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之后，留日学生群体中兴起了“归国运动”。从1937年7月7日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回国人数便接近4000人。回国之后，他们有的加入国民政府军队，也有的加入八路军、新四军队伍。［1］当前，对留学生与抗战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的相关研究。不少研究关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孔繁岭的研究指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留学海外的学子纷纷选择回国投身抗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近4000人回国，到10月下旬，这一数字超过6000人，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2］徐志民的研究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心惶惶，无心向学，纷纷选择回国。到1937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在日留学生由“七七事变”前的3995人，降至403人，仅为原有人数的10%。［3］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人数，不同研究略有出入。但从中可以看到，全面抗战爆发导致绝大部分在日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二是留学生在抗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相关研究。这类研究涵盖留日学生、留欧学生、留美学生等，且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留学生在抗战中的作用》一文对此有较为全面的梳理，该文统计了1937年回国留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业情况，考察了他们在国际宣传、军事斗争、教育科技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4］三是留日学生奔赴延安的相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仅有少数回顾性的非学术型文章略有涉及。如，李华雨在《输入延安的“新鲜血液”》一文中梳理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奔赴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些留学生群体的具体人数已不可知，粗算大约在200人以上，既有留日回国人士，也有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5］

整体上看，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只关注留学生在抗战中的作用，对留日归国群体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很少；二是留日回国群体的个案研究多，群体研究少；三是留日归国群体服务全国抗战的相关研究多，服务延安等解放区的相关研究少。在此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延安的留日归国群体，分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对日“二分法”政策的推行、日本俘虏教育、敌情研究等工作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本文对留日回国群体与对日“二分法”的研究，对理解中国对日政策的源头具有参考意义，对当前的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依然有参考价值；同时，留日回国群体推动的敌情研究，对当前我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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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人物的回国与入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吸纳留日归国群体。1937年10月6日发布的《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充实敌军工作干部和充分利留日归国群体。其中规定：“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各部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这些人员多系留日归国热忱爱国的青年，应注意从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培养他们，（使之）成为敌军工作之优良干部，在工作中使其发挥创造和自动工作性能，不应以技术人员看待之。”［6］从中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留日归国热忱爱国的青年”的重视。这里梳理留日归国群体的若干代表人物。

（一）王学文

王学文（1895—1985）曾长期担任敌军工作部长，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对日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王学文原名为王守椿，出生于江苏省徐州，［7］于1910年至1927年间，前后在东京同文书院、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金泽第四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经济专业及其研究生院学习。根据他的回忆，1911年“在同文书院学习了两年之后，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打倒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府。我立即回国，待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东京。”1925年在京都大学留学期间，他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会属于半非法组织，一部分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该研究会得到了京都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支持。社会科学研究会中的日本成员，后来大都加入了日本共产党。［8］到1927年，“从国内传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等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南下占领汕头的消息。因此我再次回国。”［9］在日本生活了共计约16年之后，王学文于1937年开始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执教。1940年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从事对敌军宣传及对日本战俘的教育工作。［10］

（二）张香山

张香山（1914—2009）出生于浙江省，1933年10月至1937年4月曾留学日本。张香山在去日本之前，就于1932年在天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连盟，并担任书记。［11］赴日后，他不仅继续开展左翼文学活动，还积极参加郭沫若等“中国左翼作家”的集会。他在回忆录里介绍：“1934年冬到1937年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救国运动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索性在东京开展了中国左翼文学活动。”［12］“在东京的时候，我认识了郭沫若，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13］张香山最终因参与政治活动于1937年被强制遣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于1937年加入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期间，张香山历任八路军129师敌军工作部副部长、太行军区敌军工作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敌军工作部部长等，［14］长期担任敌军工作的相关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日本俘虏香川孝志回忆，他刚成为俘虏时，张香山用日语对他说：“请放心，我们八路军不杀俘虏。”听到这些话，他才放下心来。［15］据另一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的回忆，成为俘虏之后，他同张香山一起生活了10天。期间，张香山尽可能避免正面意见冲突，而是谈一些1933年到1937年他在日本留学的事，以及在日本参加的政治活动以及被强行遣返回中国等往事。［16］对于张香山来说，日本的留学经历为他提供了能与日本俘虏交流的共同话题，他善于借助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的往事，来消除日本俘虏的敌对与不安情绪。

（三）赵安博

赵安博（1915—1999）出生于浙江，于1934年留学日本，1935年至1937年7月在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37年回国并加入八路军。［17］在其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赵安博表达了对在日留学时期恩师的敬佩之意。回想起当时教授德语的片山敏彦先生时，他写道，“当时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但片山老师对中国学生仍然非常友好，没有一点民族歧视，讲课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越来越猖狂，先生对此非常反感。之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先生毅然辞掉了教授一职，转移到艺术领域来表达自己的反对与不满。先生的高尚品格，即使现在想起仍然让我感到敬佩不已。”［18］

在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时，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赵安博切身感受到中日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留学生们在日本的学业开始难以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已经考上大学，也不知能不能坚持到毕业。而且，也不知道学费和住宿费今后能否顺利从家里寄到日本。于是，他中止了在日本进一步深造的计划，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回到了祖国。［19］

在延安，赵安博长期在敌军工作部工作，还曾担任日本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野坂参三①野坂参三（1892—1993）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协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日本问题研究、日本俘虏教育、对日宣传等工作。在延安期间曾使用“冈野进”“林哲”等名。的秘书，在日本俘虏教育、对日宣传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

（四）林植夫

林植夫（1891—1965）出生于福建省，1906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了孙文创立的“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林专业。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翻译的河上肇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的发展》。［20］1938年，他加入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主要负责日本俘虏教育和针对日军的政治宣传。［21］曾在日本留学的泰国华侨陈子谷也在新四军的敌军工作部门工作，在新四军2支队向士兵们教授日语口号。他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新四军新6团政治处敌军工作股股长。［22］据陈子谷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话，很难成为军队的正式干部。林植夫曾是同盟会会员，也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1939年之前，新四军还没有日本俘虏，新四军敌军工作的日语口号就是林植夫制作的。［23］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林植夫曾被国民党俘获，但由于在日本留学时他与蒋介石、宋美龄相识，且尚未加入共产党，因此得以免除处罚。［24］

（五）李初梨、李亚农兄弟

李初梨（1900—1994）和李亚农（1906—1962）兄弟是四川江津人，两人都曾留学日本，而且回国后都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敌军工作。李初梨（排行老三）于1915年赴日本留学，并在1916年带上了年仅10岁的弟弟李亚农（排行老四）一起在日本学习。全面抗战期间，李初梨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李亚农曾担任新四军敌军工作部副部长，两人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初梨1915年开始在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学习。他和在日本的中国左翼作家成仿吾、田汉等接触频繁，并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初梨回国后，参加了左翼文学组织“创造社”，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在延安先后担任新华社负责人、《新中国报》主编。［25］1940年之后，李初梨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部长。［26］他作为敌军工作部副部长，积极参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俘虏教育工作。［27］

型号为BR100-DDT-P的Autonics漫反射型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当前工位有无工件。型号为BR100-TDT-P的Autonics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工件是否到达。USB工业相机，用于拍照并将图片传输给计算机，以此判断托盘上是大工件还是小工件。型号为CS1M020S20的Air TAC气缸感应开关，用于判断气缸是否到位。型号为BES M08MG-UOC20B-BV03的BALLUFF电感式传感器，用于区分工件的材质是铁还是铝。型号为PT-30V的爱宝条码扫描器，可以通过条码扫描识别当前托盘的信息。

在项目区内有三处乱挖乱采的砂石坑，按照湿地恢复治理的要求，不采取简单填埋措施进行处理，因地制宜进行改造，利用河道疏浚及河道重塑，将3处砂坑改造为人工湿地，砂坑总设计面积13 256 m2，其中，1号砂坑面积5 912m2，2号砂坑面积4 078 m2，3号砂坑面积3 266 m2。将村内排洪渠与沙坑连通，砂坑与河道主槽连通，排洪渠水流含沙量较大，通过沙坑沉淀净化后进入河道主槽。三处沙坑的底设计标高以现状底高程为基准，进行适当平整，只采取适量开挖且不回填的措施进行处理。

李亚农于1916年便开始了日本留学生活，在完成小学课程之后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之后又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他1927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留日反帝同盟”等组织参与反日运动。1929年，他被日本警察逮捕，直到1932年才得以回国。

李亚农在抗战期间担任新四军敌军工作部副部长，负责对日本俘虏的教育工作，1941年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相继担任新四军敌军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1941年冬，李亚农加入新四军，被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命为敌军工作部副部长。［28］根据1942年担任新四军敌军工作部部长的刘贯一回忆，李亚农副部长有日本留学经历，擅长日语，主要负责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解放同盟支部的工作。新四军里有很多日本俘虏，李亚农和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学习日文书及马克思著作。［29］据1942年担任华中局《新华报》主编的陈修良回忆：当时，李亚农经常来编辑部，用流利的日语来教育日本俘虏。［30］

二、留日归国群体与对日“二分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对日本采取“二分法”，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对日本采取“二分法”策略，将发动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普通士兵和日本人民相区分，认为日本民众和普通士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二分法”的推行曾一度受阻：不少士兵是为了“报仇雪恨”才加入八路军的，一般民众也了解日军暴行，面对被俘虏的普通日兵，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很难接受。而留日归国群体对日本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不同有切身的感受，因而对“二分法”有较强的理解与认同，而这正是日后进行日本俘虏教育、敌情研究和瓦解日军的基础。

首先，留日归国群体对日本军国主义有清醒的认识。延安时期活跃的留日归国群体有的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就在左翼社团活动，有的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例如，张香山在日本留学时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李亚农在留日期间也曾因组织“留日反帝同盟”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根据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外事系的极密资料，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李亚农的活动被日本内务省警保当局所掌握：“日本反帝同盟组织与中国留日反帝同盟相互合作，以同盟会党员李亚农为联络员，建立起共同战线。”［31］“中国共产党员李亚农与日本反帝同盟经过多次协商，最后根据日方提案，将9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青年日。”［32］1927年7月27日，在东京都杉并区14号召开了“留日反日同盟”代表大会，李亚农当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并被任命为宣传部委员。［33］李亚农被日本警方逮捕后被处以三年监禁。

消费升级的趋势也可以从1-9月的中怡康线下零售监测数据当中一窥端倪。从容积来看，400L以上冰箱已经占到总体零售额的60.6%，同比小幅提升1.6%；但从价格看，8000元以上产品零售额份额占比达到26.1%，同比提升了19.5%，而4000元以下冰箱零售额占比36.6%，同比下降了17.7%，产品升级的趋势十分显著。

其次，留日归国群体大都感念日本老师的恩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中，对一般的日本人的印象，如同学、老师、店铺老板、在公园里玩耍的孩童等，这也影响到留日归国群体的敌军工作。王学文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师从于河上肇先生》中，记载了很多留学时代的回忆。除了对日本朋友的回忆，还有对河上肇先生的描述，如“待人亲切”“谦虚”等，表达了自己对河上肇先生的尊敬之情。他还回忆道，连回国的旅费都是河上先生给的：“我来到老师的家中见到了师母。日本人非常注重礼节，并不是直接把钱拿出来交给别人。师母将钱放在信封里给了我，我打开一看有20日元。就这样，我在河上先生和中国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日本。”［34］从中可以看出，王学文对在日本生活的16年的怀念，以及对日本朋友和老师的情义。

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留日归国群体所学的专业各不相同，包括文学、哲学、艺术等。在俘虏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是他们的日语能力和对日本文化的理解。留日归国群体的出现，极大地消除了日本俘虏的不安，在争取和转化日本俘虏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留日归国群体能够用“二分法”有区别地看待日本。张香山用“二分法”来概括当时的局势：“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很明显，日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同时，这场战争为改造中日两国以及改善两国关系开辟了道路。”［37］萧向前曾于1938年到1942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文理科大学留学，他曾详细介绍留学生活让他对日本产生的认识。“在日本，对有些人来说，仍然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过去，军国主义者为了培养更多的亲日派，耗费了极大精力。他们吸收了很多的留学生，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抗日派。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善良的日本国民都期望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他们都期盼改变军国主义政策获得民主解放。历史的结论是，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是自掘坟墓，人民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军国主义者的失败投降，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从他们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从历史的高度客观来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抗日派，正是对日本人民的亲日派。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形之下，亲日派不得不变成了抗日派。这就是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的郭沫若同志，在七七事变之时，如此坚决地回国参加全面抗战的原因。这也是大多数留学生成为抗日派的根本原因。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心情是相同的，最终双方关系会变好，这是事实。”［38］“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抗日派，正是对日本人民的亲日派”，这个观点显示了他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态度。

三、留日归国群体与日本俘虏教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留日归国群体发挥其特长，在敌军工作部等部门从事日本俘虏教育和转化等敌军工作。前文提到的王学文、赵安博等代表人物，有的在延安的敌军工作部工作，也有一些人奔赴前线部队开展工作。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内部活跃着不少留日归国人士。除上文所列举的代表人物外，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部队都有留日归国群体的身影。根据觉醒连盟①“觉醒联盟”是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成立的反战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开展对日本军队的宣传与瓦解工作。冀鲁豫支部的水野靖夫回忆，当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李仁，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部长。［39］此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把盛华、符然、李特、黄波、王天祥、陈子谷等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人才派到前线部队，让他们负责敌军工作。其中，在日本学习舞蹈的吴晓邦也开始在敌军工作部工作。［40］根据曾留学早稻田大学的王星回忆，在八路军中，团以下设敌军工作科，旅以上的部队设敌军工作部。他加入八路军之后，就发挥日语特长，开始负责敌军工作。［41］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漆克昌以及敌军工作部的工作人员陈斐琴、唐平铸、陈重、王星等都曾有过日本留学经历。［42］漆克昌与张香山、陈斐琴、江右书等精通日语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早期俘虏的教育。［43］漆克昌（1910—1988）出生于四川省，1922年赴日本留学，曾在东北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日本被逮捕，1930年回国。同年在上海被捕，1935年加入山西的八路军队伍。相继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科长、副部长以及部长。［44］根据被新四军俘虏的香河正男回忆：“敌工部除此之外还有几名干部，包括曾在日本留学的陈辛人和鲍汗青，留学于明治大学之后担任第三任驻日大使的宋之光，同样留学于明治大学之后担任新四军第一师敌工部部长的陈超寰，另外还有曾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的谢镇军。敌工部有很多这些留学生们从日本带过来的日语书，我非常吃惊。”［45］

其次，留日归国群体给日本俘虏带来巨大心理冲击。在日本侵华军队的扭曲宣传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常常被描绘为“土匪”“山贼”的形象。而在共产党军队中活跃的留日归国群体大多是曾在日本著名大学留学的精英，日语流利。“土匪”和“精英”之间的巨大反差给日本俘虏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据1941年被八路军捕获的和田真一回忆：“在一群穿粗布军服人中竟然有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人，甚至还有人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副官部留学过，这让我非常吃惊。在敌军工作部工作的甄科长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46］1939年8月，在山东省堂邑县大李庄战役中，八路军129师逮捕了日本士兵秋山良照，他回忆道：“当时为我翻译以及教我汉语的是谭林夫，他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是一位日语十分优秀的年轻人。”谭林夫曾对他说过：“我们做朋友吧，真正的敌人是发动这场不幸战争的日本军阀们。”［47］

第三，留日归国群体让日本俘虏的思想教育工作更为有效。据日本俘虏前田光繁回忆：“我们平时接触的八路军干部都是会讲日语的精英，都非常友好。敌军工作部的蔡前部长是台湾人，漆克昌科长有日本留学的经历，江右书干事和陈干事都曾是留日学生。其中江右书之后在延安担任敌军工作干部训练学校的教员。”［48］据日本俘虏古贺初美回忆，在1941年成为俘虏后，他便跟随新四军苏南第六纵队来到延安。曾经留学于明治大学的谢敏作为敌军工作员负责古贺的工作，十分擅长日语，会让他看小林多喜二的日语小说等。1941年5月末至6月，古贺转移到苏中第一师，这里的敌军工作部部长曾留学明治大学，敌军工作部的大部分人都有日本留学经历。同年10月，古贺转移到新四军第三师。该团敌军工作部部长廖一帆（1917—1995），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49］他幼年时期在马来西亚学习，1935年起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1937年回国来到延安，之后，相继担任延安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助教、新四军敌军工作干事、敌军工作科长等职务。［50］

日本学者堀井弘一郎曾在战后访谈过多位回国的日本俘虏，他指出：“敌军工作部重视启用有日本留学经历、擅长讲日语、了解日本文化习惯和日本人情感的人才，八路军敌军工作部的王学文部长、李初梨副部长和新四军敌军工作部的林植夫部长、李亚农副部长就是典型代表。王学文作为河上肇的学生之一，曾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李初梨和李亚农兄弟都是京都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林植夫是熊本五高、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另外，不太被人们了解的林植夫，据说‘性格温厚说话诚恳’，非常稳重（藤田证词）。李亚农经常邀请日本人去自己家里吃饭（大和田证词）。石堂清伦战后在大连与李接触，认为他是‘有出色人格的人’，‘是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者’。出现在陷入屈辱与绝望的日本俘虏面前的，包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以及129师敌工部长张香山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首屈一指的知日派知识分子。”［51］

第四，“延安留日同学会”有组织地与日本俘虏开展合作。在全面抗战的中后期，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传单、喊话等方式积极投身对日宣传活动，与留日归国群体开展了有效的合作。1941年9月1日，“延安留日同学会”成立。成立大会上有80名成员出席，其中包括吴玉章、王学文、何敬思、李初梨、赵安博、江右书等。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与留日归国群体在这里携手合作，日本人反战同盟①“反战同盟”是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成立的反战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开展对日本军队的宣传与瓦解工作。、日本工农学校②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位于延安宝塔山下，主要任务是教育并转化日本俘虏。的代表松本敏夫发表了致辞。此外，大会还决定设立日语图书馆。1942年2月17日，延安留日同学会邀请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并共同举行了联欢会。当时，65岁的吴玉章在联欢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中国学生，经常频繁地接近日本人民，从他们那里得到真正的友谊和情爱，得到可靠的帮助和援助。我们是在日本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从日本获得大量的书籍和珍贵的文献。”［52］吴玉章于1903年赴日留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之后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

第三，留日归国群体对日本普通民众怀有善意。张香山在回忆录中强调了与日本同学之间的纯洁友谊：“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夜，军部动员了所有舆论来煽动军国主义。我和日本同学一直都是青年之间纯洁的友谊，他们也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敌视或轻视（我），我们依然是亲密的同伴。……我们相互之间没有芥蒂，只有青年人的热情与奔放。”［35］这说明，他通过在日本留学，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同。这种对日本民众的善意，也反映到留日归国群体对日本俘虏的态度上。抗战时期，日本俘虏香河正男在新四军中接受过林植夫的教育，他回忆道：“林部长50岁左右，日语非常精通。政治部把租来的民房当作宿舍，因为林部长就住在我隔壁，所以每天都能看到他。他为人稳重温厚，非常有人情味，说话也很诚恳。他戴着一副眼镜，很像日本人。”林植夫曾说过：“这场战争必然是日败我胜。这样的话，就可以平安返回日本。为了那个时刻的到来，你们要慢慢等，不用劳动，只要认真学习。”［36］林植夫的日本留学经历和对日本的理解，给日本俘虏带来了一定的亲切感。

四、留日归国群体与敌情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日本和日军的情况，十分重视“敌情研究”，注重研究日本国内形势和日军相关情况。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留日归国群体共同推动了敌情研究工作。

据1943年7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在延安召开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周年纪念大会上，冈野进（野坂参三）提出了三个任务：一是强化理论学习；二是注重研究日本；三是学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革命经验。他提到，我们要认真研究本国情况，特别要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的弱点和勤劳大众的情况。［53］之后，冈野进向各地的反战团体组织写信，宣传日本反战组织的敌情研究等三大任务。［54］当时掌握敌情的主要手段有：1.有计划地实施全面调查研究；2.由专门地区出身的人负责调查；3.从俘虏或投降者那里获取情报；4.对日军实施电话监听；5.通过商贩、亲属等收集日军情报；6.在战争中收集日军文件、信件；7.从报纸等公共刊物中收集情报。［55］这些掌握敌情的手段，大都需要高水平的日语能力，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和留日归国群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针对日本政治、日本经济、日本军事、日本革命等各方面开展了敌情研究工作，主要的敌情研究机构和媒体如下。

一是日本问题研究会。总政治部负责人王稼祥召集抗日军政大学的老师杨宪吾、敌军工作部的刘型、军委编译局的曹汀等人，创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初期阶段，该研究会对日本的研究活动主要是由中国人进行的。其中成员之一王子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多篇与敌情相关的文章。［56］据辛亥革命英雄黄兴的儿子黄乃回忆，敌军工作部设有日本问题研究室，由野坂参三管辖部署。黄乃从1940年到1945年作为日本问题研究室的研究员从事敌情研究，并担当野坂参三的研究秘书。［57］曾从事改造日本俘虏工作的刘国霖回忆，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之后，每周六下午在总政治部由野坂主持召开“日本问题研究会”，每次出席人数有20～30人，其中包括总政治部及下属的敌军工作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等相关人士。会上，每人分发一本《日本便览》手册，里面有介绍日本天皇制等内容。［58］

二是《敌国汇报》。《敌国汇报》是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辑、八路军政治部发行的半月刊。它的前身是《敌国汇报》报纸，1941年2月开始作为杂志发行。它的特点是“政治化、大众化、军事化”，主要刊载介绍日本政治、经济、风土等各方面情况的文章，并发表系统研究敌军的资料。［59］

三是《敌伪研究》。《敌伪研究》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敌伪研究社编委会编辑的月刊杂志，1941年5月20日发行创刊号。其主要目的是：系统研究和介绍敌伪的各种政策与活动，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尽可能收集各种敌伪资料，为各领域同志开展敌伪研究和对敌战争提供参考资料。［60］

(2)算法1的6～16行是差分隐私保护的实现.对每一个用户u，生成一个Laplace噪声变量o(第14行)，其中Δ为最高评分与最低评分之差.ALS求解用户特征矩阵P的式(10)变为

四是《解放日报》敌情特辑。《解放日报》会定期发行“敌情特辑”。1941年9月27日，该特辑在《解放日报》创刊后隔周发表，使用《解放日报》的第4版面。截至1945年3月31日，共发行“敌情特辑”66期。“敌情特辑”的主编就是黄乃。他曾在抗日战争前赴日本留学，寄宿在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的家中，并与世界语提倡者长谷川照子成为朋友。黄乃因参加反战运动被强制遣返回中国，战争开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1］1942年，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演讲称：“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62］

五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军政杂志》是以共产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的研究杂志，定期刊载一些与敌情相关的论文。如，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了谭政的《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文章介绍了日军政策与八路军的对策；［63］同一期也刊载了王思华的《敌军的现状》；［64］在第1卷第6期，该杂志刊载了王思华的《战争两年后的日本政治经济》，详细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65］

五、结语

［9］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6頁。

第一，留日回国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对日“二分法”有较强的理解与认同。“二分法”这一对日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战略的源头。对日“二分法”对当前的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依然有参考价值。

第二，在留日回国群体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功感化了一批日本俘虏。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成立觉醒联盟、反战同盟，有组织地开展了针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加速了日军的溃败。这些日本俘虏在战后大都回到日本，成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中坚力量。

(4)内创业者个体特征是影响内创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内创业者拥有一些特定的个体特质，这些特征能对内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留日回国群体推动的敌情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日本问题研究起到奠基作用。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延安开展的敌情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延安时期的敌情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科学化研究日本问题的开始，对当前我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依然有参考价值。

本文聚焦的是留日回国群体在中国共产党对日工作中的历史作用，包括对日“二分法”、日本俘虏教育、敌情研究等领域，没有涉及对内的文艺创作、经济建设等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今后另文梳理。

[注释]

［1］王晓秋：《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110年历史的回顾与启示》，《留学生》2006年Z1号。

［22］李维贤：《华侨爱国志士陈子谷》，《中华魂》1999年第12期。

［3］徐志民：《帝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30］陈修良：《怀念李亚农同志》，《史林》1986年第3号。

［5］李华雨：《输入延安的“新鲜血液”》，《神州学人》2015年第9期。

［6］ 《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7］叶世昌、丁孝智：《王学文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8］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2～34頁。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留日归国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其较高的日语能力和对日本的深入理解，在对日“二分法”、日本俘虏教育、敌情研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意义可归纳如下。

［10］北京图书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45～47页。

［11］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12］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58頁。

［13］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561頁。

［14］廖盖龙、范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2）选择科学的给排水管道工程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在施工线路选择期间，施工单位必须要有一个标注施工规范，与现代化技术进行合理结合。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施工单位并没有及时对施工过程中应用的各项技术进行适当升级，仍然采用传统的施工该技术，这会增加工程施工难度，难以保证工程质量。

例3.已知干木柴的热值是，完全燃烧700g干木柴能放出的热量只有80豫被质量为10kg、初温为40益的水吸收、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末温为多少？已知水的比热容为

［15］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学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年、17頁。

汾河灌区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灌区地跨三个地市，即太原市、晋中市和吕梁市。灌区东西宽约20 km，南北长约140 km，全灌区总耕地面积10.5万hm2，设计灌溉面积约10万hm2。灌区的主要农作物包括春玉米、冬小麦等。灌区年灌溉引水量约2亿m3，亩次灌水定额约100 m3[10]。

［16］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学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年、152页。

3.母猪难产。如果仔猪出生间隔时间过长，就要考虑是否是难产。如果是难产要及时注射催产素或者帮助助产。产仔完成后给母猪注射抗生素以防感染。

［17］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0页。

当然，我现在也理解了那些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多金老爷们正抓紧时间整理车库，为库里南的到来而急切盼望的心情，毕竟见识过所谓的“最好”，才能明白什么才是“更好”。不过，就别追问我库里南的真实越野表现了，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您成为了库里南车主，那欢迎您分享自己的体验，我一定认真洗耳恭听。

［18］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78頁。

［19］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85頁。

［20］河上肇著，林植夫译：《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33年。

［2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262页。

［2］孔繁岭：《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不少果蔬还是以乡镇一级的农业合作社组织种植、管理、销售的，以下以柿饼全过程追溯为例展开研究，柿饼追溯系统的需要对柿饼供应链的每个流程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统一标识、营销活动、物流过程等几个主要方面。

［23］陈子谷：《怀念林植夫同志》，《革命人物》1985年第S1号。

［24］朱宗汉：《回忆林植夫先生》，《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6号。

利用地图数据、物流中心位置数据、工业园区信息数据、大型综合超市信息数据、季节气候数据、高速公路历史通行数据、历史假绿通车稽查数据和历史黑名单数据等，结合绿通车通行轨迹分析模型、同种单一绿通货物车货总重范围分析模型和历史通行轨迹分析模型等，统计分析出辅助数据信息。通过这些辅助信息，可为绿通治理工作人员提供该车辆及驾驶人员的绿通画像，为绿通检查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数据依据。

［25］中华名人协会等编：《中国人物年鉴》第20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26］新华社：《李初梨逝世》，《新文学史料》1994年3号。

［27］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35］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2頁。

［29］刘贯一：《敌军工作谈片》，《新四军回忆资料（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9～80页。

［4］廖垠雪：《留学生在抗战中的作用》，《神州学人》2015年第9期。

［31］ 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外事係「極秘，中国共産党日本特別支部検挙事件」早稲田大学中央図書館、ヲ1-5913-31，47頁。

［32］ 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外事係「極秘，中国共産党日本特別支部検挙事件」早稲田大学中央図書館、ヲ1-5913-31、48頁。

［33］王宜田、丁伟：《中共党史上的东京事件》，《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4号。

［34］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7頁。

［28］《史林》编辑部：《光辉的一生——李亚农同志传略》，《史林》1986年第3号。

［36］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6～167頁。

［37］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3頁。

［38］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96頁。

［39］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一反戦兵士の手記』、白石書店、1974年、107頁。

［40］陈子谷：《怀念林植夫同志》，《革命人物》1985年第S1号。

［41］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98～200頁。

［42］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43］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44］王鸿宾：《东北人物大辞典》第2卷第2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20页。

［45］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66～167頁。

［46］ 和田真一《生と死の岐路》、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63年、69頁。

［47］ 秋山良照「西瓜と焼餅」、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会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1963年、51頁。

［48］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学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年、159頁。

［49］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74～175頁。

［50］杨增培：《梅州市志》第三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4页。

［51］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66頁。

［52］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01～202页。

［53］ 《冈野进同志指示留延日人，一致参加保卫边区，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周年纪念》，《解放日报》1943年7月13日，第2版。

［54］《冈野进函覆各地日人反战团体，学习中共斗争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2版。

［55］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56］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1页。

［57］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芸春秋、2006年、122頁。

［58］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249頁

［59］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敌国汇报》，1941年第二卷。

［60］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敌伪研究社编委会：《发刊词》，《敌伪研究》1941年第1期。

［61］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芸春秋、2006年、113頁。

［62］张华：《黄乃：凸点符号里的传奇》，《国际人才交流》1997年6号。

［63］谭政：《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5号。

［64］王思华：《敌军的现状》，《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5号。

［65］王思华：《战争两年后的日本政治经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6号。