村建设学院所设四系即社会、乡村教育、农学、农田水利，其他大学也有，真可谓‘有之不多，无之不少’。”① 西 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302页。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2页。但是，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却又完全不同于一般高校，它“要学生求得从事实地乡村建设的‘学’‘术’，决不是‘办之不多，不办不少’”的学院。其主旨在于摆脱当时大学设置或和办学方向上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误区，扭转所谓“宁去研究金鱼，不屑研究蝗虫”② 晏 阳初:《致 M．C．鲍尔弗》，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第571—572页。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四川巴县，第1、2、2页。的学科导向。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对现有大学教育学科建构方向的反叛。

晏阳初认为必须一改当前的大学教育体制。首先要改变的是师资力量，教师招聘不能东拼西凑，要整批的训练，要自己培养。①《把乡建学院办成一个革命性的大学》，《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04、119页。志平:《略谈本院学程之研习》，《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第9页。 其次教育精神上应树立诚朴仁勇的学风;发扬传统的讲学精神，重视师生互动;注重学术与行动融合为一。②《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术纲领》，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李纪生:《我对本院“研习制度”的意见》，《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1948年8月31日)，第12页。其三是改造教学方法，重实践，鼓励下乡找材料、发现问题，“技术不妨是西洋的，材料则必须在国内找”。③《 农民抗战与平民教育运动之溯源》，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7—58页。赵作雄:《本刊的回顾和前瞻》，《乡建院刊》第2卷第1期，第3页。乡建学院与一般大学的理念和精神不同:一般大学“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④ 志 平:《略谈本院学程之研习》，《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第9页。《“志”“欲”之辨——民国卅六年九月卄二日周会讲词节要》，《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第3页。，在学校里“所讨论的，大都是理论方面的知识，是属于理想的……不是现实，结果造成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现象。”⑤《 理想与现实——教育部唐督学惜分对本院全体师生讲》，《乡建院刊》第1卷第 6期(1948年3月 10日)，第1页。据《研习指导部工作报告》(《乡建院刊》第1卷经10期，第6页)编制。晏阳初力主将乡建学院办成一所“有崭新的内容，有前进的创造，以为领导社会之先锋，屹立一革命的新兴大学”;⑥ 晏 阳初:《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1938年)，《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90页。一个以现实社会为“它的实习场所”的“开门的学校”。⑦ 晏 阳初:《乡建工作中“作之师”与“作之君”的关系》(1939年6月18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115页。它突出六大教育目标:一、劳动者的体力。二、专门家的知能。三、教育家的态度。四、科学家的头脑。五、创造者的气魄。六、宗教家的精神。⑧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第4—6、3页。其主旨是为战后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储备人才。“建国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必须有大批人才。乡建学院就是为培育建国人才而创立。”⑨ 《把乡建学院办成一个革命性的大学》，《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04、119页。学院院址不设于都市而设于乡村，即是从乡村社会生活实际中，“用科学方法，求得真理”。它坚持屏弃两个“理障”:其一，即“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全盘西化”的国是主张。其二是无偏见超越党派的学术立场，甚至连“学派”这一名词也不能让它存在心中。⑩ 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对全体师生讲)(代发刊词)，《乡建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第4—6、3页。

对于Mg2+而言，除式(5)和(6)之外，在体系中Ida2-和OH-也可以与Mg2+形成配合物，其反应式如下：

针对这种问题，不仅需要引航部门强化对于引航人才的有效培养，不断扩大人才招聘范围，加强与相关专业院校之间的有效合作，还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在相关教育引导工作中的财政投入，加强教育管理，鼓励相关院校强化引航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教育工作，为船舶靠离泊航行安全提供更多的人才保障。另外，针对当前各引航机构在人才队伍建设及管理方面的不足，也要求引航部门优化人才管理制度，减少引航员的工作压力与工作强度，提高工作待遇，保证引航员的良好情绪。

尤其是它的“研习”体制具有鲜明特色——这是与一般大学完全不同的教程制度。时人对当时民国之教育颇多诟病，莫不以不切实际，学非所用为词。“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国际文化的现存内容失调脱节，固是原因，但缺截学程研习的完整体式，忽视‘习’‘能’，也是主要症结。”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应是从事教育工作者的警语。”乡村建设学院务求各系学程应以乡村建设为总目标:“建设不是空谈，必须在现实社会中绘其图式，寻其作法。”①在“社会实验室”中厘定其学程，建树研与习辩证交融的学科教育程式。“我们应该以‘讲、学、习、能’的学程研习体制，在社会实践中，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去开辟教育的新途向。”②《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术纲领》，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李纪生:《我对本院“研习制度”的意见》，《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1948年8月31日)，第12页。乡建学院所立文、教、农、工四学院的四个学系，都有它分年应习的课程;除在教学上讨论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外，“习”“能”的培养训练构成研习学程的主体内容。“理想的学术研习，必须完成这四个阶段，不能有所偏重。”③《 农民抗战与平民教育运动之溯源》，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57—58页。赵作雄:《本刊的回顾和前瞻》，《乡建院刊》第2卷第1期，第3页。

“‘研习’是‘即讲、即学、即习、即能’的一贯教育活动体式的缩称，它与一般学校的教学不同，与一般学校的实习不同。‘研习’是教学与实习无分界际无分轩轾的总称。”在整个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一学程体式是独一无二的。“‘研习’一词，目前成了本院学风的一个特有名词。”④ 志 平:《略谈本院学程之研习》，《乡建院刊》第1卷第10期，第9页。《“志”“欲”之辨——民国卅六年九月卄二日周会讲词节要》，《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第3页。为此，学院专设“研习指导部”作为推动各系有关“研习”工作的机构，并形成系统的运作模式，如图:⑤《 理想与现实——教育部唐督学惜分对本院全体师生讲》，《乡建院刊》第1卷第 6期(1948年3月 10日)，第1页。据《研习指导部工作报告》(《乡建院刊》第1卷经10期，第6页)编制。

萧富的媳妇也来了。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我吃过他们的喜糖。我盯着这个女人看得眼都痴了，才使我看出了些眉目：她在一个屋子里拿到了很厚的几沓票子，当然也要强做悲伤地挤出几滴眼泪。然后，她打了一个当地最常见的三轮出租车，一溜烟没了踪迹。

首先应尽量选择无毒或低毒性的传统材料，如沥青、松节油等，以保证制版效果。其次，必须使用危险化学品时，应加强管理，由专业人员操作，杜绝意外的发生。再次，应对有害物进行全程管理，应从保存、使用、到废弃过程加以控制，分类管理。无害废弃物以正常方式废弃，而有害物品则交由环保企业回收处理。

这一“学程体式”真正体现了乡村建设学院独具的价值和特色。首先，“我们的‘乡村建设’是要从根本上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仔细诊脉，审慎处方，我们需要湛深的学理，来帮助我们认病候……我们的‘学院’既号称‘乡村建设’，那么我们所要求的学是有用之学，不要‘高头讲章’，更不要‘标语口号’，我们要论病知源，更要对症下药。”①陈行可讲、晏升东笔记:《我们如何学》，《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1947年12月25日)，第5、3页。其次，“本院既名学院，当然要研究高深学术，又冠名乡村建设，当然又要适应乡村建设的需要，所以对乡村建设的纯理的‘学’与致用的‘术’都要研究。”②陈行可讲、晏升东笔记:《我们如何学》，《乡建院刊》第1卷第2期(1947年12月25日)，第5、3页。从而使“知识与工作打成一片，使大学从图书实验室与课堂里下乡去。”③季纪生:《论乡村社区生产合作》，《乡建院刊》第1卷第5期(1948年1月15日)，第12页。

当然，乡村建设学院的管理体制也是独特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学校自治的实践。”④晏阳初:《抗战以来的平民教育》(1948年4月14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325、326页。学院融教育与自治为一体，以“四自教育”(即自习、自治、自给、自主)实施管理制度创新。“在其他学院里一般的规律是加强统治和严格管理;但是在我们的学院中，我们正在学生中间建立一种绝对自治的管理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在学院里培养民主力量与实际应用，我们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来推行民主呢?”⑤晏阳初:《致汤静怡》(1947年1月4日)，《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705页。尤其是在各大学普遍设立训导处以强化“党统”教育时，乡村建设学院却完全“废除训导处，而代之以学生自治会。让学生自己自由地选举他们的领袖”。通常以几名教员作为学生的辅导员(而“这些教员也是学生自己选举的”)，借以“培养和训练青年引导文盲大众走向民主形式的政府自治道路。”⑥晏阳初:《抗战以来的平民教育》(1948年4月14日)，《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325、326页。“更为有效地形成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学院气氛，尽管遍及全国的许多教育机构存在着几乎全面的道德崩溃。”⑦晏阳初:《致汤静怡》(1947年1月4日)，《晏阳初全集》第3卷，第705页。在创立不过五年之际，这所“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即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和“自治管理”多方面特放异彩。无论是从乡村建设运动角度还是从近代教育历史取向上而言，它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