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在地域上以淮河与秦岭为界线划分的南北方，无论在风俗、气候、饮食以及语言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但是思想史上的南北差异问题却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以理学为例，其传播发展的轨迹、模式存在着不同，在宋元以来的中国士人心中对于理学的理解同样有着“因地而异”的差别。那么，新加坡汉学在研究中国史上“南北差异”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对于这一复杂的问题若简单讨论似有偏颇之嫌，但若以本文两位核心学者王昌伟、许齐雄的主要观点归纳此问题可以总结为：在“精英地方化”这一理论框架下，自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来，北方士人更强调“国家化模式”或“国家视角”，相对应的南方士人更偏重“地方化趋势”或“地方视角”，而这种对中国宋代以来士人发展模式的差别化研究正是当前新加坡汉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新加坡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汉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与教授们正是这一重镇中的核心。那么，是否作为与中国南方具有紧密联系的新加坡学者，更关注南方这一地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发展呢？答案恰恰相反。就本文两位核心的学者王昌伟与许齐雄所出版专著和译作而言，他们反而是以北方为研究对象，特别是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士人为切入点，凸显南北方的差异问题。① 截至目前，王昌伟的主要著作有：Ong Chang Woei,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Ong Chang Woei, Li Mengya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Literati Learning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译著如：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其中他对于关中士人的研究的中译本《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截至目前，许齐雄的主要著作为Koh Khee Heong,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该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本文通过回顾王昌伟、许齐雄二人在“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这一领域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新加坡汉学研究中的“南北差异”起源为何？换句话说，这一中国史上的问题是如何被引入以及被新加坡学者关注的；第二，王昌伟和许齐雄专著中对于关中和山西士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的比较，差异何在？第三，作为汇通中西的新加坡，两位学者逐渐形成的“南北差异”这一研究方向，又是如何进行本地传播的？

一、“南北差异”问题的源流、师承与在新加坡的发展

谈及中国史的“南北差异”问题，特别是中国南宋以来士人对于地方转向（local turn）讨论，无法绕开三位重要的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韩明士（Hymes Robert）与包弼德（Bol Peter）。早在1982年，郝若贝就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①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2(1982): 365—442.一文，该文不仅着重强调了在公元750—1550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增长等变化，以及相应的由经济变化引发的南方科举相较北方更加兴盛，从而谈及了社会流动性问题，而更为重要的观点是，郝若贝修正了何炳棣（1917—2012）、柯睿格（Edward Kracke，1908—1976）等人以三代家族背景强调科举流动性大的观点，并以此为联系提出了宋代士人只是将入仕朝廷视为人生职业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强调了他们更加关注地方事务，从而彰显地方士人力量的崛起。

正是在这种理论下，自宋代以来的地方士人更加强调地方而非中央的图景被勾勒出来。韩明士（Robert Hymes）作为郝若贝最得意的门生，则以江西抚州为重点，②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印证了自宋以来地方士人关注的重心已经由朝廷转向地方，提出了“精英地方化”的理论观点，而这一现象肇始于两宋之交。更具体地说，北宋初年以来以中央和全国性视角建立起自己仕途、婚姻网的士人们，在南宋与更加关注地方事务的地方士绅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不清，二者在南宋—元这一关键时期合流，完成了精英地方化的转型。需要注意的是，在两宋之际，北方已经成了金朝的天下，而降至元代又废除科举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了士人对地方事务的关注度进一步加强，而又因政治因素使然，形成了南北方士人发展模式上的不同。帝国的分裂更加促成了南北二分局面的形成：北宋—金—元代的北方成为一条发展脉络，而南宋—元代的南方成为另一条脉络。在这两条脉络中，体现着南方士人群体的地方性倾向和北方士人以“天下”为核心的理念。

包弼德则将这种士人地方化的理论和理学复兴运动相结合，强调理学和政治精英、地方社会和国家等多重关系，以世界观形成的模式对应地方士人转型的现实。③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一书中，作者描述了在北宋末期“文”与“道”的关系，讨论了以苏轼和二程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士人模式。此外，作者强调了自南宋以来，理学家们在地方将理学课程化、实践化，即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如乡约、社仓、祭祀、讲学、聚会、反省、读书等活动将理学推向主流，将“道”的获得与“文”相分离，并最终转向对地方的关注。

正交试验设计[3]是研究多因素多水平以部分代表性的点代替全面试验，寻求最优水平组合的一种高效率试验设计方法。分别选取3种微量元素进行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试验试验考察。最后得到最优的水平组合,试验因素和水平见表3。

（1）干式变压器温升的主要原因是由变压器运行中所产生的损耗引起的。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损耗转化为热量，使温度升高，热量向周围以传导、对流和辐射的方式扩散。由于低压绕组处于铁芯和高压绕组的内部（如图1所示），其散热方式主要是通过气道内与空气的对流进行，但是由于气道内空气流速有限，故散热性能欠佳。而高压绕组处于外侧，不仅可以通过与空气对流散热，还可以采取辐射方式来散热，散热条件明显好于低压绕组。

那么，与南方士人同时期，却在金、元治下的北方士人呈现出什么形态？包弼德在对赵秉文（1159—1232）的研究中④ Peter Bol, “Chao Ping-wen (1159—1232): Foundations for Literati Learning” in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Stephen H. West,edited.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pp. 115—144.，给出了我们答案。包弼德着重研究了赵秉文的文学特点，并以他作为金代士人代表和文化传统的风向标，强调金晚期的文化复兴是以北宋的文化模式为继承，文人以苏轼为师，更加强调“文”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正如包弼德强调的，即文学而非哲学是金代文化复兴的核心。与之相比，南方以理学观的“道统”为重要的文化继承。故南北方形成了一个是哲学传统，一个是文学传统的现象。

总而言之，在五代至明前期，关中士人的自我认同和建构相对薄弱，他们强调以国家为中心，而明中叶以后，关中士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凸显，并延续至清朝灭亡。与此同时，关中在明清时期，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与南方士人地方化意识的合流。换句话说，王昌伟以关中士人身份认同建构的转变，以及讨论国家、地方、士人三者关系，从而得出结论：韩明士的精英地方化理论同样适用于北方关中地区，在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南北差异”，而这种差异源自关中士人所要面对与南方士人不同且特有问题，如地方资源短缺与来自其他群体的挑战等。这一观点又与包弼德所提醒我们的观点“南方发展出来的制度与模式，是依据其特有的经济、社会条件所形成的”一脉相承。② Bol, op. cit., pp. 92—93.

王昌伟于1999—2004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包弼德教授，专注于宋史研究。正是这种师承关系，使得王昌伟继承了“士人/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的研究理论，并于2004年完成了其博士论文“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from the t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关中学者：10至18世纪的关中士人》）① Ong, op.cit..的写作。他以关中士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这一北方士人群体自我建构“关中”身份认同的努力，给读者呈现出“关中”在唐代以后，并没有被国家忽略和遗忘，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支持。这一景象与民族主义史家话语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作者以关中士人为核心，着重讨论了国家与地方，官方与非官方，中央与区域三组关系，强调了这种关中士人“非官方精英”的意识建构如何影响其对中央与区域关系的看法。

由表3中数据可知，当激励信号幅值越大时，柴油凝点的检测值也越接近真实值。分析原因，是由于激励信号的幅值越大，响应信号的效果越明显，所产生的噪声干扰也越少，从而减少特征点的偏移，使凝点检测结果更接近于实际值；因此，对于激励信号幅值大小的选择，幅值越大，检测效果越好。

许齐雄的学术背景则应该强调其硕、博两个阶段。首先是他在1999—2002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师从李焯然教授。可以说，李焯然教授将许齐雄引入明史研究的大门，而前者所专注的明代理学家丘濬（1421—1495）的研究② Cheuk Yin Lee, “Ch’iu Chun (1421—1495) and his Views on Government and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李焯然：《丘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于开启后者专注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理学家薛瑄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而许氏在李焯然指导下所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更为他进一步赴美深造专攻明史打下基础。③ Koh Khee Heong, “A review of North America Scholarship in the Field of M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the Last Five decades,”Dissertation (M.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2.在2002—2006年间，许齐雄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师从韩明士。在李焯然—许齐雄，郝若贝—韩明士—许齐雄，这两条学术脉络下，许氏将前一阶段的明代理学研究背景视为学术领域，而将“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视为学术理论，并融会贯通地找到了薛瑄（1389—1464）这一切合其自身两条学术脉络的研究对象，着重强调这位明代理学家所展现出的北方与南方不同的理学形态，并于2006年完成其博士论文“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A Study of Xue Xuan(薛瑄，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河东内外：薛瑄与河东学派研究》）。④ Koh Khee Heong, “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A Study of Xue Xuan (薛瑄，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Ph. D.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许齐雄以薛瑄这位明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士大夫为核心，强调了作为山西士人的薛瑄以国家、朝廷为“圆心”的态度，与南方士人宗族理念、学术流派和地方意识的突出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便于农村孩子就近入学，乡镇除了中心校外，每个村几乎都有教学点，教学点多且分散。因此，要整体提高学区的教学质量，就必须想方设法提高教学点的教学质量。下面，本人就如何提高农村小学教学点的教学质量谈谈自己的粗略的看法。

二、新加坡汉学研究“南北差异”特点的讨论—以王、许二人著作为例

在王昌伟和许齐雄最具代表性的三本著作中，都涉及了“南北”问题。实际上，促使王昌伟对于关中士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唐宋变革引发了南方士人力量兴起后，北方的士人是什么状态？是否韩明士所描绘的以南方为主的士人地方化现象也发生于北方？带着这两个问题，王昌伟以10—20世纪初期陕西关中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在长时段历史脉络中士人对于“关中”身份的建构，体现出官方与非官方、中央与区域、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许齐雄对于山西士大夫薛瑄（1389—1464）的研究，讨论了在同一个理学框架下所出现的不同的理学形态。许齐雄将以薛瑄为代表的北方理学形态纳入对整个理学研究的视野中，突破以南方主导的理学模式，打破理学中北方学派被边缘化的问题。通过研究，薛瑄将国家放置于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不像南方士人那样关注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模式，如家谱的修撰，地方事务的参与，以及地方学派的建立几乎在薛瑄的一生中缺失。例如，薛瑄与同时期南方江西士人吴与弼（1391—1469）的理学模式就完全不同，虽然二人均被视为明朝此时期重要的理学家。

正是由于包弼德—王昌伟，李焯然—许齐雄，郝若贝—韩明士—许齐雄的师承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使得王昌伟、许齐雄二人在完成学业，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后，便将“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理论带回新加坡，并逐渐形成新加坡汉学研究的众多方向之一。实际上，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差异”问题，李焯然、王昌伟和许齐雄曾在2009年中国明史学会的主办下举行座谈，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一座谈举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北差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浮现出在新加坡对这一问题关注的主要的研究者和研究趋势。

然而，在第二个阶段，即金朝占领北方后，于金晚期复兴的关中士人文化继承了北宋的文学的模式，而非南方的理学道统观念。在元代理学大兴于北地后，关中士人在许衡的影响下，实际上接受并由文学模式转向道学模式。但是，以许衡为代表的道学理念，依旧是以囊括全宇的“天下”和“国家”为核心，士人是以为国家服务和通过推荐进入官僚系统为主导的模式，而这种北方的理学模式受到元朝廷的大力支持。同样的，虽然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区域，官方与非官方这三组关系存在张力，但朝廷依旧是这一时期关中士人的中心。降至明清时期，尤其是16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中士人的身份认同的地域特点逐渐显现，“地方”也逐渐摆脱国家视角，成了地方上的“地方”，甚至在关中士人眼中地方官员都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而非朝廷管控的延伸。

以上三位关于“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问题的重要学者和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如何取得了联系？实际上，上文所提及的王昌伟和许齐雄两位教授正是包弼德和韩明士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的博士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韩明士和包弼德不仅因为学术观点相似，而且二人互动十分频繁，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两位学者和其弟子在学术道路上的“惺惺相惜”。

在王昌伟最新对于李梦阳（1473—1530）的研究著作中，更是以“南北差异”直接引入题目之中，③ Ong, op. cit..讨论“地域差异”在明代中期士人间的张力。李梦阳是明代中期一位祖籍河南、生于甘肃的北方士人，也是明代文学“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并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王昌伟以李梦阳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明代中期北方士人继北宋后，再次以文学作为一种建构良好社会秩序努力的媒介。换句话说，李梦阳是承接苏轼和金代晚期士人赵秉文一脉的北方士人，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李梦阳正处于关键时期的明中叶，此时在士人文化圈中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士人理念中，都已经形成了南北之分。因此，李梦阳作为北方士人，与同一时期作为南方代表再次复兴的“金华学派”④ Peter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宋明理学与地方社会：一个12至16世纪间的个案》）in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41—283.士人无论是在文化观念还是在写作视角上均出现了“南北差异”。虽然李梦阳作为当时文化领域（诗文方面）的重要学者，具有绝对权威，但却依旧受到南方士人对其各领域学说的挑战和责难。

在漫长的近千年历史中，作者将五代到北宋，南宋至元代，以及明清时期视为关中士人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士人并没有将“关中”视为独特的概念，其关注点是努力建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有效联系，即在官方背景和支持下，在非官方的空间发挥士人在地方的能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依托国家放权于地方的理念模式，依旧是国家掌控权力下的地方运行模式。换句话说，士人所代表的“非官方”与“官方”同属一个有机系统，而地方士人应被纳入地方政府。反之，国家应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① Ong, op. cit., p. 205.

阿花越自责，我的鼻子越发酸。这是阿花的错吗？这分明是我的错，是我机关算尽太聪明啊。我以为金融风暴像打个喷嚏似的转眼就过去了呢，之后景花厂和我便能咸鱼翻身，纷至沓来的是订单风暴，爱情风暴和事业风暴呢。谁知金融风暴像脑梗塞一样，把市场的血管堵死了，迟迟不见通畅。景花厂被折腾得已是半身不遂了。我捶自己的脑袋，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呢？

许齐雄以二人族谱序言的书写发现，薛氏不仅以为官出仕为一生主导，最终得以进入内阁达到仕宦顶峰，而且其交友范围均以在朝士大夫为限，而其所作族谱序文数量与其身份不符，流传于世仅九篇而已。序文的缺少再次表明了薛瑄对于地方宗族和一般士人生活缺少关注。换句话说，家乡的地方事务宗族观念在薛瑄一生中不占重要位置。反观南方士人吴与弼则呈现出很大不同。在留存的50余篇次族谱序文中，不仅大多来自其江西家乡，而且其本人一生不仕更是凸显了与薛瑄事功追求的不同。

  

作者 时间 题目 期刊/学术会议 页码王昌伟 2016 李梦阳在十七世纪的接受史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再探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昌伟 2012 Literary Archaism and the Problems of North and South in Mid-Ming Court Politics: The Case of Li Mengyan（在明中期朝廷政治中的文学复古与南北问题：以李梦阳为例）the 19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第19届欧洲汉学年会）-

总而言之，在宗族方面，对薛瑄而言“由国家授予的那些身份地位就是对一个宗族组织有意义的身份地位”。① 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A Northern Alternative：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在学派方面，薛瑄与同时期的南方“金华学派”士人不同，② Peter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pp. 241—283.他不寻求建立某种学术体系，同时否认了师承的重要性。与之相反，薛瑄将视野投向官学，这一“官方”体系下的学术机构，在他看来才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所，而不像南宋以来理学家更强的“非官方”和地方性语境下的书院。这些特征反复告诉我们，北方与南方的理学模式有所不同。在一些学者看来，许氏对于北方“河东学派”与薛瑄的研究不仅完成了其北方理学模式不同于南方的立论，③ Zhang Dewei,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48.2(2013): 384—385.甚至该研究对于重寻“北方模式”和推动中国区域内的北方研究有重要影响。④ John B. Henderson,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5 (2012): 1561.

三、新加坡汉学研究中“南北差异”的本地化传播

“南北差异”问题作为目前新加坡汉学研究众多特点之一（此外，还有东南亚华人及相关离散研究、⑤ 海外华人研究以黄贤强副教授、李志贤副教授为代表。—笔者注明清思想史研究、⑥ 明清思想史研究以李焯然、王昌伟、许齐雄副教授为代表。—笔者注新加坡本地社群宗教信仰研究⑦ 新加坡地方宗教研究以丁荷生教授为代表。—笔者注等），在被王昌伟和许齐雄引入新加坡学界，并在自己学术研究脉络中反复强调外，这一研究的本地化传播模式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王昌伟和许齐雄主要以大学课堂传授，社会讲座，学术交流与论文发表三种形式进行“精英地方化”和“南北差异”学说的本地传播。

课程教学的“整体设计”是我们按照先进职教观念提出的一个教学改革新概念。[1]本文立足于职业院校室内设计技术专业教学，结合《室内效果图设计表现》课程对其进行教学整体设计。新的课程教学设计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教学理念，突出能力目标，以实际岗位中的项目及具体工作任务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对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进行精心设计，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育原则融合在课程教学中，充分体现职业院校教学特点，符合国家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王昌伟将目光集中在关中士人身上，许齐雄的研究则锁定于薛瑄个案研究。其主要一些论文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王昌伟、许齐雄主要论文

  

作者 时间 题目 期刊/学术会议 页码王昌伟 2010 从族谱看明代陕西宗族组织与士人阶层缔结联盟的方式东方文化 第161—173页许齐雄 2010 The Hedong School: Regional and Translocal Intellectual Network（河东学派：区域与跨地域的思想网络）Ming Qing Studies（明清研究） 第117—56页许齐雄 2009 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官学和科举的结合—以薛瑄思想为例 汉学研究 第87—112页王昌伟 2008 关学编与明清陕西士大夫的集体记忆 何国忠主编：《文化记忆与华人社会》第167—178页许齐雄 2008 The Hedong School: Two Models of Trans-local Intellectual Network（河东学派：两种跨地域的思想网络模式）Trans-local and Trans-regional Dynamics in Chinese History,960-1911（中国历史中的跨地域和跨区域形态学术会议）第12—14页王昌伟 2007 明初南北之争的症结 明清史集刊 第27—48页王昌伟 2005 We are One Family: Guanxue Vision in the Northern Song（我们是一家：北宋的关学视野）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宋元研究） 第29—57页王昌伟 2005 Zhang Zai’s Leg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xue in Ming China（张载的遗产与明代关学的建构） Ming Studies（明代研究） 第58—93页

以上几种新加坡本地传播的方式不仅与中国的研究方式形成了呼应，强调了南北特色，同时也将美国的学术理念引入本地，实现了融汇中西的理念。通过上文对王昌伟和许齐雄二人学术脉络的梳理，和他们对“精英地方化”“南北差异”理念的引入与传播，将地域上的“南北”和学术交流上的“东西”两大轴线汇聚在新加坡一处，使得新加坡本地汉学研究不仅日益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而且形成贯通古今、中西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