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开始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是出版于 1880 年的俄国人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880）① 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其后有日本人古城贞吉（Kozyo Satakichi，1866—1949）《支那文学史》（1897）、笹川种郎（Taneo Sasakawa，1870—1949）《支那文学史》（1898）、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德国人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02）等问世，一般认为中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始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按照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林氏明确表示：“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②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杭州：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6版，第1页。林著文学史借鉴了日本人的写法，间接受到欧美文学史观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代表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等无不渗透西方文学史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是西方各种文学思想史观影响下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和国外都在关注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刊发《“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③ 王锺陵等：《“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探讨文学史创新问题，此期间有两部代表性著作产生，即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和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于1996年开始撰写，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④ Victor H. Mai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这部著作和之前欧美汉学界所编中国文学史不同，这部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诸多突破和创新，当然亦有诸多问题需要辨析。在英文版出版15年后的2016年，新星出版社推出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中文译本，⑤ 梅维恒主编，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虽然与另一部欧美汉学力作《剑桥中国文学史》⑥ Kang-I Sun Chang,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010年出版英文版、2013年中文版问世相比，翻译的速度显得迟缓，但主编梅维恒《中文版序》仍认为：“在所有单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最全面完整的当属这部作品，本书还对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全新诠释。”⑦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页。兹对这部文学史予以全面检讨，以期充分认识欧美汉学的成就和不足。

一、异域之眼：《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体例、编纂特色和成就

和中国国内一般是先有中国文学史，而后才编写配套的文学作品选不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组织编写“旨在成为《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和《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的补充。它从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基础开始，然后展开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文论的讨论，最后是大众文学和周边影响”。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8页。梅维恒主编在《引言》中指出之前中国文学史的不足：“在这些中国文学史中，也绝少见到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者都付之阙如。”② 同上，第3页。《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有其独特的编纂思想和理论架构。

首先，《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和编纂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要做的，就是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中，其编排方式兼取年代和主题”，③ 同上，第4页。一部文学史虽然研究对象是文学，但是本质特征仍然是历史。古代中国史书的撰写模式主要有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分别以人为中心、以年代为中心和以事件为中心。对应于文学史，清末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以文体为主（纪事本末体），兼顾年代（编年体），民国期间的文学史逐渐发展为以年代为序，以作家作品为主（纪传体），建国后的文学史基本承继这种模式，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的地位。有鉴于此，《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采用分体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年代和主题模式，追求“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来审视中国文学史”。④ 同上，第4页。根据这一编写思想，这本文学史共分导论和七编，具体如下，导论：文人文化的起源和影响，第一编基础，第二编诗歌，第三编散文，第四编小说，第五编戏剧，第六编注疏、批评和解释，第七编民间及周边文学。这一总体框架与《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0）分类基本一致，后者共分五部分，即：第一部分基础和解释，第二部分诗歌，第三部分散文，第四部分小说，第五部分口头和表演艺术。⑤ Victor H. Mair, 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实际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以文类和主题为主轴进行整体设计的，这种诠释体系打破了之前中国文学史常见的“朝代—背景—作家作品—影响”这种模式，吸取以前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经验，针对英文读者的需要，特别将第一编安排11章，分别讲述中国语言和文字、神话、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十三经等内容，其实就是让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进而理解中国文学，因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哲学、史学、经学密不可分，若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全面理解中国文学，从这一层面上能更好地理解这部文学史的编排，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将第六编设置为“注疏、批评和解释”，这一编主要讲述文学修辞和文学理论，将文学批评理论置于文学史中或许受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影响，这是一种文化文学史的观念。同样，第七编“民间及周边文学”颇有开创性，关注敦煌文学、口头文学、地区文学以及中国文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的渗透和影响等，不仅展示了该著的主题主轴，而且从多角度、立体化审察中国文学的多样形态。虽然这一编所关注的对象在今天看来已经不算新颖，但是在20世纪末，其中有不少议题是比较新的领域。

为此，本文将初始温度设置步骤挪至初始种群适应度计算后，不必事先抽取样本计算，而是直接利用初始种群全体适应度进行计算，提升了算法效率和样本代表性。原有SA算法追求尽量高的初始温度值，但太高的初始温度会降低算法运行效率。本文利用SGA进行全局搜索，SA只负责局部搜索，因此采用全体适应度方差法，设计式(44)以保证初始温度值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陆游诗主要采用“自我—建构的经验和世界”模式，而范成大和杨万里诗主要采用“外在世界—自我（反应）”模式，即陆游倾向于主观性建构诗意，范成大和杨万里则视外界为“材料”，倾向于外界对自己内心的触动与自己的感应。由此，陆游诗多社会关怀，范、杨诗则注重内心的关照。又如第27章“早期传记”认为《左传》中对郑庄公的描写采用了“轶事—编年史”的传记模式，司马迁《史记》大部分传记使用这一混合型传记模式，即“将轶事的修辞真实性与编年史通常具有的可靠性结合起来”。④ 同上，第565页。之后范晔《后汉书》中也有诸多沿袭这一模式的传记，但是班固《汉书》和陈寿《三国志》中则极少见到轶事，更多是对传主的历史记载，特别是《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对比见出轶事越来越不受正史的欢迎，而模仿《史记》传记模式的作品最后演变为唐传奇故事，而“那些吸引文学读者，具有生动人物形象的传记，自宋以后，就属于野史和小说的领域了”。⑤ 同上，第577页。对中国早期传记的梳理富有创见。其他如第一章对佛教和白话写作的探讨、第五章对《诗经》中的国风诗歌的阐释、第21章关于王士禛诗学渊源的评论、第28章对欧阳修“以诗为文”内涵的探索、第33章关于沈亚之传奇的洞察性的见解、第43章对中国早期著述者和作者关系的分析等不仅在当时具有前沿性，至今仍有不少启示。

第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吸收新成果，提出诸多新论点，富有启发性。如第16章“宋诗”部分谈到南宋陆游诗歌与范成大、杨万里诗歌的区别云：

第五，《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展现宽广的学术视野。该著“导论”部分专门论述文人文化的起源和影响，从美国学者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化概括为以文章能力为中心的文人文化，虽然不全面，但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视域来审视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中国古代文学视野的拓展更明确体现在第七编，其中第53章至55章分别概述朝鲜、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打破了当时多数学者仅仅依据现在国界研究中国文学的狭隘视角，将古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古代汉文化圈，这是一个全新的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目前国内对域外汉籍和汉文化圈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但在当时实属学界较少触及的问题。第51章简述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不是新鲜的问题，但是将之放入中国文学史大框架中显得较为特别，这提醒学者注意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文学，还包括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第50章讲述地区文学也有独特思考，虽然中国地区文学在古代已有一些零星论述，但是将之作为专题加以强调也是该著的特色。其他如第36章“传统白话小说：不太知名的作品”、第49章“口头程式传统”等给我们展现中国文学的新领域和新内容，值得关注。

其次，《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若干重要文学现象和主题进行专章讨论是该著又一特色。如第四章“十三经”开篇指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从‘十三经’开始，因为文言作家在下笔时假定其读者已经将‘十三经’烂熟于心。”⑥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92页。故辟专章讲述《十三经》的地位、内容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核心作用。第二编第25章“诗与画”专门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关系，重点研讨诗与画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出土的战国楚帛书、题画诗、祠堂和墓室壁画等研究，总结出题画诗发展脉络：从描述性的说明文字过渡到唐代成熟的题画诗，并且认为杜甫的题画诗“记录了中国艺术中文字和图像关系的一个基本变化，同时也奠定了杜甫作为唐朝最重要的题画诗诗人的地位。简单地说，八世纪见证了从‘画赞’到‘题画诗’的彻底转变”。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524页。宋代文人画兴起，绘画和诗歌关系再次发生改变，试图融合图文，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至宋末元初，绘画、书法和诗歌最终实现完满融合，题画诗形成新的范式。除此之外，关于题画诗还有诸多精彩议论，比如评述杜甫和苏轼题画诗的区别、宋徽宗题画诗的作用等。第七编第48章专门论述敦煌文学。敦煌学是20世纪的显学，敦煌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之单列一章加以详细论列，提出诸多有见地的结论，这是配合主编梅维恒所称的主题主轴的整体框架而设计的，后出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亦仅列一节（第四章第九节）简述敦煌叙事文学。② 孙康宜( 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可见体例不同造成章节分配的差异。

第四，《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关注一些中国学者较少关注的作家作品。比如清初画家、诗人吴历（1632—1718），在国内综合性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和中国文学史里基本找不到他的踪影，但是在《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中选吴氏诗一首，而王士禛、袁枚等也同样入选一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21章“十七世纪的诗”中专门提到他，以为：“吴历既是宋诗的爱好者，也是王士禛诗学的紧密跟随者，最为特别的是他不仅改宗信仰天主教，而且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士。他以基督教为主题的诗作很值得一读。”⑥ 同上，第472页。吴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可见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关注的侧重不同。当下国内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非常可观，但是在20世纪末，对女性文学关注较为薄弱，《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1章专门讲述“文学中的女性”，概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领域的新的重要研究成果”。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472页。

陆游倾向于设定自己的意向具有自然性，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对于北方失地的黍离之悲。……诗中从来没有失去过诗歌自身是被建构的这样一种自觉意识。……而范成大对此则较为谨慎，他的意向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③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397页。

随着幼儿教育的不断发展，幼儿教育者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塑造自然课堂的重要性，提倡幼儿在体验大自然的过程中，感悟大自然，获得个性发展。幼儿正处于想象力和创造力异常丰富的年龄，幼儿美术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表现美和感受美的能力。为打造高效自然课堂，激发幼儿美术创作欲望，幼儿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营造自然氛围、精选自然材料、展开自然互动等，使幼儿以最真实且自然的状态投入到美术学习中。这样幼儿个性能够得到极大彰显，综合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从而为幼儿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若干问题商榷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作者生卒年、历史纪年等年代表述上出现诸多疏误。如该著“导论”部分云：“《吕氏春秋》（公元前二世纪的一部法家汇编）中。”② 同上，第11页。《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非公元前二世纪。又如该著第50章说：“到三世纪末，与罗马帝国同时的汉帝国灰飞烟灭。”③此处“三世纪末”当改为“三世纪二十年代”。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于公元220年禅让帝位给曹丕，标志着汉代正式结束。董卓于189年废少帝，立刘协为皇帝，政权完全掌握在军阀手中，汉代已经名存实亡，若以此为汉代覆亡标志，那也是二世纪末。故原文纪年错误。对于陈维崧的生卒年，该著第21章云：“吴伟业在文学方面的门生主要有吴兆骞（1631—1684）和陈维崧（1625—1682）。”④ 同上，第460页。原文对陈维崧生年标注有误，陈氏生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初六，对应的公元纪年为1626年1月3日，⑤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原文的1625当改为1626。该著同章第460页简述陈维崧经历云：“由于屡次科场落第，陈维崧在冒襄家里住了多年，直到他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为止。”此处对陈维崧经历的描述有误，据周绚隆《陈维崧年谱》考证，陈维崧从顺治十五年冬至康熙四年春主要居住在冒襄水绘园，之后陈氏开始浪游苏州、扬州、无锡等地，康熙七年，曾入河南学使史逸裘幕府，康熙十一年至十六年间，则多居宜兴老家。康熙十七年，在昆山听闻博鸿征召，遂北上京师。可见陈维崧并非居住在冒襄家直到参加博鸿考试。

根据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事件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存在从诞生、成长、成熟到消亡的不同阶段，在各个阶段具备不同的传播与表现特征。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具备显著的突发性和易扩散等特点，容易在短时间内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其相关信息能迅速吸引注意力，在网络舆情的场域中得到广泛扩散和传播。基于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相关内容的归纳与总结，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提炼为潜伏期、爆发期、成熟期及平息期四个阶段。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各主体在每个传播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主体与每个传播阶段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如第一部分所述，《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采用文类和主题为主轴进行设计，这种体例在实际操作上带来一些问题，除了第一编、第六编和第七编按照专题来编排的章节外，其他各编以文类（文体）为中心分章布局，如第二编“诗歌”分14章，分别为：第12章“骚、赋、骈文和相关体裁”，第13章“公元前200至公元600年的诗歌”，第14章“唐诗”，第15章“词”，第16章“宋诗”，第17章“元散曲”，第18章“元诗”，第19章“十四世纪的诗”，第20章“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诗”，第21章“十七世纪的诗”，第22章“十八至二十世纪早期的诗”，第23章“清词”，第24章“现代诗”，第25章“诗与画”。从每章题目可知，在编者看来，诗歌大类包括骚、赋、骈文、诗、词和散曲等文类（暂且不论这种分类合理与否），但该编并没有将单独一种文类演变历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梳理，而是采用较为混杂的方式进行章节编排，如在唐诗后面直接安排了词，而不是宋诗，在宋诗后面排了元散曲，而不是元诗，且在最后一章讨论专题性质的“诗与画”问题，这种章节设置未免驳杂，让读者很难捕捉到每种文类的发展史，且骚、赋、骈文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种重要的文类，不管在汉魏六朝还是明清，都是文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几类文体只在第12章简单地说明后再无分类论列，章节安排详略悬殊，殊为不妥。因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正是以文类为主架构展开的，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文版序言》中即说：“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文学史（2001）。”② 《剑桥中国文学史》，第1页。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样的编排方式造成《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和问题，但是文类的演变史未能凸显出来，即史的意味被淡化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等对此深为不满，评道：“然而，总的来说，这不是一部文学史著作。”③ Martin Kern，Robert E. Hegel，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6 (Dec.,2004)，p. 179.虽为苛责之评，但亦切中要害。

2）远程控制。在控制箱与水下本体连接的情况下，用户操作软件对水下本体中的网络摄像机和Linux板等进行远程控制。

在文学史分期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采取不严格按照朝代又不完全抛弃朝代划分的原则，等于说采用了两个标准来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分期。显然，这一标准是学术积累水平的反映，当时英美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过程和规律认识不够深入，经过十年的学术积累，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好地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作为文学分期的依据。

可证该式关于s1的二阶偏导数小于0，存在最大值，求该式关于s1的一阶偏导，并令其为0，得到企业1最优续航里程研发水平同理可得，企业2最优续航里程研发水平

梅维恒在《引言》中说：“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中。”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4页。但是该著有些地方明显没有关注当时最新的成果。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三章“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讲述《庄子》和《老子》，认为《庄子》在前，《老子》后出，似乎这是一个定论，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一观点受到民国时期钱穆影响，钱氏考辨《老子》一书晚于《庄子》，其后续有补正论文力主此说。②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这一说法对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王博说：“我到德国去参加一个‘老子研讨会’。在一次酒吧聊天中，来自北欧的何慕邪先生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钱穆早已经证明了《老子》晚于《庄子》，你们还要相信《老子》在《庄子》之前呢?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别的想法。后来则知道它乃是汉学家们的普遍意见。可以看出，产生于本世纪上半叶并发生重大影响的《古史辨》仍然构成西方汉学界的一个基础，而在当今的中国史学界，它几乎已经成为历史。”③ 王博：《美国达慕思大学郭店〈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1998年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对研究《老子》的生产日期和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同年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郭店《老子》简问题，虽意见纷纭，但涉及《老子》与《庄子》的先后问题。按照郭店楚墓的断代，多数学者认为《老子》一书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而这一成果在出版于2001年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未有任何反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存在史实错误问题，如第四章云：“这番话应该是周文王和其代表面对商朝遗民时的一番慷慨陈词：上天已经敕令，昏聩好色的商纣王被武王及其军队正义地消灭了。”④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03页。这里的“周文王”，误，当是周公。《尚书·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⑤ 黄怀信：《尚书注训》，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302页。《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引述的内容即在周公代周成王训诰商遗民的说辞中。又如该著第41章云：“杭州著名的白蛇传说……被曾任杭州府同知的黄图祕（生于1700）改编为《雷峰塔》（1738）搬上戏台。”⑥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923页。此处“黄图祕”，当改为黄图珌。清代编写《雷峰塔》传奇的是黄图珌，曾任杭州府同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第1367页和英文版第1191页所列对照表皆作黄图祕，同误。关于乐工演奏《诗经》篇数问题，该著第五章云：“而在《左传》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鲁襄公让乐工奏唱出全部305首诗。”⑦ 同上，第109页。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是在公元前544年，当时所依据的《诗经》版本包括多少首诗歌不得而知，《左传》原文没有记载，此时孔子还是儿童，即便孔子编校《诗经》是实事，此时尚未对《诗经》加以校订。退一步讲，假定鲁国演奏诗歌与今本毛诗一致，那也应该是依据乐谱演奏311首（包括六首笙诗）才是，故原文说法不妥。另外因对中国五代时期的历史不熟悉，一些内容叙述错误，如该著附录“中国朝代表”：“五代”的页脚注③ 同上，第1125页。：“五代由非汉政权统治，同时并存的还有如走马灯般林立的各个小国。”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228页。这种说法有误。五代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其中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和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皆汉族人，所以后梁和后周并非由非汉政权统治。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有诸多开创，正如一把双刃剑，新的体例和编排方式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又产生了新的混乱，甚至错误。兹分别予以辨析。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提出的某些观点显得轻率和武断。如该著“导论”部分说：“翰林院代表了仕途成功的顶峰，其唯一标志正是笔墨文章。”⑥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5页。这一说法不正确，明清时期，士子考中进士，经过考核进入翰林院，这只是仕途的开始，远非仕途成功的顶峰。关于《十三经》提法起于何时问题，该著第四章云：“‘十三经’的提法最早可能来自藏书家王应麟（1223—1296）。”⑦ 同上，第94页。其实，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⑧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7页。已经提出《十三经》说法，王应麟《玉海》提到的《十三经》是引用赵氏《读书附志》文字。故《十三经》最早提出者非王应麟。《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文体定义、分类等方面提出不少新论点，但是一些说法与实际不符，如该著“导论”部分：“汉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注疏传统（见第44章）也加强了文官语境中对于清晰解释的追求。这里衍生了大量文类：注、疏、批、评、判、校、勘、解、释义、析等。”⑨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9页。这里将文本注释功能的文字视为文类十分勉强，特别是校、勘等何以成为独立文类？关于骈文称名问题，该著第12章云：“骈文或者骈体文是在清代（1644—1911）才兴起的称谓。”⑩ 同上，第256页。 “骈文”称谓在元代已经出现。如元代程钜夫《答黄草塘书》：“而又侑之以骈文俪句，溢口虚美，殊非足下所宜施诸人者，而仆亦何敢安受之乎？”① 李修生：《全元文》，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这里的“骈文”与今日所称一致，可见在元代即有“骈文”称谓，不过不很普遍而已。针对四六体和赋的关系，该著第14章云：“和诗一样，赋有各种形式。四六体是指对仗频率很高的四字句和六字句占主导地位的赋作。”②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301页。此处“四六体”应当指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的骈体文，这是骈文高度格律化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包括一些赋作，但是并不能说这种四六体都能称为赋，因为四六体还包括很多其他文类，如序、书、疏等，著名者有王勃《滕王阁诗序》、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李商隐《为濮阳公上汉南李相公状》等皆不是赋作。故把四六体作为赋的一种，是不准确的。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存在内容杂糅和重复问题。如第21章“十七世纪的诗”讲到吴伟业和吴兆骞诗歌后，突然插入陈维崧、纳兰性德、尤侗、彭孙遹的词，而后接着讲顾炎武等人的诗，显得诗词混杂，难以理出头绪。且第23章“清词”里亦讲论陈维崧和纳兰性德等词人，一部书中重复论述同样的内容，缺乏统一协调。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英美汉学界对诗词的认识有关，他们既然认定诗包括了词，又把清词单列出来，这样清代的词既在清诗里面讲述，又出现在清词之中，重复的根源既与体例有关，也是对古代中国诗词的异同认识不够深入所致。又如第22章“十八至二十世纪早期的诗”和第23章“清词”重复内容甚多。其他如第35章“章回小说”和第36章“传统白话小说：不太知名的作品”有关《醒世姻缘传》和《野叟曝言》内容的重复介绍、第38章“清末民初的小说（1897—1916）”和第39章“二十世纪的小说”有关《老残游记》内容的重复评述、第四章“十三经”和第44章“经学”内容的重复等。由于文类和主题体例而导致的内容重复问题亦有，如第11章“文学中的女性”和第二编“诗歌”中有关女性诗词内容的重复。

作为大部头的著作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96页说传《诗经》的毛苌是毛亨之子，不知有何证据。其他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有一些观点自相矛盾，如该著第12章云：“唐代早期开始，诗成长为一种在官方和非官方环境中的重要文学体裁，骈文从核心地位退居为一种公文形式。”③ 同上，第263页。但第28章“说明性散文”云：“到唐朝末年，骈文体重获主导地位，尤其在宫廷圈子里。传奇故事和奇闻轶事还使用古文体，但是公文都用骈文。……宋朝初年骈文非常流行，大家都称之为‘时文’。”④ 同上，第582页。显然，这两处对唐代骈文的论述相互矛盾。第12章的说法不够准确，唐代早期诗文皆承南朝余绪，诗歌主流仍然是朝廷酬应诗歌，文章则以骈文为主。虽然主编梅维恒说对全书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而坚持论据的严格组织，对于第12章的这段话，未提供论据，何况严密的论据。

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译文疏误举隅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英文版有1 300多页，又涉及文化差异和古代文学的术语和专业知识等，翻译难度很大，马小悟等三位译者付出大量心血将之译出，尽可能地反映英文原著的风貌，但是百密一疏，译文中仍有一些错误，兹于浏览所及，考辨如下，以便能够更准确认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新课标下所有的语文教材都被排版得图文并茂，富含趣味性，这就需要语文老师竭尽所能，采用各式各样的教学方式将这种安排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热情，提高他们的语文成绩和教学成果。然而传统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只能通过粉笔来描绘整个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都过于单一乏味，老师一般将重心放在课文的讲解，讲的人辛苦，听的人枯燥，这就很容易使老师和学生失去配合度，最终导致学生成绩没进展，教师教学水平低下。另外，传统的语文课堂导致学生的知识面被限制在课本上，课外知识就相对比较匮乏。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存在书名翻译错误问题，如该著第七章云：“欧阳修高度评价梅尧臣的诗，曾为他的诗集《宛林先生集》亲自写序。”⑤ 同上，第144页。此处《宛林先生集》乃《宛陵集》之误。梅尧臣是北宋诗人，其文集称《宛陵先生集》或《宛陵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489页索引部分即翻译为《宛陵集》。又如该著第14章云：“韦庄的词及其所编的《花间集》，直到二十世纪早期，一直是他的主要名声来源。”⑥ 同上，第341页。文中的《花间集》当改为《又玄集》。《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的一部词集。《又玄集》是一部诗集，由韦庄编辑。原文“Yu-hsüan chi”在英文版《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1238页即翻译为《又玄集》。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译者注有若干讹误，甚至英文版原文不误，中译文注释反而以不误为误，误导读者。如第37章云：“万历年间文言志怪小说的流行，可由王同轨《耳谭》一书的接受情况得见一斑。起初，王同轨在1597年于北京刊刻了一部规模适度的五卷本短篇小说集。”此处原文注④云：“应是十五卷。—译者注。”⑦ 同上，第748页。实际上，原著五卷本不误，这部书有五卷本传世。王同轨《耳谈》（又称《耳谭》）有五卷本传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类著录：“《新刻耳谈》五卷，二册，明万历间刻本。”⑧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7页。《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撰者所据当是此本。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人名翻译亦存在若干疏误，如第41章说：“《一捧雪》……讲述了明朝嘉靖年间，严世藩向莫怀古（名字的字面意思为‘莫要怀古’）索取祖传玉杯一捧雪。……后者泄密给严世藩。”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918页。这里“严世藩”当是“严世蕃”之误。李玉《一捧雪》传奇为历史剧，主人公之一严世蕃乃明代权臣严嵩之子。《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索引第1506页“严世蕃”条和英文版索引第1328页“严世蕃”条皆缺此页索引，当据此补上。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斟酌，如第840页将张贤亮和鲁彦周的卒年标注出来，张贤亮卒于2014年，鲁彦周卒于2006年，皆晚于该著英文版出版时间2001年，如果按照《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原文翻译，应该不出现他们的卒年为是。该著第611页引用范成大《吴船录》的译文有多处讹误。其他一些文字讹误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现列《勘误表》如下：

式中：γsr为系统对外散热损失比例，取0.5%；Qp为给水泵加入系统的能量，kJ/h；hBFP,in、hBFP,out分别为给水泵进、出口给水的焓，kJ/kg。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勘误表

  

原文（页码）②正误如帝喾或者皇帝。（第71页） 皇帝，当改为“黄帝”。在中国传统戏剧中都能找到一些幽默和插科打深。（第157页） 深，当改为“诨”。以配合这一新闻学形式的口语风格。（第168页） 新闻学，当改为“新文学”。早期辞赋铺采擒文的语言被与其他文学体裁区别不大的词域所代替。（第254页）擒，当改为“摛”。又该著第296页徐擒，当改为“徐摛”；第498页擒藻绮密的“擒”亦当改为“摛”。清代，骈文得以大规模复苏，骈文作家主要集中在十七世纪。（第266页）十七世纪，当改为“十八世纪”。《怨歌行》围绕曾“出入君怀袖”而最终“弃捐箧笏中”的秋扇这一隐喻而展开。（第271页）笏，当改为“笥”。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宦官与外戚之争粉碎了这两个集团。（第273页）一世纪八十年代，当改为“二世纪八十年代末”。而曹植的《杂诗》第六十首亦如此。（第278页） 六十，当改为“六”。而贺铸则“苦少重典”。（第358页） 重典，当改为“典重”。元代更以杂剧（第四十一章）和散曲(第四十二章)闻名。（第429—430页）第四十二章，当改为“第十七章”。在另一首《韦讽录事斋观曹将军画马》中。（第525页） 韦讽录事斋观曹将军画马，当改为“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这部作品常常被拿来与沈既之的《枕中记》相提并论。（第638页）沈既之，当改为“沈既济”。第647页沈既之亦误。第二篇《佘尔陈》讽刺了科举制度。（第671页） 佘尔陈，当改为“余尔陈”。马、阮等人逼迫李香君嫁给新任曹抚田仰。（第921页） 曹抚，当改为“漕抚”。关于王世禛的观念和实践创作。（第1039页） 王世禛，当改为“王士禛”。智匠的《古音乐录》。（第1060页） 古音乐录，当改为“古今乐录”。比如《茶酒论》《燕子赋》《孔子项橐相问书》和《降魔变文》。（第1071页）项橐，当改为“项讬”。

② 此表原文页码皆指《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