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研究伟大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1873—1929）的第四部英文专著。作者（唐小兵）并没有反驳前人的研究，而是高度评价了已故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20—1969）在西方具有开创性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①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唐小兵在前人研究梁启超的基础上，论述了梁氏的史学思想，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博学。此书的核心议题是，梁启超作为提倡民族主义“新史学”的先驱，以及由于其全球空间的经验，致力于批判性重建历史的概念。在这一重建中，空间性最终启发了一种“不同的全球想象”，使梁启超能够策划他的文化史，并重新设计他的现代性蓝图。最后，“人类学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调和，使得梁启超与我们充满了同代感，既是现代性的，又是后现代性的”（第238页）。 唐小兵跨文化比较的写法令人印象深刻。

唐小兵在第二章，结合当时的文化社会语境来论述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具有开创性的文章《新史学》，审慎地阐发了在寻求现代性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和矛盾心理。正如唐小兵文中所说，梁氏这篇文章的“深层哲学脉动，完全属于启蒙运动的传统”（第61页）。梁氏的新方法不可避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史学。唐小兵详细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攻击传统，却未对这一攻击的公正性做出评价。之后，他还误取了梁氏认为《二十四史》即代表二十四个朝代（“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错误陈述（第62页）！更不可思议的是，作者对梁氏在《新史学》后半部谴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要传统，即所谓“正统”“抒发”和“纪年”，居然没有展开来分析。

为了验证子带间误差提取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将3个子带进行合成，利用定标数据比较单子带成像与子带合成后成像的效果。经过子带内和子带间误差补偿后，3个子带信号和子带合成后信号的脉冲压缩结果如图9所示，表3给出了点目标子带合成前后性能分析。

梁启超直到1920年才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更为严肃的写作。唐小兵认为，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发展了文化系统中的人类学兴趣，更为恰当地激发了一种不同的全球想象”（第205页），而且还将“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转变成为具有自己方法程序的科学性学科”（第209页）。然而，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似乎是基于班汉穆（Ernest Bernheim，1850—1922）所著经由日文翻译的作品《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 Philosophie）而成。梁氏只是列举中国的例子加以说明而已。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质疑梁氏这本大著传达的到底是谁的史学思想。

如图7-图9所示的是涡旋压缩机3个小曲拐在主轴旋转一周的工作状况下，10个最大节点的应力值。由图中看出，最大的应力前7个节点是相同的，由此可知，涡旋压缩机3个小曲拐的受力情况、运动状态基本相同，符合小曲拐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规律。

正如梁启超自己坦言：“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所以他并不反对去否定之前所持的信念。 唐小兵将梁启超善变的思想说得具有连贯性和可测性，可称梁氏功臣。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游之后，重发现本土传统。他旅行回来发表的那本《欧洲心影录》，也经常被解读为梁启超自我退缩，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然而唐小兵却认为这种“退缩”实际上是现代性对传统的有效尊重。就此议题而言，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

唐小兵不厌其烦地引用西方理论，例不细举，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而他对梁启超的著作反而选择性地引用。（就此而言，这本论梁启超的书读起来却像是唐小兵的心态史。）当然，梁启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要想涵盖他所有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但像《中国史叙论》这样的文章，却是不应该不深入去探讨的。可以肯定的是，梁氏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使他同一代的后辈印象深刻，领会到不仅是明确的西方史学的影响，而且还有发展中的“全球空间”意识。唐小兵虽然很好地阐释了梁启超对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1894，梁译“噶苏士”）、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1810—1861） 和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的传记研究，但对数量庞大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却一个也没有提到。如果去考究梁氏选择中国民族英雄的准则，及其本人对这些英雄的看法，或许能为所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历史之紧张关系”提供一种不同的，甚至是更好的观点。

之后，我又借到《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西厢记》，等等。我读书喜欢背诵，大概是因为书难借到的缘故，所以借到后就舍不得放手，只有一个办法，尽量能多读熟背诵一些。

梁启超于1925年接受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时，计划写一部宏伟的《中国文化史》巨著，可惜因他在1929年英年去世而未能完成。可惜唐小兵未探讨梁启超最后两年在清华担任的重要角色，以及他与同事和学生之间的交往与影响。梁氏这部文化史大著虽然没有完成，但他已出版的许多专题专著，如有关中国历史的九种研究，以及佛学研究18篇等，仍可略见其未完成巨著的一个大概。

本书虽存在缺点，但瑕不掩瑜，自有其重要的贡献。让我们期待能够尽快见到一部更全面而又可读的梁启超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