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年，一位名叫尼尔斯·马森·雪平（Nils Matsson Kiöping, 1630—1667）的瑞典人跟随荷兰商船来到中国沿海一带，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报告并于1667年出版发行。在报告中他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居住着聪明和快乐人民的国家。① Sven Almqvist, Nils Mattson Kiöping och hans mecenat. Uppsala: Lychnos, 1966, p. 334—335.虽然这份旅行报告在瑞典国内反响平平，但却是瑞典人最早研究中国的文献，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化在瑞典传播的历史。

一、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

1. 中国文化在瑞典的早期传播

作为我国重要的钾肥工业基地，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建厂以来，始终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盐湖股份公司资源利用成果的陆续释放，生产产能在2014年底达产400万吨的基础上，扩大为年产5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市场的压力，产能的大幅度提升使盐湖公司必须在经营思路、营销管理、团队建设方面都需要再上一个新台阶。

17世纪瑞典正处于“大国时代”（Stormaktstid,1611—1718），是欧洲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主要的政治军事强国之一，但在文化领域，瑞典相较传统欧洲大国还是相差甚远。瑞典在那时也接触了不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书籍和文献，但大多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引入的。为了改变这种在文化领域相对被动的局面，也为了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势，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分别在1694年和1697年提交了两篇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即尤纳斯·洛克奈尤斯（Jonas Locnæus，生卒年不详）的《中国的长城》（Murus Sinensis Brevi dissertatione adumbratus）和埃里克·罗兰（Erik Roland，生卒年不详）的《论中华大帝国》（De mango Sinarumimperio）。后来的学者研究推测，这两篇论文很可能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由国王下令完成的，因而在学术方面未见有很高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两个作品也是当时欧洲包括瑞典对中国产生强烈兴趣的证明。埃里克·罗兰认为中国正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一个由哲学家治理的美好国家。② Erik Roland, De mango Sinarum imperio. Uppsala: Lychnos, 1697.这种思想在日后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且由于我国人口较多，普通低层住宅已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层出现。随着楼层的增高，不可避免的出现排水产生的噪声这一严重问题，影响着正常的生活作息。为了更好的消除排水噪声带来的困扰，普通排水管件流速慢、排水量小，产生的噪声对住户造成很大困难。通过对施工现场现状进行分析，对市场进行深度调研，主要在使用材料与连接方法进行研究与改进。该材料保证了噪声的有效减少，成本的降低。

进入18世纪，“中国风”席卷了整个欧洲，瑞典也不例外：1710年乌普萨拉大学东方学学者乌拉乌斯·塞西尤斯（Olavus Celsius，1670—1756）以孔子为题发表论文《中国哲学家孔子》（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③ 这篇论文是以法国汉学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而写成的。1723年约翰·阿恩德特·贝尔曼（Johan Arndt Bellman,1707—1765）将《儒家箴言八十则》（Les conseils de la Sagesse）④ 原著作者为法国耶稣会士米歇尔·布德罗德（Michel Boutauld，生卒年不详）。由法语译成瑞典语；1758年，雅克布·罗丁（Jacob Röding，生卒年不详）出版了一本用瑞典语撰写的讲述中国历史的书籍—《中国人的故事》（Nyare historier om kineser）。此时的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Adolf Fredrik，1710—1771）还在王后岛皇宫的花园里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宫（Kinaslottet）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王后。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瑞典传教士是符励恺（Erik Folke，1872—1939），他在瑞典创办了自己的赴华传教会“瑞华会”，并于1887年起在华传教。符励恺本人也是一位学者，他是迄今唯一一个将《道德经》和《庄子》直接从中文译为瑞典语的人，另外，他还出版了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家》（Tankare i det gamla Kina,1922）。

作为深受老师思想影响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其执政期间一直以中国农本思想做指导，在瑞典国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瑞典农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难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部提倡公共福利的宪法吗？欧洲人或这些所谓拥有量化文化的先进国家都应感到惭愧，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断改变法律和习惯已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反观中国，一套不变的政府体系已经几千年了，那使得他们最强大，人口最多且最富裕，这些我已在前面谈论说明过了。② Osvald Sirén, Kina och den kinesiska tanken i Sverige på 1700-talet. Uppsala: Lychnos, 1949.

如图9，关闭节流阀10，启动液压泵18，调节溢流阀11的调压手柄，使系统处于低压0.5 MPa，通过电磁阀17切换，使加载缸往复运动3-5次，排除系统内空气，然后使活塞杆处于退回位置 (实验台左边为工作缸，右边为加载缸)。

古斯塔夫三世有一位对中国文化痴迷的老师—卡尔·弗雷德里克·雪佛（Carl Fredrik Scheffer，1715—1786）。他曾经担任瑞典驻法国大使，因而结交了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1772年10月28日，雪佛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做了一篇题为《论宪法的性质与人民快乐之关系》（“Förbindelsen imellan grundlagarnas art och folkets sällhet”）的演讲，称颂中国应为欧洲各国效仿的模范：

2. 中国文化传播的低谷时期

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1893—1897年第一次来到中亚探险，测绘了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以及藏北地区的地形。在1899—1912年他的第二次中亚之行中，斯文赫定进一步测量了罗布泊的位移状况，并发现了被风沙掩埋千年的楼兰古城。1905—1908年斯文赫定第三次来到中国，绘制了西藏南部的地图。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新一轮地理大发现的风潮中，探险家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地区已留名百世，有时甚至可以发财致富，这不仅可以增进世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斯文赫定的头三次中亚探险确实也抱着这种“欧洲中心”的探险目的，但他组织协调的最后一次探险就具有现代的跨学科国际合作的特征。1927—1935年，斯文赫定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中亚之行—“中国西北部地区中瑞联合探险”，并联合瑞典、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考察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帮助中国在戈壁地区建立了最早的气象和水文监测系统，并勘探了两条从内陆通往乌鲁木齐的备战公路。除了科考文献外，斯文赫定还将自己的探险经历写成50余种通俗读物，吸引了大批瑞典及欧洲各国读者。作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极力寻找一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林语堂都曾受到他的推荐，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经历了高潮也经历了低谷，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瑞典对中国的研究多是建立在某种感性的基础上，那么进入20世纪，瑞典则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来接触中国，瑞典也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经济方面，瑞典为了取得更大的商业利益，也效仿英国和荷兰于1731年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直至1806年公司倒闭，瑞典东印度公司在75年间共进行了132次往返于瑞典哥德堡和中国广东的商业航行。除了将大批的中国货物运至瑞典外，东印度公司也推进了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许多瑞典的自然科学家，特别是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的学生与朋友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中国，并把他们在中国进行的科学考察与旅途见闻著书发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奥斯贝克（Pehr Osbeck，1723—1805）的《1750—1752年东印度旅 行 日 志 》（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1751,1752），书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华南地区自然文化的信息，可以当作一部研究中国华南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林奈的好友、东印度公司商船船长卡尔·古斯塔夫·埃克伯格（Carl Gustaf Ekeberg，1716—1784）也于同一时期出版了《1770—1771东印度之旅》（Ostindisk resa 1770—1771），其中一篇名为《中国农业概述》（Kort berä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ållningen）的短篇论文讲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包括中国人如何酿造酱油，如何用火炉取暖等等。文章同样将中国视为一个楷模，作者认为中国人勤劳刻苦，善于通过生产实践创造财富，他甚至希望瑞典人也能够采取这样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① Carl Gustaf Ekeberg, Ostindisk resa 1770—1771. Stockholm: Henr Fougt, kongl. Boktryckare, 1773.可以看出，埃克伯格乃至整个瑞典都深受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1792）登基后达到顶峰。

初中语文本就是一门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学科，所以教师必须注重课堂教学语言，保证语言准确凝练。在新课改的前提下，初中语文教师也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语文教学水平，营造出生动有趣的语文学习环境，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引发学生独立思考，增强学习信心，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1914年被聘为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调查中国北方的煤矿与铁矿的分布与储藏状况，并参与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和地理研究学者的培养工作。机缘巧合，在一次地质勘探后，安特生偶然发现了黄河河床土层中埋藏有大量古生物化石。由于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地质勘探工作很难顺利进行，安特生便将工作重点转向了考古发掘。1921年，他在河南仰韶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大量石头人工制品以及彩绘陶器，仰韶文明成为首个在中国发现的新时期时代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之后，安特生又参与了龙山、齐家坪、朱家寨、马家崤、新店等几十处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24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址。根据与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合约，安特生先将发现的文物带回瑞典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这些文物之后大部分都如期归还了中国，可惜由于战乱，这些被归还的文物很多都不知去向。1926年安特生用留在瑞典的部分中国文物创建了瑞典远东博物馆，自己出任首任馆长。时至今日，远东博物馆及其馆刊仍然是北欧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块重镇。后人可以从安特生所著的纪实散文《黄土地的孩子》（Den gula jordens barn, 1932）以及自传《中国人与企鹅》（Kineser och pingviner, 1933）中感受到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古纳”（Kina Gunnar）的科学家用其一生都在表达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热爱。

另外，还有一批瑞典学者在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低谷时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不同方面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为后人继续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长期旅居澳门的龙思泰爵士（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根据收集的原始材料写成了第一部《澳门史》（A Hitorical Schetch of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1892），书中翔实记录了葡萄牙人通过经商逐渐渗透直至强行租占澳门的历史，以及澳门社会当时的管理状况。此书让世界了解了澳门的真实情形，龙思泰无疑为揭示澳门历史面貌做出了贡献。在热心于中国文化的人物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他在瑞典皇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全身心投入中文以及一切有关中国的学习中。斯特林堡还曾试图为皇家图书馆馆藏的中文书籍编写一部书目，虽然并未完成，但他对中国的研究却从未停止过。他帮助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收集整理了150多种瑞典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或书籍，收录在《考狄西文中国书目》（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Bibliotheca sinica）中。他还发表了许多和中国或中国文化有关的论文和短文，其中《瑞典与中国及鞑靼国家的关系》（Sveriges relationer till Kina och de Tartariska länderna） 一文曾被著名汉学家德里文（Hervey de St. Denys，1797—1873）在法兰西学院中宣读。1866年中国清政府派出一支出访欧洲的使团，使团团长斌椿将一路行程以日记的方式写成一部名为《乘槎笔记》的书，斯特林堡还将其中关于瑞典的部分译成瑞典语并发表。③ August Strindberg, Gamla Stockholm. Stockholm: Seligmann, 1882.斯特林堡自视为“半个汉学家”，他要“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传播知识，给读者提供一个与舆论相反的形象”。④ 斯塔凡·吕纳（Staffan Rune）：《斯特林堡与中国》，载于《跨文化对话》2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3. 瑞典专业汉学的诞生与发展

韩山文在华逗留七年间，一直活动在香港和广东一带，他学过中文，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了解颇深，在他居港期间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侄子—洪仁玕（1822—1864），韩山文曾为他讲学，并成功地让他接受了洗礼。根据洪仁玕提供的信息，韩山文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 Siu Ts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urrection in China），该书曾分别在香港和伦敦出版。韩山文是第一个把中国这场革命介绍到西方的人，按照他本人的话就是要“唤起对中国千万民众永久的同情”。① Theodor Hamberg,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 Siu Ts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London: Walton &Maberly, 1855.

然而18世纪中叶之后，欧洲大陆对中国的理想化态度逐渐发生逆转。瑞典的“中国热”也逐渐退去，但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却从未终止。此时有一批“上帝的使者”在“朦胧的神秘之邦”③ 瑞典一位女传教士1907年所著的书名。的呼唤下来到中国。瑞典的传教士来华活动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位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或韩山明）（Theodor Hamberg，生卒年不详）于1847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之后的一百年间先后有600多位瑞典传教士被派往中国，活跃在现今中国的18个省份和地区。他们在华工作期间一面专注传播“福音”，一面兴办学校、医院，举办各种社会活动。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真实情况传回到瑞典以至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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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些传教士都有良好的中文能力，他们对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是将中国文化与社会信息带回瑞典的重要中介人。他们中很多人在返回瑞典后仍然继续进行关于中国的各种学术性研究。例如，《中国的秘密帮会》（The Esoteric Societies of China）作者史克圣（Axel Rydberg）、《从〈朱子全书〉看宋代日常用语》（Studies in Sung Time Colloquial Chinese as Revealed in Chu Hsi’s Ts’uanshu, 1958）作者格蒂·卡尔格伦（Gerty Karlgren）以及《墨子研究》（Studies of Mo）的作者思古纳（Gunnar Sjöholm）。② 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1847—1956年瑞典赴华传教士事略》，载《跨文化对话》2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2—101页。

一批北欧著名的汉学家都曾在安特生创办的《远东博物馆馆刊》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东方艺术史专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音 韵 学 家 高 本 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等等。高本汉是瑞典专业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将欧洲比较音韵学原理运用到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Phonologie Chinoise）由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作译为中文，促进了中国现代音韵学学科的发展。高本汉还在古籍辨伪、青铜器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创作了多部关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科普性读物，如《中国的字与笔》（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1918），《中国的思想世界 》（Från Kinas tankevärld, 1929），《 中 国 的 宗教》（Religion i Kina, 1964）等等，为更多瑞典人知道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打开了一扇窗。由高本汉创立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培养了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叶林斯威德（Bo Gyllensvärd）、杨威金（Jan Wigin）、贝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 林 西 莉（Cecilia Lindqvist）等日后活跃在汉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监管机制。2014年7月，该校后勤集团在运行机制和体制上作出了重大调整，设立4个办公室、7个实体中心，实行小机关大实体运行模式。为了强化部门负责人、生产者是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该校成立了食品药品工作站，并于2014年11月正式挂牌。“工作站由校办牵头，挂靠后勤保障部，同时配套专职监督员1人、信息报送点20多个，形成信息报送网格化，在全省率先完成了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建设。”该校相关负责人说。

马悦然是高本汉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早期接受了正统的中国古典语言学和音韵学的学习，但马悦然却将工作的重心逐渐投入到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从1948年翻译《桃花源记》起，马悦然一共完成了近70部作品的翻译，其中包括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也包括现代文学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高行健的《灵山》等，他对诗歌还情有独钟，从唐诗宋词到北岛、顾城的诗歌都有所涉猎。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推荐中国作家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从事的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更积极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瑞典的民众，充当了跨文化的传播者、阐述者和中介者。在他之前，文学翻译一直不被专业汉学家看重，马悦然冲破了这一羁绊。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汉学应当是以中文的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所进行的研究，不应框定任何的界限”。①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钱林森：《中国—瑞典：交流、互动三百年》，载于《跨文化对话》2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在马悦然之后越来越多的瑞典汉学家投身到中国文学翻译的事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安娜 （Anna Gustafsson Chen），她将莫言的一系列小说译成了瑞典语，被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幕后功臣之一。

事实上，在瑞典中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高峰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全世界左倾运动的影响，当时瑞典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审视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开始检讨西方民主意识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这些热情洋溢的青年学者的理想释放地。杨·米达尔（Jan Mydal）的《来自一个中国山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1965）和林思凡（Sven Lindqvist）的《从内部看中国》（Kina inifrån,1966）都在此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诚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这种“被理想主义侵蚀”的研究错误，但这场左翼运动仍有它正面的意义存在，它激发了大批青年学生和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兴趣，而这些学生与学者亦成为瑞典研究中国问题的中流砥柱。

1989年瑞典隆德大学（Lunds Universitet）也开始设立了汉学教席，与斯德哥尔摩大学一起成为瑞典汉学研究的两大阵营。隆德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罗斯（Lars Ragvald），不仅精通汉语，还精通粤语，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广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主持编写了首部《瑞汉大词典》（Kinesisk—svenska ordbok）。1990年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继马悦然之后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儒家文化与古代哲学研究的论著。现如今的瑞典汉学正向着多元化多层面方向发展，学者研究的课题从《诗经》到李清照的词，从先秦哲学到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到南京方言，从中国古代君主制到当代通俗文化……瑞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瑞典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瑞典人来到中国旅游，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开始学习中文。2005年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中文成为继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第四个在瑞典小学开设的外语选修课。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正显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象。

二、中国文化在瑞典传播的特点

中国和瑞典无论是国土面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两国却持续不断地保持了将近四百年的交往。中国文化在瑞典如此持久的传播，较之其他文化实属罕见，其中确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与特点。

首先，瑞典人一直采取主动接纳吸收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瑞典一直是一个他国文化冲击的接受者，特别是在瑞典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遭遇发展瓶颈时，瑞典人总是会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中国对于瑞典来说一直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很多瑞典人都希望从中国或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困境的解决之道。前文提到的《中国的长城》和《论中华大帝国》可以解读为对当时瑞典军事政治发展的一些建议。这种从中国和中国文化中找寻灵感在瑞典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是古斯塔夫三世时期以中国为理想国的宣扬，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倾”潮流下以中国模式反思西方民主的运动。中国文化在这两个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时期所宣传的中国与中国文化都是建立在极端感性的基础上，是一种“被过度修饰过的”中国文化。所以当大家了解到真实的情形时，文化传播便会进入一个低谷。而相对瑞典的积极与主动，中国在历史上几乎从未主动对外宣传过自己的文化，不得不说是一种缺失。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向外主动传播的一个契机，虽然2015年由于合同到期，斯德哥尔摩大学终止了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但这毕竟是中国文化在瑞典乃至北欧传播主动迈出的第一步。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瑞双方今后应当怎样合作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其次，贸易与汉学是中国文化在瑞典传播的桥梁与纽带。瑞典对中国最初的认识都是通过商贸往来得来的，无论是中国在闭关锁国时期，还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时期，无论是新中国刚成立几乎没有外贸的时期，还是在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期，瑞典与中国的贸易从未停滞过。如果说中国的物质文化通过贸易传入瑞典，那么精神文化便是通过汉学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当东印度公司把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带入瑞典的同时也不经意地开启了瑞典的游记汉学，各种旅行日记成为这个地处欧洲边缘地带的国家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当大批瑞典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也许未必知道自己将中国文化带回瑞典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瑞典传教士汉学由此诞生。这些传教士作为第一批精通中文的瑞典人，也为之后瑞典专业汉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之后瑞典出现了斯文赫定、安特生、高本汉、喜龙仁、马悦然等一众享誉世界的汉学家。大概是继承了“维京”祖先的传统，再加上日耳曼人固有的执着，瑞典汉学家们总能够从新的视角探索发现中国文化，在地质地理、考古发掘、工艺美术、语言文学等领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其他国家的汉学之路。

最后，瑞典在传播中国文化史表现出的态度相对客观公正。瑞典虽在17世纪的一小段时间里一度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大国，但其影响力一直不高。直至进入20世纪后，世人才逐渐从“高新科技” “设计发明”以及“福利国家”中了解到瑞典。在西方全球扩张的时期，瑞典一直扮演的是“搭便车”的角色，即从西方其他国家获得的利益中获利，因而瑞典从未与中国发生过直接正面的冲突。瑞典的“中立”态度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情感，斯特林堡在19世纪中国研究最低谷的时期力争为世人还原一个“真正的中国”，斯文赫定排除万难组织中瑞联合科考探险，安特生在第一时间归还了全部中国文物。此外，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签订贸易条约的西方国家。在“西方中心论”占主导的环境下，瑞典一直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文化。

小结

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经历了风风雨雨四百年，期间既有高峰也有低谷。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能够保持如此持续不断的交往实属不易，更让人称奇的是两国在交往期间还碰撞出无数的火花。在强调中国文化外传的今天，我们将重点过多放在传统意义的大国之上，往往忽略了瑞典这样的小国，它们在接受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时候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与特征。只有充分了解这些特点与特征，才能够有效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从表2 中可以看出，2017 级比2016 级学生，理工类成绩提高6.04 个百分点，文科类成绩提高3.4 个百分点，艺术体育类提高3.5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从2017 级分类教学开始，由于重视了计算思维的培养，针对不同学科的学生，讲授不同的内容，同时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来解决本学科问题的能力，已取得初步效果，学生成绩已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