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黄河既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历代中国社会生活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论及古代中国，很难避开有关黄河的话题，但关于近代西方人眼中的黄河形象及其演变尚未引起学界注意。① 目前关于黄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河道变迁史、生态环境、社会经济、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等方面，相关研究参见：贾国静：《二十世纪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6—155页。于希贤、陈梧桐：《黄河文化—一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31—43页。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76—84页。目前少数中外学者在研究近代西方关于中国地图及地理学知识时，② 吴倩华：《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地理研究考述》，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2年，第8、67、77、80、83、118、193、194页。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 Massimo Quaini）著，安金辉、苏卫国译：《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197、198页。略微提及“黄河”二字，但皆非专门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初探明清来华耶稣会笔下的黄河形象，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明清来华耶稣会士对黄河的描述

16—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留下对黄河的描述主要出现于他们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信、游记及历史地理著作中。笔者查阅了这一时期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著作，③ 按：基歇尔、杜赫德二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们的著作也都是来自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且他们的著作在当时影响颇大，故本文亦予以列入。将其中有关黄河之记载按文献出版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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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 明 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笔下的黄河（1606）

罗明坚，作为欧洲的第一个汉学家，绘制了第一幅中国地图集。④ 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4—115页。该书包括27幅地图和37页文字说明。从该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看，⑤ 罗明坚部分手稿：http://www.cflr.beniculturali.it/ruggieri/ruggier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8月23日。罗明坚比较准确地绘制出了黄河位置。该地图集中的文字说明部分系拉丁文手稿，目前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出现，但是根据汪前进的最新研究，⑥ 汪前进：《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编纂〈中国地图集〉所依据的中文原始资料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0页；张西平：《欧洲传教士绘制的第一份中国地图》，《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7页。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中的文字主要来自《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查阅后者关于各省府的描述，主要是四至八到、道路里数、矿藏物产、官府衙门等信息。此外，该地图集重点是对中国南方各省的描绘，略北方的省份。因此，可以断言罗明坚没有对黄河做进一步注释。

罗明坚能够精确绘制出黄河走向，也反映出他眼中的黄河形象：中国的重要交通线，孕育着重要的财富。

2.利玛窦笔下的黄河（1615）

1615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将利玛窦在华札记整理后，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为名出版，即后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书对17世纪欧洲的中国观有着巨大的影响”。① 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2页。书中记录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从南京到北京旅途中关于黄河的见闻：

中国的第二条大河是黄河，也即黄色的河流，因为它裹挟的泥沙使河水呈黄色，……黄河发源于……流经河南，……在距离长江入海口不远处进入东海。……各处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但河水不深，不甚利于航行。……这条大河在古代曾多次给中国造成灾害，至今还不得不在多处地方用漫长和坚固的堤坝约束那不驯服的河水。④ 同上，第112—113页。

利玛窦客观而翔实地描述了自己所见到的黄河：黄河之名源自水之颜色，黄河是中国第二条大河，黄河任意改道。但利玛窦把黄河的重要性放在第一，危害性置于其次，这样的描述给读者的印象只能是一条容易改道的重要河流。

3.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笔下的黄河（1652）

卜弥格，作为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在欧洲早期汉学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其著作中关于黄河的文字如下：

中国的西部有很多山，有峡谷和流沙，因此走陆路去大黄河（Huam）,去北部的戈壁沙漠，去万里长城。

昆仑山脉始于西边的大黄河和星宿海。……今天最高贵的城市苏州，它在Quiansuy河边上（中国人称它为黄河Huam），……这条河灌溉了60个省和城市。

流寇的首领李自成在陕西做好了准备工作，向东挺进，来到著名的黄河之上，发现没有人防守它，就很顺利地渡过黄河。……占领了那个地区南岸最重要最富有的城市绛州。

可以看出，卜弥格对黄河的描述主要还是重复马可·波罗的记载，并无新意，呈现的形象是一条繁荣富庶的重要交通线。

4.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笔下的黄河（1654）

根据法律规定，机器人报废后就不能再为人类服务了，而要送到强拆所强拆，除非有人愿意收留它。小米和阿姆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拆得支离破碎，所以就把阿姆留在了身边。阿姆不能再为主人服务了，小米怕它空虚无聊，就让它去逛街，和别的机器人聊天。

16—18世纪，黄河因泥沙堆积成为悬河，宁夏内蒙河段决堤频繁，但下游总体稳定。徐州至淮阴间河段兼做运河，是明清南北交通之咽喉，“关乎命脉，最为紧要” 。④ 邹逸霖编：《历史地理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为了保证南北交通之通畅，此处一直是明清河工之重点。无论是晚明潘季驯修建的高家堰堤坝，还是清初靳辅在淮阴以下实施的“川字沟”工程，都是当时世人皆知的河工之政，而工程所在地也恰恰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因此凡过运河之人，不可能不知黄河决堤的危害与影响。

17世纪中叶，卫匡国撰写出了三部重要的汉学著作：《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1654）、《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内有17幅地图与171页文字说明）、《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1658），均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它们是17世纪中期关于中国的最集中的报道，也是这一时期欧洲读者所能见到的有关中国的最新最全面的报道”。④ 《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地理研究考述》，第170页。在《鞑靼战纪》中，关于黄河的记载如下：

这座城市位于那座巨大淤积河流的南岸，中国人称这条河流为黄河，因为它的水流总是黄色的。它的河床高于平原之上，离城一里格，人们在河岸上用巨大的方石头修筑了又长又坚固的河堤，以防止泛滥。……他们（官军）在漫长的河堤上挖开缺口，流出的水变成一片汪洋，竟快要淹没了雄伟高大的城墙，不仅卷走了很多敌人，还淹了三十万市民，城市毁灭在洪水之中。

黄河（Huam）流经十五个省，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它为（Guyam）。③ 卜弥格(Michael Boym)著，张振辉、张西平译：《卜弥格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9、179、184—185、243页。

“上当”用例2000余条，绝大多数都是充当谓语，少数充当宾语(如：刨开一看才知上当)、定语(像你这样受骗上当的傻小子)，不能充当主语；可受“不”的修饰；能用肯定否定形式(V不V)提问，如：看你[上当不上当]？不能重叠；概括意义是表“受骗吃亏”的动作。因此，“上当”也为动词。

（鞑靼士兵）立刻进兵淮安地区，到了黄河的东段，他们乘船迅速渡过黄河。……鞑靼人过河以后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到了南京，很快占领了整个中国北部地区。①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著，戴寅译：《鞑靼战纪》，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24、33页。

这三条资料反映出黄河的几个特征：黄河之名源自其水的颜色，黄河是中国主要交通线，黄河沿岸有繁荣的城市。黄河下游河床高，但是有坚固的岸提，黄河的危害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另外两部著作，目前尚无中译本出版，原稿又均系拉丁文，限于语言原因，笔者无从获取这两部文献中的黄河信息。根据现有的研究，卫匡国“概括地描述了中国的河流，特别是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的情况”，② 马西尼：《关于〈卫匡国全集〉第三卷〈中国新地图集〉的几点说明》，载任继愈编《国际汉学》（第1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第66页。故书中当有对黄河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总体上难超出《鞑靼战纪》留给读者的印象，因为卫匡国在《中国总图》上标注的拉丁文“黄河”一词（crocei flu）的意思是“番红花色河流”，③ 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著，安金辉、苏卫国译：《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97页。地图见基歇尔著，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附录。而不是黄色的河流，说明其并没有准确地描述出黄河。而其撰写的《中国上古史》出发点是为了说明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纪年相吻合，并非客观公正的历史书写，因此也难有全面客观描述。④ 吴莉苇著：《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6—412页。根据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 E. Mungello）的研究，“杜赫德著作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卫匡国的历史书和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⑤ 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而杜赫德关于黄河的描述几乎全部是正面形象（见下文）。结合《鞑靼战纪》中的资料，可以断定卫匡国笔下的黄河形象也是一条繁荣富足的交通要道。

5.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笔下的黄河（1667）

1769年，一位耶稣会士在谈论开封犹太人时提及1642年李自成掘黄河淹没开封的故事。⑧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第205页。

（河流）给商人和游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最著名的河流是长江……其次是黄河，“黄河”这一名称来源于河水的颜色是黄的。黄河发源于同印度相邻的山脉，它把中国一分为二。黄河接纳了很多支流，最终把大量河水倾注东海。⑦ 同上，第308页。

可以看出，基歇尔通过他人的资料，把黄河想象成一条颇具航运价值的河流，连泥沙沉积都被他略去了。

6.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未提及黄河

他的家里看起来还干净，是因为他那个家只用来睡睡觉，自己从不做饭，只会点外卖；他的白衬衣和西装总是挺括干净，是因为他不会洗衣服，一直是送去干洗。如果是扣子松了线，或是吃腻了外卖，想煮一碗面条，他就傻了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芸，等她来解救了。

1655年，曾德昭出版《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该书与1688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 1609—1677）的《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Empire of China）均被视为17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知识最重要来源之一，⑧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页。按：此引文系张西平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但未提及黄河。1600年，曾德昭与利玛窦一同赴北京，沿途记录了北方数省的物产及开封的犹太人，却没有提及黄河；描述祭祀中的河神时，也未提及当时信仰中颇具重要地位的黄河河神。

7.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笔下的黄河（1688）

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论述中国典礼、运河工程、船舶，也没有提及黄河。仅仅在第一章介绍中国时，证明马可·波罗记载的“鞑靼人称之为哈刺沐涟的大河，中国人称之为黄河，即黄色的河，因为它带下来的黏土使河水变成那种颜色”。① 同上，第9页这样的描述丝毫没有凸显黄河的危害及重要性。其笔下“航行和物产丰富，没有别的国家能超过中国”之语言，② 同上，第84页。却向西方塑造着一条颇具航运价值的河流之形象。

8.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笔下的黄河（1696）

1696年，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出版，该书被看作是18世纪初了解中国的重要著作，③ 李明（Louis Le Comte）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8页。对黄河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黄河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是中国第二条大河。……黄河毫不尊重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它来自一个野蛮的地区，好像是对中国人敌视外族进行报复，它满载泥沙并任意改变流向而经常毁坏王国的许多地区。某些官吏试图用宗教礼仪供奉河流或河神来控制它。② 利玛窦（Math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济、王遵仲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

较之利玛窦，李明首次描述了黄河的危害性，但此信息未被西方世界了解，因为1700年该书就被巴黎宗教界查禁，尘封了近三个世纪。⑤ 按：李明的书籍，1696年出版之后，1700年巴黎索邦神学院一纸禁令竟将其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到1990年再版。见：《中国近事报道》，第7页。

9.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的黄河（1700—1781）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Mémoires de la Chine）是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主要知识来源。书信的作者在华足迹较广，对于黄河的了解当超过以往的来华西人，但是书简集中关于黄河的记载十分寥寥，只有三条相关史料。

1688年5月，洪若瀚神父（Jean de Fontaney，1643—1710）路过开封渡黄河南下时，记录了他见到的黄河：

老陈虽然当过侦察兵，但他还是被暗算了。如果我不告诉他那辆肇事车的车牌号，老陈哪会打电话举报那个家伙，他不举报也就不会被撞伤住院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看老陈，不然我内心会感到愧疚的。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买了一篮鸡蛋，一挂香蕉。到了医院，老陈见到我后，说你看你，破费干什么啊。老陈躺在床上，一条腿打了石膏。我问他没什么事吧。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说想不到这次马失前蹄了。他们要是明着和我干，还真不是我的对手呢。

黄河即黄色的河。它在平原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很远。黄色的水流以其白色的蒸汽或一种阳光带来的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开封渡河）这条河流是我们见到的最为湍急的河流。它的水因为卷起大量的泥沙，呈黄色；……该河在我们渡河的地方不怎么宽，但宽有半法里左右。⑥ 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1725年，龚当信（Cyrile Constantin，1670—1732）神父在信中提到：“今年黄河淹没了许多田，泛滥成灾。”⑦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II），第192页。

在装饰技法上，现代青花瓷艺术伴随着科技与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改变。无论是青花料颜色上的变化还是承载物体造型上巨大的改变更或者是材质上都会根据陶艺家创作的需要变化。如陶艺家黄焕义老师的作品《桌子NO.2》、《立着的瓶》都是在选取部分材质上的变化以求得对比。

1667年，基歇尔出版的《中国图说》是建立在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提供的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该书是当时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⑥ 《中国图说》，第5页。关于黄河的描述只有两句话：

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同时，农田水利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农田水利现代化的建设标准与目标任务。探讨确定郑州市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标准与目标，可为郑州市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这三条资料符合黄河下游当时的现实，但描述均过于简略，仍未凸显出黄河的危害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构建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这些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工会改革的成效，明确了深化工会改革的新要求新任务，指出了推进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落脚点。各级工会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继续聚焦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针对导致脱离职工群众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持续深化改革。

洪若瀚之信共计200页，关于黄河只有百余字。作者从宁波沿运河入皇宫，后又到山西、转河南南下。其行程中至少两次穿越黄河中下游地区。渡开封后，又航行于黄运交汇的河道之上，不可能不了解到黄河的重要性及基本情况。而其寥寥数笔，只留下了泥沙较大的印象，这样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黄河不过是一条泥沙较大的河流，很难认识到其危害性和重要性。

洪若瀚的记载还属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后两条记载都系转自他人的信息。龚当信的信件发自于广州，笔下“今年黄河泛滥”显然来自传闻。18世纪，欧洲也常现河流泛滥、淹没村庄的现象，“黄河泛滥”，一句简单描述很难对欧洲人产生印象。第三条资料描述的是黄河历史，而不是当下。

《书简集》的作者中至少有四位参与了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与《河源图》的实地测量及绘制，理应比较清楚当时黄河的情况，他们在书信中却没有提及“黄河”。骆保禄（Giampaolo Gozani, 1659—1732）、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 宋 君 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等人在华期间曾分别到开封调查当地的犹太人，从中也了解到犹太人的会堂遭受两次黄河的“洗礼”，但他们的笔下也没有“黄河”一词，再次印证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在描述方面存在“有意的偏向”之观点。① 按：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就认为《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狡猾的叙述”。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10. 杜赫德笔下的黄河（1735）

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出版，该书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② 计翔翔：《西方早期汉学试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0页。是18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主要知识来源，当时的作家们都援引这部作品，③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页。关于黄河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前两卷。

第一卷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状况。在关于中国各省的介绍中，提及“黄河”达十余次之多，但“黄河”多数是辅助的描述材料，而不是作为介绍的核心对象。黄河只是被视为某些城市方位的参照物，如“兖州，其南部有一条重要的河流—黄河”，“兰州，位于黄河盆地之中”。④ Jean Baptiste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Vol.I. London: Printed by and for John Watts at the Printing office in Wild-Court near Lincolns-Inn Fields, 1736, p. 220, 231, 225.这类描述丝毫没有提及黄河对城市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即便描述开封城，也不过是简单六个字—“河床高于城市”，而缺乏进一步的解释。述及怀庆、彰德、卫辉等城市时，均言建于黄河岸堤之上。⑤ Ibid., p. 216.这些话语没有突出黄河的危险性，留给西方读者的印象还是黄河沿岸有繁荣富庶的城市。 在中国各朝历史的介绍中，杜赫德只描述了汉明帝时征调10万人修建黄河大堤，束缚了洪水。对于其他朝代黄河决堤却没有提及。论及宋代，不写黄河决堤，只写金兵渡过黄河攻陷开封。⑥ Ibid., P. 360, 435.表达的依旧是黄河的可控性及利用价值。

第二卷讨论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制度。专列章节介绍中国的河流，关于黄河的描述如下：

第二条河叫黄河或黄色的河；这个名字来自其河水的颜色，河水中混杂着从流经的河道冲刷下来的泥土。……这条河非常大，流经一大片内陆，但对航运来讲并不十分宽敞，在没有大风推进时要在河上航行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它会给流经的地方带来巨大灾难，冲毁堤坝、淹没乡村，甚至把整个城市和乡镇都浸泡在水中，因此人们不得不建造又长又宽的大堤来防水患。⑦ 石云龙译：《中华帝国通史》（第二卷），载周宁编著：《世纪中国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09—410页。

表面看，都是负面的形象，但与同一章节中对其他河流的描述内容比较后，则会发现杜赫德对黄河描述的技巧了。在对中国河流介绍前，杜赫德先描述运河航运的种种不便。⑧ “为了促进水运，河道的水深通常有9英尺，当水位升高要超出附近田地时，人们会小心地开闸将水排出去并在水道内保持一定的水深，专职巡查人员不断检查河堤，民工则修复损坏之处。”见《中华帝国通史》（第二卷），第408页。然后紧接一句，“中国有大量可通航的河流与之相似”，接着再介绍长江与黄河。在描述长江时，也不乏对长江水流湍急的描述。这样的铺垫，无疑使读者在后面阅读黄河航运价值不高之内容时不会感到突兀，自然也难以留下深刻印象。

杜赫德仅仅介绍了长江与黄河，但是对于两条河流的评价，可谓是“扬好抑坏”。论及长江，他说“这条大河，江宽水深，鱼产丰富”，完全一种好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而介绍黄河基本信息后，就叙述运河航运的信息，没有对黄河的缺点做进一步的描述。

《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黄河的描述未必是杜赫德本人不能够秉公直书，因为“杜赫德是通过书和记录来了解中国的，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来了解中国的”。由于书之内容来自其他耶稣会士的记载，因此，即便“杜赫德可能对相关材料做了比较精心的加工”，也达到了“内容更丰富且比较可靠”的目的，①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71页。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当时耶稣会士描述中国的主调。

综上所述，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黄河的描述十分平淡，既没有突出黄河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详述历史以来黄河的决堤与泛滥，这与黄河在中国的真实存在严重不符。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一条有泥沙堆积的黄色河流！”

二、黄河形象与欧洲中国观

多数明清来华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都有穿越黄河的经历，部分还能比较准确地绘制出“几”字形黄河的走向与经纬度，对黄河的历史与现实当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缘何他们笔下的黄河形象显得那么平淡苍白呢？这要从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观角度来分析。

张国刚、吴莉苇深入研究了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观。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点：（1）欧洲人的中国观实际上是欧洲人特定环境下文化意识、思想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折射；（2）16—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随着欧洲社会思想的变化而变化，18世纪中叶后发生根本转折。②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页。本文也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笔下“黄河形象”之产生原因及演变情况。

1.黄河形象产生之原因

张国刚、吴莉苇认为中国观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③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第2页。以此为准，前文实际上是耶稣会士对黄河的评价，那么16—18世纪黄河的真实现状是什么？

在现如今的小学数学信息化教育过程中，很多小学生家中都有电脑设备，而且小学生的计算机知识也较为丰富。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小学数学教育信息化教学方案的优化过程中，适当邀请小学生参与。如通过融入学优生的思维和方法， 能够让其他小学生在数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中，获得正确的参考和指导，不受错误的思维影响，不断朝着更高的水平前进。另外，信息化教学的进行，是持续性的教育工作，单纯追求短期教育成绩，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要注意培养小学生的特长，这样才能大幅度地提升教育的可靠性、可行性。优化信息化教育方案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地与家长进行探讨和分析，了解到更多的反馈内容。

但从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记载看，并未见到相关描述。虽然利玛窦、李明看到了黄河的泥沙堆积现象，却对当时的决堤危害未加强调。只述黄河古代决堤，不言清代的决堤与繁重的河工。考虑到耶稣会士在华的行程足迹，不能不说他们是选择性描述，有意遮掩了黄河的真实情况，没有传达一个真实的黄河形象。

张国刚与美国汉学家孟德卫在论述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观及早期汉学时，都提到了在华耶稣会士的“适应政策”（Jesuit accommodation）。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利玛窦开创了试图通过与儒学相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进而使中国士大夫接受基督教，这种方式被称为“适应策略”。⑤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第1页。多数学者只关注“适应策略”的中国背景，⑥ 同上，第3页。而忽略了“适应策略”的欧洲背景。耶稣会士向中国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获得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文明的认可；同时他们也在向欧洲传递中国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信息，以取得欧洲社会对他们在华传教的支持。基于此，张国刚提出“在此政策下必然要求耶稣会士向欧洲展现一个符合该政策下价值判断的特定面目的中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社会繁荣、制度优先、秩序井然、品德优异的国度和民族”。①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第65页。

无疑，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黄河形象，也是“适应政策”的结果，是根据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和需要产生的。16—17世纪的欧洲，精神方面尚处于神权时代，世俗方面则随着欧洲对外扩张的加剧推崇重商主义。②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第18—19页。这些都是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传递中国知识时的指挥棒。以此为宗旨，他们在描述黄河时有意做了选择：述及黄河沿岸的城市时，会出现繁荣富庶的词语；述及航运时，写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并与长江相比较，从而突出了黄河的重要交通价值；述及开封，不描述黄河悬堤的风险，却详述开封城内的犹太教，以说明基督教早已在中国扎根；述及黄河决堤，仅仅是明末战争期间水淹开封的故事，而很少描述历史上的其他决堤事件及清初黄河上游的泛滥现象，似乎有意在误导读者认同决堤只是战乱中的事故，而清朝则不会出现此类人为现象；论及中国上古史，不顾歪曲历史真实，编造一个与《圣经》编年史相吻合的古代中国，③ 《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第110—115页。而有意忽视黄河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虽然罗明坚、利玛窦、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99—1748）等人能够在地图上将黄河的位置走向绘制得比较准确，但在描述黄河时却故意“遗漏”掉该河善淤、善徙、善决之特征。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条靠近中华帝国首都的大河，只能是带来财富的河流，不能是肆意决堤、危害良田，维护费用高昂的河流。

2.黄河形象之演变

张国刚、吴莉苇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入分析了16—18世纪欧洲中国观的演变及原因。提出1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成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对象。耶稣会士投其所好，在描述中国时有意识加大对中国政治制度及道德伦理的描述；18世纪中叶后，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欧洲的学者开始否定中国，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④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第16、181、192、216、405页。那么，耶稣会士塑造的“黄河形象”是否也同步发生了这两次变化呢？再次检索前文所列之内容，笔者发现黄河形象的转变与欧洲中国观的转变不尽一致，甚至完全不同步。

3.1 视频导入，引出主题 播放一段植物生长的慢速拍摄视频，让学生观察并说出视频中呈现的是怎样的生命现象。教师讲述生物体由小长大的两个原因： 一是细胞生长，导致细胞体积增大；二是细胞增殖，导致细胞数目增多。同时，提供一段资料，让学生自主分析生物体生长的主要原因，引出本节课的教学主题。

17世纪前，耶稣会士关于黄河的描述基本符合这一阶段欧洲中国观的主题。在基督教“普世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寻找中国与欧洲的相似点。因此，耶稣会士在黄河岸边发现了古老犹太人的后裔；黄河可控，沿岸有富庶的城市。

17世纪末以来，耶稣会士关于黄河的描述几乎从未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道德伦理，如皇权制度下的河工，河流泛滥后政府的赈灾机制。仅有的一条能够勉强联系上的资料是1688年1月15—17日 白 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洪若瀚、李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等人在清江浦停留期间留下对黄河的描述：“如果黄河决堤，将会给两岸村庄造成灾难，所以政府仔细地保护着岸堤。”⑤ Halde, op. cit., Vol.I., p. 86.换言之，中国政府有着良好的河政，使得黄河不至于决堤。但是具体的管理机制并没有描述，不像同时期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制度及道德伦理描述的那样细腻。相反，1689年李明的真实描述，实际上是在否定当时的治河制度与工程，却被教皇禁止而难为人知。这两条截然相反的史料说明，在17世纪末欧洲中国观的转变中黄河形象没有跟进。

至于18世纪中叶欧洲中国观发生根本性转折，黄河形象也没有跟进。浏览上述材料，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记载与以往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耶稣会士确有写下黄河之泛滥，但是同样的话语也曾出现在100多年前利玛窦的笔下。此外，18世纪杜赫德笔下的黄河更是正面形象。

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9]274

那么，这一时期欧洲的学者，尤其是非耶稣会士，又是如何描述黄河呢？查阅考狄（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第一篇关于黄河的专文出现于1834年。⑥ 考狄（Henri Cordier）编：《西人论中国书目》（I），北京：北京文渊阁书庄，民国27年影印本，第130页。换言之，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前半叶间，欧洲学者没有专门论述过黄河。查阅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孟 德 斯 鸠（Charles de Secondat, 1689—1755）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笔下也没有提及黄河。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中论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中有恒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却没有提到黄河。孟德斯鸠论述“亚洲平原与河流难以构成巨大屏障，所以必须实行专制权力”，却没有论述黄河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关联；论及中国的饥荒，却没有描述黄河泛滥所产生的灾荒；称赞中国江南人之勤劳开发史，却没有回溯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史。① 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9、238、241页。虽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其《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提到了“黄河”，但只有简单的两句话：“黄河长江上有亿万人居住在竹筏上，人口数量令欧洲人咋舌”，“黄河所在区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发源地”。此外再无更多的描述。②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162、163页。由此可见，18世纪中叶后，欧洲的学者对于黄河的认知与评价没有发生变化，自然，耶稣会士笔下的黄河形象也不会出现类似欧洲中国观那样的重大转折。

18世纪中叶，黄河形象没有发生变化的原因，还要从中国观的研究途径来分析，即事实与评价。这一时期黄河的真实情况是：河道相对稳定，虽然上游时有决堤泛滥，但下游没有发生像西汉时期的河决瓠子及1855年铜瓦厢决堤之类的河道大幅度变迁摆动的现象。整体而言，黄河还是比较稳定的。当时中国又处于康乾盛世，黄河大堤得到相对良好的维护，下游黄运交汇段是当时中国南北的重要通道。换言之，黄河本身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是黄河形象的基础。

其次，18世纪中叶，欧洲的地理学思想决定了欧洲人对黄河的认识与评价。黄河本质上属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这时期欧洲地理学还处于古典地理学思维阶段，学者尚不具备全面认识与分析黄河的能力，也无力改变耶稣会士塑造的黄河形象。

17—18世纪，学科分类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中国的西文著作多数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模式，内容无所不包，如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描述、伏尔泰笔下的《风俗论》。17世纪初，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了“专门地理”与“普通地理”的概念，“但这一时期观察地理的方法、指导观察的思想，以及提问的方式依然没有发生变化”，③ 杰弗里·马丁（Geoffrey J. Martin）著，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还是古典地理学的思维，即：“关注地球表面，观察气候、地标特征、水、森林和沙漠、矿物、动物以及人类。某地的人文特征包括对居民以及他们的外貌、艺术、商业、文化、语言、政府、宗教、城市、名胜和名人的描述。”即便专门地理学，“也还是通过感官的直接观察来证明（抽象概念或普遍规律）”。④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第119页。

预防措施：在实际操作中，黏锤现象完全可以采取一定措施进行规避，比如在冲孔工作暂停时将锤头提到起至离开孔底一定高度就可以有效减少黏锤发生的概率，考虑到冲浆清渣的效果，此高度以20-100cm为宜。如在土质黏性较大的地质区域，可以填入一定量废钢丝绳或者石块才减少孔底土壤对锤头的粘黏力。

黄河属于专门地理学的对象，就此而言，当时的耶稣会士尚缺乏后来意义上的地理学观察眼力，难以深入思考黄河的自然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间的重要关系，只能是肤浅地描述自己的观感。不仅耶稣会士，当时欧洲学者也不具备分析研究专门地理学的能力。18世纪晚期，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Count De Buffo，1707—1788）在《自然史：普通与专门》（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一书中专章论述了地球形成的历史与地理证据，其中提及了黄河—作为冲积平原形成的证据之一，⑤ Count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 (Second Edition), Vol. I. London: Printed for W. Strahan and T.Cadell, in the Strand, 1785, pp. 36—37.但是这仅有的论述还算不上专门的分析，仍然是在探究一些地理学规律。这一时期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著，还是聚焦于探究气候与人类的性格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孟德斯鸠从气候方面论述世界各国律法，黑格尔从气候及地形角度论述世界各地历史形成的地理基础。⑥ 《论法的精神》，第210—217页；《历史哲学》，第123—147页。按：黑格尔罗列的三种地形（平原、高原、还岸地）也是十分宽泛的地理学概念，不是某个地区特有的现象。而气候本质上是属于普遍地理学的范畴。

1735年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提出植物分类系统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系统诞生，各学科逐次建立，但是地理学科之成熟要远远晚于动植物学科。1859年，地理学才从古典转入现代。1874年，德国才建立地理学系。直至“二战”期间，欧美大学才将地理学建设成一门学科，从概念到方法上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①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第2、10页。通过对地理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后欧洲学者才开始关注事物的空间位置及人地关系的专门问题之研究。1824年，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学者洪堡（Alexander Humboldt，1769—1859）在其著作中专门讨论河流与人类关系的问题，他“是第一个通过对某一特定地区事实的观察来验证理论的人”。② 同上，第145页。

至于西方学者对黄河与政治的专门研究，19世纪中叶后才出现。1853年，马克思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初步分析了河流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从河流取水进行农业生产，“需要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干预”。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堤后，西方学者才推出大篇幅分析黄河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但就后者的分析，还是局限于河政方面。最终把黄河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考察的则是由20世纪中叶德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来完成的，他在《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一书中提出，地中海以东的各国因治水而产生了极权专制制度。④ 卡尔·A.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著，徐式谷、奚瑞林、邹如山译：《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亦非专门对黄河的研究，黄河在该书中仅仅出现两次，分别在第25、225页。这恰恰是18世纪中叶，欧洲启蒙时期改革家们否定中国的主要论调。由此可见，耶稣会士塑造的黄河形象在19世纪中叶才发生变化，迟至20世纪中叶才发生真正逆转。

结论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黄河形象”再次证明16—18世纪耶稣会士“适应政策”对当时欧洲中国观产生深远影响，但是“黄河形象”在18世纪中叶并没有随着欧洲中国观的改变而改变，迟至20世纪中叶才发生逆转，这是由近代欧洲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滞后所致。“黄河形象”的演变轨迹也说明：近代欧洲对中国具体事物的认识，尤其是对一些自然现象事物的认识，相对于思想层面，显得固态化一些，在演变速度上没有那么快；考察18世纪中叶后欧洲中国观的演变时，需要参照近代西方学科专业知识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