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民间文学研究继续推进，学者在学科基本理论和各种文类的研究上均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并出版了可观的论著与译著。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代表性成果与基础理论探讨、学术史研究、非遗保护研究、神话研究、传说与故事研究等几个方面，对本年度的研究进行概述，并对年度发展趋势做出总结与反思。综述将以民间文学为主，同时结合民俗学的相关成果。由于笔者阅读视野有限，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未能收入其中，请作者与读者谅解。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总结工作，表彰先进，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民生水利新发展。

一、代表性成果与基础理论探讨举要

总体而言，2017年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在专著方面，董晓萍的《钟敬文与中国民俗学派》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对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体系、故事类型个案研究与民间文艺学理论建设成果进行了总结，全面探讨了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派学说的内涵。岳永逸的《朝山》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则对现有的庙会与民间信仰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批评，强调要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看待庙会，指出庙会是一种弥漫性、整体性、渗透性、建构性的存在，包括了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信仰等各个层面，是乡民整体性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萧放、张勃的《城市•文本•生活——北京岁时文献与岁时节日研究》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从历时与共时、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传统的角度，对传统都市节日进行深入研究，深入分析了从元代至今的北京城市生活与节日节俗。丁晓辉的《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版。探讨了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方面的独特贡献。袁瑾的《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以绍兴舜王巡会为个案》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对绍兴会稽山区的虞舜信仰和巡会的传统展开了全面研究。此外，一些老学者还增订再版了昔日的著作，如马昌仪的《魂兮归来——中国灵魂信仰考察》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在资料与工具书方面，出版了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主编的《中国〈玛纳斯〉学辞典》⑤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主编的《中央苏区歌谣集》⑥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朝克编著的《鄂温克语民间故事》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等成果。

在翻译方面，学界也引进了一些经典著作，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 （Derk Bodde）的《古代中国的节日》⑧ 学苑出版社，2017年6月版。，日本学者大木康的《冯梦龙〈山歌〉研究》⑨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版。，爱沙尼亚学者于鲁•瓦尔克（Ülo Valk）的《信仰•体裁•社会：从爱沙尼亚民俗学的角度分析》⑪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6月版。，柳田国男的《巫女考》《女性的灵力》《日本的传说》《妖怪谈义》《日本的昔话》《远野物语》⑫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 及其与谭伟伦主编的《中国客家地方社会研究》系列丛书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阿莱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等书的翻译引介也将对民俗学的研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从上述的成果来看，民间文学显然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收集与整理，学界尝试着突破传统的“民俗学概论式的研究范式”⑰刘铁梁：《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对学术领域旧有的问题意识、基本术语与概念体系、学科使命、学术伦理等展开深刻的反思与严肃的检讨。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实践民俗学”“朝向当下”“互为主体”“社区”“日常生活”等概念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定位学科的责任与功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大责任。

澳大利亚的超市里常常可以看到宠物专属的食品购物区，里面的食品按照宠物营养学搭配，种类十分丰富，有干粮、杂粮、蔬菜、鲜肉、家禽等，一点也不输人类的饮食。

户晓辉的著作《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便是围绕如何确立新时代民俗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展开的。该书揉叙述与理论为一体，分为引论（理论阐释）、本论（生活史记录）、结论（理论总结与理想展望）和附录（零散篇章）四部分，主要以作者家族三代人为叙述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末父母“支边”开始，追溯半个世纪以来的流年时光和生老病死，汇总起来犹如一部生生不息的家族档案史。作者把实践民俗学视为学科目前最要紧的理论任务和目标，即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复原，通过对实践理性的过滤和追问，实实在在问询普通人怎样能够过上“好生活”的家族成因和制度保障。在作者看来，记录普通人生活的目的在于寻求并还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具有的常识感、公平感和正义感，由此反思日常生活的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目的条件。他本年度发表的《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① 《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也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思考的延续。

周星的《“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② 《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③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有感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产生的“生活革命”，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已经初步确立并迅速普及。作者尝试着为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现代转型找出新的方向：亦即舍弃对传统、乡愁的过度审美与礼赞，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总之，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朝向过去的乡愁，对当下正在发生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之基本事实的生活革命予以高度关注。

高丙中的《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④ 《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则通过对传统、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的梳理与辨析，强调了学科的当下使命。文章认为，仅仅强调“朝向当下”是不够的，中国民俗学一直是也必然是“未来”导向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要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在当下的环境中如何看待传统？如何展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调查？徐赣丽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⑤ 《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到乡村去寻找、抢救传统的民俗之外，学者更紧迫的任务是完成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即开拓都市民俗学，尤其是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的研究。张祝平的《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⑥ 《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认识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的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政府与学者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当下农民的生活也仍然应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向振的《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⑦ 《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便聚焦于此。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民俗学的视角转化：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村民日常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

“神话主义”是杨利慧近年来努力开拓的学术概念。本年度，借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神话的当代传承——以遗产旅游和电子传媒的考察为中心”结项的时机，杨利慧又推出了一组专栏文章。她的《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⑩《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点修正了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认为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祝鹏程的《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①《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则考察了新媒体时代的神话传承与改编者，将那些常常对神话展开解构性改编与挪用的传承命名为“祛魅型传承”。受此影响，当代神话由一种独立的体裁变成特定群体日常交流的表达资源，并展开以传统为取向综合性的传承，但这种传承传播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张多的《遗产化与神话主义：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神话重述》②《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考察了在30年来的遗产化进程中，哈尼族口承神话被开发利用的过程。遗产旅游的发展使得神话成为可资挪用的资源，神话的传承方式发生了剧烈变迁，歌手演唱的起源叙事被重述为族群的遗产。传统的“哈巴”演唱渐渐走出仪式语境，转而在神话主义的逻辑下改变其叙事场域，成为文化政治的显在符号。

二、学术史研究

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对学术史的梳理是一项富于意义的工作。本年度，围绕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不少学者撰写了相关的文章。

在关于西方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上，卢梦雅、刘宗迪的《戴遂良与中国故事学》① 《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论述了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的《近世中国民间故事集》在中国故事学研究方面的先行作用，揭示了该书在展示中国民间信仰、探索母题索引上的尝试。张志娟的《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② 《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梳理了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沈梅丽的《十九世纪末中国语境下民俗学汉译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③ 《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梳理了十九世纪末期的两次由英国传教士及在华英人主导的民俗学汉语译介活动，认为这些成果未能产生后继影响是此后国内学界选择了日本学术传统的结果。

3．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深度。一些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既缺乏对行业的研究和探索，又缺乏实践机会。由于高校实践基地开放度不足，基地建设力度不够，导致多数学生对学校的实践基地缺乏了解，有的高校即便设立了产学研基地，大学生也很难真正走进企业内部，得到一线行业专家的指导，创新创业教育效果不显著。大部分专任教师缺乏创业经验、企业实践经验，很难讲出精彩的课程，很难对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进行指导，课程缺乏实用性。兼任教师大多数为外聘企业人员，讲课均以讲座、沙龙等短期形式为主，无法确保课程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课程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正如户晓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践范式》⑩ 《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所说：《公约》通过新文本和新术语倡导一种新的实践范式，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共同体、群体和个人创造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在保护的过程中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关乎民间文化，更关乎拥有这些文化的人。在保护实践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及时总结经验、反思保护实践的必要性。本年度出现的非遗研究便以反思为核心，出现了刘瑾、孙晓立的专著《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⑪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3月版。等著作，和王加华的《“你”怎么看：胡集书会保护与传承的艺人视角》⑫《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邢莉的《民俗学的研究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⑬《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张祝平的《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①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张举文、周星、王宇琛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的内在逻辑和传承机制》②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等论文。

在西方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上，本年度也有不少成果。福田亚细男的《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①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梳理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新民俗学”的进展：包括都市民俗学、现代民俗学、超越“一国民俗学”以及重归“在野之学”等趋势。日本学者菅丰联合福田亚细男、塚原伸治组织的《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是否能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赵彦民、陈志勤、彭伟文等人编译）②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6期。则反思了20世纪日本民俗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以福田亚细男为代表的日本民俗学学者的研究路径展开了细致的剖析，从中可见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对前辈学术贡献的批判性继承思想。马千里的《法国民俗学的史前史——凯尔特学会钩沉（1804—1813）》③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分析了19世纪法国民俗学组织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兴起的民族主义背景，考察了其在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古代碑刻与建筑以及口头传统进行调查与研究，及首倡问卷调查的历史功绩。周波的《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传统——兼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启发》④ 《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梳理了美国民俗学移民研究成果，认为研究经历了从关注遗留物与口头传统，到注重“经验”“过程”与“认同”的转变。

本年度学界还翻译了一批神话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张冰编选的《神话与民间文学——李福清汉学论集》⑥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是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Б. Л.Рифтин）关于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论作，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神话的体系构成、历史流变以及海内外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状况、发展进程。

三、非遗保护研究

在国内学术史的梳理上，施爱东的《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④ 《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分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和何思敬、杨成志与顾颉刚的学术实践，探讨了早期民俗学者的学术取向与学术实绩的辩证关系。陈祖英的《中国现代民间传说研究回眸（1913―1937年）》⑤ 《天中学刊》，2017年第5期。 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传说研究发展的状况。吴光兴的《钱穆论中国民间文学、文艺》⑥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考察了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对于民间通俗文学、文艺的一系列论述，探讨了民间文艺在他建构的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刘锡诚《民间文艺学家董均伦书简二十二通——先生诞辰百年祭》⑦ 《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以作者与董均伦的通信，为读者展示了老一辈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上的贡献。李瑞华的《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⑧ 《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考察了左翼文学“场域”及其平民化诉求和阶级话语对民间歌谣的利用。此外，马昌仪的《从书简看袁珂填海逐日的神话思想》⑨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董晓萍的《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背景与趋势》⑩ 《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卢梦雅的《试论法国汉学界的中国上古神话研究——兼及对中国“古史辨”派的关照》⑪《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2期。，郭佳的《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⑫《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张春茂的《鲁迅民俗观论析》⑬《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杨华、徐国君的《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⑭《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郭俊红的《地方文化视域中的牛郎织女传说研究述评》⑮《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经验有所梳理与研究。

从形式和内容上对电视新闻的美学特征进行分类，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其实真正的美体现于一个整体的存在。尤其是对于电视新闻来说，一个镜头的处理，你既可以说它是形式上的，又可以说它是内容上的。

安德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③ 《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全面探讨了中国非遗保护的得失，肯定了保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赋予民间文化合法性，促进国家、社区和研究者之间更加积极地合作，提升传承人与社区的地位，也指出保护中产生的首要问题是教科文组织理想化的理论与特定语境下的保护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造成了争夺传统文化所有权的竞争或冲突，也削弱甚至剥夺了普通人通过自己的文化自我表达的权利。就此而言，非遗相关的社区、研究者和国家权力等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学者对UNESCO制定的非遗保护相关准则、展开的相关实践展开了辨析与反思。朱刚的《从“社会”到“社区”：走向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界定》④ 《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强调了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原则即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公约》《操作指南》与相关文件的检索，梳理了“社区参与”概念的发展历程、理论来源和实践状况，以及实践面临的挑战。马千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中的社区参与问题》⑤ 《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也强调了社区的重要性，认为以社区为主导的清单编制模式有利于社区保护自身的文化实践权益，让成果更有效地为社区成员共享。他的《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申报中的若干共性问题》⑥ 《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也指出了非遗申报中的各种问题，如不当用词和“本真性”问题、保护儿童权益的问题及动物使用问题。缔约国亟需要加强对于《公约》的宗旨和精神的认识，UNESCO也需要正视《公约》面对各国复杂状况与价值观时遭遇的悖论。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保护非遗？郑土有的《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核心问题》⑦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认为在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尽量恢复其生存的民俗场。有些民俗场尽管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采用移植、借用、再生的方法逐渐培养新的演述民俗场。毛巧晖的《微信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空间与民间文艺的重构》⑧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把思考放到了新媒体时代的非遗保护上。作者敏锐地发现，互联网、微信重构了民众日常生活和民间文艺的表达，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随之改变，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关注的是已经改变了的文化空间与文艺形式。

四、神话研究

1.神话的基础研究与译作引介

2017年，神话的基础研究与译作引入成果颇丰。在著作上，有林玮生的《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以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形态比较为中心》⑨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张开焱的《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饶静的《中心与迷宫：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② 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版。、沈德康的《中国藏缅语民族文化起源神话研究》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等成果。

此外，高健的《从开天辟地到“解放”来了——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表述》⑤《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雷伟平的《上海当代三官神话的地方话语及其变迁研究——以上海青浦区A村为例》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张晓鹏的《“重述神话”的叙述策略探析——以“重述神话•中国卷”为例》⑦《贵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霍志刚、王卫华、王星虎的《现代化语境下伏羲神话的重构——以河南淮阳地区为个案》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也都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活态神话或神话主义的相关研究。

李斯颖的《壮族布洛陀神话研究》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神话母题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布洛陀神话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内涵传统进行了探讨。同时，作者搜集了与壮族同属侗台语族群的国内外其他民族的同类神话母题，将之与布洛陀的神话母题进行横向比较，再现它们共同的文化根基。此外还借鉴神话“叙事链”的概念，尝试还原布洛陀神话早期的叙事链，并构拟侗台语族群分化前的共同神话。

综上所述，在民用建筑施工过程中，地基和桩基础施工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提高土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应做好前期地质勘察工作，还应加强对施工技术的规范，注重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从多方面出发，保障民用建筑施工的质量。

据了解，在世界五百强排名中，海航2015年名列第464位；2016年353位；2017年 170位；2018年未入榜。这是海航集团在过去4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的排名情况，从2015年至2017年海航的发展急速，它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级企业排名中提升了100多位。而这段时间海航的全球扩张速度也最快，无论从交易的数量，或是从交易的价金角度，都领先于其他出海企业。

本年度，《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继续开设“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梳理了大量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学术史，出现了蔡艳菊的《神话素：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基本范畴》⑤ 《长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郝婷婷的《表达的符号形式——恩斯特•卡西尔神话研究》⑥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王树福的《阿法纳西耶夫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思想》⑦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4期。、丁晓辉的《阿兰•邓迪斯的神话学研究》⑧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4期。、梁青的《平成期以来日本神话研究动向》⑨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等成果，为学界展示了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前沿话题。

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中年人，每天都要承担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生活中的压力不小：父母已经进入老年，他们的健康状况远不如从前，经常生病需要照顾；孩子正在读书，他的学习状况是从教多年的教师妈妈最揪心的，总认为好孩子养在别人家。工作中的压力也不小：自身教育教学素养需要提高，班级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需要关注，家校之间的沟通需要重视。

英国学者柯克（G．S．Kirk）著、刘宗迪翻译的《希腊神话的性质》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是一部当前西方神话学界的前沿著作。该书梳理了当下神话研究的几种模式，批判并质疑了关于神话的种种宏大理论，并对通行的神话定义进行了检讨，认为不应该将神话与民间故事、传说等生硬区分开来。作者同时分析了希腊神话中的两大类别，即诸神神话和英雄神话，强调了其存在的独特性。最后主要探讨了神话与仪式、神话与哲学、神话与民间艺术等的关系。

2.个案分析的深入

在神话的个案研究领域，本年度也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成果。在神话文化内涵的分析上，王宪昭的《论满—通古斯语民族族源神话中的婚姻母题》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考察了满—通古斯语民族族源神话中的婚姻母题，认为其不仅在族源神话叙事中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而且在强化民族自识、保存民族记忆、构建民族关系、传递民族文化信息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功能。苟波的《中国古代神话中黄帝的形象和图腾演变》⑨《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结合宗教社会学理论与神话—原型批评方法，解读出黄帝作为部落领袖和巫师在古代巫术—仪式中的活动情况以及黄帝形象的演变过程。王怀义的《释“德”：对神人交流条件的分析——以“绝地天通”神话为中心》探讨了早期文明观念“德”与巫的关系。李斯颖的《追寻那会飞的稻谷——泰国侗台语族群谷种神话搜集纪略》⑩《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则考察了侗台语族的谷魂崇拜与谷种神话的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展开神话研究。吴晓东的《伏羲女娲蛇尾蜴尾考——兼谈嫦娥为什么也有尾巴》①《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从语音学的角度考察神与神话的分化现象，认为伏羲女娲的人首蜴尾的形象源于羲与蛇、蜴古音同音，而乂与義、娲古音同音则是伏羲女娲交尾形象的缘由。后羿嫦娥与伏羲女娲的名称都来源于“日”的语音变异，所以嫦娥与女娲有同一来源。李斯颖的《“盘古”涵义新探》②《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通过梳理“盘”“古”二字在历史上及当下的常用涵义，结合语言的认知发展规律，推测“盘古”一词或为动宾短语向名词转化的结果，“盘古”作为神祇之名出现是语言转喻与隐喻的产物。

此外，田兆元、刘惠萍的《中国海洋神话的发展与传承》⑪《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王宪昭的《满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探析》⑫《满语研究》，2017年第1期。，杨栋、祝鹏程的《纬书夏禹神话的文本生成与文化意蕴》⑬《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刘潋的《古印度摩奴洪水神话探析》⑭《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宋亦箫的《西王母的原型及其在世界古文明区的传衍》⑮《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游自荧的《从洪水神话到洪水叙事——以山西洪洞灾民为中心的灾难叙事和社区重建》，朱佳艺的《〈山海经〉中西王母的神话形象新探》⑯《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等文章也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神话的个案研究。

本年度，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一批学者组成了“中国神话学”课题组，围绕着盘瓠神话撰写了一系列的专栏文章，并出版了《盘瓠神话文论集》③ 学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其中既有传统文史考证式的研究，如吴晓东的《盘瓠神话源于中原考》④《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盘瓠神话的起源、传播与接纳》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也有从形式入手的分析，如王宪昭的《论盘瓠神话的母题链程式及母题变异——以三篇瑶族盘瓠神话为例》⑥《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也有对神话与仪式关系的探析，如李斯颖的《壮族蚂节仪式起源神话的探析——从盘瓠型“龙王宝”神话说起》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还有对盘瓠神话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如毛巧晖的《文化的他者：20世纪初至40年代盘瓠神话研究》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以及盘瓠神话对特定族群的影响与意义，如毛巧晖的《社会秩序与政治关系的言说：基于过山瑶盘瓠神话的考察》⑨《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孟令法的《畲民科举中的“盘瓠”影响——以清乾道时期（1775—1847）浙闽官私文献为考察核心》⑩《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对一个神话展开多种方法与视角的研究，有利于更加立体、多面向地展示神话的全貌。

3.关于神话图像的研究

关于神话与图像的研究本年度也有不少成果。叶舒宪的《神话历史与神话图像》⑰《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认识到神话不仅以书面文本形式存在，也大量地以口传讲唱形式和图像形式存在。神话图像的辨识与研究是伴随着新兴学科考古学一起生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神话图像为研究者找到先于文字而存在和外于文字而存在的一套思想观念表达的符码系统，借此有助于重建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民族的复数的神话历史。在此基础上，他还撰写了《引魂升天——灵宝西坡大墓随葬玉钺与陶灶的二元结构及宗教功能》①《民族艺术》，2017年第6期。《中外玉石神话比较研究——文明起源期“疯狂的石头”》②《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玄黄赤白——古玉色价值谱系的大传统底蕴》③《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从玉教到儒教和道教——从大传统的信仰神话看华夏思想的原型》④《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等文章，将神话与考古图像、中国文明联系起来加以申说。

此外，李黎的《女性视角与图像叙事：女神文明的知识考古——评〈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⑤《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介绍了美国学者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的神话理论，即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大量运用考古实物和图像资料，考证了女性在西方早期文明中的位置更高，为解读早期神话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公维军、孙凤娟的《〈山海经〉“鱼妇”神话原型考释》⑥《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吸收了金芭塔丝的理论，结合考古新出土玉鱼、玉衣、鱼车出行画像石等文物，考释“鱼妇”的神话原型是鱼女神，既指引亡者，又庇佑亡者生命再生。玉作为中国神话中贯通天地、象征不死的神物，使得鱼妇神话追求死而再生的表述意义愈加凸显。

③ 3×0.5与3×0.5+3×0.5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学生回答后，提示: 用乘法分配律的形式可以将小数乘法转化为整数乘法，整数乘以小数的意义不仅仅有一种表示方法)

4．关于活态神话与神话主义的研究

神话不是远古的遗留物，在当下的社会里神话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本年度关于活态神话与神话主义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李子贤、李莲的《试论活形态神话的传承》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论述了活态神话传承的状况，探讨了研究的方法论，认为探讨活形态神话及口头神话的传承是当代神话传承研究的重心，除了探讨传承人、传承场之外，更要关注神话传承的深层动因及机制，即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祭仪系统、文化心理结构等要素的参与状态；关注族群成员参与神话传承的程度。此外，还要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神话传承状态及其构成因素的差异性。李子贤的《韩国济州岛传承的活形态神话》⑧《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则是对活态神话研究的实践，其对济州岛现存的神话与神话的传承生态展开了阐释。

段友文、刘彦的《山陕后稷神话的多元化民间叙事》⑨《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考察了后稷神话在当代晋陕地域的呈现与传承形态。文章发现，后稷神话在民间呈现出了口头、空间、行为三种叙事形式，除了“教民稼穑”外还承担起司雨、治病、驱邪等职能，其神格也显现着地方化、民间化的趋势。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后稷神话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体现了经典神话叙事的民间传承过程，实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现实生活诉求的对接。

显然，当下中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无论是对民俗学未来指向的强调，还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与苦难的关注，无论是对中产阶级民俗的关注，还是对城镇化与农村生活的追踪，都体现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新时代关注生活文化、参与民生建设的责任。

围绕着“神话主义”，杨利慧又组织了吕微、户晓晖、施爱东、安德明、陈泳超、林继富、吴晓东、王宪昭、王杰文、谭佳、王娟等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展开了讨论，相关讨论结集为“神话主义与朝向当下的神话学”③《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和“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④《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两个专栏。总体而言，学者们肯定了“神话主义”概念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前景，认为神话主义是一个时代性的前沿学术概念，它拒斥“本质化”的观念，有助于推进民间文学学科朝向当下，相关的成果是一项以当代文化为视角、为目的、为旨归的研究。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神话主义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努力用民间文学的神话资源和概念来介入当代文化批评，这样才能真正彰显独特的学科价值。

伴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及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我国氮肥供给终于实现从依赖进口到供求平衡、再到对外出口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这六十年里，我国氮肥工业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大、中、小型氮肥相结合的氮肥工业布局。并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锤炼与洗礼中，氮肥工业不断转型升级，产业格局逐渐由“小”而“美”转为“大”而“强”，行业整体质量不断提升，发展成为目前拥有20家百万吨级企业集团、200多家生产企业、总量居世界第一的氮肥产业。

王宪昭出版了《中国创世神话母题（W1）数据目录》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该书是王氏“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W1.世界与自然物”的升级版，书中列举的中国创世神话母题由原来的3级母题升级为5级母題，母题数量由原来的4607个扩展为12583个，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表格与注释相结合的表述方式，每个创世神话母题均包含“W 编码”“母题描述”和“关联项”三个部分，是目前中国各民族创世神话研究的重要检索引擎和母题工具书。

3D打印建筑在各大领域迅猛发展，但在培养国家人才的高等院校中并没有如市场上那么火热，相反，3D打印建筑在高等院校中普遍发展缓慢，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对3D打印技术一无所知。实际上，3D打印建筑模型对学校教学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工科教育领域，如工科高校教学中，在建筑专业、土木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等专业，有大量的结构视频展示，比如各类梁、柱、钢筋骨架、桥墩等。如果这些众多结构模型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规模化生产后，能为全国各大高校提供教学实物，使教学不再局限在文字和图片上，为学生能够提供真实的建筑实物感官，利于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

五、传说故事研究

1.本体研究上的继承与创新

传说故事向来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热门。本年度，在传说故事的本体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也颇为可观。这些研究或是立足于传统，探讨故事的结构、形态与类型；或是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民间故事的综合性研究上，刘红的专著《傣泰民族民间故事研究》⑨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在综合运用各国文本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傣、泰、老民间故事共同或相似的主题、形象系列、母题，考察故事中标志意味的文化因子、习俗传统以及价值观念等，审视故事所呈现的独特美学意味，以此探讨傣泰民族的文化渊源。

在文化内涵分析上，田兆元的《毛衣女故事之生育互助主题——传统叙事的向实研究路径》则看到了当下民间故事解读中存在着抽象解读的倾向。文章尝试发展出“向实”的解读形式，即以故事叙事为依据，抽绎出各种叙事语段，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立足于现实向传统叙事提出问题。作者以毛衣女故事为例，解读出故事背后的借种生育习俗。刘晓峰的《从中国四大传说看异界想象的魅力》①《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则从“异界想象”角度理解和阐释四大传说，并引入日本妖怪学研究的讨论来丰富传说的研究方法。乌•纳钦的《格斯尔射山传说原型解读》②《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揭示了格斯尔射山传说的情节原型，认为该传说的情节链背后暗藏着神话、史诗与巫术的原型套链，承载了除魔祛邪与使生命转化重生的双重主题，隐喻了现实中的生存危机以及化解危机之后的复兴。邹明华的《从关公传说看事实向文化的演化》③《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徐金龙等人的《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④《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汪保忠的《妙善传说新探》⑤《文化遗产》，2017年第6期。则考察了民间传说与故事背后的信仰因素。

在故事的传承传播研究上，张举文的《“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⑥《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在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对“定亲”型故事研究的基础上，对故事中月老的独特形象与特殊作用展开了探讨，并得出关于故事传播规律的结论：一个元素或一个故事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如何或是否植根于某一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为故事所采用的或是经过修改以适应了既有的象征系统，或是原本就与新的文化体系有相似的表现形式或意义。卞梦薇的《对“恶女谤比丘”类型故事的源与流的初步考察——以〈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为中心》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发挥传统的文史考证方法，梳理了“恶女谤比丘”型故事从佛经到小说的流变过程和流传路线图，并推断了《陈可常端阳仙化》的写定年代约为宋末元初。郭玉华的专著《中国民间传说的戏剧传播研究》⑧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6月版。则考察了民间传说与戏剧的跨体裁传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对影响中国民间传说戏剧传播的故事要素、人物角色、戏剧冲突、戏剧叙事、主题及唱词等的分析为重点，力求系统地展示中国民间传说戏剧传播的历史脉络、观念变迁及审美价值。

瑞安叹息了一声，用一只手拽起头发。“好吧，我明白了。只是要答应我，假如外星人打过来了，你会脱身后再来找我。”

2.传说故事的记录与改写研究

传说故事的记录与改写是民间文学界永恒的话题，忠实记录是否可能、如何看待搜集工作中的记录与改写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近年来，相关的讨论分成了两派，占多数的一派持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必须以忠实记录为原则；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反思，认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本年度，老学者刘守华再次提及这一话题。借着作家一苇（黄俏燕）改写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国故事》⑨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版。的出版，刘守华撰写了名为《论民间故事的“改写”》⑩亦可参见《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的序言，在肯定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作者把民间故事的采录分为三类：接近原始记录稿的、有一定的加工与整理的、接近于改写的，进而对“改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揭示了各国学者改写民间故事的成功经验，认为好的改写应该遵循保持故事的基本面貌，能够延续故事的生命，尊重、保留原故事所含的习俗、信仰、根基等基本原则。在《与中国民间故事相映生辉的名字：董均伦》①《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一文中，刘守华探讨了著名民间文艺工作者董均伦、江源在故事搜集上的贡献，进而独具慧眼地指出：董均伦、江源笔下的故事不是作为学术资料被记录下来的，而是作为面对大众的文学读物被写定的，正是不同程度的文学加工——“改写”，赋予了作品以广泛的可读性和鲜明生动的艺术生命力。

黄景春的《黄道婆传说的当代建构及社会记忆转型》则以个案研究，探讨了当代社会是如何在复杂的权力与文化场域中编写、改写传说的。作者结合了社会变迁与社区转换两个维度，梳理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黄道婆传说建构与社会记忆转型的关系。在1949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作用下，通过新传说的创编，黄道婆被建构成纺织女工、纺织技术革新家、童养媳、反抗者、民族文化交流使者等多重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南又通过建构新的地方化传说进行文化资源生产，但新传说难以形成合力，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记忆对海南重塑黄道婆记忆的努力起到了抑制作用。可见新传说的建构成为社会记忆转型的依托，而新的社会记忆维护着现存的权力话语体系。

显然，我们应该打破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迷思，把搜集整理视为民间文学传播的重要环节，并认识到故事的受众不同，目的也不一样，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应该尽量贴近采录的原貌，但面对普通读者的作品应该注重文学性与可读性。另一方面，民间故事的搜集、改写不仅仅关联美学，更关联社会政治，我们需要对搜集、整理与改写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并将其作为“文本化”过程中的重点进行研究。

3.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

在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上，本年度有不少成果。有两篇文章通过个案分析，反思了研究方法。刘建华的《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②《文化遗产》，2017年第1期。展开了对维吾尔族和汉族异类婚故事的比较，认为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在多个方面都与汉民族有很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反思了国内学界在异类婚型民间故事研究中以汉族故事为主的知识建构。孟令法的《跨文化视野中的“看图讲故事”研究——梅维恒〈绘画与表演〉读后记及其论题意义》③《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展开了对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的述评，指出该书依据的流传学派对文化一元论的溯源考论的局限性，也肯定了“看图讲故事”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探查故事讲述的民俗实践路径及其活形态表达的文化多样性。

还有一些研究注重于个案考察。杨柳的《中日异类婚恋型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以〈田螺姑娘〉与〈鱼妻〉为中心》④《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通过中日两国同类故事情节与审美的比较，发掘了中日文化当中的相似性。苏永前的《中亚东干民间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分析——以李福清〈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为对象》⑤《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比较了中国民间故事与中亚东干族民间故事之间的相似性，为考察民间文学的跨境、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个案。

4.传说故事与社会关系研究

传说故事往往传播于特定的地域与阶层中，是特定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而展开的一种表述，相关的文本往往与时代、社会充满了互文性的关系。围绕着传说和故事与族群、地方社会的关系，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出现了王志阳的《论漳州民间传说中朱子为官形象的文化内涵——以〈朱熹错判铁环树〉为例》①《天中学刊》，2017年第6期。、金晶的《族群认同传说流布的边界性——以湘西土家族八部大王传说为例》②《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谢红萍的《族群记忆与现实表述——以西双版纳基诺族族源叙事为例》③《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覃德清的《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杨洁琼的《传说、农民和道德——以闽西九洲村“红娘过缸”“乌油钵”故事为例》④《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等成果。

万建中的《话语转换：地方口头传统的“在地化”——以新余毛衣女传说为例》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考察了流传于江西新余的毛衣女传说，作者发现新余当地凡是与传说发生关联或联想的实物、景观、生产生活方式，都被一并纳入了传说的话语言说当中，建构为完整的话语谱系。传说叙事话语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地化”的过程，不断地向生活世界靠拢。作者进而认为，“在地化”是地方口头传统要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普遍采取的途径。

董秀团的《心理疏泄与群体记忆：基于〈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过程的探讨》⑥《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提出了传说“完型化”的概念，即指传说情节母题不断丰富完善和核心母题趋于明确的过程。文章对大理白族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进行分析，该传说因与六诏归一史实的勾连，成为民间传说叠累变异及“完型化”发展的典型范例，文章认为，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群体记忆和群体的心理变动是其发展变异的重要动因。

张运春的《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⑦《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分析了沂水刘南宅族谱里收录的家族传说，认为传说的产生、流传与刘氏先祖的早期历史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它缓解了易代之际的身份认同困局，树立了刘应宾及其支脉在家族内外的政治权威，在其家族对当地进行文化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毕雪飞的《古典的遗传：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在地化分析——以大阪交野牛郎织女传说为个案的探讨》⑧《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研究了大阪交野地区的牛郎织女传说的独特的风貌，认为当地的传说既遗传了中国古典的文本，同时也被日本人加以细微改造，被自然地嵌入日本元素，已然成为经过在地化洗礼的日本版。

5.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

本年度，学界在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领域也成果颇丰。《民族艺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施爱东的《食品谣言的传统变体及叙事生长点》⑨《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持续推进着以谣言研究展开社会批评的学术关怀。作者把食品谣言视为民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自我提醒和教育的话语，认为谣言是现代食品工业的专业隔离、食品安全丑闻的频发等原因影响下产生的。网络食品谣言多是传统谣言的变体，和传统相比，网络食品谣言的叙事生长点主要体现在新材料新技术背景下新题材的产生和劝导篇幅加大、专业术语和精确数字的出现及图像的出现改变了谣言信息的构成要素三个方面。

海力波的《“小孩弹弓杀老人”：一则当代传说中的道德困境与集体焦虑》①《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从“历史——结构——意义”三层面对“小孩弹弓杀老人”传说加以整体性的分析，首先探寻其生命史的脉络，分析其在母题、形式上与传统民间故事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渊源关系，再进一步分析传说隐含的对于社会“失范”的恐惧以及缺乏相关应对手段所带来的道德困境与情感冲突，力求摆脱意义解读上机械反映论的分析窠臼。

祝鹏程的《鸡汤变灵药：一种谣言的跨媒介传播》②《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托名传言：网络代言体的兴起与新箭垛式人物的建构》③《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怀旧、反思与消费：“民国热”与当代民国名人轶事的制造》④《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聚焦于新媒体中的当代谣言。作者把谣言的考察范围扩大到了语录言论、传闻轶事、“心灵鸡汤”等体裁，结合互联网时代民众的心态、互动方式、消费需求考察这些谣言的成因、类型与传播。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吸取经典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概念，结合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如《托名传言》一篇采取了新媒体研究的视角，同时结合民间文学研究中“箭垛式人物”和文学研究中 “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概念，体现出了综合研究的取向。

此外，李永平的《文化视野下的谣言风险及其“灭活”》⑤《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刘汉波的《作为风险文化的微信谣言——“无知羞耻”下的信息互酬与角色扮演》⑥《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马星宇的《山大诡事——一则网络传说的传播与认知》⑦《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读书传说与谣言展开了探讨研究。

我们知道在无人机中有一个摄像机是搭载高清摄像机，若把其使用在飞行控制系统与地面控制系统之中的话，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一，基于使用此种摄像机，能够灵活转动摄像头完成拍摄工作，使拍摄数据图片成像更加清晰，以及清楚看到地形的层次分面与色彩层级。基于此，促进土地整治项目工作顺利完成。

六、结 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民间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以下趋势：在基础理论、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民间传说故事等研究领域均有不俗的成绩。在学术研究的责任上，学者越来越有自觉意识，认识到学科应该在社会转型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知识生产挖掘民众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进程当中。在对学术概念的考辨、学术史的梳理、非遗保护的论述和个案的分析上，学者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思精神。但另一方面，民间文学研究总体的学术质量仍然层次不齐，有不少文章属于低水平重复，面临着个案研究有待于上升到理论层面、描述性研究亟需转向阐释性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民间文学界夯实基础，齐心协作才能克服。

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10](《谢灵运传》，P1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